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岁那年，也是我们家在道湖最后的一段时日，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不仅仅是令我没齿不忘，而且影响我终身的大事。我的右眼被一个叫文伢子的刘姓九岁的小孩子，用布伞的钢伞骨给戳伤了。
那是星期六的傍晚，我想迎接好久也没回道湖家中的父亲，不肯随弟弟们回家中而独自在文伢子家的牛栏门口玩。已是十月天啦，天黑得快，加之又是阴天，道湖已是薄暮冥冥，有些人家已亮起了夜灯。我蜷缩在牛栏门前，任塘面吹来有几分寒意的风扫着我的脸，两只眼睛紧盯着道湖塘边那条通向村外的大路。这时文伢子牵着一头水牛，从那条大路慢慢走来，他去放牛啦。翻耕了一天的大水牛吃得肚子圆圆的，一旦看到关闭它的牛栏，便挣脱了文伢子手里的缰绳，飞也似地朝牛栏撒开蹄子跑。这文伢子便也气喘吁吁地从后面去追赶大水牛，他可能是怕这头吃饱了的大水牛跑进牛栏与另一头拴在牛栏的水牛顶架。文伢子跑到牛栏的栅栏前，看到在牛栏栅栏一边倦缩的我，没好气地对我吼道：“红伢子，谁让你把我的牛栏门打开的？快滚开，看我拴了牛鹅什收拾你。”我当时并不惧怕高出我将近一头的文伢子，因为他冤枉我，打开了他家牛栏的门。另一方面我想着父亲就要回到家了，我还怕他吗。我也不示弱地冲他大声说：“又不是我打开的你牛栏屋的门，你鹅改要怪我？”
“我各一下冇功夫跟你争，等我拴了牛再说。啍，小化生子，还跟我犟！”文伢子对我甩了一句狠话后，气冲冲地跑进牛栏屋去拴那头大水牛了。许是他没能牵住那头脱缰的大水牛，又或许是他在牛栏里并不容易才拴好那头大水牛。总之，他认定是我打开了他家牛栏的栅栏门，他把一肚子的气，硬是毫不讲理的撒到了我身上。文伢子家也是刘姓宗族的分支，且有一大家子。文伢子的父母都是高长个大的，所以，九岁的文伢子也是大高个，但他却瘦骨伶仃的。因他大我们一截，又要放养两头大水牛，要割草给牛吃，要看住牛不能跑到人家田里吃稻禾，跑到菜园啃青菜，所以他也就从不跟我们一块玩。而且他也一惯以欺负比他小的伢崽子在道湖出了名，上他家投诉告状的大人小孩总也不断，这让他的父母头痛不已。他的父母教育他唯一的方法是脱尽他的衣裤，关着门在家暴打一顿。然而打归打，打过之后文伢子非但不改欺负小伢崽们的初衷，相反，他更加变本加厉了。他似乎想把父母加在他身上的拳脚和棍棒，如数转加在那些害他挨打的伢崽子们的身上，从而获得一种解气后的快感。
那天傍晚，天已经全黑了，我并没有等到如约而回家父亲，倒是等来了一场天大的人祸。文伢子拴好大水牛后，他走出牛栏屋，手中握着一根烂布伞的钢骨子，凶狠地对我吼道：“你各咂小化生子，我屋里的牛栏门不是你打开的，会是哪个打开的，各里除开你，冇得第二个人，还怕有鬼来打开的吧？你讲是不是你。只要承认就算啦，不承认我就钻死你。”说着他就扬了扬手中的钢骨子。
我那时太小，不知打圆场，我顶着他说：“不是我，不是我，就不是我！”我的话刚一落，他就将手中的钢骨子戳了过来。天色黄昏，文伢子也没顾及我的反应，我也没看清他戳过来的伞骨子，我脸一扬，只感觉右眼一痛，便哇哇哭了起来。文伢子借着昏黄的天色，看清我右眼流出了鲜血，他也胆却了，丢下伞骨子就跑了。这时，我二姐喊着我名字，寻到了文伢子的牛栏屋前，她看见我蒙着右眼，鲜血从指缝中不断流了出来。二姐吓坏了，她问清我是文伢子戳的我，二姐便牵着我的左手去文伢子家，找他父母亲投诉。文伢子的父亲还没从田里回来，文伢子的母亲在厨房做饭。她只轻描淡写地说：“好吧，我知道了，你们先回去洗洗，等各咂化生子回来，看我不打断他一双脚！”二姐只好带着我回家了。那天，母亲也因田里的事，很晚都没回家。二姐帮我洗了洗就招抚我睡下了。但我又怎能睡得着呢？我清楚地记得，我右眼当时钻心地疼痛，一摸一手粘糊糊的，不知是血水还是啥的。第二天上午，父亲才回到家，看到我的情况，大惊失色，捶胸顿足。母亲虽一晚上没睡觉，陪着我安慰我，但她也不知事态的严重。父亲让二姐叫来了小舅，父亲和小舅立刻将我送往了城里的省人民医院。送去医院后，医生对着也是医生的父亲痛斥道：“你还是医生吗？你不立时送孩子来医院，让他眼晴的晶体都流失了。即便住院治疗，恐怕已不可能再有光感了。”父亲无言以对，他痛彻心扉，竟然是当着医生的面，痛哭失声。
等到母亲和姐姐们赶往医院，我已被送进手术室。母亲在手术室外见到悲痛不已的父亲，问清我右眼的情况后，话都说不利索啦，她颤颤巍巍由小舅扶着，任眼泪如雨般在悲痛万分的脸庞上止不住地流着。父亲安排母亲打点我住院的事，并嘱咐姐姐们照看好家。父亲告诉母亲，我可能至少要住半个月的医院，甚至一个月的医院。好在当时晚稻已收割，夏天的菜已收尾了，秋天的菜刚播种发芽，不像夏天的菜需大量的水浇。只是大姐、二姐都读六年级，学业较重。小弟弟会走路会说话了，先放在姨妈家一段时间，况且二弟白天可以带着他玩。我当然不会知道我右眼的手术是如何做的，从手术室出来后我的右眼被打上了绷带送进了病房。住院初始的一段日子，我的一切活动被限制在病床上，由母亲照顾着。六岁的我并不懂父母的艰难，也不知道这笔医疗费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更不知道我这次的眼伤耽误了父亲星期一上班，而造成了父亲工作上的第一次滑铁卢。
父亲在安排好我住院的一切手续后，交代了母亲看护我应注意的事项，就匆匆赶往道湖。他先是去找了文伢子的父母亲，告知了他们我的眼伤情况。意思很明白，文伢子用伞骨子捅伤了我的右眼，有可能会造成我右眼终生失明，这会对我今后的人生造成难以预想的影响。文伢子父母亲态度很谦卑，表示会痛打文伢子一次，让他长教训。但对父亲关于我右眼的情况介绍和预判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小孩子家家的吵闹，双方都有责任。文伢子也是误戳了我的右眼，本不是有意的。那口气是，他们也无奈。你家的红伢子摊上这事，是遇到了到霉的事罢了，他们概莫能助。父亲原本也只是想让他们家赔点我的医药费，没曾想碰到了硬茬。他估计靠他温和地上门陈说，是万难解决什么问题的。于是他找到建哥，反映了基本情况。道湖是个很小的村落，一点小事都能掀起波澜，何况文伢子当天捅伤我的眼睛，我二姐带着我捂着流血的右眼上他家投诉时，村里已有好多人家看到，并表示了关切。第二天我父亲和小舅背着我去城里看眼伤时，全村巳人尽皆知我的右眼咋晚被文伢子用伞骨子戳伤了。建哥对父亲表示，这事村里不会不管的，待他进一步了解情况后，会作出公正的处理。他让我父亲放心，先治好我的眼睛再说其余的事吧。这样父亲便回到医院，再次交待母亲一些事情后，便匆匆赶往他的学校。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父亲学校高三的一个男同学出事了。星期一早晨的个人早自习，高三的一个男生，独自爬上学校后山，一处刚熄火并湿过水的砖窑，被一氧化碳毒气熏死了。这个学生被送往学校医务室时，其实已无身命体征。但由于父亲不在医务室，又沒向学校告假，易医生也只是具实告知那个学生已无生命体征，即便送医院已无济于事了。但学校在处理这个学生的班主任责任事故时，这个班主任一口咬定，这个学生在送往医务室时，若齐大夫在的话，做一些及时的挽救措施，兴许这个学生还有得救。这个班主任的说辞减轻了他自身的一些责任，但对一个有着“国民党旧军队医官”历史身份的父亲，又未告假按时在岗位，即便你有再多的特珠原因，受到严厉处份也就在所难免了。而当时又正值反右派的政治运动，父亲命运之舟恰是“屋漏正逢连阴雨，行船又遇打头风”。学校对父亲的处份便是，行政记大过一次，工资降一档。儿子的右眼被捅伤有可能终身失明，又碰上未成年肇事者推脱责任的父母，加之学校这次太过严厉的处分。父亲那段时日身心憔悴，他突然间就苍老了十岁。刚四十朗当的年龄，须发斑白，容颜苍桑，整日整夜内心如焚。我成年后，父亲曾不止一次地描述了那段时日，他是如何心力憔悴，刀尖舔血，如坐针毡的处境。他说想死的念头不止一次向他疯狂的袭击时，当他想着病床上躺着的我，想着道湖一班跟着母亲，住着岌岌可危的烂茅棚，过着极其贫困生活的年幼儿女们。作为男人的使命和责任感，让他不得不顶着命运恶魔的打击折磨，想尽一切办法，调动一切朋友关系冲出重重困境，争取命运的转机。
这个命运的转机在当年的年底居然降临在父亲的头上，也给我们全家，在傍水小小村落道湖的苦难生活，划上了休止符。1956年底，中央水利电力部决定在长沙成立一所部属高校“湖南电力学院”，父亲凭借自身高超的医术，调往这所刚刚成立的高等学府医务室任主治医生。这无异于是对我们在道湖的这个苦难家庭的重磅消息。消息传来，我们全家人都高兴坏了，即便还啥也不懂的小弟弟也手舞足蹈，高兴莫名。母亲又高兴又焦急又沉重地担忧着。母亲担忧我的右眼，到底能不能再见光明。母亲还着急，父亲想让全家旧历新年搬去父亲的新学校，而要搬家先要收拾东西，居家过日子，坛坛罐罐搬还是不搬？而且更令母亲焦急地是，要在年底前把家搬往父亲的学校，孩子们穿着一身补丁摞补丁的衣服，会不会被父亲新学校的同事们笑话，那可是一所高等院校，一群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而手头本就经济拮据的家庭还要支付我的医药费、住院费什么的，真是令人欢欣的苦恼呀。但不管不如何，道湖苦难的生活终于要结束了。父亲学校在长沙城南的金盆岭，那里高校林立。有航务学校，水利学校，邮电学校，省技工学校等等。“金盆岭”听起来就很吉祥的名字，守着金盆过日子该不会再像在道湖一样，这般贫困了吧。
我的右眼半个月后终于拆线了，父母亲的心情都紧张极了。我那时小，想着即使右眼失明了，还有左眼呢。今后对我的一生又会产生什么严重的影响呢？比如我在病床上听父母亲小声议论的什么入学啦，参加工作啦，一只眼似乎都会有影响。这些我是不会考虑的。参军是不可能了，凡需竭尽用眼的学业、技能也许都将与我无缘。当然，父母亲的这些预想和担忧，在我以后的成长道路上都一一应验，而且带给我了无穷无尽的懊恼和忧伤。但住医院的时候，我只想着赶快出院，赶快回到道湖家中，尽管家的概念也只是面向道湖那口偌大水塘，时时被风吹雨打，而摇摇欲塌的两间连屋的茅棚。我想念姐姐弟弟们，我思念树成哥哥和其他的小伙伴，我心里想着今后我再也不跟他们吵架扯皮了，我要学会放让。我思念我在水塘边，道湖浚和那两棵垂天蔽日的古老樟树下所玩的一切儿时游戏。看蚂蚁搬家，送纸船远航，捉蟋蟀，抓蚱蜢……那些当时就饶有兴趣，现在想起更心驰神往的赏心乐事。当医生护士拆去我右眼的绷带，遮着我的左眼，拿着各样东西让我辩认时，我什么也看不清，辩不明，右眼前只有蒙蒙的一片黑暗。我的右眼其实在文伢子用钢伞骨戳伤时，在一整夜流血流粘液时已经彻底失明了。尽管父母亲再次的捶胸顿足，悲痛欲绝已感染着我幼小的心灵也沉重起来。但所谓我今后人生之路，于我一个六岁的儿童，是缥缈无影的，是毫无概念的。
在建哥及道湖有威望的乡邻召集我家与文伢子家平和安静地协商处理后，文伢子家卖掉了年底要杀的年猪赔偿了我的部分医药费。我记得是文伢子那高大的父亲将我骑在他的肩上，把我驮回道湖的。从杨家山到道湖将近五里路，他竟然不让我父亲替换他，他一人就那么默默地将我驮了回家。他的肩头是平稳的，他一双满是厚茧的大手是温暖的。他驮我回道湖的那一幕也深深刻进了我的心底，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文伢子从那天用伞骨戳伤我之后，他与我就再也没打过照面。远远的看到了他的身影，他不是绕道，就是低着头与我擦肩而过。他是懊悔吗，难为情吗，还是惭愧不已？
1956年临近旧历新年之际，父亲领着我们全家搬离了我们在道湖前后生活了将近八年的家。搬家的细节我已经忘记了。是母亲和姐姐们收拾打包，是小舅舅一担两箩筐从道湖一担担，一趟趟把母亲和姐姐打的包担去金盆岭的？或者父亲只让母亲带走了我们换洗的衣服鞋袜，其他所有如坛坛罐罐，锄头钉钯，饭锅菜铲都送给了需要的乡邻，尤其是大根他们，他们太需要了。实际上我们在道湖的家，除了毫不值钱的一些旧家当，破烂的东西，的确就没什么了。然而，近八年的道湖生活却是我们家最厚重的财富。我依然记得那天父亲率我们全家离开道湖时，道湖这个傍水村落的几乎所有乡邻都出动了。男女老幼泪眼婆娑，牵衣握手互道衷肠，依依不舍离情别绪。就连那两棵垂天蔽日的大樟树和绕村的道湖浚及村口那偌大的水塘，都轻摇柯枝，漫卷清流，舞动着涟漪向我们深情惜别。母亲和姐姐们和并不谙世事的我及弟弟都频频回头朝道湖致意，向道湖说着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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