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力内容在此：
英文原文请参见昨天发布的文章：
高级英语直接听读181：Authority and the Individual（罗素演讲，敬请转发！）
先揭晓昨天的听力五道题的答案：
1、put
2、escape
3、deliberate
4、depend
5、engine
接着是昨天文章的译文（武太白译）：
我拟在这个系列讲座中阐述的基本问题是：我们怎样把社会进步所需的、适当程度的个人创新和人类生存所需的一定程度的凝聚力良好地结合起来？最开始我会谈谈那些人类天性中使社会合作变得可能的自然冲动。我会首先考察非常原始的社会中这些冲动的具体表现形态，然后看看文明的进步、社会组织的逐渐改变所造成的这些冲动的适应性变化。接下来要考量的是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社会凝聚力的广度与强度，一直看到今天的社会，及并不久远的未来可能出现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社会凝聚力的讨论之后，我会探讨人类社会生活的另一面，即个体创新，展示其在人类进化的不同阶段所扮演的角色，当今的角色，以及个体和团体创新过度或不足的未来可能性。然后我会继续探讨我们时代的基本问题之一，即现代技术所引起的组织和人类天性间的冲突，或者，换句话说，经济动机和创造与拥有的本能相分离。陈述此问题后，我会考察要解决这一问题能够做些什么，最后我会从道德角度探讨个人思想、努力与想象力和社会权威间的整体关系。
所有的社群动物，包括人类，合作与群体团结都有着本能的基础。这在蚂蚁和蜜蜂身上体现得尤其完整，这两种动物显然从不受诱惑，不会做反社群的行为，也不会偏离对蚁群、蜂群的忠诚。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能会羡慕这种对公共责任毫不动摇的忠诚，但其也不乏缺点；蚂蚁和蜜蜂拿不出伟大的艺术作品，不会有科学发现，也不会创立宗教，说什么所有蚂蚁都是兄弟姐妹。实际上，它们的社会生活是机械的、精确的，静态的。如果人类生活有若干不安定成分能够避免这种进化上的停滞，那我们也是情愿的。
早期人类是一个弱小、稀少的物种，最开始连生存都显得风雨飘摇。某一时期人类的祖先从树上下到地面，失去了便于抓握的脚趾，但获得了胳膊和手这样的优势。有了这样的改变，不再需要住在森林里，但另一方面他们步履所及的开阔地带却提供不了他们在非洲的热带雨林中曾享受到的丰富营养。阿瑟·凯斯爵士估计原始人需要每人两平方英里的“领土”才能提供足够的食物，而其他一些权威则认为所需的领土要更大才行。从类人猿和一直存留到现代社会的最原始社会来看，从现代社会残存的最原始社会来看，早期人类必定是小团体生活，比家庭团体大不了多少，我们猜想其人数应该在五十到一百人。每一团体内部都有相当程度的合作，但对同类的其他团体，一旦接触，就发生冲突。只要人口还算稀少，跟其他团体的接触就不多，多数时候这种接触也不重要。每一团体都有自己的领地，冲突也仅在接壤的地方发生。早期婚姻看上去局限在团体内部，所以必定有过大量的近亲交配，而变化，不管多么新颖，都会最终停滞。如果一个团体的人数增长到现有领地已经无法容纳，很可能就会与周边某团体发生冲突，而某一近亲繁殖团体相对其他团体的物种优势一般都能为其带来胜利，这样有益的变化就能固定下来。所有这些都曾得到过亚瑟·凯斯爵士令人信服的论证。很明显，我们早期那些还不太算得上人类的祖先不可能按照我们想出的、深思熟虑的策略去行事，而只能是受到直觉机制的诱导而行动——即部落内部的友谊和对外的一概敌意。由于原始部落很小，每一个人都很熟悉另一个人，这样友谊的感觉就与熟识的感觉并存了。
家庭——最具强制力的人类团体
最强健的、从本能上说就最有强制力的社会团体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家庭。家庭的出现，是人类婴幼儿期较长所致的必然，也因为婴幼儿的母亲在食物采集的工作中严重受限。正是这样的情况使得人类如同绝大多数鸟类一样，把父亲当成家庭中的基本一员。这就必定导致了劳动分工，男性出猎，女性在家。从家庭到小部落的转变很可能也与生理特性有关，因为合作型狩猎会更有效，而从很早的时候起部落的凝聚力就因与其他部落的冲突而得到扩大和发展。
已发现的早期人类、半人遗存如今已经够多，足以为我们描绘一幅清晰的进化各阶段图景，描绘从最发达的类人猿到最原始的人类的进化过程。至今最早发现、确认无疑的人类遗存据估计属于约100万年以前的时期，但在那以前的数百万年里，似乎已经有了在地面上而非树上生存的类人猿。能够确定这些早期祖先进化状态的最明显特征就是大脑的大小；大脑相当迅速地增长，达到了现今的容量，而如今已经保持数十万年不变了。在这几十万年中，人类在知识、后天技能、社会组织上都取得了进步，但在能够判断的范围内，未在先天的智力上有何进化。那种纯粹的生物进步，以骨骼的情况估计，在很久以前就完毕了。由此，也可以认为我们先天的心理条件与我们的旧石器时代祖先并没有多大不同，而后天的学习就不是这样。看起来我们仍然有着那些本能，在人类的行为变得处心积虑之前使其过着内部友谊和外部敌意尖锐对照的小部落生活。从早期至今出现的变化，其驱动力一部分靠的是这种原始的本能基础，一部分是靠一种有时都不太意识得到的集体自我利益的感觉。在人类生活中造成压力和紧张的事情之一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对非本能行为有理性的理解。但当这种行为对天性的压力过大时，大自然就加以报复，产生无序状态或破坏性，两者都有可能使理性维持的结构崩塌。
社会凝聚力，最开始是对团体的忠诚，因对敌人的恐惧而得到加强，在部分自然、部分蓄谋的过程中得到增长，最终形成了当今我们称为“国家”的庞大组织。不同的力量造成了这样的过程。早期对团体的忠诚必定是因对领袖的忠诚而得到增强。在大部落中，头人或王很可能认识每一个人，而下属之间可能并不认识。这种情况下，对个人而非对部落的忠诚使得团队规模的增大变得可能，而不会对本能造成悖逆。某一阶段，新的情况出现了。战争，最开始是灭族，至少部分地逐渐变成了征服；被征服的不是被处死，而是被纳为奴隶，被迫为征服者劳动。这种情况下，一个团体中就有了两种人，即最初的自由成员——部落精神之所在——和臣属，后者因恐惧而服从，并非出于忠诚的本能。尼尼微和巴比伦统治了庞大的疆域，不是因为它们的臣民对这两个统治城市有什么本能的社会凝聚力，而只是因为它们在战争中表现出的勇猛吓坏了这些臣民。从早期到现代，战争一直是国家规模扩大的主要引擎，恐惧越来越多地取代部落团结，成为社会凝聚力的来源。这种改变并不限于大型社会：例如，在斯巴达也有这样的变化，那里的自由民占少数，奴隶受到无情的压迫。斯巴达在整个古代都得到赞扬，因其社会凝聚力令人艳羡，但那是一种从未设想要拥抱全社会的凝聚力，只是以恐惧强迫出外在的忠诚罢了。
在文明发展的特定阶段，一种新型的忠诚开始出现：一种并非基于共同领地或种族，而是基于信仰身份的忠诚。就西方来说，这种情况似乎起源于奥菲社会，其承认奴隶也有平等权利。除此以外，古代宗教与政府的关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信奉共同宗教的人基本上与旧有的亲族关系社群没有什么不同。然而信仰身份逐渐变得越来越强大，其军事力量的首次体现就是伊斯兰教在七、八世纪进行的征服。信仰身份也是十字军东征和宗教战争的推动力量。十六世纪的宗教忠诚经常压倒国家认同：英国的天主教徒与西班牙结盟，法国的胡格诺派和英国并肩。如今，两种广泛的信仰得到人类大面积的忠诚。其中之一，共产主义信仰，其优势在于强烈的狂热，在一本神圣的书中得到体现。另外一种不那么明确，但力量不逊于此的信仰是“美国生活方式”。由许多不同国家的移民共同缔造的美国并没有亲族团结，但该国有着与欧洲国家同样强健的团结。如林肯所说，该国“忠诚于一种主张”。移民美国的人，或者至少他们的子女，总的来说觉得美国生活方式要比旧世界好，并且坚信如果这种生活方式在全球通行，那么是对人类有好处的。在美国也好，在俄罗斯也好，信仰的团结和国家团结相伴共生，并由此获得了新的力量，但这两种相互竞争的信仰具备着超越这两国边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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