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明//老院

父亲说他三岁（1940年）左右时，我祖父领着祖母、大伯和一岁的三叔躲到了北山里，家里只剩了他和他祖母，说日本人端着枪上着刺刀指着他祖母叽哩哇啦要人要粮，他祖母不管对方说啥，反正挺直了身子伸直了脖子就是一句话：“啥都没有，要命有一条！”父亲则揪着她祖母的袄襟躲在身后哭都不敢哭。老院的厚木门上有两处嵌着木楔子，父亲说那是日本人开枪打的，至于为什么开枪，父亲也说不清，反正没打死人。

父亲打小就住在老院是确凿无疑的，祖父过继给曾祖父后“坐享其成”没再有所建树也是确凿的，可以判断老院是曾祖父的遗产。曾祖父有兄弟三人，若老院是曾祖父分门立户后所建，距今应有一百五六十年历史；若也是继承前辈所得，那便有近二百年了。不管老院算不算个古董，反正父亲把它分给了我，若是分给哥哥他们还不早被拆得片瓦不存？我们儿时的诸多记忆还会那么清晰感性？

老院的地理位置还算优越，在村东头第一个胡同左手第三家，说它是“学区房”也不为过。胡同口有座奶奶庙，曾是村里的学校，后来又作过生产队的库房和队部，生产队消失后便成了孩子们的乐园。奶奶庙门口有一眼水井，深约两丈，水质甘甜清冽。夏天，我们常把凉泱泱的井水灌在葡萄糖瓶中，再兑些白醋放几粒糖精，酸甜可口消暑解渴的“醋凉水”便做成了，若从三爷后院摘些或红或黑熟透的桑葚放进去就更美了。

我家胡同共有十四户人家，最繁盛时曾住有七八十口人，如今四十年过去，三家已完全破败，三家屋院虽存却终年空寂，满胡同只剩了十几口老人。是啊，即便如我般知天命年岁者也都迁居新村或在县城买了楼房，这旧村子窄胡同老院落又怎能盛下年轻人的梦？只有逢年过节，城里的他们才忙里偷闲回到自家老院看看老人，离得远的也许能小住几日，离得近的只是走亲戚般稍作逗留，甚至妈做的饭也顾不得吃一口。也难怪，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年轻时谁没有自己的梦想？谁愿意局于一隅平凡一生？留守的老人们不也为曾经的理想奋斗了一生？现在的他们，貌似满足于冬日炕头的舒爽夏季门洞的凉风春天遍野的绿意和秋收五谷的芳香，内心难道不是在坚守那分最后的期望？他们每日坐在门口晒着太阳望着蓝天守着老院，貌似难舍那份微薄的家业，心中可有一刻的清闲？难道不是时时盼着儿孙们平平安安有空时能够回家看看？

每家老院大抵如此。先是儿女们长大成人另立门户，接着是孙辈们一个个鸟儿般远走高飞，老院则是一日日空寂。父亲去世后，母亲仍坚持守在老院，守着那分孤独，守着那片属于自己的天，守着属于全家几代人的那分记忆。

前年，母亲八十岁，虽说还能跑能走耳朵不聋眼神也还好，甚至在忙月时候还要骑上那辆小自行车帮哥哥下地拔草，但记忆力确是衰退了，甚至不记得外甥慧儿的名字。为安全起见，我们姐弟几经斗争最终达成一致，同意送母亲住敬老院。可母亲并没那么好哄，首先是万万不承认自己糊涂，又说住在自己的土房子里冬暖夏凉又随便，出去怕受制于人吃不好睡不香还有旁人的笑话。其实，说到底还是不愿意让我们多花钱，更难割舍与老院的一世情怀。我们何尝不想总有那个熟悉的家？何尝不想随时回到家家里有个妈？可母亲腰腿不好，万一有个闪失一个人在家摔倒了怎么办？万一做饭时忘了关煤气灶关电磁炉中毒着火怎么办？万一，好多个万一……

最终，母亲被说服了。我们心里总算多了一分踏实，却也平添了几分莫名的空怨。

景物再美，若是缺少了生命，便显得空洞无聊、缺乏生气。老院自母亲搬走后，陡然间也像没了灵魂。但凡事有所得必有所失，总须往前看往好了想才对。有人说一个人的真正死亡，不但指这个人发生了脑死亡、心死亡以及全身机体细胞的死亡（生物死亡），也包括记忆里有这个人的所有人的死亡（社会死亡）。如果将老院也视作生命呢？那它就还活着，不光它的躯壳在，还有我们全家四代人的记忆。

后

稷

文

苑

杨立明，男，1970年生，稷山阳史村人。医学硕士，重症医学专业主任医师。从医二十余年，工作之余喜欢舞文弄墨，孤芳自赏。发表各类医学论文近三十篇。

——发刊制作：薛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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