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拆致富没有对不起谁，你是怎样，你看到的城市就是怎样
十一黄金周期间，广州最大的本地新闻莫过于杨箕村历经7年改造完成后回迁，村民们为庆祝摆出了万人流水席，大概每个广州人的朋友圈都被这条新闻刷屏了。在高耸入云、寸土寸金的公寓楼下，国宝级的粤剧名家献艺，航拍、LED大屏同步播放盛况，1388张大红桌，逾15000人集体庆祝新居入伙的场面视觉冲击力极强，在楼价狂飙导致国庆黄金周期间5天12城推出限购的社会背景下，舆论对这一事件产生两极分化。有备受刺激的媒体记者猛烈批评：杨箕村村民的土豪做派，以及他们凭借祖产就能轻易进入千万富翁阶层，打了所有城市奋斗者的脸。广州著名评论家陈扬则站在本土立场详加解释：露天摆流水席庆贺向来是广州宗社风俗；杨箕村对广州有贡献。同时回顾城中村为城市化作出的牺牲。其实回望杨箕村在文人眼中的形象变迁，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十多年前，不少南方系的媒体人、民间摇滚歌手在城中村度过了他们向上流动的初级社会阶段。有民谣歌手把他在城中村遇见的那些午夜先生、画者先生或爱情小姐写成了歌，在《丧家犬也有乡愁》这本最著名的描写城中村生活的书中，广州城中村犹如古龙笔下的快意恩仇、爱恨交缠的江湖，这里的性工作者、底层劳动者、初入社会的大学生、另类艺术家，构成了一种生动和谐的市井浮世绘。在这里，每个人都有底层挣扎，也有着明天会更好的梦。在这个让不少自媒体人追忆的自由主义环境描述中，其实城中村的房东们是缺位的，他们虽然是城中村的主人，但为城中村诠释出一种全新语境的却是它的租客们。当进入旧城更新、大拆大建的时代，媒体人却很少能介入与旧城拆迁的报道当中，村民、宗族才是与政府、与开发商谈判、向社会为自己画像的主体。村民们通过激烈的抗争，反复的计算筹谋与漫长的谈判，争取最大化自己的祖产权利。在漫长的拆迁过程中，与杨箕村类似的众多市中心城中村，成为“因拆致富”的典型，成为高房价高房租的受益者，在广州城中村接近改造完成的阶段后，城中村所接纳的阶层，已经从昔日的贫寒底层，变成了城市白领，这也导致了城中村的形象从昔日的自由主义精神原乡，变成了大城市中高房价象征，这对于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生存环境竞争激烈的中产来说，相当于一个压迫他们的符号人格化了。另一方面，在过去10年如深圳、杭州等城市依靠创新产业崛起的同期，广州所规划的多个重大项目最后却基本成为房地产扎堆的新城开发，2005-2010年期间，广州固定资产投资中地产投资占比33%，超过工业投资的21%；而广东全省工业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34%，地产投资24%。广州在过去十年，成为千亿房企总部之城，却也患上了明显的地产依赖症。互联网时代的众多知名公司在其他城市壮大，但即使逃离了北上深的年轻人也很少选择广州进行创业。原来最具影响力的产业如外贸、媒体在大环境中无可避免地衰落，新产业造血不足，曾经的精英们面对房价无计可施，所以，很多自媒体人对于杨箕村民乃至扩散至内陆众多城中村民一夜暴富的愤怒不难理解。在愤怒之外，还有更多文人，也感慨城中村改造后，城中村失去了它的土地，传统民俗已经变成了文化表演，文化传承已经是无源之水。这总让我有种感觉，他们似乎在借他让杯酒，浇自己心中块垒。在9月23日造就的广州场演讲中，一位打造一个城市混合业态空间的建筑师问出了这样的问题：而建筑师在过去把人的需求高度抽象化，像上帝创世纪的视角去做规划设计，人好像一直是以空间填充物的角色存在。但在人的需求变得越来越丰富的时代，自上而下的力量离人的距离越来越远的时代，城市创造的空间和人们真实的行为内容、真实的需求产生了某种偏差，当这个偏差足够严重的时候，就会变成“鬼城”。他举了底特律与奥运村的例子，在人去楼空的时代，“你看到这些房子依然在这儿，仍然是那么壮美的天际线，仍然是那么漂亮的钢筋混凝土的建筑，但是这个城市好像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城市了。”他从另一个角度看城市的构成：如莎士比亚所说的“城市即人”。在这个长假，因为关于广州一个古村改造后的舆论争议，让我想起了这位建筑师的演讲。就像广州的东山少爷、西关小姐，昔日文艺青年们口耳相传中地下江湖般的城中村、今日被文人鄙视为食腐者的城中村、本地村民印象中作为宗族传承象征、熟人圈子始终不变的城中村……就像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莎士比亚，每个人心中也有不同的城中村印象，我们用一种文化记忆塑形，乃至于夸张的描述，以自己独有的回忆与理解，区别了其他人的广州故事。文人缅怀的旧日城中村，其实在现实中更类似一个香港从前的九龙城寨，没有光线的地下迷宫。但它虽然是一种非城非乡的空间异化，却植根于房东与租户混杂糅合而成的需求，是城市中的低成本空间，为城市里低收入者提供了一处相适应的空间，这个空间成为衔接农村（或小城市）和城市的踏板。可以说，从前人们对于空间的贪婪索取，造成了城中村的脏乱；但它又是依据空间使用者的习惯而野蛮生长，自带种种情感光环，它像一个微型的城市，一个记忆交互的社区。城中村的人居化改造，以高楼取代握手楼，以宗祠和其他文化保留宗族记忆，大抵是现代宗族村落适应城市化的自然进化过程的一种。 感慨于古村失去了原貌原址，即传承断根，其实和认为繁华都市就该是摩天大楼，就是CBD没有什么不同。就像为了能保持城市人臆想中的田园原乡，不合时宜地要求农民要抛弃大规模机械化耕种，抛弃无人机洒农药一样刻舟求剑。大概感慨的人，从来不曾细致地分析复古式田园牧歌背后的残酷真相是什么：比如每年因为人工播撒农药而中毒的人超过10万人次；比如采用有机种植的大米，仅种植、管理和认证成本就要近20元/斤，最便宜的有机鸡蛋，饲养成本也超过20元/斤……作为在广州生活了20年的外地人，我对城中村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是，每年端午节，即使原本联通各城中村的河涌早已被分割成一段一段无法通行，各城中村宁可在经过某些地方通过陆路运送龙舟，也坚持要把龙舟运到村里的河涌，然后再划入珠江。即使在拆迁期间，广州城中村的龙舟赛也从未停止。广州的城中村与其他一二线城市城中村的最大不同，就是它誓死捍卫的宗族传统。每个城中村都保有一个或多个祠堂，都有一个名义上供长者打发时间的活动中心。所有城中村的年轻一辈，即使已在豪华的五星级酒店举行婚宴或者儿女百日宴，最终也必须回到祠堂里再邀请全村父老乡亲以流水席见证，否则在老一辈的眼中，未入族谱的都不算真正意义上的自家人。而很多活动中心还保持着众多文物古迹，比如石牌村至今保存民国时期石牌村民协助国民革命家平叛，孙中山为此手书的“为国杀贼”牌匾。所有这些，加上龙舟会等仪式一起构成城中村的文化遗产——此次15000人同时起筷的杨箕千席宴，即由杨箕龙舟协会筹办。这些历史长达几百上千年的城中古村的根，也在通过另一种形式延续：比如杨箕村的雄镇、泰来、星垣、永巩在改造后确实从杨箕版图上抹去了，不过这些地名将会作为回迁安置房的楼名得以延续，如雄镇楼、泰来楼等。而广州所有城中村还有一个特点，村集体都同意回迁房、回迁的商业配套不商品房化，它仍然是集体股份所有，无法买卖变现，只能出租获利。某种程度而言，这不仅能防止其他城市出现的回迁户因变卖房产而挥霍赌博致贫的败家行为，也能让宗族因此长久紧密维系着一起。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是，飙升的房价让正在一二线城市奋斗的年轻人感到焦虑，一平10万已经是天价，10年后就超过20万？！ 我是逃离北上深广，还是带着绝望挣扎，仇恨所有有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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