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在乡下教书的日子｜李远咨

在乡下教书的日子

● 李远咨

我十六岁开始教书，历经比箭岗农中、比箭岗小学、纸厂河小学、三合小学、黑土中学、上陈中学、凤凰中学、杨林市中学八所学校。除了纸厂河小学和杨林市中学是在两个乡镇集镇外，其它学校大多是坐落在乡下，隐藏在一片青葱的小树林里。这些乡下学校，远离城市的喧闹，“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实实在在是几所教书育人的好场所。

乡下教书，晚上没有电灯照明。夜里，我们在一盏带灯罩的煤油灯下，在昏黄的灯光下认真地备课、批改作业。在物质奇缺的年代里，煤油是定量供应的，学校的煤油有专人管理。因为我有挑灯夜读的爱好，学校供应的煤油往往超过指标，只好自己掏钱去买蜡烛。在凤凰中学教书的岁月里，学校有了寄宿生，晚上需要上自习，各个教室便挂上五盏白盖灯。有时煤油供不应求，便“开后门”买来柴油。劣质的柴油，燃起来排放出浓浓的黑烟，把师生的鼻孔都熏黑了。在这简陋的教室里，白盖灯散发点微光，却足以驱散黑暗，为莘莘学子带来希望。学生中的佼佼者苏运超、胡承玉、裴晓、蒋祖雄等人，就是在白盖灯的照耀下走出山村的。师生沐浴着那一缕缕温暖的灯光，将那些照亮岁月的灯盏，永远铭记心田。

偶尔累了、倦了，几个年轻老师就围在一架手摇的老式笛声机前，轮流地摇动留声机的摇把，跟着唱片唱歌。红极一时的“洪湖赤卫队”等一些主要插曲，我就是跟着留声机唱会的，至今久唱不忘。

在比箭岗小学教书的时候，时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亿万人成了饿殍，不少人还得了浮肿病，能填饱肚子成了生命第一需要。黄新章从担任校长第一天，就把改善教师生活当成学校工作之重。学校炊事员孟庆树很能干，他一手操办的萝卜“素宴”，至今还让我们口齿生津。

欣长红润的杨林市文家坪的萝卜，被他切成厚厚肥实的一块，抹上豆瓣酱，美其名曰为“红烧扣肉”；他的刀功很好，能把萝卜切成细细的丝，撒上食盐味精，淋点小油，做成了一盘凉拌萝卜丝；圆润厚实的“矮个”白萝卜，切丝拌面，蒸成蒸菜；盆打钵装的是他将萝卜切碎拌面做成的萝卜丸子；盘子里面放的是萝卜丝和面粉摊成的萝卜煎饼；晚上将长萝卜切成细条，用水一煮，给它取了时髦的名字——“无粮面”，快请大家来吃宵夜。

时至今日，那道萝卜“素宴”，已在我的记忆长河里深深地镌刻了一幅恒久的画面。

那个年代，我们的工资不高，一般老师一个月只有25.4元。黄校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千方百计找门路降低伙食成本。有一天，他和我一道到青龙大队学生陈宝琼家中去家访，看到起伏连绵的山上长满了厚厚的茅草。忽然，他眼前一亮：我们何不组织老师利用星期天包山去砍茅草，反正孟师傅做饭要烧柴。他在老师们中一发动，大家一致支持校长这个英明决策。一个星期天，天刚发白，大家起了个早床，匆匆早餐后便出发，在青龙雷滚垱的一个山凹里，十几名老师弯着腰手握镰刀，一手抓住茅草，一下子就砍了一大片。快到夕阳西下时，女教师抱着茅草，男教师捆茅草，大家欢呼雀跃。然后一担担挑回学校。孟师傅看着堆成小山似的茅草，笑眯眯地说：“看来今冬，做饭的烧柴完全不成问题。”

在砍柴中，我有一个小插曲：母亲用外公给我寄的毛线，千针万线织成的一件红毛衣，砍柴时我在山凹的一棵小松树上。睡到半夜，一觉醒来，发现毛衣丢在山上了。我急得哭了起来。睡在隔壁的黄校长被我的哭声惊醒，急忙过来询问。他二话没说，打着手电筒，和我一道高一脚低一脚赶到山上。谢天谢地，毛衣还高高地挂在树枝上。

年轻人爱动，打篮球和乒乓球是大家喜爱的两项体育活动。因为运动量增大，往往“饥肠响如鼓”。一到晚上老师的便齐心合力忙宵夜。我刚一调到凤中，一位老教师便告诉我一个经验：平时要当有心人，遇到学校请了木工，要把老师傅用过剩下的废料，抱到各自的床下。到时候，都要拿出燃料。凤凰中学的大师傅姓罗，吹得一手好唢呐。此人很精，每天做晚饭后都把厨具收拾得井井有条，厨具都放到指定的地方。你如果晚上弄了宵夜，东西不按指定的地方放好，他第二天早上看见东西挪了位，就不讲情面，叉着腰，站在厨房门口骂人。一个说话幽默的男老师，学着他吹唢呐的姿势，将两只手放在嘴前，几个手指作按着唢呐音孔的摸样，一边有高有低地唱着：“不准搞宵夜，不准搞宵夜！”

学校里只有一个炊事员，遇到他因病，因事请假，只好老师们排班轮流值日，每班两个人。有一次我恰好和刚踏上文教队伍的裴老师一组。裴老师是个大姑娘，在家里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下厨房掌勺，这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因为是校方安排，自尊心较强的她也不好谢绝，就硬着头皮上场。择菜、洗菜、杀鱼、淘米一切都在慢慢地进行。当一锅香喷喷的米饭、几大盘热气腾腾的菜放在学校食堂的饭桌上，全校八名老师围桌而坐，一名教师刚夹上一块鱼，“扑哧”一下，将鱼块吐在地上。“鱼的腥味怎么这么浓！”我们几个人一尝，原来鱼没放盐。大家哈哈大笑，小裴涨红了脸，忙把鱼端进厨房重新回火。

饭桌周围充满了快活的空气。那种亲密无间、无拘无束的大家庭的感觉真好！

不知是哪一天，管伙食的文老师买了几个甲鱼，放到一个坛子里，然后盖上盖子。第二天早上一来学校，见盖子翻掉在地上。他搔头挠耳，在坛子边细细观察，自言自语地说：“坛子，我明明是盖好了的，难道是甲鱼把盖子拱翻了，它溜之秋也乎了！”我们几个暗暗好笑，不过甲鱼是当时称了斤两，事后我们按价付了款的。

也许哪天晚上，我们一时来了兴趣，便到学校的小卖店里买了廉价的白酒，拿出在家中带来的香肠、猪肝、花生米之类，作下酒物。几个人凑在一起，就是一顿丰盛的宵夜。

由于我们都年轻，有使不完的劲，便在下晚自习后，翻山越岭轮流到各自的家中去宵夜。有一天晚办公后，教育组的陈组长到凤凰中学找人，全校几乎找不到一个老师，他一时火性发作，大骂：“夜袭队！”                                                 

最为惬意的是，凤凰中学有一支青年教师的自行车队 。学校邓万容校长人很开明，很关心老师，看大家周末回家、返校很辛苦，便集中一批资金，让大家各自购了一辆“五羊”牌自行车，然后分月从每人工资中扣回。据说以后曾受到教育组某人的批评，说这不符合财经管理制度。

遇到家长请客时，一溜自行车队在学校的大操场排好。队长一声“令下”，大家“唰”的一下跨上自行车，双脚蹬动车轮，车队浩浩荡荡出发，好不得意。一天，走在最前面的是教导主任张儒德，在途经兴岗南干渠支渠时，恰好有一条支渠挡道，渠上还没搭桥，渠深一丈多。他身强体壮，反应灵敏，便连人提车，“咚”的一声，越过天堑，你说悬不悬乎！后面的人吓得目瞪口呆。

有一天，当我骑着车子轻车熟路从台山山麓长长的下坡路一滑而过，和煦的春风拂面，那是何等的潇洒，我第一次过了车瘾，感到有车的方便。由于我们年轻气盛，从凤凰中学操场出发，逢山过山，连长长的台山山坡，都不放在话下，憋着一口气，利用车的惯性，加足马力，一口气冲上山顶，直到家门口才下车，真是其乐融融。不会骑车的同伴，只能搭车。遇到上坡时，他们便下车帮忙推车。事后，有的人开玩笑的总结了一个“闻屁搭车”的笑话。

不过我学骑自行车，颇费周折，洋相也出了不少。刚学骑车，因学校的操场是南北向，北高南低，为上车提供了不少方便。穿着长裤子，裤档往往喜欢被坐垫挂着。有一天，我干脆穿着短裤轻装上阵。就这么几上几下，很快就学会了骑车。

一天在公路上，我因为自行车的龙头还不善于把握，不会躲人。恰好撞着了一名挑着空大粪桶的农民。此人正要发火，四目相望，正好是我的学生赵××。师生两人，哈哈大笑。

有一天，调皮的儿子从家里跑了，我骑着车子带着妻子，从家里直奔纸厂河，因为我们估计他可能躲到外婆家里去了。路经台山脚下的一个长坡，由于车的刹车失灵，我和妻子都摔倒了。幸好她在落地的那一刹那间急中生智，用手拉着车的货架，人与车才没随着巨大的惯性一冲到底。但车摔坏了，人摔伤了。我只好推着车子，一瘸一拐地赶到杨林市。 

正是在这种艰苦却快乐的岁月里，大家一心扑在事业上，学校各项工作充满了生机。我的心血没有白费，多次为乡镇提供研究课，在全公社统考中，语文学科多次名列前茅，一次次受到教育组的表彰。在重点学校转移时，我轻而易举调到乡镇的重点初中，并担任了语文教研组长。

以后来到集镇重点初中，用上了电灯照明。但是多年在煤油灯下的欢歌笑语，晨曦初露的柚桔林中的琅琅读书声，不时地萦绕脑际。乡下教书育人的日子，为我以后“走出栖凤寺，来到划字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了我人生中一笔宝贵的财富，那份情感和记忆将永远深深地埋在我的心底。

（作者系松滋市杨林市中学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