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响乐团成立140周年，音乐总监余隆先生携本团与环球音乐旗下DG厂牌签约并推出首张中西方音乐对话专辑《门道》。专辑收录了作曲家陈其钢先生的交响作品《五行》、小提琴协奏曲《悲喜同源》、拉赫玛尼诺夫的《交响舞曲》以及克莱斯勒的《中国花鼓》。近日“余隆&陈其钢艺术之门道”分享会在中国进口图书总公司举行。笔者有幸受邀参与，并在活动之后对二位艺术大师进行采访……
专辑取名《Gateways》，韦氏词典里的注释 “an opening for a gate”，你可以理解为“门开启的一刻”；中文译为《门道》可谓异曲同工：“跨越进门，随之有道”——这是我对它的理解。
我问余隆指挥（下文简称“余指”）：“上海交响乐团建团140年，曾经的门道是什么？当下的门道是什么？今后的门道又是什么？”余指说：“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答案就是两个字‘传承’。传承是两层意思：其一是‘传’；随后是‘承’。先说‘传’：140年着实不易，每每与国外那些历史悠久的乐团总监（负责人们）提及140年，他们无不惊诧。140年，上交一直在变，但它从来都是那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前七十年，上交主要演国外作曲家的作品，比如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勃拉姆斯晚期的四重奏等都是由上交担任在国内，乃至亚洲的首演；后70年，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上交逐渐开始转变，更多是首演中国作曲家的作品，比如中国第一部交响乐作品黄自《怀旧》；比如何占豪、陈钢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比如朱践耳的十部交响曲，比如谭盾的《地图》等作品……140年前，上海是东方小巴黎；70年前，上海是时代之先，所谓“传”就是把敢为天下先这个优秀的接力棒接好。”
“而‘承’是将其发扬光大：上海交响乐团是中国首个与国际接轨组建理事会的乐团；也是迄今为止首演当代中国作品最多的交响乐团。它策划运作了向当代作曲家的委约创作机制，几乎每年都会把中国的音乐带出国门，演给全世界。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如今可以自信地说：中国的交响乐在世界舞台上有了一定的交流话语权。”听余指如此自豪的阐述，我想了西方这样一句谚语，“One weak link can break the chain of a mighty dynasty”（薄弱的一环能毁掉一个帝国），我想此时他的弦外之音就是“这一棒接力，我们跑地很自信、也很精彩。”
“如今，以基督文明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依旧占据世界主流，依旧保持着强势输出态势——在当下的大环境下，代表我们文化的中国艺术如何走上这个世界舞台？”我向二位艺术家抛出个宏大的问题。
“这个关于文明冲突的话题，我不是政治学者，自然给不出更切实的的政治解决方案。”陈其钢先生说，“但从艺术的角度来讲：不存在孰强孰弱，谁是攻势谁是守势。我一直强调‘莫扎特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是奥地利人，而仅仅因为他是莫扎特’。艺术本身没有国界、教派属性之分，好就是好、差就是差。文戈洛夫有一句话对我触动很大，‘作曲家和演奏家都是在二度创作’。演奏家是二度创作很好理解，作曲家为何也是？因为作品创作出来就有了独立的生命与个性，所有人都必须尊重作品本身。”陈其钢先生这个观点就好比金庸的武侠小说——金庸先生在晚年曾自己改过一遍自己的小说，但大家还是更认可三联旧版，原因就在于此。
“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余指插叙道，“就拿这张专辑中收录陈大师的《五行》中《火》那个乐章来说：他要的‘火’是那种温柔的、温暖心灵、给人希望的火——因为他就是这样一个温柔的人；我诠释的‘火’是那种炽烈的，能够催生涅槃的火，我的脾气秉性就是这般快意恩仇的畅快。大家不必较真评出个孰好孰坏，又不是华山论剑，争天下第一；只是基于个人不同的好恶取舍而已。”
“但艺术创作必须遵循‘真、善、美’这个人类共同的道德取向”余指继续，“顺序也不能错。真诚永远是第一位的，连自己都感动不了何言以真，自欺欺人的东西怎么可能感动世界；善是一个努力的方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善；把美放最后，是因为我相信艺术创作若秉承前两点了，它自然不会丑到哪里去…”
“所以，讲中国故事要走心！”陈其钢先生补充道，“我一直觉得艺术创作者，作曲家必须是孤独的。所以我选择住在乡下，选择亲近自然，让心与自然对话，‘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这张专辑收录我的《五行》分五个乐章：‘水’、‘木’、‘火’、‘土’、‘金’，是按照五行相生这个顺序来排列的。把‘水’排在第一乐章，因为水是天下至柔之物，水利万物而不争；而最后为‘金’安排那样一个结束，也是在阐述‘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这样一个道理，至于其中的‘火’是我心中温润柔软的火，还是余指心中催生涅槃的火？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
“之所以举《五行》这个例子是想说，我们有那么多悠久且值得认真讲述的故事。”陈其钢先生补充道，“很多人说当代作曲家的作品听不懂，不好听，甚至有‘首演即终演’的说法。依我看：其一，是听众听的少；其二，是创作者没走心。现在需要我们用音乐这个没有国界的语言把中国故事讲好。”
“所以我特别喜欢陈大师的作品。”余指再次打开话匣子，“我建议你们认真听听陈大师的《蝶恋花》。中国人那种含蓄美、那种留白韵都表现的淋漓尽致。他刚刚说：作曲家必须是孤独的，自己选择居于乡下。其实我特别羡慕他能隐于林泉，能时刻与内心对话；作为指挥，我就不行——指挥的工作必须由几十个人一同协作来完成。一个人对着空气瞎比划——那画面是否有些尬？所以我只能选择隐于庙堂。”
“不论是林泉还是庙堂，艺术工作者都要始终抱有颗赤子心。”余指继续说，“所谓对艺术的赤子之心，就是不要拘泥于外表形式，只对艺术本真负责。我看过你的采访提纲，里面一个问题是：交响乐这个舶来品若让中国人驾驭那就是‘外来和尚’。如何把‘经’念好，对吗？这个问题本身就不对，存在逻辑悖论。交响乐仅仅是一种形式，或者说就是一种‘制式’。你能说一个交响乐团由我余隆来指挥就叫交响乐，换一个指挥就不叫交响乐吗？显然不行。”
“作为一个用‘交响乐’来与世界对话的艺术工作者，我要做的是如何利用手中的指挥棒传递出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热爱。什么叫爱中国文化？再搞一次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吗？脱下西装换上宽袍大袖的汉服？续须鬓冉，束发加冠吗？显然不是！我不是文化学者，但依我看最能体现中华文化精神的就是包容。海为何能纳百川？因为它足够低调、足够包容。中国文化的魅力就在于这种以博大与包容为基石的天然向心力。”余指的发言振聋发聩，不容置疑。
“好的作品是不需要额外语音、文字去解释的。”陈其钢先生补充强调，“音乐的伟大就在于能给每个人想象的权力。但它首先必须是至诚的：你要舍得把自己最珍视的东西拿出来。你问我作为艺术家如何理解‘这是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句话。在我看来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最好的，同时也是最坏的。因为没有坏就没有好、没有苦就没有甜，没有悲就没有喜，所以才是《悲喜同源》。”
陈其钢先生讲这句话时，让我想到“心游于艺道不远人”这句话，“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是国人的修身之道，也是我们的立国之道——“一带一路”的伟大事业不正是建在一个“诚”字基础上吗？
“所以我们应给予文化建设更多的关怀与助力。”余指总结性发言：“我们讲了太多政治、谈了太多经济；可文化呢？其实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很多误解都是文化交流出了问题，所以文化建设迫在眉睫。文化绝对不是娱乐，娱乐可以至死，但文化绝对不行。文化是一个民族断存绝续最重要的东西。”
今天，余指携上海交响乐团与环球音乐旗下的DG唱片签约，对于中国的交响事业本身就是一件意义深远的文化事件——从此，我们能在一个更优质，更权威的平台上跟世界对话，用属于我们的方式给世界讲真正的中国交响故事了。
采访结束，我不禁再次细细品鉴起专辑《门道》的封面：这是一张毫无音乐元素的黑白照片——虚化的上海外滩外外白渡桥背景，余指左手插兜，右手把持着一辆永久牌二八男士自行车，他目光如炬，望向远方。自行车代表着不忘过去、负重前行；如炬远眺的目光代表着胸有成竹地面向未来；而“无”则代表作“有从无中来”，包容万象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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