文：毛绍科
图：来自网络
三年前，我为逝去的父亲写过一篇文字，发表在一家杂志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发感觉“父亲”二字的厚重，倍感填不满怀念的纹理。这几天，我在构思一篇回忆录的框架，可在心中的脚本里，总是有父亲闪现的身影。
我的父亲，生于1933年，七岁时，我奶奶抛下年幼的父亲去了另一个世界，这年正是河南大旱加蝗灾，次年由于饥荒身患重病，父亲几度昏迷，爷爷在要放弃时，父亲无力地睁开了眼。
父亲十岁时，爷爷又续了弦，后奶奶对父亲还算说的过去。随后倚着爷爷的哥哥没有儿子(有三个女儿)，有些家产的优势，父亲成了家。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在杏兰私塾里念完了高小，后考进了新乡师范，在那时就是一个文化人了，由于后奶奶的原因，没能去成。
1950年，四十多岁的爷爷丢下了父亲母亲和一岁的大姐，还有双目失明的大奶奶，撒手人寰，后来奶奶不堪重负，带着两个叔叔(后奶奶生的)，改嫁到他乡。
由于父亲继承了大爷爷的遗产，不久便扣上了地主的帽子，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其间的经历不堪回首，父亲忍辱负重，常常以泪洗面。1952年，大哥降生，生活的艰辛不言自明，父亲当时是怎样熬过来的，我真不敢去想。
后来，我们姊妹四个又相继来到人间，听母亲说，我出生时，家中几乎没一粒粮食，父亲到十多里外的姥姥家借粮食，没借着，那时候哪儿都缺粮食。
父亲绝望了，止不住的泪水簌簌流下了，摸黑又步行去二十多里外的姨家去借，第二天借来了一斗玉米棒。于是，母亲用擀杖把一捧高梁米压碎，熬成稀粥，可还是没抵得住饥饿，我没奶吃，拼命得哭，母亲因此落下胃疼的老毛病。
有一年，大姐已经出嫁，大哥也已成年，在一次在生产队拉土时，不小心挖掉了一棵小枣树，结果被扣工分，气急的父亲狠狠打了他，由于大哥生性倔强，不愿受屈辱，便一气之下，选择离家外出了。那时，队里把劳力看得紧，一次次为难父亲，要他干两个人的活，这样的劳动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打我记事起，父亲夹菜总要左手托起右胳膊，我小时经常以嘲笑的方式学他这个动作，自从得知原由后，我从没学过。在我们姊妹几个小时候，家中几次断粮，父亲心如刀绞，便在晚上偷了别人一只羊，怕被人发现，当夜跑了五六十里路，把羊卖了之后又回生产队上工，可还是被发现了，父亲遭到了一顿毒打，胳膊受了重伤，最终也没完全恢复。
大哥后来在山西落了脚，靠给队里背檩子挣些钱，邮到我姨家(队里知道要劳力遣回的)，再转交给我家，又加父亲见缝插针地串乡修鞋、裹扎脖(牲畜耕田时夹在脖子上的农具)，多少也有一点儿收入，一家人生活才得以好转。
记得我几岁时父亲出去，我哭着爬上车也跟了去，在路上父亲捡了一根油条，他弄干净沾的泥土，给了我，我瞬间吃完了，父亲看着我很满足地笑。
在晚上，父亲用他自制的撵绳工具撵麻绳，我们叫它“拨浪鼓”，是用一根二十来公分长擀杖一般粗的木棍，中间钉个钉，再折个钩儿，麻绳挂钩上，松开，用手转下面的“拨浪鼓”，绳劲儿上好后，再缠到木棍上，棍上满了取下来，合成挂儿，用来出门裹扎脖用。小时的我，常常把转动的“波浪鼓”搞停，也遭父亲便一次次地数落。
自土地承包后，每逢农忙，父亲把牛喂饱后，眯一会，就起来了，扬场、去田里撒粪、挑水……忙完又开始喂牛，快喂饱时，开始喊我们起床，喊五六遍我们才起床，还很不耐烦。结果到地里忙了一阵子天才亮。现在想来，父亲几乎一夜没睡。
命运多的父亲用弱小的身体，以最大的力量将我们姊妹六个相继养大，在1994年夏天，身体感到不适，吃馍必须有水冲才能下咽，当时受条件的限制，我们都没当回事。
秋后，父亲咽食有些困难，到县医院透视，说是食道炎，开了几天药，来到家隔了一两天，我们几个都怀疑是误诊，到新乡市做了检查，检查结果上打了问号：食道癌？又进一步检查，确诊为食道癌。
我们估计着应该是，但又不敢相信，还怕误诊(其实只是不敢面对而已)，又到郑州复诊，检查结果一样。我们要求医生再出具一份假诊断书给父亲看，医生只同意把癌字写得难辨认一些，回来后父亲要看诊断书，但最终没瞒得过识字的父亲，癌字还是被他认出来了，他说什么都不治了。
怎么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又去郑州托熟人咨询了几个专家，说如果手术的话，到时会人财两空，建议药物治疗，具体点说是维持，因为那时还没有有效的抗癌药。
回家劝导父亲，他同意后，卖了家中的花生，又去郑州管城区肿瘤专科李全国大夫那抓药，这种药很贵，一天四百多，拿了十天的，吃了有好转，又拿了半个月的，结果没怎么吃，因为父亲咽喉异物感越来越厉害了。又去卫辉去拿，吃了一段时间，不行，重新再换一个地方。
药物是吃吃停停，大概有大半年多时间，父亲脸色憔悴而苍白，感觉他浑身没有一丝丝力气。平时只能吃流食，偶尔父亲想说吃什么，就不分贵贱去买。那时大棚种植刚起步，反季节蔬菜很贵的，一个鸡蛋大小的西红柿三四块钱买过，一根四五块的小黄瓜也买过，有时做好，父亲吃一两口，有时做好他又说不想吃了。
大姐听别人说河北有个地方的大师，能让病人靠静坐修心治百病，要把父亲拉去治，说这一路开销她全包了(此时我们家经济上已竭尽全力了)，父亲也同意了。但母亲怕父亲无法活着回来，死活不同意，最终也只得作罢。
1995年秋后不长时间，父亲便不定期地昏迷，有时他看见外面天晴得好，会说“天晴多好”，我们问他，“到外面晒晒太阳吧？”他会微微一笑，“不去啰，也不会再去啰，这太阳我是晒不到了。”“我走后，你们别太难过。”“我最放心不下老二。”音调流露出来的凄婉和不舍，牵动着我每根心脉。此时的父亲脸色蜡黄，瘦得只剩皮包骨头了。
阴历十月初四，父亲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我们姊妹几个一直守护在他身旁。初六后半夜，父亲呼吸突然急促起来，听说人在弥留之际，亲人的呼喊能有一定效果，我们使劲喊父亲，可一阵大喘气之后，父亲的年龄被定格在了63岁，安祥地，永远地睡了……
一生在悲挫中劳碌的父亲累了，他像一头年迈的耕牛，再也拉不动了，也该很好的睡一觉了。
时隔多年，“这太阳真好……可惜我晒不到了……”“男孩子到外面闯闯也好”这样的话，还回响在我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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