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天历元年九月十八日（1328年10月21日），大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生于今安徽省明光市城北明光街道办事处赵府村（元代泗州盱眙县太平乡赵郢，明初改为凤阳府泗州盱眙县灵迹乡赵府）二郎庙。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长期受到民歌“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误导，但680多年来凤阳学界对朱元璋出生在今天明光是不持异议的。
2008年10月21日，明光市召开了“纪念朱元璋诞辰680周年座谈会”，是年底，明光市政协文史委编纂的38万字《明光出了个朱元璋》一书公开出版发行，2009年5月26日举行了首发式。这些活动基本上是民间行为，但却引起了轩然大波。明光的邻居凤阳如坐针毡，大为不满。官方、民间一齐出动，不惜一切代价，竭尽全力和智能，以前所未有的强劲态势和高压手段，全面封杀朱元璋出生地“明光说”。2009年10月30日一个由官方半年时间精心筹划的名为“朱元璋暨凤阳帝乡文化学术研讨会”如期在凤阳召开。从全国邀请中国明史学会100多位明史专家和10多家媒体记者参会，会后，凤阳做了专门宣传，华为《“朱元璋暨凤阳帝乡文化学术讨论会”简述》一文在《光明日报》2009年12月22日发表，李成燕《“朱元璋暨凤阳帝乡文化学术讨论会”纪要》一文在《中国史研究动态》2010年第3期发表。
据说，本次会议阵容强大，盛况空前，会上收到论文50多篇，其中论证朱元璋出生在凤阳的论文11篇，其中陈梧桐的长篇论文《朱元璋出生地考辨》在《社会科学辑刊》、《南京钟山文化》上发表后，被人民出版社主办、新华社编辑的中国最著名刊物《新华文摘》2010年10期上全文转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2期发表卞利、张英骋、刘思祥、吴仁安等人论文4篇；《安徽史学》2010年2期发表高寿仙、夏维中、吴恬、王世华、孙祥宽、夏玉润等人论文5篇，王世华先生12000多字论文《朱元璋出生地辨》占据了《安徽史学》6个版面。王世华先生是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安徽省历史学会会长、(凤阳)朱元璋研究会会长，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安徽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皖南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安徽师范大学原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尤致力于明清徽商研究。由于王先生的显赫的学术地位和特殊身份，他的发言和论文备受持朱元璋出生地“凤阳说”的人推崇。
笔者认真拜读了王世华先生的大作，实在不敢苟同。现提出商榷如下：
按道理说，学术论文应当用证据说话，但王世华先生的《朱元璋出生地辨》似乎不是这样，与其说是一篇学术论文，毋宁说是一篇批判性政论文，更确切一点说是一篇鲁迅式杂文，是一个学术权威在对他自己认为的无知小学生训话。
王世华先生《朱元璋出生地辨》一文引言开宗明义：“近年来，关于朱元璋出生地问题被炒得沸沸扬扬。……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遵守学术规范。但眼下这场争论已脱离了学术规范，一些人抓住传说当信史，又是撰文，又是著书，把一个本不复杂的问题搅成一池浑水，这种现象确实反映了一种不良的学风。”这里是在明确指责《明光出了个朱元璋》一书的出版发行是“脱离了学术规范”，“抓住传说当信史”，“把一个本不复杂的问题搅成一池浑水”，是 “一种不良的学风”。如此武断，实在有失大家风范，还是学术争议吗？
结尾言辞则更为激烈：“我们一些同志受到地方利益的驱动，为了争名人出生地，不顾历史客观事实，置一些记载非常清楚可信的史料不顾，偏偏相信离当时二三百年甚至三四百年的后人记载，不作任何考辨，拈来就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础，歪曲甚至篡改、伪造史料、史迹，然后著书撰文，硬是要造成既成事实，相信谎言重复一千遍就能成为真理，这确是反映了一种恶劣的学风。在当今人们强烈要求净化学术环境的大背景下，此风不可长。”究竟谁“受到地方利益的驱动”，“不顾历史客观事实”？“非常清楚可信的史料”在什么地方？谁“篡改、伪造史料、史迹”了？谁“相信谎言重复一千遍就能成为真理”？谁在推行“一种恶劣的学风”？是不是认可朱元璋出生地“凤阳说”就是“一种优良的学风”，持反对意见就是“一种恶劣的学风”呢？
王世华先生作为明史学界顶级专家，理应受到世人尊崇。但是，没有人赋予专家排除史学争议的特权，没有人赋予专家剥夺别人持不同观点的特权，没有人赋予专家抑制他人说话的特权，没有人赋予专家无端叱责他人的特权，专家不能滥用专家的特权。没有人界定明史专家的学术研讨是“一种优良的学风”，而民间研究活动是“一种恶劣的学风”。笔者认为，专家不能光要求别人尊重，专家也要尊重别人，作为专家千万不要高高在上，目空一切，备受世人尊重的专家才是真正的专家，失去世人尊重的专家就不再是什么专家了。学术争论必须是平等的，如果认为专家的观点一定是真理，群众的看法一定是谬论，那就失去争论的基础和意义了，也绝对争论不出来结果。
如果朱元璋真的出生在今天的凤阳县，那是谁也争不去的，关键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常说是非自有公论，但朱元璋出生地“凤阳说”的人等不及，他们非常担心民歌“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误导了680多年，一下子被别人澄清了，没办法，只有赤膊上阵，自己来论证了。政府出资，盛情邀请明史学会到凤阳论证朱元璋出生在凤阳，学术争议，政府组织参与，这种行为是不是“受到地方利益的驱动”呢？常言道，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接受官方安排，让人家出经费，好意思不为人家说句话吗？明史专家也是人呀，这一点我们能理解。不过一再抨击朱元璋出生地“明光说”，却口口声声说是捍卫“学术规范”，似乎就让人想不通了。明史专家受凤阳官方邀请安排，论证朱元璋出生在凤阳，竟然没有“受到地方利益的驱动”，而是一种纯正的学术行为，谁信呢？授人以柄，名不正，言不顺，气不壮，理不直。明史专家不会连“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典故也不知道吧？真好意思说！
一个争论了680多年的史学问题，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本不复杂的问题”的呢？是不是地方政府一出面，明史专家意见一下子就高度统一了呢？是不是地方政府主动出资邀请开会，争论了680多年的史学问题一下子就可以彻底澄清了呢？
明史专家们为什么不在北京、南京、合肥等地论证朱元璋出生在凤阳，偏偏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跑到凤阳论证朱元璋出生在凤阳呢？为什么不在其他会议上论证，偏偏选在凤阳开会论证呢？2005年8月第11届兰州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陈琳先生与夏玉润先生就朱元璋出生地问题在会上宣读观点相反论文，针锋相对，争论激烈，专家们为什么不参与论辩，而一直保持沉默呢？为什么选在凤阳会议上集中提交论文呢？是不是凤阳稿费丰厚？是不是政府接待上档次？谁能合理解释这些疑问呢？
按道理讲，凤阳应当把持朱元璋出生地“盱眙说”、“明光说”等观点的人都请来凤阳参会，让明史顶级专家当面驳倒“盱眙说”、“明光说”等说法，说服他们放弃自己观点，象刘思祥先生、夏玉润先生、陈梧桐先生等人那样，“自觉”放弃自己多年来坚持的“明光说”，主动支持“凤阳说”，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可惜受开国皇帝熏陶了600多年的持“凤阳说”的人没有这个雅量！凡持与朱元璋出生地“凤阳说”不同观点的人一律排斥在外，这样的会议成果怎么能让人信服呢？
一般情况下，同一期学术刊物最多发表两篇同一论点的论文。2010年第2期《安徽史学》就同一个问题发表了5篇论文论证朱元璋出生在凤阳，41页，正好占《安徽史学》三分之一版面，这是《安徽史学》办刊以来绝无仅有的，也是学术界罕见现象。如果认为纯粹属于学术争鸣行为，是很难说得通的；因此产生一些联想是非常正常的。《安徽史学》是安徽历史学会会刊，由安徽省社科联主管。同一期发表5篇同一问题的史学论文，与王先生是安徽省历史学会会长、安徽社科联副主席会不会有某些关联呢？这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呀！
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明史专家都知道，发表学术论文是要收费的。前段时间，笔者写了一篇论证朱元璋出生在明光的论文，8000余字，需要4个版，一家并不著名的普通学术刊物收到后决定刊用，照顾笔者，要笔者付1800元版面费，450元一个版面，不照顾还多，笔者只得放弃。如按这个标准，41个版面，需要多少版面费，想必大家都能计算出来，即使按300元一个版面也得12300元。这些费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安徽史学》会免了吗？如果没免，那是作者交的呢，还是官方垫付的呢？
每篇论文都有大量的批判文字，看似多余，实则有意而为。论证需要客观冷静，批判需要感情强烈，旗帜鲜明。朱元璋出生地“凤阳说”只要论证清楚透彻了，“明光说”就不攻自破，不会再有人相信。但客观上朱元璋出生地“凤阳说”论证起来还是很困难的，于是就借助论证之名，行批判朱元璋出生地“明光说”之实，个个情绪都非常激动，这样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历史学术论文是不是变味了呢？举着学术的棍棒，扛着学术权威的大旗，喊着捍卫“学术规范”的口号就能把“明光说”吓倒吗？如此说来，谁“硬是要造成既成事实，相信谎言重复一千遍就能成为真理”，也就一清二楚了！有些人就是喜欢不打自招！
持朱元璋出生地“明光说”的人一直以证据说话，摆事实，讲道理，平心静气，客观分析，以理服人，用各种史料来证实朱元璋出生在明光，并没有主观批评朱元璋出生地“凤阳说”、“五河说”等说法。但持朱元璋出生地“凤阳说”人的就不同了，视“明光说”为洪水猛兽，学术异端，在论证朱元璋出生于凤阳的时候，把抨击“明光说”放在首要位置，作为当务之急，一个个忿忿不平，恨不能把持“明光说 ”观点的人通通一棍子打死。一心想借助明史专家和学术权威的特权，企图将“明光说”彻底扼杀在摇篮之中。更有甚者，公然在全国著名报纸上撰文，并发布到网络上，铺天盖地，狂轰滥炸，猛烈抨击“明光说”，认为“明光说”一无是处，十恶不赦，人人可以得而诛之，并危言耸听：“朱元璋出生地之争：‘明光说’把史学之议引向歧途。”对持“明光说”观点的人一一点名，横加指责，无限上纲上线，乱扣帽子，俨然文革遗风。“朱元璋出生地之争：‘明光说’”只是一个很小的史学问题，竟然被夸大为整个史学界惊天动地的大事。这明显已不是史学论证，而是无原则的批判了。如果任其继续下去，前景实在让人担忧啊！
王世华先生在《朱元璋出生地辨》一文中明确肯定：“朱元璋出生于凤阳（钟离、濠州）是不容置疑的。”他的理由是：“哪种材料可信？我看有两条：一、是本人的说法，只要这种说法不涉及到本人的利益的话，就应该是有力的证据；二、如果本人没有说法存世，那么离该人时间最近、与该人关系最亲，例如他的父母、兄弟、儿辈、或同时代人的记载也应该是可信的。”
这话笔者非常赞同。但按照这种方法来论证朱元璋出生地问题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朱元璋对自己出生地有过许多次不同表述：
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四月，朱元璋回到濠州祭奠父母，与濠州父老乡亲宴饮时说：“吾与诸父老不能相见久矣，今还故乡……”“濠，吾故乡，父母坟墓所在，岂能忘之。”[1]这话实在宴饮前提下说的，是因为“父母坟墓所在”，朱元璋才把濠当作故乡的。
元至正二十六年八月，已自立为吴王两年的朱元璋决定讨伐张士诚，在告祭大江之神时说：“予生于濠梁，乃庶民也。”[2] “濠梁”是一个扩大了的范围，绝对不能等同于今天的凤阳县。王先生认为“濠梁就是钟离，也即后来的凤阳”，这话也对也不对，“后来的凤阳”如指凤阳府，那就是对的；如指今天凤阳县，那就是错误的。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遣使赴太原谕诸将敕文写道：“朕生长临濠，起义西乡，率众渡江，集兵养民于江左十有五年矣。”[3] “临濠”具体在哪里，尚无定论。
同年翰林危素撰写的《皇陵碑》：“皇考有四子：长兄讳某，生于津律（里）镇；仲兄讳某，生于灵璧；三兄讳某，生于虹县。皇考五十居钟离之东乡，而朕生焉。”[4] “钟离之东乡”在哪里，一直是争议的焦点。
洪武十六年（1383年）三月谕户部文：“凤阳，朕故乡，皇陵在焉。……朕今永免凤阳、临淮二县税粮、徭役。”[5]朱元璋说：“凤阳，朕故乡。”后面还有话：“皇陵在焉。”他强调这里为故乡，一是为了尊重父母，孝敬父母，父母生活安葬的地方“凤阳，是我故乡”；二是皇陵在这里，我把这里当成故乡，你们可要好好善待它啊。再则就是，你们生活在皇帝的故乡，是你们的荣耀啊。“凤阳，是我故乡”，是特定环境下的语言表述，故乡并不代表朱元璋出生在凤阳。
以上朱元璋自己关于出生地的说法均涉及到本人利益了。
那么王先生论证朱元璋出生于凤阳的证据是什么呢？
一是朱元璋自己说法：“《皇陵碑》就可以视为朱元璋自己的说法。”王先生根据明郎瑛《七修类稿》卷7《国事类·皇陵碑》一文断定《皇陵碑》第一通为词臣危素撰写，第二通为朱元璋“自撰”，《皇陵碑》中朱元璋出生于“钟离之东乡”“完全是朱元璋自己说的”，我们对此没有异议。关键是“钟离之东乡”究竟在哪里，是不是在今天的凤阳县？既然《皇陵碑》出自明郎瑛《七修类稿》，王先生凭什么断定《七修类稿》记载是真实的呢？既然《皇陵碑》第一稿为词臣危素撰写，第二稿为朱元璋“自撰”，那么为什么在此之前的《明实录》等文献里不见记载呢？既然《七修类稿》记载是真实的，那么王先生就不应当忽视郎瑛《七修类稿》卷7另一段明确记载：“盱眙县唐兴、灵迹二乡，即《皇陵碑》所谓钟离之东乡也。前有明光山（由旧尝见五色旺气于上，故名），后有红庙（因获红罗故名），今封神为都土地，乃太祖龙飞之地。今方圆数丈不生草木，而凤阳一府，亦少人物，岂非山川秀气，皆已钟于前耶？”[6] 看来王先生太现实了，有用者就大肆渲染，不利者则抛之脑后。不过王先生过于相信自己的盾了，没想到持“明光说”人手中握有锋利的矛，随时都能刺穿王先生手中所谓坚硬的盾。
二是同时代人解缙《天潢玉牒》记载：“仁祖五十而迁钟离之东乡，天历元年戊辰龙飞濠梁。按：濠梁即古涂山国，神禹会诸侯之所，时为钟离，今之凤阳府也。”[7]王世华先生认为解缙是朱元璋重臣，他记述的朱元璋出生地也是“钟离之东乡”，“钟离隶濠州，濠州后改凤阳。所以朱元璋生于钟离、生于濠州、生于凤阳，实则是一回事。”看上去，王先生分析得很有道理，实则在忽悠大家。解缙说的是“凤阳府”（大凤阳）而非“凤阳县”（小凤阳）。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为扩大自己的丰沛地，于洪武七年（1374年）始置凤阳府，并割临淮县的太平、清洛、广德、永丰四乡新立凤阳县。凤阳既是府，又是县，先有府，后有县。凤阳府辖五州十三县，五州：寿州、泗州、宿州、颍州、亳州。此后多次调整变动，达九州十八县。泗州辖天长、盱眙、五河三县。明代的凤阳县为今天凤阳县的南半部分。濠州后来划入凤阳府，但凤阳府范围比濠州大得多，并非“濠州后改凤阳”。很明显，“朱元璋生于钟离、生于濠州、生于凤阳，实则”不“是一回事。”钟离、濠州、凤阳不是同一个概念，明代的凤阳府、凤阳县与今天的凤阳县是三个概念截然不同的地理名词，不要用“凤阳”这个模糊概念来糊弄大家。
历来用《皇陵碑》文来证明朱元璋出生“钟离之东乡”就是今天凤阳县的人都会遇到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那就是：“皇考五十而居钟离之东乡，而朕生焉。”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著名明史专家毛佩琦先生曾在央视“百家讲坛”栏目《明朝十七帝》讲座中提出怀疑：“这里有一个疑问，至今无法解释。按朱元璋自己的说法，其父朱五四死时是六十四岁，朱元璋当时是十七岁，那么朱元璋出生时其父是四十七岁。但是朱元璋又说他父亲是五十岁来的钟离东乡的，那么，他在朱元璋出生时就还没有来到钟离东乡，朱元璋的出生就不是那儿。”王先生有办法——享年“积闰说”可以解释。“所谓‘积闰’，词出《晋书律历志》，是谓一年360天之外还有余时，若干年积成闰日、闰月，此为积闰。”[8]积闰享年大于实龄和虚龄。“《天潢玉牒》采用的是通常的方法，即用逝世年份减去出生年份，朱元璋父亲64岁，朱元璋17岁，这都应是实际年龄。按此推算出生时父亲应为47岁，但朱元璋之所以说是50岁，就是采用了积闰法。”笔者觉得这完全是文字游戏或天方夜谭。晋代的“积闰”法，明代有人用过吗？为何明代史料不见任何记载？既然《皇陵碑》文为朱元璋自撰，只受过几个月启蒙教育的朱元璋知道“积闰”法吗？这个地地道道的草莽皇帝有这个文化修养吗？是不是传说中朱元璋“夜背九楼书”的缘故呀？既然采用了“积闰”法，为何只此一例47岁说成50岁，再无印证了呢？为何朱元璋自己17岁、父亲去世64岁、母亲去世59岁不采取“积闰”法呢？既然“积闰”法是计算享年的，为何父亲居住某地年龄不是享年而用“积闰”法，而父母真正的享年又不用“积闰”法呢？用“积闰”法朱元璋父亲享年不就70高寿了吗？不正好符合“积闰”法宗旨吗？可见“积闰”法纯属牵强附会，荒诞不经，自欺欺人，不但解释不通，还会增加更多新的疑问。
由此可见，“凤阳说”不容置疑的结论下得太早了，王先生也太过于自信了！
朱元璋出生地“盱眙说”、“嘉山说”、“明光说”是一个概念，属于行政区划变迁出现的不同名词。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之前叫“盱眙说”， 1932年至1994年叫“嘉山说”，1994年以后叫“明光说”。“盱眙说”始于明正德年间，距今已约500年。
王世华先生在《朱元璋出生地辨》一文中是将“盱眙说”和“明光说”分开论述的。 “盱眙说”的重要证据是，明崇祯进士林时对《荷闸丛谈》收录朱元璋撰写的《朱氏世德碑文》（《御制皇陵碑文》）记载：“先考君娶陈氏，泗州人。长重四公，生盱眙。次重六公、重七公，生五河。某其季也，生迁钟离。后戊辰年，先伯考有孙六人，兵兴以来，相继寝没。”“生迁钟离”就是朱元璋出生后全家迁往钟离。
王先生认为《荷闸丛谈》成书于清代，距明初300多年，“考证明初事征引此书材料不妥”；该书系从明弘治年间进士徐祯卿《翦胜野闻》中抄录而来，与《七修类稿》相比，“生迁钟离。后戊辰年”与前后文联系起来，意思不通，应是“先迁钟离，后戊辰所生”之误，这表明朱元璋的父亲“先迁钟离”，朱元璋是“后戊辰所生”。王先生的分析看起来蛮有道理，但细细一想，难以服人。按王先生思路，“先迁钟离，后戊辰所生”确实“本句读通”，但是笔者不仅要问：凭什么断定“生迁钟离。后戊辰年”是“先迁钟离，后戊辰所生”之误呢？谁能证明“先迁钟离，后戊辰所生”不是“生迁钟离。后戊辰年”之误呢？“先迁钟离，后戊辰所生”如此拗口，为何不写成“戊辰生于钟离”呢？简洁明了，正好符合古人惜墨如金特点。笔者不懂古文，试着对前后文作了点校：“某其季也，生，迁钟离。后，戊辰年先伯考有孙六人，兵兴以来，相继寝没。”翻译为：“我是家中老小，出生后，迁居钟离。后来，戊辰年时先伯考有孙子六人，兵兴以来，相继死去。”不是很通顺吗？“盱眙说”另外一个重要证据成书于明万历年间的曾惟诚《帝乡纪略》，书载：“仁祖年五十，始及淳皇后迁居盱眙之太平乡，以天历元年九月十八日未时笃生我太祖于所寓之二郎庙旁。其夜邻里远望火光烛天，至晓视之，而庙徙东北百余步。”[9] “仁祖迁居，乃生太祖于盱眙之灵迹乡。”[10] “太祖生钟离之东乡，即盱眙之唐兴、灵迹诸乡也。”[11]
王先生认为《帝乡纪略》作者承认朱元璋“生濠之东乡”，但“生濠之东乡”与“盱眙之太平乡”不能划等号，“我们知道：元代盱眙隶泗州，属淮安路；濠州属安丰路。朱元璋的出生地怎么能同时属两个州，两个路呢？”言外之意朱元璋不可能出生于“盱眙之太平乡”，这也是人们认为朱元璋出生地“盱眙说”不能成立的主要理由。但这又是一个忽悠读者的地方。按照王先生所说，元代区划自始至终一直没有调整变化，“朱元璋的出生地”不可能“同时属两个州，两个路”。事实上并非这么回事。
元代为游牧民族统治中原，是一个动荡不定的朝代，区划常有变动。淮河南岸盱眙县、招信县、濠州钟离县一带战乱频繁，区划朝属夕改，无法固定，特别是明光这种两县交界处，归属随时会变动，占领钟离县的军队向东侵占盱眙县太平乡（今明光）等地，盱眙县太平乡等地就属于钟离县了；占领盱眙县军队向西侵占钟离县临淮等地，那么钟离县临淮等地就属于盱眙县了。盱眙初为招信军治。至元十三年（1276年）行招信路安抚司事，辖盱眙、招信、天长、五河四县。次年，在盱眙县治立招信路总管府。至元十五年（1278年）改为临淮府。至元十七年（1280年），五河县划归泗州。至元二十年（1283年），废招信县（治今明光市女山湖镇），大部分并入盱眙县，小部分并入泗县。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废临淮府，盱眙县归属泗州。此后区划仍有变动。明光市元代属于招信县，招信废治后明光之东属于盱眙，明光隶属临淮府，成为“钟离之东乡”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明光元末或明初再划归盱眙县，不也很正常吗？元末或明初盱眙县太平乡就是“钟离之东乡”为什么就不可能呢？元末，朝廷对淮河南岸盱眙县、招信县、濠州钟离县等地已失去控制，明光作为战乱时代边荒之地，谁想管理就归属谁。
这里还要强调的是曾惟诚《帝乡纪略》是指朱元璋出生地于盱眙，“帝乡”并非指“朱元璋祖上生活过的地方”。 《帝乡纪略》有明正德《泗州志》、明万历《帝里盱眙县志》、明郎瑛《七修类稿》等众多史料印证，并非空穴来风。征引《帝乡纪略》根本不存在把“200多年后某人的一段记载当成铁证，大做文章”“要把水搅浑”现象。当然有人“要把水搅浑”，但绝对不是坚持“盱眙说”的人。
朱元璋出生地“明光说”也就是“盱眙说”。碑刻、民间传说、 明正德《盱眙县志》记载：“明光山，在县西南（一百里灵迹乡内。我）太祖高皇帝（生寓木场、津里，出《天潢玉牒》。其五色旺气），常见此山，（故人因以为山名。）”[12]（按：括号内文字原书缺佚，据袁淮修、侯廷训纂《泗志备遗》补。）与《泗州志》、《帝乡纪略》、《帝里盱眙县志》、《嘉山县志》手稿、《凤阳县志》等史料相互印证，证实朱元璋出生在今天明光。但王先生坚持认为“明光说”不能成立，理由与“盱眙说”相同：“朱元璋的出生地”不可“能同时属两个州，两个路”，这明显属于武断之举，笔者不想再费口舌。至于朱元璋为何不直接说出生于“盱眙县灵迹乡”，而说成“钟离之东乡”，笔者认为很好理解：“钟离之东乡”不能理解为钟离县境内东部，“钟离”不能等同于今天的凤阳县，而是古钟离郡，曾经包括盱眙西南地区，即今天明光市的大部分地区；古汉语中双音节词较少，绝大部分是单音节词，“东乡”不是一个双音节词，而是两个单音节词，“东”是东面，“乡”是乡村。朱元璋叙述几个哥哥出生地只具体到县，而叙述自己出生地时则具体到乡。“钟离之东乡”意思是古钟离县的东面乡村，即盱眙县太平乡，就是今明光市城北明光街道办事处赵府村。这完全顺理成章。其次，“盱眙县灵迹乡”是明朝地名，朱元璋讲自己出生地时，不可能用明朝地名，当然就不会直接说出生于“盱眙县灵迹乡”了。朱元璋只能用元代地名“盱眙县太平乡”，但朱元璋生之后，盱眙县可能对“太平乡”已失去控制，“太平乡”已名存实亡，早已成为“钟离之东乡”了。再则，朱元璋出生地元代没有任何名气，只是盱眙县一个偏远的小村庄，皇帝说自己出生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小村庄也有损于自己的威严。但朱元璋又想自己出生地表述得更清楚一点，怎么办呢？用闻名于世的地名加方位。因出生地距盱眙县城130余里，与钟离县交界，距钟离县城较近不到50里，钟离比盱眙古老闻名，于是，朱元璋就选择古钟离作为参照物，将出生地方位表述为“钟离之东乡”——古钟离县东面的乡村，这样就比较具体准确了。
王先生认为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翰林李维帧撰写、盱眙知县许临川树立的《圣祖灵迹碑》等碑刻距离朱元璋出生近300年，不能“相信”，这又是偏激行为。 因为明正德《盱眙县志》记载，距离朱元璋逝世才100余年，并不遥远。记载朱元璋出生地碑刻实物为明光仅有，与“跃龙冈”碑、“孕龙基”碑、各代《盱眙县志》记载相互印证，且圣祖灵迹碑碑文系明万历朝进士翰林院修撰国史馆大臣李维帧撰写。如果不是事实，明代两任盱眙县令是不敢这么做的，伪造当朝开国皇帝出生地，那是杀头之罪呀！如不是事实，当朝翰林国史馆大臣怎敢伪造开国皇帝出生地，怎么敢杜撰碑文？怎么会把史官秉笔直书信条抛之脑后呢？他不怕别人笑话吗？他不怕遭来杀头之罪吗？他不怕诛灭十族（燕王朱棣创举，九族加门生为十族）吗？如果是伪造，凤阳人怎么会视而不见呢？盱眙县令的上司凤阳府尹怎么会容忍属下这种公然造假行为呢？
王先生对此有他自己的解释：“我们别替古人担忧了，他们心中非常清楚，一点事也没有。在皇帝的所谓‘圣迹’处树碑立传、顶礼膜拜，即使这一‘圣迹’是子虚乌有，于皇权有益无损，这样做还应该奖励呢！”这纯属猜想。试想，如果皇帝出生地可以伪造，为什么不伪造成唐太宗、宋太祖出生地呢？如果是伪造，为什么不伪造在盱眙县城附近，而舍近求远跑到距县城130多华里以外荒野偏僻之地伪造呢？如果伪造“圣迹”于皇权有益无损，甚至可以获得奖励，那么600多年来别的地方为什么不争相伪造呢？那些投机取巧擅长钻营的封建时代地方官哪个不想获得朝廷奖励呀？为什么多任盱眙县令在皇帝“圣迹”处树碑立传，顶礼膜拜，写进所有《盱眙县志》，而并没有获得朝廷奖励呢？古代的皇帝难道都是只听好话，不辨是非吗？古代的大臣难道都是阿谀奉承，不讲真话吗？古代学者难道只会人云亦云、没有尊重史实的责任吗？既然这样，那史书、志书、碑刻还值得相信吗？既然不值得相信，那王先生所征引的史料还有证明力吗？答案只有一个，这些珍贵的碑刻是朱元璋出生在明光的重要证据。王先生认为“明光说”不能成立的原因完全可以排除。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持 “明光说”的人，500年前就明确朱元璋出生地具体地点了：元代泗州盱眙县太平乡赵郢，明朝凤阳府泗州盱眙县灵迹乡赵府，今安徽省明光市城北明光街道办事处赵府村，连出生时的房子也知道：二郎庙。为昭示后人，立碑明示，尽心尽责，天地共鉴。持“凤阳说”的人只知道朱元璋出生地在“钟离之东乡”，具体在哪儿，680多年来无人知晓。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导著名明史专家陈梧桐先生曾要求凤阳予以寻找，但一直没有找到。2009年10月30日应政府邀请到凤阳参加“朱元璋暨凤阳帝乡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安徽省社科院刘思祥先生终于帮持“凤阳说”的人从近代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找到了：明初名为临淮县感应乡燃灯集金桥坎，今天在凤阳县小溪河镇燃灯社区金桥村。一个没有民间传说、没有历史遗迹、没有文物碑刻、没有史料文献记载的“四无之地”，680多年后怎么就被找出来作为朱元璋出生地“钟离之东乡”了的呢？假想加推测也。竟然有那么多明史专家相信，真是不可思议！是不是政府行为就是“学术规范”呢？难怪有那么多明史专家打着捍卫“学术规范”的幌子肆意抨击朱元璋出生地“明光说”呢！
另外，王世华先生《朱元璋出生地辨》一文第三部分是“我们应以什么态度治史”，认为朱元璋出生地“盱眙说”、“明光说”等是“篡改史料”、“盲从史料”、“传说当史”“从态度上说，反映了一种不良学风”。这是他的个人认识，不一定代表整个明史界的看法。作为大学校长、教授、博导，他完全有资格教训人。笔者连旁听生的资格都没有，对此也就实在不想再啰嗦了。
总之，一句话，王先生《朱元璋出生地辨》完全是一厢情愿，最终还是没有将朱元璋出生地辨别清楚啊！
最后笔者要特别声明一下，笔者未上过高中，未读过正规大学，未学过历史，对历史尤其对明史只是一知半解，在专家眼里可能还是一个门外汉。不懂学术研究业内规矩，也就不害怕“学术权威”的棍棒，更不会屈从绕弯子，直来直往，有一说一，有些地方在某些专家看来也许是信口开河，可能多有冒犯，实属大不敬。因为“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早在笔者心目中根深蒂固，致使笔者实在无法盲从专家，还望明史专家们看在笔者年轻气盛的份上，多多鉴谅，深深海涵！
2010年6月12日—16日初稿
2010年6月23日修改定稿
[1]《明太祖实录》卷二〇（丙午年四月丁卯）[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铰印，1962。
[2]《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丙午年八月庚戌）[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铰印，1962。
[3]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八[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铰印，1962。
[4]《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一〇二》[M]，济南：齐鲁书社，1995.9：501。
[5]《明太祖实录》卷一五三[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6]《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一〇二》[M]，济南：齐鲁书社，1995.9：500。
[7]《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吏部一九》[M]，济南：齐鲁书社，1995.9：739
[8] 冯尔康《海外人丧礼时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反哺》，《历史学家茶座》总第5辑[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12。
[9]曾惟诚《帝乡纪略》卷一[M]，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85：42-43.
[10]曾惟诚《帝乡纪略》卷一[M]，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85：76。
[11]曾惟诚《帝乡纪略》卷一（建制、沿革）[M]，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85。
[12]明正德十三年李天畀修、陈惟渊《盱眙县志》卷上[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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