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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山 杨立明
5、下迪初中
吴城往西十里，便到了原下迪乡政府所在地——下迪村。尽管本世纪初撤乡并镇将下迪、杨赵、管村、城关三乡一镇合并为稷峰镇，可我内心仍顽固地认为我是下迪乡人，对那个身处县城的稷峰镇，竟有些像“后妈”一样感到陌生甚至有些排斥。也许是离乡太久的生疏或者自己过于“小家子气”了吧。
在下迪村南门口往西约二百米，有一条约两三米宽、四百米长的土路，路两旁是绿油油的麦田，路尽头连接一条大路，正北面是一片枣园，右手有两处破旧院落，左手是个很宽的打麦场。打麦场就紧靠着我的母校，曾经的稷山重点初中——下迪初中。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走出家门，度过了三年难忘的初中生活。
记得在读小学时，每年参加全联区的考试或者竞赛，好几次都在那个打麦场里。那时，我偷偷瞄着旁边的那所学校，充满了渴望。毕竟，那是全县小学生当时都梦寐以求的事。时至今日，还想得起当年入学时的激动与好奇。
校门上、每一栋教室外墙上，甚至电线杆和树干上，都贴着五颜六色的欢迎标语，像是一个个跳动的音符，又像小孩子灿烂的笑容；光着膀子的食堂大师傅，蹲在那棵大槐树下，瞅着我们憨憨地笑着，槐树上挂着那块熟铁板做得大钟，也咧着嘴笑着；宿舍实心的土炕上，铺着淡蓝的新砖，盖了崭新的苇席子，我们一个个拥挤着，抱着铺盖寻找合适的地儿；大哥赶着送粮食的牛车已经离去，我望着周围陌生的一切，红着脸不敢言语；操场上，谢顶的王茂虎校长和络腮胡的刘安录主任，正在给新生致辞鼓励，一个个穿戴整齐，坚定的语气。
那时候家里有自行车的还不多，同学们上学、回家大都靠步行。有离家一二里的，也有十几二十几里的。我们村位于稷山县最西头，虽被数学马文秀老师戏称为“下迪的小山村”，距学校也就一个小时的行程。最怕的是“放星期”下雨，即便戴着草帽儿，或披着用肥料袋子做的“雨披”，到了学校也是全身湿透，满鞋、满腿的泥。老师们其实也不容易，大部分都是外乡镇的，最远的在清河，离学校六七十里。
至今难以忘记，刘伏虎老师黑黑的脸，讲课时妙语连珠、满嘴的成语；刘武杰老师沙哑的声音，走路时风风火火、铿锵有力；刘安录老师“万金油”般的存在，猜题押宝，机智风趣；冯国光和贺晓云老师常板着脸，手提“枣木棍”在课堂巡视，让人不寒而栗；还有周俊明老师那频繁带“呐”的话语，潇洒的字体；马文秀老师那“硕大”的脑袋和“营养不足”的脸，边讲课边惦记他家的玉米地……
最难忘的是那时宿舍内“鼠辈”的横行。
宿舍由于人多炕窄，褥子都互相重叠着，你压我的、我压你的。冬天人挤人还算暖和，夏天可就难过了。不光是热，更有老鼠作乱。大白天，鼠辈们多少有些怯懦，看见人还知道适当回避。一伺我们入睡，它们便肆无忌惮了。有的领着孩子，兴高采烈地在我们身上“东游西窜”；有的一边偷吃我们挂在墙上的“干粮”，一边窃窃私语、说长道短。有时躺下很久，还能听到它们的欢笑，还有枕头边跳蚤们比赛弹跳的呐喊。
在我们吃的杂粮馒头里、菜汤里，也常杂有鼠粪。也因此，我在初一第二学期得了“出血热”，跟几个同学搬离了学校。先住姚家庄的志俊家每天跑校，后来又分别在下迪的占荣、晓东和俊喜家住。可惜的是，好友志俊在18岁那年因车祸亡故了，现在想起仍痛心不已。
初中三年，虽然生活条件差，但当时并没觉得有多苦，更没影响学习的热情。曾经的记忆，勾起的更多是甜蜜和珍惜。
有一年暑假，我去马家巷老舅家“走麦罢”（晋南习俗），顺道去建学家串门。谈笑间一时性起，便骑车子跑到了下迪晓东家。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往地里送粪、一起锄地，晚上又睡一起聊到半夜，直到第二天下午才又返回老舅家。老妗子满面担心地问：“哎呀，三娃，你可是回哩啦！？跑出去也不言语一声，做好饭也等不见你吃。你妈夜儿个不见你回来，都让你二哥找过两回了……”
38年了，不知那片校舍，那个大院，现在是啥样子？是被某家企业征用？还是被村民们当了猪羊养殖场？或已杂草丛生，变为野狗、野猫的天堂？我只敢在公路边默默远望，没有打听，也不敢打听。
我揉揉酸酸的眼，重新启动了油门，向我的家——稷山县阳史村驶去。
后
稷
文
苑
杨立明，男，1970年生，稷山阳史村人。医学硕士，重症医学专业主任医师。从医二十余年，工作之余喜欢舞文弄墨，孤芳自赏。发表各类医学论文近三十篇。
——发刊制作：薛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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