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只从字面来看，很简单，从前者来说，寻找真实是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的责任。从后者来说，大众心目中的林徽因，往往又是失真的。之所以把这样两句话放在一起作为今天的主题，和我经历了整个疫情的心境有关系。在2020年春天的这场汹涌的疫情中，我想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曾经被各种情绪裹挟，在云山雾遮的谣言中，也可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过寻找真相。真相，真实，是一个普遍性的价值。与此同时，这个题目，它的背后，也混杂着我个人的人生体验，可以说，它的背后，表达的也是我因为私人的经验而产生的一种执着。
之所以写林徽因，对我来说实在只是一个偶然，大概在1999年底的时候，出版社邀请我导师一起做近代家族史的研究，计划出一套百年家族的丛书。我导师上课的时候说到这件事，看了我一眼说，要不你写林徽因吧，可能他觉着我有点文艺？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开始的。那个时候林徽因还没有得到像现在这样的广泛关注，我记得就在我着手搜集资料的时候，电视台播出了那部现象级的电视连续剧《人间四月天》，林徽因瞬间就成了话题人物，我同学当时还笑我说，这个时候如果书出来了，也能赶上热度。我其实是个剧迷，可那部剧我看了几次都看不进去，我就想，我要写一个真实的林徽因。但是这中间有很多学业计划，写论文什么的，所以那本书也拖了几年，一直到2003年完稿，书名叫《百年家族 林徽因》。那本书其实很青涩，对我来讲，就是规规矩矩地完成了一个作业，生怕行差踏错。但是，它也带有我们历史系专业训练出来的特点，就是依据史料发言。而且，在此之前，没有一本林徽因的传记是从家族史的角度开始的，很多人物，比如林徽因的父辈，林长民、林尹民、林觉民都是没有人写过的，所以出版以后也收到一些好评。但是对我来说，我其实是不满意的。前几天我跟我的一个朋友聊天，说起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布迪厄生前最反对的就是传记式的研究，他为什么反对，其中一个强烈的理由就是，他反对把人的生活进行整齐有序的纪年式描述，在他看来，这是人为赋予了一种秩序。
这句话很是戳中了我，我觉着我当时其实就是单薄地，按部就班地完成了一个人年表一样的一生。因为这份遗憾，也就为这么多年后的重写埋下了一个伏笔。
当然推倒自己重新再来是需要非常大的动力。有两件事对我很是触动。我博士毕业以后在党校工作，因为工作的缘故，有很多公务员的朋友，他们可能因为个人经历，对晚清那一代文人，也就是林徽因的父辈，林长民、梁启超书生从政，推动中国社会改良的经历是非常有触动的。
到了五四，林徽因这一代，经历了知识人从传统的士到专业型知识分子的转变，但内心深处同样是希望以专业的追求，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两代知识人之间的起承转合，它的后面是整个近代以来的时代变迁。从这个视角看，林徽因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她的出身，她成长的背景，她的为人、为文，交友，其实是可以串起一幅晚清以来的知识分子的群像。
作为个体的知识人，在中西文化剧烈的碰撞中，他们的立德，立功，立言，他们的怀疑，抉择，困惑和坚持，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的宏大的时代的缩影，对我们当下的探索也未尝没有现实意义。而且，只有回归到时代当中去，林徽因的形象才可能更为鲜活。
▲AI修复16岁的林徽因
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就是，那本书出版后，林徽因的热度有增无减。甚至于去年有网友用AI技术修复了一张林徽因十六岁的旧照，引来无数人围观，修复后的照片乍一看很美，仔细看却完全被网红化，失去了林徽因的质感。这张照片某种意义上其实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对林徽因的了解和认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近年来，围绕林徽因的，永远是一些以讹传讹的花边绯闻和流言，这种误解深到甚至广大网友为她贴上“绿茶”“玛丽苏”的标签。这个现象里面其实还有一个悖论，就是大众之所以知道林徽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花边绯闻。而这些被公众误解的地方，我以为，却恰恰又是最具有林徽因个体的精神特质的地方，也最能反映出她和时代的互动。所以我内心有个强烈的想法就是，摘掉大众赋予林徽因的网红滤镜，从公众话语营造的迷雾入手，还原一个真实的林徽因。当然，我之所以如此执着于真实，不惜推倒自己重新来过和一个人物死磕，大概也是过去的岁月里历史学训练带来的影响，因为自己的懒散，我其实一直不太敢以历史学者自居。
但过往人生里面，从本科到博士十年的历史学的学术训练，仍然还是让我养成了一种惯性和本能，那就是论从史出，基于史料的真实。不管在什么时代，我想，寻找和叙述真实始终是历史学的本分，这个听上去有点老套的宗旨，就是我写林徽因的最大的动机。这本书出来我大学同学第一时间买了去看，他的第一感觉是，和文学类型的传记区别很大。他说得很对，目前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个文本，从写作风格上来讲，它不完全是一个文学意义上的传记，它可能更偏重史学的面向。与此同时，我还有一个私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现在早已经不播了，但在我心里却经很典的电视剧叫《走向共和》。那部剧当年曾经在网络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对几个历史人物偏于正面的刻画上。比如袁世凯，公众的印象总是和“窃国大盗”这个标签分不开，《走向共和》却告诉观众，只有袁世凯才是能稳定局面，众望所归的人物。孙中山是根据当时南北双方事先的协议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移交给袁世凯的，而且此前袁世凯在清政府的现代化改革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这些描述，在史学界几乎已经是老生常谈。我们完全没有想到它会引发那样激烈的争议。当时有媒体采访我导师，他就很感慨，说学术界的成果居然二十年之久都没有扩展到学术界以外，不为外人知。这件事当时对我很有触动。从我自己的写作的初心来说，因为林徽因学者的身份，我当然希望兼顾到学术性，但我内心深处更偏重的，始终还是大众意义的表达、传播和交流，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林徽因和她的时代。为了达到我想要的真实，我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花了很大的力气，有几种，一是当事者本人的文本资料，徐志摩日记，陆小曼日记，徐志摩文集，林徽因的信件，诗歌，林徽因父亲林长民的信件，梁启超的家书；二是朋友家人的回忆文字。第三类是当事人的朋友，后人以他们的人生经历为蓝本写的专著，费慰梅的《梁思成与林徽因 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张邦梅的《小脚与西服——张幼仪的家变》以及学术界的研究性的专著。还有就是年表，年谱。打捞和比对这些资料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寻找线索，拼凑散落在各处的碎片，还原真相的过程。就像黑泽明的电影《罗生门》一样，要通过不同的人他们的叙述才能拼凑真相，要在相互各种各样相互冲突的记忆叙事中寻找真相。比如，金岳霖和梁思成、林徽因之间那段众人皆知的爱情对话，它的真实性，比如，金岳霖有没有为林徽因终身不娶，比如，林徽因对徐志摩这段情感的态度，她是不是曾经鼓励徐志摩离婚。总体来说，我希望钩沉索引，抽丝剥茧，打捞出福柯所说的，“著作，信函，草稿，写作提纲以及个人隐私中表达出来的真实的个体”。接下来，我想我们可以回到林徽因本身。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选择几个点和大家交流的，当然这也是我认为还原真实的林徽因最重要的几个点。首先就是情感流言背后的徐志摩和林徽因。徐志摩和林徽因这样两个历史人物，公众对他们的误解很大程度上也是因对方而生的，可以说，没有徐志摩，就没有被误解的林徽因，同样，没有林徽因，大众对徐志摩会增加很多同情和理解。厘清公众对他们的误解，必然要从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入手。我自己其实认为，徐志摩和林徽因是互为镜像的，他们对彼此的态度，对情感和婚姻的选择，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他们两个人的内心世界，也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新旧交替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他们两个人的精神特质，微妙而复杂的内心世界。首先要厘清的问题，是林徽因对徐志摩的态度。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在和自己侄孙女张邦梅说到往事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她相信徐志摩之所以和她离婚，必定得到了林的某种鼓舞。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从徐志摩和林徽因时间线索梳理，1920年冬天，张幼仪到英国， 1921年的1月，徐和林相识。这一年，林徽因不到十七岁。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两个是有相当多的同质性，我也花了很多笔墨去描述，同样有才华，有灵气，同样热爱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并且，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他们两个人在当时都是深得中西文化的精华的人，能在中西之间来去自如。林徽因小小年纪就是父亲林长民在伦敦的客厅的女主人，在英国，在美国，都是很快就融入西方社会，英语好得让费慰梅惊叹，徐志摩也是一样，张幼仪的侄孙女张邦梅说徐志摩头脑聪明，个性浪漫，拥有东西方最优秀的特质，自己很羡慕徐志摩能如鱼得水地融入西方世界。这样两个人，他们之间一定是有磁场的，是互相吸引的。甚至于，在林徽因的年纪，又是客居在伦敦，遇到徐志摩这样一个芝兰玉树的大才子，要知道，徐志摩在北京，那是无数名媛少女的偶像，如果有一点的动心，我觉着是一点都不奇怪的。费慰梅也说她“被徐志摩的性格、他的追求和他对她的热烈感情所迷住了”。只是，在林徽因心里，这些内心的冲动是不是足以让她产生和徐志摩同等的化学反应，或者，是否足以推动她抛开一切呼应徐志摩？答案恐怕恰恰相反。原因很简单，徐志摩已是使君有妇。纵然他千好万好，只此一条，足够让林徽因对他所有的好感，停留在友情以上，爱情不满的境地，再不向前。从家庭出身、教育背景、个人素养、眼界见识看，林徽因当然是新潮的、引领风气的人物。但与此同时，她也是成长在一个亦旧亦新的大家庭，身边是亦旧亦新的时代，接受的是亦中亦西的教育，她内心深处，其实一直是处在两种异质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中。先是身世的阴影。张邦梅以张幼仪和徐志摩的家变为背景写作《小脚与西服》一书时，曾和费慰梅交流过自己对林徽因、徐志摩情感纠葛的看法。新大陆出生、长大的张邦梅，不理解为何林徽因一生对徐志摩难以忘怀，却绝不肯嫁他。费慰梅的解释是，林徽因“是她父亲大姨太唯一的女儿，而他父亲偏爱给他生了个儿子的二姨太……林徽因无法想象自己会卷入有个女人为了她而被抛弃的关系之中”，这让她自然会联想到母亲当年所受的羞辱。
▲林徽因和梁思成
梁思也说，不管志摩向徽因求婚这段插曲造成什么其他的困扰，但这些年徽因和她伤心透顶的母亲住在一起，使她想起离婚就恼火。所以，在光鲜的家世、出众的才貌的后面，这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家世的伤痛也是一直存在的事实，它直接决定了林徽因对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其实也相当于决定了她对徐志摩的态度。身世之外，还有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林徽因的儿子回忆说，林徽因曾经对自己说过，像她这么一个在旧伦理下长大的姑娘，竟会像传说的那样去同一个比她大八、九岁的已婚男子谈恋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梁、林留美的同学，陈植的妹陈意曾经和林徽因是闺蜜，林徽因在美国的时候常常会借住在陈意宿舍。陈曾问林和徐有无恋情，林徽因非常明确地说自己决不做破坏别人婚姻的事，徐志摩不该抛弃张幼仪，还说自己曾经劝徐志摩和张幼仪和好。还有冰心，晚年萧乾夫妇在看望冰心的时候曾经问冰心徐、林之间有无恋情，冰心断然否认说：“像林徽因这样一位大家闺秀，是绝不会让他为了自己的缘故打离婚的”。以冰心和林徽因的关系，当然是不会为林徽因遮掩，她的判断可以说是基于自己对那个时代下的大家闺秀的深刻的认知。所以，接下来的事情，我们看得很清楚， 1921年的夏天，林长民先是把女儿送到英国南部的海滨小城，又在十月份带着林徽因不告而别回国，这其实就已经是一种表态。而徐志摩的离婚，是在1922年3月。1922年8月，徐志摩回国，距离林徽因回国，已经是大半年的时间。1922年12月，徐志摩到北京，给林长民写了一封长信希望争取这段感情，可能这个时候徐志摩也听到一些传言，说林长民父女对自己的一腔痴情冷嘲热讽，所以信里面也有说到。林长民回信说：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ry(嘲笑)，想足下误解耳。并希望友谊长葆。结尾又说徽音附候。这封信的态度我想再明确不过，就是婉拒求爱，珍惜友情。既是林长民的回复，也有林徽因的态度。
所以，从徐林的情感，林徽因对徐志摩的态度，我想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看到林徽因在中西之间徘徊的内心世界。徐志摩对林徽因重要吗，当然非常重要，徐志摩可以说是林徽因文学的领路人，成就了身为诗人、作家的林徽因，它们在她生命中的分量，相对比爱情，毫不逊色。徐志摩的离开，对林徽因，相当于完整的生命世界出现了巨大的空缺。林徽因的好朋友费慰梅在刚认识林徽因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她说林徽因总是会谈起徐志摩，从来没有停止过思念徐志摩，甚至于，她们之间用流利的英语进行的谈话，可能就是林徽因和徐志摩之间谈话的回声。再来看徐志摩。和林徽因一样，大众对徐志摩也有很多误解。比如有人说，徐志摩的诗里看不到祖国，看不到流血的土地。我想那是因为他没有认真看过，读过徐志摩全部的诗，他只看到了再别康桥，爱眉小札。只要你认真去看徐志摩的诗歌散文集，你很容易发现他实际上有非常强烈的浪漫主义的爱国热情，对于国事也是非常忧患，他关心政治，早年留学英国的时候一度非常同情劳工运动，后来对苏俄革命也有洞若观火的观察。放弃政治学从事文学之后，他也是一直有极高的文学抱负和理想，甚至于，选择陆小曼，很大程度上也是最初以为可以和陆小曼成为文学的同路人。但是，这样的徐志摩我们一样是选择性地视而不见，或者说，懒得去发现。从生活和情感上来讲，徐志摩是追求爱、自由和美的。他最被人诟病的地方就是为了林徽因抛妻弃子，后来又任性地选择已为人妇的陆小曼，因此被现在很多人说成渣男。但其实，我认为徐志摩真正的问题恰恰不是大家所讨伐的，他真正的问题在于他的不彻底。他其实是过渡的一代，身上有亦中亦西的特质，虽然是个新青年，但也深受传统的影响，并没有勇气拒绝父亲为他安排的婚姻，该坚决的时候不坚决。用张幼仪的话来讲就是：“他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我。可是就算后来他思想变新了，他还是不敢反抗传统。” 对徐志摩来说，张幼仪是他跃跃欲试的新天地里不温不火，然而又不离不弃的旧时代。她出现在他的生活当中，以一种日常的、无所不在的方式，提醒他，原来他的新潮，也生长在传统的土壤里，也离不开妥协的意味。这个不彻底，在五四一代文人中是普遍存在的。胡适和江东秀小脚配西服，傅斯年16岁时奉母命娶了第一任妻子丁蘸萃。类似的还有鲁迅和朱安，郁达夫与孙荃。徐志摩和张幼仪，不过是那个年代包办婚姻的无数再版之一。这一代文人中，甘心在包办的婚姻里面过一生的其实也很少，胡适一生绯闻不断，傅斯年后来协议离婚，再娶俞大维胞妹，出身名门的俞大綵，还有鲁迅、郁达夫，都是另觅所爱。和他们相比，徐志摩并不算是十分出格。他以为媒妁之言也能过一生，直到遇到林徽因，激活了他内心蛰伏的激情。很多人因为徐志摩和张幼仪离婚，说他残忍自私，却少有人看到他对自己选择的婚姻的态度。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姻其实也并不幸福，陆小曼喜欢享乐，徐志摩的志向是文学的成就，为了陆小曼，他到处奔波，负债累累。很多朋友劝他离婚，他却并没有，为什么，因为他要对陆小曼负责，他不忍心丢下陆小曼不管。所以，同样是过渡的一代，徐志摩的悲剧有时代的原因，某种程度上有性格的问题，相对比胡适的圆融，鲁迅的干脆，傅斯年的坚决，徐志摩的问题在于，他的软弱，不坚决，优柔寡断，发展到后面，反倒是巨大的伤害。所以说，情感流言背后的林徽因，徐志摩，他们在精神特质上，既是无问西东，站在时代最前端的，同时也是亦新亦旧的。尼采有一句话说，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这句话在林徽因和徐志摩的人生中，有淋漓尽致的体现。他们的身上，有典型的过渡时代，也深深地刻印着大转型时代的印记。他们一生，也一直在和身边的旧的时代角力。
冰心在《太太的客厅》里描写了一个好清谈，虚伪，虚荣的女主角，钱钟书也写过一篇小说叫做《猫》，讽刺京派文人以及京派沙龙的女主人。这些文学刻画某种意义上都影响到我们对林徽因的认知，把她看成是喜欢热闹，喜欢被追捧，甚至喜欢把一堆男朋友攥在手心的恋爱脑玛丽苏。当然，也让今天的我们一提起林徽因，就会联想到高朋满座的林徽因的客厅。办沙龙这件事，就我来看，我觉着它其实可以看到林徽因的精神特质。我刚才讲了，林徽因十几岁时就在父亲林长民的客厅里面当女主人。那个时候林长民的客厅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聚会又是按照英国的下午茶的传统进行的，由此养成了林徽因一生的生活方式。但是，林徽因的客厅究竟是不是冰心和钱钟书描写的那样的一种有闲文人的引导出来的一种糜糜之风。我以为不是。真实的太太的客厅，在我看来，它更是属于留学欧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京派文人的一个公共空间。
你在这里可以发表自己的任何的观点，关于学术的观点，关于艺术的观点，甚至关于政治的观点。平等探讨，自由生发。在民国那样的一种内忧外患当中，可以有一个这样的公共空间，对长期侵淫于在人本主义的价值理念中，追求学术价值的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弥足珍贵的。梁思成对一个同行晚辈说的，“不要轻视聊天……学术上的聊天可以扩大你的知识视野，养成一种较全面的文化气质，启发你学识上的思路。……”“许多科学上的新发现，最初的思想渊源是从聊天中得到的启示，以后才逐渐酝酿出来的。……聊天之意不在求专精，而在求旁通……”这是学术和思想上的意义，在学术的背后，还有价值层面的意义，就是这些互为气类的知识人，他们在精神上的守望相助。事实上，他们的沙龙，从相对安闲的抗战前的北平，一直坚持到抗战时期一贫如洗的昆明和李庄。疫情期间因为日本援助中国，有一句诗经里的话突然变得很流行，叫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我在写南渡的章节的时候，曾经也起意想要取名叫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大后方的西南，联大的教授们自发成立了战时的临时救济处，由林徽因的好朋友，单身的陈岱孙负责，把各家暂时用不到的物品，工资的结余，外界支援的现金、实物汇总到一处，视每个人的需要按轻重缓急进行分配。金岳霖自费在美国买了三块手表，辗转托人带给陈岱孙，还特别叮嘱把其中两块送到梁思成、林徽因家里。林徽因当时一贫如洗，写信向美国的费慰梅讨要旧衣服，旧图书。最困难的时候，梁思成卖了这两块表度日。他们就是这样互相打气，渡过了国难，坚持到抗战胜利。到北还，再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都始终在坚持。所以，“太太的客厅”其实凝聚了京派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也成为那一代知识人的经典的回忆。
具体到林徽因个体，我以为，太太的客厅也是最能体现林徽因作为知识分子，她的精神特质和理想追求的地方。作为北总布胡同三号的女主人，沙龙的“中心人物”，在被冰心、钱钟书讥讽的“高谈阔论”和“众星捧月”的后面，我想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的，是她始终是在追求文艺的理想，学术的价值。金岳霖有次为林徽因、梁思成写了一副对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林徽因说，什么美人不美人，我还有很多事要做，这就是林徽因。她跟胡适也说过，最怕碌碌无为，平庸地过一生，林徽因一生对事业始终有非常高的理想。办沙龙也是出于自己文艺的理想，当时，她凭借自己的文学素养、学术背景、人脉关系，投身文学创作，创办同人刊物、积极扶持新人，为 “京派”开拓人脉，凝聚共识，这份热心到不遗余力的实干，只怕是“独善其身”的冰心、钱钟书所做不到的。所以萧乾有一句话， 林徽因是京派的灵魂。这不是出于奉承，实实在在是林徽因付出的努力。其次，沙龙里的林徽因，作为公共的知识分子，骨子里还是继承文脉，守望道统的士子。我的出版人，冯俊文先生说过一句话，他说林徽因和梁思成的一生，颠沛者多，困苦者多，特别不“清新”，却依然能保持体面，专注于自身和家国的事业。我给大家讲两件事。1940年林徽因刚到李庄，就一病不起，费正清夫妇力劝他们到美国工作并治病。但被她拒绝了。林徽因的理由是，应该留在祖国吃苦。李庄的生活非常艰苦，林徽因经常大口大口咯血。稍微好一点就坐在床上，翻阅文献，为完成《中国建筑史》做准备。一次梁从诫问林徽因，“如果日本人打进四川怎么办”，她回答儿子说“中国读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吧，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 梁从诫急了，说那你们不管我了吗，病中的林徽因握着儿子的手说，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顾不上你了。林徽因的身上，有士人的风骨。最后，我想我们从客厅、沙龙还应该看到的，是林徽因的真实。这就回到我们这个题目，回到我们的落脚点，寻找一种真实。我在书里面写到，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就是自负才华，锋芒毕露，真实，不虚伪，不乡愿。这些特质，在林徽因的身上也是如出一辙。她不是绿茶，玛丽苏。
我自己对林徽因有一个总结，就是，流言和迷雾背后的真实的林徽因，最大的特点，恰恰是真实。这话听上去很绕，但却是我认为林徽因最宝贵的地方，她的真实透露出她的瑕疵，比如争强好胜，凡事都要争第一，说话不留情面，爱出风头。这些瑕疵，她从来都无意掩饰。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她性情刚烈，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一生都在坚持学术的价值，为了维护学术的价值，任何时候都敢于抗争，任何时候，都有说真话的勇气。拆除天安门前的三座门的时候，她据理力争，文化界还有一个传言，如果要拆除三座门，她就到那里上吊。她和北京市委领导当面辩论，“…为什么我们在博物馆的玻璃厨里那么精心保存起几块出土的残砖碎瓦，同时却又要亲手去把保存完好的世界唯一的这处雄伟古建筑拆得片瓦不留呢？”1953年夏天，郑振铎邀请林徽因、梁思成、刘敦桢、陈从周等一些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欧美同学会聚餐，吴晗也参加了这次聚餐。席间郑振铎对乱拆古建大为伤感，说推土机一开动，老祖宗留下的文物就寿终正寝了。吴晗却不以为然，说了许多“冠冕堂皇”的“官话”。林徽因虽已病得弱不禁风，听后仍当即拍案而起，点着吴晗鼻子，疾言厉色怒斥的声势如击鼓骂曹。陈从周说：“她生长在北京故都，又与梁先生长期外出调查古建筑，她对古建筑是处处留恋，一砖一瓦都滴过汗，这种难以遏止的声色，我们是同情她，钦佩她的。”一直到1955年去世，她都在捍卫自己的学术信仰。陈寅恪先生有一句诗，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斜阳。我自己觉着，林徽因的一生，就像是对陈寅恪先生这首诗的注脚，她以自己的真实，以自己对真实的追求，完成了自己短暂而热烈的一生。林徽因的性情，她的真实，可能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太过坚硬和闪亮了。但惟其如此，也愈发显得弥足珍贵。当然，今天回顾林徽因，也会有很多人说，林徽因在建筑学上的成就是和梁思成一体的，并且是以梁思成为主的，文学上的创作又不够丰厚。诚然，作为新旧之间的女性知识分子，林徽因要平衡事业和家庭，并且一生多病，都使得她的才干没能得到最大的发挥。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今天追怀林徽因。这阵子我在听北大的陈平原先生的关于民国知识分子的一门课，陈先生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样的历史人物值得追怀，不全是取决于事业，更多是性情。这句话我很赞同，尤其是民国的知识分子，学术中人，我想，对于大众而言，他们的学问，也许太过艰深，我们不一定能有多少了解，对大学以外的大多数人人来讲，他们所能了解的，所知道的，往往是这些知识人的性情，操守，追求，为人。他们也是因为这些东西，成为挺立在乱世里的一座座丰碑，对他们的书写，我想，在今天也同样能够引领风气。这就是我为什么希望以林徽因为中心，写出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群像，为什么希望以林徽因为中心，描写一个时代的面向。也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林徽因的一生的最大的理由。作者：陈新华丨历史学博士，200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现为深圳行政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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