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翠珊，与施瓦茨科夫一样（一）

我是个史翠珊控，对此毫不隐讳。可能除了伊丽莎白·施瓦茨科夫，没有哪位歌手能呈现如此有洞察力的艺术诠释了—— 她给予我莫大的愉悦。

十四年前，她的首张醋酸纤维唱片——《芭芭拉·史翠珊专辑》走私碟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办公室竞相传递；我有幸先睹为快，随后便哈哈大笑起来。当然不是嘲笑这张专辑——她那位热切的导师兼经纪人马丁·厄利希曼（Martin Erlichman）当时恰好在隔壁办公室。不管怎样，那时公司政策并不好，很明显拙劣的拷贝在专辑里起了占了极大的比重。我破门而入，朝着马丁咧嘴坏笑，好像打算以自己的面部肌肉狠狠打击这廉价货一番，摆出一副屈尊降贵的姿态，审视娱乐仪式的特殊案例。

有时候，好奇害死猫真是令人猝不及防，比如沃尔特·卡洛斯对第三、第四《勃兰登堡》的冥想；或者史温格合唱团（Swingle Singer）以拟声唱法对《赋格的艺术》第九赋格曲的再现。有时候，它令我原先喜欢不起来的作品变得可爱有趣了——我总觉得自己的生命中没可能会有肖邦协奏曲，直到某天听到维森伯格的演绎——拭去太太、小姐们沙龙上的蜘蛛丝，现代体验让它们焕然一新。

有时候（也许这么说很不恰当），音乐中扑克脸般的严肃性被视作合乎礼仪的必需，而稀奇恰好能在表面形成反差。在我看来，赫尔曼·舍尔欣（Hermann Scherchen）的摇滚《弥撒亚》是早期黑胶唱片时代的伟大启示。有时候，它传递了因新发现而感到的宽慰，原先似乎永远得不到答案的谜题正在逐渐抽丝剥茧、露出真相——比如施特劳斯的《变形》。理论上，这是一部我所钟爱的作品，近三十年我一直借用该创作理念进行自己的实践，在任意二十三组不规则的音符序列中找到一组六四和弦。可就在我第一次听到卡拉扬的权威录音时一起都改变了。一连几星期，不分昼夜地反复聆听，有时候两遍、三遍的反复，丝毫没有夸大其词。我就如此这般疯狂地播放着这张唱片，从一开始的吃惊，再到后来如鲠在喉、感受到脊背传来的阵阵刺痛，最终走向——会心的微笑。个人对于门格尔贝格或斯托科夫斯基指挥的作品也有同样的感受，而且这种感受同样适用于芭芭拉·史翠珊，一向如此！

对我而言，史翠珊的声音是这个时代最自然的惊奇，一件拥有无限可能与百变音色的乐器。当然并非完全没有问题——这句判断同指着一台羽管键琴说这不是钢琴同样犀利，反过来说也一样。五线谱上方三分之一区域始终是史翠珊的困难所在——尤其在低音区域换挡过程中如何打破升C音的屏障是主要问题——我们在此不便细数。花样百出、不断创新的史翠珊总是能化腐朽为神奇。然而，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值得称道的时刻我不能忽略不提——普契尼式的卖座歌曲“He Touched Me”尾声部分的“Nothing，nothing，nothing”的动机，集中落于降D与中央C，的确精妙。

实际上，人们不会像看待艾拉·菲兹杰拉德（Ella Fitzgerald）那样看待史翠珊，或许有人会拿克莉欧·连恩（Cleo Laine）天生出色的嗓音与她相比较——但我不能确定自己是否会这样做，当然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她总能根据需要唱出狂风暴雨，但绝不是嘹亮的民歌嗓，与令人钦佩的雪莉·贝西（Shirley Dassey）向来直白如同“这是一场表演”的姿态完全不同。史翠珊与贝西就好比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与洛林·马泽尔，通过努力提升、看似无限的选择与组合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子。史翠珊的延长方式传递出极为另类的亲密，然而这种私密却毫无对性、欲望的蓄意寻求（就这些歌曲而言，这种无欲感令人吃惊）。

史翠珊因怀旧而被消费；她令充满伤感爱恋的抒情曲幻化为贴心的个体回忆。不论是海伦·莱蒂（Helen Reddy）“我将在路途51%处与你相遇”的辛辣，还是佩姬·李（Peggy Lee）“我不会刻意抬高声音辩解，因为你已经被下诅咒，不是吗”的循规蹈矩都不会造成如此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