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山文苑

神农和后稷有何不同？

稷山  黄建中

在我国的神话系统中还有个神农氏的传说影响也很深远，传说神农就是炎帝，是上古三皇五帝之一。传说他是中国的医药之祖，自古以来就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易经·系辞下》说：“伏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神农氏本为姜水流域姜姓部落首领，以火得王，故号为炎帝，世号神农，曾建都山东曲阜。远古时期，百姓以采食野生瓜果，生吃动物蚌蛤为生，腥臊恶臭伤腹胃，经常有人受毒害得病死亡，寿命很短。炎帝神农氏为救人命，他跋山涉水，行遍各地，尝遍百草，了解百草之平毒寒温之药性。为人民找寻治病解毒良药，他几乎嚼尝过所有植物，“一日遇七十毒”。神农在尝百草的过程中，识别了百草，发现了具有攻毒祛病、养生保健作用的中药。经过长期尝百草发明了药草疗疾，神农悟出了草木味苦的凉，辣的热，甜的补，酸的开胃。他教民食用不同的草药治不同的病。神农亲尝本草药性，是中药的重要起源。

这一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无数次的反复实践，积累下来许多药物知识，被纂刻记载下来。随着岁月的推移，积累的药物知识越来越丰富，并不断得到后人的验证，逐步以书籍的形式固定下来，这就是《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成为中国最早的中草药学的经典之作，后世本草著作莫不以此为宗，对中医药的发展一直产生着积极的影响，并逐步发展丰富，形成了如今世界闻名的中医药宝库。神农氏后因误食“火焰子”肠断而死。

神话中说炎帝神农氏始种五谷，以为民食；制作耒耜，以利耕耘；遍尝百草，以医民恙；织麻为布，以御民寒；陶冶器物，以储民用；削桐为琴，以怡民情；首辟市场，以利民生；剡木为矢，以安民居。完成了从游牧到定居，从渔猎到田耕的历史转变，实现了从蒙昧到文明的过渡，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跨越。 炎帝在率领先民战胜饥荒、疾病，使中华民族初步脱离了饥寒交迫、无医无药、颠沛流离的日子。直到今天，海内外亿万人民皆以炎黄子孙自谓。

炎帝神农氏虽然是个传说，但是传说往往是历史的影子。它代表着在后稷之前，中华民族的先民对农业生产孜孜不倦的探索和取得的成效！似乎可以这么说：中国的农业生产孕育于神农，而定型于后稷。

李根蟠先生专门写了《农稷别考——关于神农、后稷传说的新探索》一文对后稷和神农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论述[1]。他指出：农业起源于没有文字的远古时代，原始农业的发生发展状况缺乏当时的记载。今天人们据以研究原始农业的，固然主要依靠考古发掘的实物，但上古流传下来的有关神话传说，也是十分珍贵而有用的材料。后稷和神农是中国上古时代最为显赫的两位农神。但后人的理解，歧义颇多。上古时代农业神话传说的形成和演变，与原始信仰（或称原始宗教）的发展密切相关。原始人类思维的特点之一是万物有灵论。由此产生了原始信仰，并由自然崇拜，依次发展为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农神崇拜已从对物的信仰进化到对人的信仰，而与祖先崇拜相结合。

农神一般由出色的农业组织管理者演化而来，他往往同时又是某一族群宗袓神。中国原始农业发生在极其广阔的地域上，其中活动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族群，这些族群根据自己的农业实践和生活经验形成各自的农业起源传说，产生各自的农神。为广大地域內众多族群所认同的农神，其产生应该比较晩，是各个族群长期交流和融合的结果。原始农业神话传说的传播有其特殊方式。当时没有文字记载，完全靠世代的口耳相传，本质上是一种集体创作。

在无数人参与加工的过程中，被浓缩化，神话化和芜杂化。所谓浓缩化，就是把多少人多少世代创造的东西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的名称，或者是世代相传的某族群首领的名号，或者是某个时代的符号，说到底是集体的化身。所谓神话化，就是赋予这位农业创造者或领导者超自然的力量，这与原始思维的特点有关。在农神身上，神性和人性，神格和人格，是合二为一的。中国上古的农神，人性和人格超过其神性和神格，他们更像是上古的文化英雄，神话的外表，往往包含着人事的內核。所谓芜杂化，就是在这些神话传说中，不同世代和不同族群的东西被剪接在一起，人们又往往用传说流传时代的观念铨释传说创始时代的事物，从而造成时空的错位。尤其是文字发明和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统治阶级往往按照自己的需要辑录这些神话传说，以至按照自己的面貌重塑它。所以，在古史传说中往往史实和神话相杂揉，原始事物和后世观念相杂揉，各种记载也往往发生矛盾。

 我国上古时代曾经存在不计其数的农业族群，经过历史长河的反复冲刷，大多数已经消亡，被融合到其他族群中去，他们有关的农业神话传说亦已寂寂无闻，能够被记载并保存下来的寥若晨星。除了稍晩见于文献记载的神农以外，比较著名的是后稷和烈山氏及其子柱。关于后稷和烈山氏的早期记载有以下三条：

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国语·鲁语上》载鲁展禽语。

稷，田正也。在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晋太史蔡墨语）

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礼记·祭法》）

从上述记载看，稷既是农官，又是农神，这个称号并非周弃专用的。据蔡墨的说法，在很长一段时期內，稷是由柱担任的，夏（禹）兴起时，弃才担任稷官，商以后被祀为稷神。柱的确是农神，是否称为“稷”，则尚有疑问，但“稷”确实是一种职务的名称；周朝的农官也称“稷”或“后稷”。“稷”本是一种作物——粟，它最初的称呼应是“禾”。甲骨文之“禾”字像成熟时谷穗下垂的粟。由于禾在上古粮食作物中的特殊地位，它成为人们祭祀的对象；稷的原义就是指对禾的祭祀；以后又成为禾的别称。

《白虎通义》卷二《社稷》：“稷，五谷之长，故封稷而祭之也。”可见，“稷”作为崇拜对象最初是一种植物的神灵。许多民族近世仍然存在对“谷魂”的崇拜，与此相类。由于稷是中国上古农业最重要的作物，领导和管理农业的人亦以“稷”为称，“稷”遂逐渐由谷神转化为农神。

歌颂后稷的《诗经·大雅·生民》，除了讲周弃出生后的神奇经历以外，主要讲他如何伺弄庄稼，而中心又是如何种禾——稷，包括从选种、播种、种子萌发生长、结实成熟到收获的全过程。所以周弃之称“后稷”，实在是名实相彰，十分恰当的。

稷是经过人类加工（种植）的自然物，崇拜稷比起崇拜一般的自然物进步；从崇拜稷到崇拜种植稷的人（虽然是神化了的人），是又一进步，可以说是对人类自身力量的发现。但作为农神的“稷”，还没有切断其脱胎于植物神的痕迹。这是中国上古农神形成的一条途径。

其实只要仔细地读一下“烈山氏”的传说，就会发现它和上述周弃（后稷）的传说很不一样。“烈山氏”可以理解为放火烧荒，“柱”可以理解为点种棒，象征挖穴点种，这正是原始刀耕火种的两个主要作业方式，因此，“烈山氏”和“柱”的传说实际上是原始农耕方式的拟人化，是对原始农耕方式的一种崇拜。从对原始农耕方式的崇拜发展为对发明和推行这种农耕方式的领导者的崇拜，应该是中国上古农神产生的另一途径。

甲骨文、金文中的“农”字从“辰”从“林”。对“辰”有不同解释，郭沫若认为是石质或蚌质的耕具，可从。“农”乃持“辰”伐林治田的形象，是原始刀耕火种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以“农”称农神起源于对原始农具或原始农耕的崇拜。“神农”被推崇的业绩首先是创制耒耜和创始农耕（《周易·系辞下》），亦隐含了脱胎于农具崇拜的某种痕迹。产生于原始农业时代的农具崇拜，在考古发掘中也能找到证据。如辽宁查海聚落遗址最大的一座房址中出土了一对没有使用痕迹特大型石铲，可能是举行某种仪式的特殊用具。广西西南部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往往出土造型美观、制作精致的大石铲，其中就有专用于祭祀以祈求农业与生育丰产的礼器。说明我国史前时代确实存在对农具的崇拜，也可以作为“农”与“神农”起源于农具和农耕崇拜的佐证。

上述情况，反映了“稷”和“农”是自古以来分别起源于农作物崇拜和农具、农耕崇拜的农神或农官的两大系统。我国最早的农书中，有分别以《神农》和《后稷》命名的，正是“稷”和“农”这两大农神系统存在的反映。东汉王粲《务本论》“古者之理国也，以本为务……故仰司星辰以审其时，府耕籍田以率其力，封祀农、稷，以神其事，祈谷报年以宠其功。”《礼记·郊特牲》说：“蜡之祭也主先啬而祭司啬也。”郑注“先啬若神农者，司啬后稷是也。”也说明在汉儒的心目中，“农”（或“神农”）和“稷”（或“后稷”）分别代表了农神和农官的两大系统。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在我国上古有关农业诸神的神话中，烈山氏和他的儿子柱本意分别是指放火烧荒和点种棒，象征着原始刀耕火种的两个主要作业方式。因此烈山氏和柱的传说实际上是原始农耕方式的拟人化，是对原始农耕方式的一种崇拜。而神农氏比后稷更早，他的传说反映了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中国农业在萌芽阶段的情况。而后稷作为中国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中国农业已经进入成熟阶段的英雄人物。正如前面所说中国农业孕育于神农而定型于后稷，后稷又担任了尧舜时代的第一任农业主管官员，更表明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在后稷所处的时代已经走向了正规化，所以后稷最终取代了其他所有的农业之神，而成为后世唯一被各王朝长期崇拜的农业之神。（黄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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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根蟠：《农稷别考——关于神农、后稷传说的新探索》载2007年3月《炎黄文化研究》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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