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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的中年时期
从60年初期到70年代中期，这15年时间是妈妈最劳累最受苦的时期，白天母亲要下地参加生产队劳动，一天两晌活，一年四季是不能耽误的；早上天不亮队里的钟声就响起来啦，社员们常在骂：催命鬼钟！下午两点刚吃过午饭推过饭碗，钟声又响起来，人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又开始下地；那时节，除过下大雨、下大雪可以不下地，否则，农民是没有休息天的，天天有活干，天找活干，即使数九寒天伸不出手，地里实在找不到活干啦，队长的一大法宝就是：男女社员“清三边”，分散到田间地头用锄头，清除田边、路边、渠边、坟头的大小草，要不就是平田整地，反正不能让你闲着！晚上回到家，生产队还要不时地开会，要么学习读报纸、要么评工分、要么开生产会、要么吃“忆苦思甜饭”......
就是在这种极度疲惫的条件下，母亲每天晚上都会坐在煤油灯下，缝补一家老小的衣服被褥，我从10岁起，每晚睡在被窝，经常是半夜起夜还看见妈妈在做针线活，她用锥子扎一下鞋底，再用针线纳过厚厚的鞋底，能看见母亲眼睛有红红的血丝，不停地打哈欠，鼻孔都熏得黑黑的，我说：妈您睡一会吧，明天还要上工哩！妈妈老是说，你先睡，再纳一会就完啦；在儿时的记忆里奶奶、舅家娘（外婆）和我们姊妹四人，共七口人的衣服、被褥都是妈妈一个人自己缝的，并且所有衣服用的布料绝大部分都是妈妈一手织出来的土布，因为当年困难期间，穿衣服要有布票，没有布票即使再有钱，也无法买到任何布；我从6岁上一年级开始就穿着母亲做的土布上衣和裤子、土布袜子、土布鞋，土布袜子一直穿到1974年结婚，当时有一首歌谣叫：“说我黑，我就黑，浑身上下一叠墨（方言读 mi）”,妈妈就是这样为全家老少一年又一年的辛苦劳累着。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一想到这些往事，泪水就止不住留下来的，这就是我任劳任怨的母亲......
最痛苦的是“十年浩劫”的文革期间，到处推行学大寨修建大寨田、还要深翻土地、还要大批判，“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妈妈每天吃着包谷面发糕、高粱面窝窝头，饭菜里没有油，就是清水煮萝卜白菜或者泡酸菜，白天干一天活，晚上要参加在村里大池塘挖池泥劳动，生产队体恤牲口晚上不出工，却要社员们将湿乎乎黑乎乎的池塘淤泥，用架子车从池泊底推到七八米高的岸边去，唉......这事发生在“一打三反”运动期间，驻村的z副团长和w营长，第一天晚上在池塘动员大家说：大寨人晚上10点休息，早上6点就出工啦！过了几天，又在池塘动员说:大寨人晚上12点休息，早上5点就出工啦！(结果众多的池泥，由于常年泡在池塘底是很阴的垃圾，撒到地里后，第二年庄稼就长不起来，成了一场啼笑皆非的笑话）；不拉池泥后，学大寨又开始胡折腾深翻土地，好好的平展展土地，非要人工深翻3-5尺，每组三人用钢铣、䦆头翻地砍地，把土地整成标准的“大寨海绵田”（结果第二年也是不长庄稼），胡折腾害苦了善良的老百姓，害苦了母亲那一代20后30后的前辈们！
挖池呢、深翻土地的苦难经历，我最有发言权，因为我普通话说得标准，1970年到1973年这些荒诞活动，我是现场大喇叭的“xxxxx宣传员”，我自己写稿自己广播，也是一段悲催的记忆。
当年，农村有个怪现象，有些势利眼的人看见稍微是个当官的：什么队长、副队长、政治队长、妇女主任、贫协小组长、民兵连长、甚至是供销社售货员，就会去溜舔；看见孤儿寡母、没有劳动力的、没有势力的、或者是成份不好的家庭、或者是不会过日子家庭特别困难的就想欺负，或者出言不逊、或者处处挤兑；我的母亲由于从小失去父亲，受耿直不阿的外婆教诲，对这些事不屑一顾，凡是敢于欺负她的人必然敢于出手，本队一名有名的“母老虎”非常厉害，无人敢惹，因琐事和母亲闹别扭，之前数次看见我母亲就指桑骂槐；一天，我妈忍无可忍，趁着早上队里上工之前，社员最多的时候，“母老虎”刚开骂之际，飞速奔向前，一把扭住这个厉害人，下腿一拌就把她打倒在地，用鞋底在其头上狠打了几下，很快被围观的人拉起来，驻队干部、公社c副主任因为起先知道事情的原委，在大会上说：两个干部家属在队里打架，等你们的男人回家探亲时，让他们怎样见面？从此后“母老虎”再不敢胡乱皮干，这也是我记忆中母亲唯一一次动手打人和人打架。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八日 于西安 河东陋室
后
稷
文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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