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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是一篇科学论文
一篇八十岁老人
写出来的科学论文
他
稷山樊喜庆老人
80多岁了
耳朵听不见了
只是脑子还在思考
手还在写
让人敬佩 感动
字里行间
跳动着火热的爱心
洋溢着执着的追求
呈现着严谨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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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樊喜庆老人健康长寿
——发刊制作薛前发
稷山 樊喜庆
《山西农业科学》2019年第1期上发表了本人的文章《野生高粱的发现、观察与源考》。这是我在杖朝之年、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在运城市禹都公园里发现了100余株野生高粱，半年后终于被发表的、自认为是有相当学术价值的论文。
不过，文章能否发表是一回事，而有没有学术价值、能否被学术界普遍接受，则是另一回事。譬如：1931年由我们中国人董光忠主持发掘，在我们山西万荣（原万泉）的荆村，考古发现了两种粮食颗粒的遗存。后来（34年）有两个人做出鉴定：毕晓普认为有黍和高粱两种；后经高桥基生鉴定则认为有粟和高粱，故而后以高桥（日本人）的结论就成为已知的最早的高粱，被广泛引用。这件事，本来有争议的是“粟”还是“黍”？“高粱”并无争议。但是到现在，某些专家坚持中国古代无高粱的观点，认为荆村遗存的标本已经弄丢了，再“无法复核”；还有人说原来的材料“语焉不详”等，从而否定了本来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高粱考古发现。而我一介草民、一个无名之辈，无非是在《山西农科》上发表了一篇也许“语焉不详”的文章；再过几年我也“作古”了，我的标本也给弄丢了；我辛辛苦苦考察了半年的成果、我所拍的80余张照片也弄没了，谁还会承认我的发现？
因此，现在我把这次比较详细的考察过程和主要照片进行整理编写，就算是那篇论文的“详论和补充”。在我离世之前，自费出一本“图文并茂”的小册子（也是300来册），寄送给某些权威单位和图书馆（那本《稼穑居集·之一》是侥幸被香港钱穆图书馆收藏的），让他们收藏或参考。另外，我相信在我们晋南、渭南、豫北这个“金三角”地区以及我国北方某些地方，不是“可能”而是“肯定”还有野生高粱存在，我希望这种已经成为“濒危、珍贵”的植物，能引起更多的人发现、重视和保护，尤其希望某些植物学专家对这里的野生高粱进行系统的、更科学地研究。也许我死后，这一发现能被历史证明有一点学术意义、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那我在九泉之下也就可以安息了。
一、我对“中国古代无高粱”的怀疑
2015年我从网上看到有个叫刘夙的，说“高粱是来自非洲的毒品”，就对他的说法产生质疑。我认为我们稷山的“稷”，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自主培育的高粱品种。但有人说“稷是粟”，为了研究“稷”是否“粟”，16年我先对狗尾草与莠子草进行了近半年的观察研究，写出了《谷子与两种野草的关系》发表在本县是年最后一期《后稷文化》上；17年又写了《对高粱及其产地的争议之我见》发表在是年《后稷文化》第一期上。在这篇文章里，尽管当时我什么重要发现都没有，但十分坚信我们现代稷山人所称的“稻黍”（tǎofu）很可能就是古人所称的“稷”，并斗胆提出：“我这个“三盲”（考古盲、生物盲、历史盲）要写的文章，差不多要跟许多专家学者观点相左了，简直就是‘以卵击石’，‘ 不自量力’…… 我这个人喜欢较真，现在我决定‘打破砂问到底’，试闯这个禁区。”
2018年对《我见》作了大幅修改，投寄某刊物，提出：“我国北方虽然没有人发现什么野草跟高粱有相似关系，但说不定在某些地处偏僻、人迹罕至、尤其专家们的足迹未到的地方，或许就有野生高粱。”即使找不到野高粱也无所谓，既然在我国已经考古发现了大量高粱遗存，理所当然，我国古代肯定有高粱和野生高粱。也许有人对我很固执地坚持这一观点不可思议，其实，这跟我的性格、经历和思维方式等不无关系。
二、我对“稷”的认识过程
我是稷山汾北距城十里的仁义村人。在未上学之前，只知道城内有个稷王庙、有个稷山塔。后来上了学，识了字，才认识了“稷山”两个字，才知道我是稷山人。可能此时已经知道本地叫做“稻黍”的农作物的学名叫“高粱”，因为我们的课本（记得是“晋察冀边区”的）上有一则农谚：“高粱地里卧下牛，还嫌高粱稠。小豆地里卧下鸡，还嫌小豆稀。”
1951年春，上了高小（稷山一高），知道了稷王庙里供奉着稷王，汾南有个稷王山，又听说过“后稷教民稼穑”的故事。“后稷”这两个字是从那时县城的一座牌坊上看到的。那个牌坊，群众口语叫“宣楼牌”，学名大概叫“宣化坊”。矗立在衙门巷口，也就是现在稷王庙东侧、步行街北的一条短巷子。牌坊的北面、正对衙门的横额是“后稷古治”四个大字。那时候汉字还没有简化，“后”不是“前后”的“後”；当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皇后”“太后”。牌坊大概五十年代被拆除了。还听说过汾南没水的笑话，如汾南人看见汾北人浇地，说是“晒水”；叫花子到汾南要饭，“能给一个馍，不舍一口水”等。
1952年上初中后，接触到汾南的同学，看见他们星期日返校从家里带的馍馍，凡掺和的秋粮都是“稻黍”，而我们汾北（或河槽）有水的地方的同学，馍馍都掺和的是“玉稻黍”（玉米）。因此，根据我朴素肤浅的认识，就认为稷是高粱，后稷教民稼穑主要是教人们种高粱。因为汾南没有水，玉米最不耐旱，不能种玉米，只好种高粱。
1954年，我去山东潍县二中读完初中最后一年。到了那里才知道那里广泛种植的、供食用的是另一种高粱，当地人叫“秫秫”，即脖颈短粗，穗子“密嘟噜”的高产品种。因此，我按穗型把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种植的“秫秫”称为“密穗”高粱，而把我们稷山种的穗子既像稻子又像黍子的称为“散穗”高粱。同时我也了解到潍坊地区还有两种散穗高粱：即用来做笤帚的叫“稷子”，用来做年糕的软的叫“黍稷”。因此，我对高粱的认识，逐渐由感性到理性，通过“文字考古”，已经确信我们稷山的散穗高粱是“稷”。而且散穗高粱的产生的时间应该早于密穗高粱。
现在看到某些教科书或有关高粱的著作中，把高粱的一种方言名称叫做“桃黍”，可能是把晋南话的“稻黍”写成了“桃黍”。前两年我偶尔在手机上看到一条有问无答的“问题”：“为什么西安人管高粱叫桃黍？”我还以为是哪个北京人不懂西安话；看来，这是个老问题了。现在我再做个“文字考古”：普通话“稻”的读音是dào（四声）；但古汉语平水韵属于上声（三声），与晋南话一致。而晋南话与渭南话很相近。北京话声母是不送气的d，晋南或渭南话是送气的t。晋南话声母“送气”的字比普通话多得多。如“地”读tì，“拔”读pá，连“大”纯口语都是读tè。古代汉语我不懂，但从汉字的偏旁看，古人恐怕不太分“送气”与“不送气”，如“稻”“韬”“滔”都是同旁，“波”“坡”“破”古代也许是同音。可能有些人不懂晋南话或渭南话，就把它写成“桃黍”。这“桃”字，无论音、义都错了。记录一种事物的方言名称，应该以当地方言用字为准。如果只讲读音，不讲含义，那晋南话的“稻黍”写成“讨夫”才对！
再后来1956年在太原上学，火车一进晋中（含吕梁），高粱就换了种：南边是散穗的，北边是密穗的。这个固有的认识，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根深蒂固，以致去年8月坐高铁去太原，我还是注意看车窗外农田，在灵石以南，凡是有高粱的地方，都是散穗的，而且仅限于地边、地角，没有整块的；而快到灵石站，就看见一块“红高粱”，是整块的，此后到平遥、太谷，都是密穗的，只不过现在的晋中，玉米已经基本取代了高粱。
为什么我国北方绝大部分地区都种密穗高粱？我早就听过张寒辉的《在松花江上》，歌中唱道：“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估计河北、河南还有我省的其它地方也是密穗高粱。而这种高产品种为什么迟迟传不到我们晋南？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各地农民都有一种传统种植习惯，也就是历史的“惰性”“保守性”。如“洋布”早就输入了我国，可是许多地方还习惯于使用“土布”；另一方面在近现代，晋南是山西省小麦的主产区，小麦已经是晋南人的主要粮食品种，尤其玉米从美洲传入我国后，逐渐取代了高粱。因此，高粱作为“粮食作物”，在晋南已经不占主要地位。
现在我手头有一本1994版的《稷山县志》。在《县志》的“农业”“第四章农作物”里，对8种粮食作物的排序，高粱仅占第5位：即小麦、玉米、谷子、豆子、高粱、薯类、黍子、大麦。这是就全县而言，若在我们仁义村，高粱只能排在大麦之前；不过，其种植面积还不算太少，但人们不再是用于“吃”，而是用它的“脖子”（俗称“箭秆”）等。关于高粱的品种，《县志》上只有简单几句：“原有狼尾巴、打锣锤2个品种。1969年引进晋杂5号……，1970年两次到海南岛配制杂交种……”。可见，在稷山县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才引进高产的杂交品种，去海南制种，显然是不育系。解放前只有两年记载了高粱，解放后从1949—1999年，有历年四种主要粮食作物的总产、单产和播种面积的数据。现仅摘取54年我去山东时，全县各类粮食作物的总产、小麦、玉米、谷子与高粱的分总产，以高粱为基数，其比例分别是：30：23：5：1.6：1。这是全县的比例，如果按汾南、汾北来计算，恐怕汾南高粱的比例要远高于汾北。不过，我觉得这也大致代表了上世纪50年代中期，晋南各类粮食作物的种植比例。
而这一年山东潍县的具体情况我不可能知道。但根据我在学校吃饭的情况，就可以折射出当时潍坊地区的粮食产量的情况。据同学们说，这一年他们的生活略有改善，每周可以吃到一两次白面，其余一日三餐、千篇一律，顿顿都是“秫秫帕谷（窝头）”（掺豆面）。按这个比例，那里与稷山正好相反：高粱与小麦之比约为20:1！我喜欢追根究底，为什么山东潍坊人“喜欢”吃高粱？那里不是“十年九旱”的山西，而是一望无际的黄河冲积平原，地肥水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很适宜种小麦、玉米；可是，我几乎没有见过玉米和其他杂粮如黍子等。那时候小麦、玉米都没有高产品种，那里人多地少（除沿海的“洼地”外），种小麦、玉米，解决不了他们的吃饭问题。那里的正常种植制度是“两年三料”，即第一年种高粱，秋后种小麦，次年夏收后回茬大豆。如果小麦加大豆的产量能与高粱大致持平，那他们吃的麦子就应该约占1／4；但不行，他们还必须连茬种高粱，才能解决吃饭问题。
我喜欢据实、据史推理，也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如果中国古代没有高粱，“五谷”之说就不能成立。稷山有些“本土学者”，他们最初也认为五谷中不能没有有高粱，大概后来看到某些权威专家认为“中国古代无高粱”“稷是粟”；他们就不敢否定人家“专家”的结论，于是便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凑不够“五谷”，用“稻”来凑。可是，既然说后稷是“五谷之神”，那么稷王山下能种出大米吗？这，很明显不合乎逻辑，但他们就只能屈从“专家”们的意见。还有，“春种秋收”“夏管冬藏”这两个成语，也流传了几千年了吧？小麦虽然在我国已经种植了3千年以上，因为《诗经·魏风·硕鼠》里就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麦”的诗句。那个“魏”是周初分封诸侯的“古魏”，在我们山西晋南的芮城和陕西渭南的大荔县（而有人说小麦原产于“中亚”）。但小麦是秋播夏收。而谷子（粟）与黍子的生长期都比较短，既可春播，也可夏播。春播生长期长一点，产量高一些；夏播生长速度快，到秋季也能成熟。而只有高粱才是春种秋收的主要粮食品种。我去山东时，无论我们稷山的稻黍，还是山东的秫秫，都是晚熟品种，没有听说有“中熟”“早熟”品种。因此，如果我国只有几百年种高粱的历史，这两个成语是如何产生的？
尤其是2017年春节期间，我从网上看到我市平陆县博物馆卫斯的文章《试探我国高粱栽培的起源——兼论万荣荆村遗址出土的标本》。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国农史》1984年02期上。我才知道我国的东、西、南、北、中，有十几处考古发现的高粱,而且卫先生本人就在他们平陆县两座汉墓里挖出了高粱。当时我很激动，我总以为在运城为只有我认为我国古代有高粱，不料他早在30多年去前就已经知道这场争论。当时我并不知道卫是什么人（至今我们还没有谋面），只是见他的名字前是“平陆县博物馆”，连个“头衔”也没有。但我觉得他与我在高粱问题上有共鸣，我对他的评价是：“该作者广征博引，言之凿凿，是以理服人。大概就因为他只是一个县级博物馆人员，人微言轻，未能引起那些权威专家的注意，或者人家根本不屑一顾”。我从他的标题可以看出，几乎“套用”了当时我国著名考古专家安志敏的文章的标题《大河村炭化粮食的鉴定和问题——兼谈高粱的起源及其在我国的栽培》。这简直就是向这位权威专家叫板！我个人就是这样的性格：当我看到由我国考古学家考证发现的郑州大河村高粱遗存，2011年被几个美国人拿个显微镜忽悠出个什么“种脐”来，就被某些人奉为圣旨，这简直是给我们中国人丢脸！因此，我发出这样的感慨：“人常说‘远来的和尚会念经’。我并不排外，如果他们念的是‘真经’，说的是真理，我唯真是从，唯理是听；但绝不会唯名是从，唯洋是听。我尊重专家，但不迷信任何专家！”后来我才从百度里查得：卫先生只有高中文化程度，那时才30多岁。
这又跟我的“底子”差不多。我是1958年大跃进中，由太原水校二年级的学生被“跃进”到太原工学院，两年后混了个“专科”文凭。1977年由于我的“无知”，误闯了一个著名的数学“禁区”，即“不能用直尺圆规三等分一角”，而且畅游了大概十年（不要以为我天天搞，其实是“三天打鱼两年晒网”），获益匪浅！写出的文章《我对三等分角的探索及管见》哪家权威期刊都“拒载”。于是发在我自己的博客上。孰料有一位著名权威人物立即给我发了个帖子，嘲笑我连“具有初中文凭的农民”都不如。我随即写了驳论《打假英雄恐怕找错了对象——与方某某商榷》。现在看来，我所探索的“高粱问题”与“三分角问题”，从本质上讲，很相似。据说那位“方某”是从美国回来的生物学权威，我也很想听听他在高粱问题上，有什么高论。
三、我发现的是否野生高粱？
虽然这个问题有待专家们鉴定，但恐怕一时半会儿不会见到结果。我还是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来论证：
为了省去繁琐的论证，不妨把我2018年11月8日拍照的图中我手里拿的大、小两棵苗子做个对比：我左手拿的大苗（即旁边的那棵，论文编为3号，因时间晚了一个月，籽粒落光了），我相信没有人会说它不像高粱；而右手拿的小苗，恐怕没有几个人会认为它是“高粱”。然而，它们彼此相距不过百米，长在同一片地方，完全是同一种植物。其大小不同，是由于出苗时间不同：估计大苗是7月中旬出苗，小苗是9月中旬出苗，因此，植株相差悬殊。既然他们“似高粱非高粱，似草非草”，那只有一种可能，即“形似高粱的野草”，也就是野生高粱。你再看右边那张种子比较图，带壳的野高粱种子比高粱米还小，剥了皮跟谷粒差不多，完全是草籽！
四、发现野高粱的过程
我觉得2018年6月份（以下凡2018年均不再写年份）有可能在这个公园里就见过野高粱苗子，但由于2017、2018连续两年，在这个公园里都有附近张家坡的村民种过散穗高粱。因此，我初次看到公园里有高粱苗子，以为是有人有意或无意地把高粱种子撒落在公园里，并不怀疑它们是野生高粱。而后来的事实证明，野生高粱的再生能力极低，割草机割掉后，它们再不生长。直到7月16日遇到1号植株，我才怀疑这个公园里极有可能存在疑似野生高粱。
（一）1号及其周边幼苗的发现与覆灭
7月16日早上我在散步时，偶然看到公园西边、张家坡村东那个大土堆（论文里称“土丘”）的西北角的大理石台阶旁边，长着一棵不像普通高粱的“高粱”，它植株矮小，脖子细长，穗小、种子正在灌浆时期，估计达不到普通高粱籽粒的大小。而且有分枝，第二个穗子已经“含苞待放”，即将吐穗，第三个分枝也快要孕穗了，其根部还有分蘖（从图2基本可以看清）。这些特征，分明不是普通农作物高粱（以下简称“高粱”）。如果这几年我不是经常思考高粱、尤其16年对狗尾草（稷山方言“猫耳草”）和莠子草进行了3-6个月的考察研究，我也会像其他游人一样，对这种野生高粱视而不见、漠不关心。根据我的观察，这种多穗性、有分枝、分蘖等特征，这正是我国北方一年生禾本科野草的特征。
由于偶然邂逅，没有带手机和尺子，便用我的身体与其比高，其穗子达到我胸前衬衫上数第二个扣子处。回到家里量了这个高度是1.30米。17日带了手机给它拍了照片，先给它拍了照片（Ⅱ），因为背景一片绿色，看不清楚，又扭转角度拍了照片（Ⅰ）。
接着在其周围寻找，发现一棵较大的苗子（图6），高约50厘米，现在看，其根部还有一个小苗，当时没有在意，不知是分蘖还是独立的幼苗，距离1号大约5米。离1号再远（约10余米），还有1棵幼苗（图略）。从这一点也可证明它们不是高粱，而是野草。如果是高粱，应该同时撒下种子，出苗时间不会相差太远；但它们出苗最早的是1号，已经进入灌浆时期；那棵中苗估计出苗时间不到两个月；而那棵小苗大约只有半个月。这一点是我通过对狗尾草、莠子草的观察，得到的看法。正是我在论文里对野生高粱总结出的三点特征之一。
需要说明一下，我因耳聋，过去以为手机对我这聋子毫无用处，直到过80岁生日，才开始学会用手机发微信，拍照片几乎是发现了野高粱才开始的。由于17日照的那两张都不理想，18日一大早就来公园里，准备以我的衬衫为背景，以我的身高为参照，找个人给我和1号照个“合影”。岂料，到那里一看，前一天割草工人把它们都割掉了，而且1号还挨了两刀：先是把它从根部割了一刀，倒地后又对它“斩首”。就这两刀，虽然尸、首两端（图8、图9），还算是“全尸”。于是我只好从其脖颈处折断,拿着它的“头”和“脖子”，专门从张家坡村穿过，搞了个“民调”：先在南头遇到一位约40岁的男子，我问他：“这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高粱！”“你见过这么小的高粱吗？”我耳聋，听不太清，大概是说高粱地里啥苗儿都有吧。走到村北头，遇见一位约70岁的老太太，问她，回答也是毫不犹豫：“高粱！”看来，这种野高粱的株高只要在1米左右，而且长出穗子，你随便问谁，回答一定“是”高粱，而不是“像”高粱！
我回到家里对它的脖子、穗子的长度以及籽粒数进行了测量和计数。这就是论文中1号的数据（我原来还有茎粗、颈粗的数据，编辑给删掉了）。
当日我在土丘周围详细寻找了一圈，只在东面找到1棵幼苗（图7），次日来观察，也被割草机割掉了。
半个月后的8月1日，我是再来观察这些已经被割掉的苗子是否又长出新苗，也就是看它们有没有再生能力。人常说“斩草不除根，必留后患”。我想那些野草或人工草都已经又长高了，它们是“高粱”，应该长得更高吧？不料，到了那里一看，除了1号的残体还在，根茬两边的两个分蘖长得倒很健壮（图9），其它几棵中苗、幼苗，连根都找不到。大约又过了半个月，1号的那两个分蘖又被工人割掉了。从此，我最初发现的几棵野高粱全部给报销了！由此证明这种野生高粱的再生能力极弱。
（二）2号与其“小弟”的发现以及与1号的比较
8.1这一天，我本来不是找野高粱的。当我看到那些已经找到的苗子都死了，心想，这里不可能就这么几棵吧？是否岭上还有？随即向北绕，刚走了十来步，忽然看见东北半坡上有一棵野高粱（编为2号），在晨风中摇曳。我急忙走过去，一看，它比1号稍高，形态非常相似（图10）。它的籽粒已经硬化，呈黑褐色，不知什么小鸟已捷足先登，上面的种子已经被啄食了许多（图11）。于是我吃过早饭拿起手机和尺子，又给2号先拍照并测量了数据。
8月17日，再次来这里，不料有人把2号的穗子给折断，扔在地上（图13右下角）。随后竟又长出一个穗子——其实，早就隐藏着，是我没有仔细观察，就好像“换”了一个“头”。我把原穗用草“接”在原处给照了相（图12）。9月10日再来看，又长出了一个“头”——变成“双头”：第一个已经“成熟”，果壳呈黑褐色，约90多粒种子；第二个正扬花，可成50多个种子（图13）。到10月3日，来给它最后照了个留影（图14），由于前面的穗子已经“成熟”落籽，看不太清，但可以看出它有3个分叉，也就是第四个穗子已经形成。10月28日我来看时，不知何时园艺工人把它拔了。2号在这次考察中存活时间最长，大约从5月份出苗，到10月中旬，生存了5个月左右，成穗最多，4个。
图1我右手拿的那棵小苗，就是图15的小苗，我原来把它给“小看”了，它离2号不到两米远，估计是9月中旬以后出苗。10月3日我就发现了它，以为它成不了气候，没把它放在心上，因此，写论文时并没有把它计算在内。后来觉得它对于认识野生高粱的特性极为重要，便在论文的1.4节的括号内提了一句“实际上还在土丘的东北角发现一颗9月中旬出苗的”，因此下面对它要说得详细一些。
我没有系统学过植物学（只读过初中《植物学》，水校学过《农学与土壤学》但很简单），不知道野生植物与农作物有什么关系。我就是通过对狗尾草、莠子草的观察研究，“悟出”一点道理。2016年夏至以后，按说已经“春暖花开”了，可是我发现在运城彼此相距超不过千米的三处的狗尾草各不相同：一处已经抽穗，一处刚长出一片绿茵，而另一处只能看到上年留下的枯草，种子还在“梦中”。因此，我忽然想起好像在什么书上看到过“休眠期”这个名词。然后在电脑上查：“植物体……的休眠期，是有其意义的，特别是生活在冷、热、干、湿季节性变化很大的气候条件下，能使植物体渡过不良环境。”
以下的观点，基本是根据自己的观察，结合上述“休眠期”的定义，所做的逻辑推理，愿向专家们请教。农作物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获，以及它们的种子的保管都由人来操心。久而久之，它们便失去了“生活自理”的能力，因而“休眠期”几乎完全丧失；而野草，谁管它？它们有自己的生存本领，这就是靠“休眠期”来调节生长期。根据我的推测，我国北方一年生禾本科野草，它们的休眠期与生长期可能存在“互补”关系：即休眠期越长，生长期越短；反之，长短倒置。农作物的种子脱离母体时，叫做成熟；而野草不能算真正“成熟”（我在前面“成熟”都加了引号），它们的种子内部还进行着微妙的生物学运动，直到次年其内因具备了发芽条件，才算真正成熟。我从网上查，专家们叫“后成熟期”。野草的种子，如果内因条件不具备，外因条件再好，也不会发芽；但如果外因条件不具备，即使它的内因条件具备了，还不会发芽；直到内因、外因都具备了，才能发芽。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这棵小草，它不仅熬过了寒冬，熬过了酷暑，还熬过了8月份的干旱，又熬过了9月前半月的雨涝，大约9月中旬以后才发芽。很可能在8月份，它的内因已经具备了，但是由于干旱和雨涝使它不能发芽。而雨季过后，已经晚了。但这种野草有其“野性”，即它不能再按部就班地生长，而有一种“只争朝夕”的精神，能尽量缩短生长期，力争在寒冬来临之前，能长出几粒种子。遗憾的是，尽管它努力了，还是没能赶上。直到我的文章写到今日（4月4日），才从地下室里拿出这棵小苗的标本，给它测量了数据：株高35厘米，颈长21厘米，穗长8厘米，不过约一半还被旗叶的叶鞘包裹着。我数了一下露出的部分最终能结出20余粒种子，但尚未开花结果。我是11月8日拔的，假如再等一个月（12月3日是我最后一次进园，最后只剩下3株“微粱”），也许会有“结果”。
既然它与2号长在一处，很可能是“一母同胞”，因为没有给它编号，姑且称其为“小弟”。但二者的形态差距却很大。我们不妨做这样一个对比试验：把普通高粱分为两组分别于5月中旬、9月中旬播种，到11月份观察，看两组是否有这么大的差距。我敢肯定那晚播的一组的株高会与早播的相差不会很大，后者很有可能长不出穗子。我对高粱不熟悉，但对玉米比较熟悉：70年代稷山种一种“白单4号”中熟玉米品种，生长期约120天。它适合麦前“套种”，或麦后移栽。如果在6月上旬能及时复播，到10月份还不误种麦；再晚，其生长期不但不会提前，还会延迟！这一事实就证明它是野草。
现在再把1号与2号做个比较。1号虽然与我只有三天的缘分，但它对于这次的发现起到了决定作用。没有它，也许我不会锲而不舍地在公园里寻找野高粱。但它很侥幸，应该是“漏网分子”。它与2号大概是同时期出苗。在这个公园里7月中旬以前，至少还割过一次草，由于工人的粗心大意，没把它割掉，否则我不会遇见它。1号的生存条件最好，长在坡下，每下大雨，雨水都汇聚到坡下，还能得到人工灌溉，可谓地肥水美。从图2可以看出，这里既有人工草，还有野草，都十分茂盛。也正由于此，便给它带来杀身之祸。而且是两次！
2号更侥幸，与1号相比，生存环境最恶劣，长在“半山坡”，得到的雨水少，从照片上看，那里也有人工草和野草，但都很稀疏。这里最偏僻，这个土丘，从西北到东南有一条大理石铺筑的C形路径，唯独东北角无路，所以人迹罕至——不过，偏偏有个人，把它的第一个穗子给折断扔在地上。园艺工人既不会来给它浇水，也不会来割草，因而它最安全，能够生存几达半年之久。后来终于被工人来这里割除杂草时，把它拔掉了（不是割）。
1号的生存条件最好，可是为什么它的株高才130厘米，2号反而比它高（156厘米）？因为1号较早地分化出分枝和分蘖，从而分散了其养分。在4棵大苗中，只有它在主穗尚未“成熟”前，已经产生了分枝和分蘖。它的第二个穗子被我扒开，甚至有可能超过第一穗。这种情况在对狗尾草的考察中很常见，在“袖珍苗”中也有，但在4棵大苗中只有它有这种可能。假如它不死的话，结出的穗子绝对不是3个，很可能有5、6个。另外，假如它的两个分蘖不被割掉，至少也能长出两个穗子（但如果主茎不死，分蘖恐怕是无效分蘖）。2号我原以为是独秆儿，后来才发现竟能接二连三地长出4个穗子。野高粱的“多穗性”跟狗尾草差得很远，我在村里发现一棵狗尾草，竟结出了216个穗子！
为什么野高粱不能结出很多穗子呢？我认为它们的根系很不发达至少是原因之一。这跟我的推理相反，我总以为高粱的根系很发达，野高粱也一定也很发达，其实不然。有一个标志，就是高粱、玉米、谷子等农作物，都有假根，狗尾草、莠子也有；而我没有发现野高粱有假根。假根也叫气生根、支持根。因为它们的穗子小、籽粒小、秆子细，没有多少分量，完全不需要支持根。
2号的发现，完全证明了这个公园里有野生高粱存在。关键是其籽粒很小，这是判断它是否“野草”的最有力的证据。因此，发现了1号，只能说“疑似”，虽然在8.1以前，在北边也发现了20余棵，但都没有长出穗子，更看不到它们的种子。只有见到2号才确信它们是野生高粱！
（三）北片的发现及其结果
现在，我不按论文的顺序叙述，先把北片是如何发现的及其结果说一说。
7月23日，在北边距离土丘大约千余米的一棵枯树下发现一丛约15棵大小不齐的苗子，都与野蒿和芦苇混长在一起（图16，局部）。稍远点的路边还有3棵。这些苗子都严重蔫萎干枯。再往南走大约30米，又发现一棵较大的孤立苗，当时把它编为3号（后面称其为“原3号”图17），旁边也是蒿草，路边也有3棵幼苗。
26日，那丛苗子（不知是否叫“群落”）蔫萎更严重。其中一棵高约60厘米，秆粗与谷秆差不多。为了弄清原因，我拔出来，只见它的根系很弱：入土浅，须根少且短，几乎全部干缩、灰褐，只有一根白嫩的新根。此时，我也搞了一次“民调”：附近有一个老者，约70岁，光头、光着脊梁在晨练。我走近问：“老先生，你看这是什么草？”他拿着看了看，摇摇头说：“不知道。”我再问：“你看是不是高粱？”他立即断然否定：“这哪是高粱！”看来野高粱没有长出穗子之前，尤其像这样蔫萎的野高粱，除了我，谁都不会相信它与“高粱”有什么关系！
我最初发现这些野高粱时没有带手机，没有给它们照相。到29日要来照相啦，不料那群丛苗偶然被工人偏浇了一次水，不过不是特意给它们浇水，而是浇其它花草跑了水。隔了两天，又下了场小雨，8月1日来照相时，它们的叶片已经舒展，没有一点旱象，不过你能看到它们的叶尖是白的。但毕竟小水解不了大渴。记得7月份后半月基本没雨，30日盐湖区（运城城区）只降了一场小雨。此后整个8月份没有降雨。
当时还没有发现3号，我对那棵“原3号”寄予厚望，希望它能长出个穗子，而且据我的推测，它比2号要高，估计株高要超过170厘米，而且穗子大。因为，1号只有5片叶子，2号有6片，而它有7片。然而，最后它始终未能长出穗子。8月17日的所拍的图20，那简直就像婴儿分娩，已经看见了“胎毛”，结果胎死腹中！原因是，初期它比蒿长得快，后来蒿超过了它。雨季过后，我再来看时，它的上部已经腐烂，剥开一看，有15厘米长的穗轴，上面只长了些毛状物，终究未能成穗！
9月10日来考察，那棵树下的10余棵，只有一棵最大的长出个穗子，都已经扬花啦（图20），但由于干旱，大概“有果无实”；那个“原3号”，遇到“卡脖子旱”。分析原因，固然因其根系不发达，更由于它们的生存环境恶劣。它们与蒿草、芦苇混长在一起，蒿与芦苇的根系发达，关键时刻把水分都吸收了，它们没有竞争能力。直到10月28日，最后再来看时，还有一棵也长了穗子（图21），虽然没有“全军覆没”，还剩下8棵，这棵也是“颗粒无收”。
这一片虽然“无果而终”，但它们在这次考察中也有重要贡献：在未找到2号之前，我已经绝对相信，这个公园里肯定有野生高粱存在！尤其它们之中毕竟有两棵长出了穗子，这两个穗子完全是野高粱的穗子。
（四）中部西片3号及其它苗子的发现
此前，我每天从土丘边走过，老是在其周围寻找，从不旁顾。9月10日我走下土丘，往西看，真是喜出望外，仅一路之隔又发现一片草坪上有6棵野高粱。而其中一棵就是这次考察中最茁壮的，已经抽穗，因此我用它来取代“原3号”，正式把它命名为“3号”（图22）。论文采用的10月3日拍照的，即本文开头的图2。其穗子硕大、籽粒饱满，简直可以与农用高粱乱真。它附近还有几棵，如图24、图25。还有两棵小苗，没有照片。
现在需要把图26说一下：它不是一棵单株，而是一丛。后来仔细观察，原来还有一个绿色的根茬约12厘米。这分明原来是一棵大苗（也许已经或者即将吐穗了），被割草机割掉了，不知是已经有的分蘖还是后来长出的分蘖。估计它被割的时间也是7月17日，因为它与1号仅一路之隔。但它的分蘖数量多，有4个（3大1小），这跟1号又有不同。1号的两个分蘖很健壮，它的分蘖就比较纤细，最后只有1个长出个很小的穗子。这里除了3号健在，其余都被游人拔掉了。那些游人为什么要拔它们呀？无非看着它们“不顺眼”，明明像个谷秆子却长出个高粱穗子！我想，这就是我跟普通游人不同之所在：我把它们当宝贝，而一般人也能察觉它们有些“特殊”，但不知道它们有什么重要意义！
3号的发现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发现3号，只有2号结出了种子，要证明它们是野生高粱，只是个孤证,显得证据不足。不过，3号与2号还有些不同：3号的穗子在刚抽穗时是绿色的，但随后逐渐转变为红褐色，有点像“红高粱”；但“成熟”后就变成灰褐色，一点“红色”也没有。种子也是灰色的，连剥出来的“仁”的内衣也是浅色（图27）。这是我的文章写到这里才制作并拍照的，但它们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我说它“籽粒饱满”，其实与2号没有太大差别。另外，它的分枝也比2号早（比1号晚），10月3日（图2）已经看得很清楚，10月28日（图26）明显抽出两个穗子，但遗憾的是最终未能结出籽粒。
（五）南部是最后发现的“新大陆”
8月24日，在公园西南门内侧的一块大约半个篮球场大的草坪上，又发现稀稀拉拉地散布着60～70棵植株（原文为20～30），多为初生苗。这才是发现了新大陆！这里有大、中、小各种苗子，我的原文估计太保守了，主要忽视了那些“袖珍苗”“微粱”。在这里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3棵紧邻的中苗（图29）。我平时进公园一般走西边的一个便门，出来往往是走西南正门。24日从大门内侧的一片月季花带路过，忽然看见里面好像有几棵野高粱苗子，于是强行穿过。到里面一看，使我喜出望外，果然发现了大量的野高粱！同时发现那棵最大的4号（图28）。因为那“三株鼎立”的苗子是最先引起我的注意，也是彼此距离最近的3棵中苗，因此，把它们与4号同等对待，现在都选取了两张照片。
4号是这次考察中植株最高的，你可以看出他未抽穗之前长得很健壮。它跟3号可以说不分伯仲，它们都有10片叶子，也就是有10个茎节，而且4号比3号高出5厘米；但它们的“结果”完全不同，你从照片就可以看出，3号的果穗硕大、丰满，我估算它的种子有700—1000粒；而4号却很稀疏，估计不到350粒。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在8月份最旱的时候，也是4号正在孕穗的时候，偏偏遭受到蚜虫食心。我总说它长不出穗子来啦，谁知道后来竟伸出个穗子！
我原文说这里只有20～30棵，现在不得不改为60～70棵，还是因为把那些看不起眼的“袖珍苗”“微粱”给“小看”了。
下面把以5号为代表的的“袖珍苗”的发现及看法说一说。8月24日发现了南片，没有带手机，次日拿上手机正给那“三株鼎立”拍照，忽然脚下踩到一棵小草，仔细一看，还长了个穗子；再仔细审视，分明是“高粱”穗子。记得当天找到5棵，其中一棵没有穗子。因为仅看照片，没有参照物，无法知道它的实际高度，于是拔了一棵准备拿回家，找个东西做参照。其实，当时我不知道用手机能给自己照相，不然我一只手拿着苗子，另一只手用自己的上半身做参照，就不需要拿回家啦。
这次我还搞了一次“民调”：当我走到公园大门口，见到一位50多岁的大概是干部——这里的干部，不像北京、上海的某些干部，他们对农村情况都很熟悉——我问道：“同志，你认识这是什么草？”他看了看，摇摇头说：“不知道，没见过。”我再问：“你看它像什么？”他犹疑地反问：“像高粱？”看来，一般人都没有见过这样的“高粱”，估计你随便问谁，只能说“像高粱”，不敢确信；但除非说“像”高粱，不可能像别的。
我拿回家，扔在地下室里，因为直到这时，我还是做“地下工作”，我的老伴儿和女儿们只知道我每天早上到公园里去散步，不知道我是寻找、观察野高粱。到了中午，才偷偷钻到地下室，找了一张《黄河晨报》做参照，给拍了照。仅仅半天时间，叶子已经蔫啦。
前面我讲了2号的“小弟”之所以长得小，是因为出苗晚，那图30的3棵“袖珍苗”是同样的原因吗？肯定不是！因为8月25日，这里的所有大、中苗，没有一棵长出穗子的，它们即使再有“只争朝夕”的精神，也不可能比4号结穗会早！只有一种可能，它们出苗早。根据前面对1—3号的生长情况考察，野高粱从出苗到第一个穗子“成熟”，大概需要3个月，因此它们大概在6月下旬或7月初，已经出苗了。那为什么割草机没有割掉它们呢？关键是它们苗子小，割草机割草应该留有一定的高度。它们的苗子小，生长点低，割草机即使割掉它们的叶稍，只要割不掉生长点，它们仍有再生能力。
那它们个子矮小，是否属于遗传？我仅仅对野高粱初次接触、观察，再加上我是个外行，只能做初步推断。我估计不属于遗传，而是客观因素造成的。主要是“旱涝不均”“营养不良”等。这里只有一个移动喷头，自从我来到这里观察，8月底正是大旱时期，这个喷头没有移动过。这里的人工草和野草，也是参差不齐，凡是草高的地方的野高粱苗子一般长得高，严重干旱的地方草和野高粱也长得矮。还有一点，这片草坪并不“太平”，有些坑坑洼洼。不像一般城市公园的草坪那么平整，也不是单一的人工草，而是杂草丛生。
还有一点，这一片的大小植株分布散乱，而且是稀稀拉拉，没有丛生的“群落”。可以说除了北部那棵枯树下有10几棵丛生苗，其它都很稀疏，都是七离八远的（稷山方言）。这里大概只有那“三株鼎立”彼此相隔20～30厘米，就算是“密集”的。这里没有发现有某一片全是“袖珍苗”或“微粱”。因此，它们高矮不齐不外两种原因：一个是外因条件不足（如图30、图32），一个是出苗晚（图33～图35）。“袖珍苗”和“微粱”不过是写稿时随意用的比喻，是“戏谑”之词。现在我这样区分一下：前者指出苗早，但由于“营养不良”等原因，个子长得矮小；后者主要是因为出苗晚、或者两种原因兼而有之的更小的苗子。
因为照片太多，下面仅选几组：9月11日我遴选了3张中苗（图31）。我的论文基本上截止10月3日，这一天去公园本来是要“杀青”了，再拍了几张多穗的“袖珍苗”。你可看出，有些苗子的穗子“喧宾夺主”，如图32的第1幅是9月11日拍的“袖珍苗”，主穗已经“成熟”，侧穗超过主穗，正处灌浆时期；第4幅由于篇幅缩小了，看不清，实际直立向上的矮秆是主茎，穗子已经“成熟”，而斜的是侧枝，正在开花。
此前，幸亏我已经保存了2号和3号的种子。10月24日，接受卫斯先生的建议，去采集4号的种子和几棵中苗做标本，以备专家做鉴定。去了一看，傻了眼，我就怕有朝一日那些割草工人来个“大扫荡”，那就全完啦！不过他们没用割草机，而是用手拔，把大、中以及部分小苗都给拔了。我数了一下，只剩下劫后余生的20余株“微粱”。于是我用手机抢拍了十几张照片（图33、34），并拔了4棵做标本（图35）。最后一次去“光顾”，是12月3日，去年天气暖和，霜降和降雪来的迟，我想再去看看是否还有存活的苗子。这一次工人们才用割草机来个个“推光头”，可以说寸草不留。我仔细寻找，终于在最东边的两棵雪松树下，发现了3棵（图36），它们已经枯黄。第一棵看着好像是一个秆子，你仔细看，实际是两根秆子并列，其实是一棵草，主茎矮小，穗子已经“成熟”，侧茎稍高，已经灌浆。第二天有两位央视记者本来是向我采访羲和的，我给他们也讲了后稷和高粱。他们问：“那里还有吗？”我带他们去，他们也拍了照片。
五、这些野高粱是否稷的野生祖本？
它们是“野生高粱”，我想读者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了吧。它们在植物学分类中属于禾本科的“高粱属”也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但它们是否一定是我们现代晋南人称之为“稻黍”的高粱的“野生祖本”（这是我才从卫斯的文章中学到的专业术语）？按说应该经过专家鉴定，才能肯定。运城市朱鹏市长已经接受了卫先生的建议，作为市政府一项科研项目报送省农科院去做鉴定。鉴定结果如何？我们很期待，但恐怕一时半会儿得不到答案。因此，我在标题上加了“疑似”二字。不过，我跟卫先生都在这方面是外行，尤其是我，原以为很简单，就像做“亲子鉴定”一样容易。实际上问题恐怕远非这么简单。现在恐怕还没有哪位科学家或科研单位对哪种农作物的野生祖本做过鉴定的先例，应该还是个比较陌生的课题。
比如，人们常说狗尾草是谷子的“祖先”，我在网上查，谷子与黍子都属于“狗尾草属”，恐怕专家们也只是从谷子与狗尾草的外貌特征，看起来相似而已；对于高粱，只因有个外国人80多年前在非洲发现了16种野生高粱和28个栽培种，人们就由此断定高粱原产于非洲，那时有谁做过鉴定，证明非洲的野生高粱与栽培高粱有什么亲缘关系？恐怕也是目测鉴定吧？
我们从上面的图片上不难看出，我发现的“河东野生高粱”跟我们晋南俗称“稻黍”（也有人叫“草稻黍”的）的散穗高粱亲缘关系较近（至于它的穗子不像稻子、黍子那么下垂，是因为它的籽粒小且少），而与别处的密穗高粱（如山东人叫“秫秫”）的关系较远。你就叫弱智者看（或盲人摸），谷子与狗尾草（稷山话叫“猫耳草”）或莠子草的相似度比起高粱与野高粱其相似度要差得很远很远。
因此，不管鉴定结果如何，我认为它应该是古人称为“稷”的野生祖本，也可能是现代中国北方两种高粱的“共同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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