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出生在乡村的缘故吧！我相信宿命。
在我看来，一个人能不能写作，能写什么，这基本是命中注定的事情，这取决于个人的气质和童年的经验。
我要感谢北盘江畔那个叫大水井的乡村，那个在乡地图上也难找到的地名，正是这个贫瘠而苦难的乡村，养大了我，养壮了我的骨骼和永不服输的精神。在这里，乱石山上荒芜着，很难找到成片的庄稼，在这里终年缺水，不洗脸是村里人经常乐意去做的事情，所以黑而瘦的乡里人把他们的苦痛和哀乐，灌进凹的骨髓，村里人交叉的故事，村里人的淳朴、自私、善良、渺小、无助以及无奈，从小就在我的脑子里打下深深的烙印，催我用笔去记录。于是多年以后，人们不相信这个苦难的地方会出一个叫作家的人，而且是那个拖着鼻涕看蚂蚁搬家都可以看半天的毛孩儿，村里人更不相信这个叫“大水井”的名不见经传的地名上了报刊，还被反复书写而不会让人生厌。
我很感谢我的故乡，感谢闲着无事找人聊天的父亲，感谢一年多起的红白喜事。那些原始的唢呐声成了我最初的音乐熏陶，那些邻人故事积淀在我的心底，就变成了我终身受用不尽的财富。所以，许多朋友都劝我，说是你现在居住在城市，你的触觉不必局限在乡村，你要写写城市的生活，你才与时俱进。我说我只能写我最熟悉的生活，我之所以强调童年的经验，因为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乡村就是他的父亲，而每一个乡村里长大的孩子都是一个诗人，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在写诗，只是这种生活，本身就是诗歌的一部分，真正的诗歌，是无边无际的。
写作的过程中，最头疼的我想是对自己的信心。有一次回老家，与驾驶员攀谈，山路十分危险，驾驶员就告诉我：开车的时间越长，心里就越害怕，怕稍不留意，就有闪失，而自己刚刚开车的时候，什么都不怕，因为自己没有经历那种死亡的恐惧，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肩负着多大的责任，看车的时间长了，看到的事故多了，才明白责任是多么的压头。听了驾驶员的话，触动很多，这其实与写作是同一个道理：写的时间多了，你会越来越害怕，害怕负责的笔正直的笔写不出真正的东西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已经形成一定的模式，包括词语运用和表达方式，我想这可能是中国作家写作的旺盛期持续很短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时候要改变自己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你会越来越发现自己的无知，随着阅读量的增加，信心也在不断的丧失，面对我们之前不胜枚举的写不下去的优秀作家，有时候自己会感觉到深深的无助，我们总是怀疑自己，到底能把文章写成什么样子？到底有没有写下去的必要？到底能写多久？到底要写什么？怎样去写？一系列的问题就层出不穷。
真正的写作者，用心和血来构思来写作，而不是像我的一个诗人朋友说他写诗是注重诗歌的形式，如何做得大气，甚至意象的复杂到无人理喻。我坦言，那是玩作品而不是写作品，诗也好，小说也好，散文也好，都是写作者“情真意切”的流泻。如果你没有信心，就没有必要去写作，那是在愚弄自己，所以我讨厌一些“名家”和领导总是强调：我们要写我们当地的特色文学，比如写写黄金文学、煤炭文学、老城改造文学。其他的仿佛就不应该写似的，问题是，无论你写什么都得用心去做，你用心去做了没有？文学有代表性吗？文学的特征是什么呢？文学就是局限在某一个领域的挖掘吗？我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写我的乡村，写我见证过的苦难，就不是文学吗？
可以这样说：作品诞生之后，首先是喜悦，是解脱，随之确是恐慌是虚无。自我肯定和自我否定像两条毒蛇一样缠着写作者的灵魂，而作品是一个作家最脆弱逢人部分，因为这是他的全部，也是他的伤口。
作为一个来自农村的写作者，我的根在农村，我也只能写农村的生活，如果作品得不到认可，那是身份的十分尴尬，因为良知决定了我不会去迎合。
我想，对于一个写作者，没有永恒的信心，写作是一次冒险，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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