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精神史‬诗‬《沉‬船‬》：史诗写作的典型案例

——阿尔丁夫·翼人长诗《沉船》艺术特色摭论

原载《中文学刊》2023第二期

□ 晓川

A Typical Case of Individualized Writing and Epic Writing

——On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ong Poem “Sunken Ship”by Aldinf Yiren

Xiaochuan

摘要：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使诗歌成为本体上的自足体。强大的内在张力，使诗歌实现了当代意义上的生长与完成。个性化审美趣味与史诗风格的高度统一，使诗歌具有神性色彩。“介入”与“零度”的制约与平衡，使诗歌臻于纯粹。重建诗歌精神，回归“抒情”本位，增加写作难度，是阿尔丁夫·翼人的诗歌创作对当代诗歌建设的启示。

.关键词：个性化书写；史诗写作；“介入”与“零度”；诗歌精神；“抒情”本位；写作难度。

作者简介：晓川，江苏海安人，诗人、诗评家，民刊《先锋诗报》主编。已在《诗刊》《星星诗刊》《作品》等数十家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诗歌、理论作品。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诗歌。

茨威格在名为《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一书的序言中说：“一个人类的群星时刻闪耀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

“世界似乎总是等待着它的诗人。”爱默生在《自然沉思录》中说，“诗人的诞生是编年史中最重大的事件。”

阿尔丁夫·翼人是青海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重大贡献。他远离中国诗坛的中心，坚守在中国的西北边陲，以对现代场景中人类的物化和异化的反抗为前提，以旺盛的创造力和生命力，默默地坚持对民间立场和人类精神源头的捍卫。正是这种坚持和捍卫，为后起诗人的写作树立起一个精神标杆，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带来了希望之光。而正是这份希望，使后起的诗人长久以来一直自觉地坚守着一种高度，在雄奇、高邈、博大、精微中塑造着青海这块高地上的诗歌。

一、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使诗歌成为本体性上的自足体

现代诗有一个基本的口号叫做“反传统”。事实上，我们无法放弃也不应该放弃传统。把今人的一切错误、缺陷（包括思维方式的缺陷）都归并传统，只看到了文化性质的一个方面，是一种貌似深刻、实则简单可笑的思想方法。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从过去传递到今天的观念、制度、行为规范。它经历过较长时间的完善而获得了牢固性；它支配了多数的社会成员而获得了广泛性；它超越了个人性格具有了社会性；它在制度化和不断地宣传的过程中又具有了神圣性；但同时它仍然保留着文化的基本特征——可塑性。传统和现代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人类能有今天这样多姿多彩、气象万千的灿烂文化，有赖于各民族文化的积淀和传统的保留。在疾速的现代化进程中扔掉民族的文化遗产，不仅是自身的悲剧，也是人类的损失。玛格丽特·米德说，如果迅猛的变化一下子把传统全部涤荡掉，人类的文化将变得单一；单一不利于选择，单一将使人类毁灭。波尼亚托夫斯基说：“如果有一天人类的历史聚合为一种单一的文化和文明，那将预示着我们的灭亡。”所以一位幽默的学者提出“应当给深刻的'保守主义者’留下一席位置”。

阿尔丁夫·翼人就是这样一位深刻的“保守主义者”。他总是自觉地从庞大的传统文化体系中寻找现代文化的根基。

相逢在岸边，在多雨的季节/默认刻骨铭心的时间/是河流的走向/是盛夏残酷的意念//而此处站立的不是属于我的朔风/或是一群骚首弄姿的野马群/在心灵的土地上久久徘徊/被灵与肉指认的雄风/风靡一时 时刻袭击来时的风暴/注满脑汁 灌醉灵魂透视的荒野

这两小节诗显然吸收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叙事传统，但又与诗人在当代的生命体验镶嵌得如此巧妙，不留痕迹。

黑格尔在其《美学》第三章中讲到：“尽管一方面我们承认近代完全发达的市民政治生活的本质和发展是方便而且符合理性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却也不放弃而且永远不会放弃对于现实的个体的完整性和有生命的独立自足性所感到的兴趣和需要。所以我们对于席勒和歌德早年在诗歌里的意图，要在近代现实情况中恢复已经丧失的艺术形象的独立自足性，不能不表示赞赏。”①

在黑格尔看来，“独立自足体的整体”就是主体从“个人本性”和“个人意愿”出发作出的一种自由选择。它体现了个体的自由意志，对抗着现代生活对人施加的物化和异化，使人永远保持着人的品格。它是偶然，却又超越偶然表现出必然；它是个别，却又超越个别表现出普遍。这是一个“理想的个体”，一个“自身圆满的整体”。

苍鹰在蔚蓝之上留下深深的划痕/而人的走向依然是河流的走向//长河啊 当思想的船只沉入深深的河底/属于我的船只得搁浅在何处?

阿尔丁夫·翼人的诗句让我想起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他将屈原爱国忧民的诗歌传统融合在自身的叙述与抒情之中，是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与现代诗歌方法的完美结合，使诗歌成为本体性上的独立自足体。

二、强大的内在张力，使诗歌实现了当代意义上的生长与完成

美国意象派诗人艾茨拉·庞德指出：诗的创造，其内在本质就是恢复诗本身的“强度”（intensity）。所谓诗的“强度”，就是指诗的“张力”（tension）。何谓诗的“张力”？我想引用美国“逃亡者派”诗人艾伦·泰特的论述作注解：“诗的意义，全在于诗的张力；诗的张力，就是我们在诗中所能找到的外延力（extension）和内涵力（intension）的完整有机体。”②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也说过：“如果没有内在张力，诗将流于直述铺陈，一泻无遗；当没有所谓生长与完成。抗力的存在，在主体的创造中，阐示了智境之所在。”

这里用的“张力”，是借自物理学中的名词，但并不包括科学或逻辑学上的释义，而是关乎诗的表现、诗的感性、诗的语言、诗的动向以及诗的浓度而言的诗学概念，是一种对立、互否、异质、互补等因素构成的紧张的关系结构，它同时展现了诗的结构自身的戏剧性动向，以及相反相成、相克相生、浓淡一致、矛盾浑成的特质（包括语法、意境和“意义”等等）。

一首诗之优劣，评判的尺度不在于它是属于传统还是现代，是平淡还是新奇，是高雅还是通俗，而在于它自身张力超然独立的构成。所谓的好诗，就是从“内涵”和“外延”这两种极端的抗力中存在、成为一切感性意义的综合和浑结。阿尔丁夫·翼人的诗，正是以其强大的外延力丰富了诗歌的深刻内涵，实现了当代意义上诗歌的生长与完成。以其长诗《沉船》第4部分为例：

但婴儿的哭声一如银蛇 拖动无数子孙/穿行于水面 回到太阳归巢的地方/一反常态发出嘶哑的声音/想象着年老的母亲//却同样富有生命的含义/却同样照示蟋蟀的鸣叫//

上岸吧 生命的子孙/久候的马车，已被遥远的群山颤栗

在朴实无华的诗歌语境下，“婴儿的哭声”、“太阳归巢的地方”、“年老的母亲”、“生命的子孙”、“久候的马车”、“遥远的群山”及整首诗里都充彻了一种张力。没有这种外延力与内涵力的共同支撑，诗歌将不会如此的立体与丰沛，将会流于结构的生硬与松散或者意象的虚浮与堆砌。

诗歌张力构成的重要因素是“戏剧性”。“诗剧同质”的诗学基础在于这两种体裁的文学作品都离不开“冲突”。作为模仿的艺术，戏剧依靠人物的行动间的冲突来表现它的戏剧性。作为表现的艺术，诗歌则利用各成份间相互抵牾而形成的矛盾语境或情境来展示自身戏剧性的特征。“戏剧性冲突”不仅是戏剧结构的原则，同时也是诗歌结构的原则。依靠这一原则，诗歌营造并且克服了自身结构中形式与内容、形式与形式间的诸多矛盾，最终达到主题的统一，形成完美的戏剧性整体。

哦，生活之原野——/我精神之海神灵之海/如若魂牵梦绕竟是梦/我将附会于你的痛苦/鼓舞来者/编纂时间的幸存者

阿尔丁夫·翼人诗歌的思想内涵是那样的深刻。从结构上来看，他的每一小节都采用矩形的形式包装，使其具有“建筑的美”。而由于诗歌中的矛盾语境与“戏剧性”的设置与营构，使得整个诗歌获得了“无中生有”的审美效果与审美意义，这一点却是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

三、个性化审美趣味与史诗风格的高度统一，使诗歌具有神性色彩

“美是难的”。③两千多年前，柏拉图曾经在他的《大希庇阿斯篇》中借苏格拉底之口发出这一沉重的感慨。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美之所以是难的，并非因为生活中缺少美，而是因为缺少对于美的发现。

“美是主观的”。英国哲学家休谟认为：“美不是事物本身的属性，它只存在于观赏者的心里。每一个人心见出一种不同的美。这个人觉得丑，另一个人可能觉得美”。休谟的观点其实反映了审美的个体差异。④

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发现了美，并用个体生命诠释审美底蕴和艺术魅力。审美是一种感性化的冲动，是审美主体面向审美对象的情感体验过程。它所建构的是一个具有独特生命意味的诗意世界，根本上是超越现实功能和物质需求的一种自由的心灵体验。

首先，审美活动是人与世界的本己性精神交流，只有在审美中，才能彰显真实的自我。其次，审美活动是最具个性化的精神活动，只有在审美中，才能确证自我的创造才能和精神自由。再次，审美活动有助于从整体上全面提升人生境界。人生有多重境界，如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审美境界、天地境界等等，而审美境界是人生境界中比较高层次的一种。通过审美活动，使主体的精神得到升华的同时也得到重组和塑造，它将以新的姿态重新返回现实并改造现实。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个性是在一个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心理特点，它是一个人在思想、性格、品质、意志、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不同于他人的特质。所谓个性化写作，就是作者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所独有的情感表达和价值取向（当然也包括其独有的审美价值与审美取向）。

渡过洪浊的河流 突奔于/莽莽戈壁/生命之终极不可逆回的制高点/即使某一天/我们选择了凄残的夜晚/生命之真实超然于灿烂的星空/以及无与伦比的梦幻/超然于河谷之源/生命之上

阿尔丁夫·翼人这一节写“河流”的诗，独辟蹊径，以自己一贯的磅礴与恢弘的气魄，将“河流”对“生命之极”的“不可逆回”的“奔突”与“超然”，逼真地表达出来。同时，这首诗又具有对世界、对生命透悟的双重价值与意义。语言沉稳，严谨平实，庄重写实，充分体现了阿尔丁夫·翼人诗歌的个性化审美趣味。

审美活动作为人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是人在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中，按照“美的规律”

来把握现实的一种自由的创造性实践。但是，在审美活动中，对生活与生产劳动过程及其结果的把握，更多是从感性形式方面进行的。审美活动从直观感性形式出发，是不脱离生活与生产劳动过程及其结果的直观表象和情感体验形式。但由于美是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所以审美活动又总是同时伴有一定的理性内容，会在理性层面上引发人们的深入思索。这就表现为审美的社会意义。

我们如此选择了夜晚/选择了黄土地/选择了黎明的瞬间/它纵然红红火火/纵然生生死死/却依然长啸嘶鸣

阿尔丁夫·翼人绝不是一个只会风花雪月、轻吟浅唱的犬儒主义者，而是一个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忧患意识与悲悯情怀，以及冷静地、温和地“介入”社会、天才地处理当代生活能力的诗人。他总是自觉地站在自由主义的批判立场，坚持独立思考、坚持怀疑一切、坚持揭示谎言与真相。

为此我们便拥有更多的冬天/但在它不远的岸头/奇迹般载负日月星辰/并将注视着另一个冬天的到来

诗歌创作看起来是个人的话语行为，而实际上诗歌总是“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托尔斯泰）。无论如何，诗歌终究是社会化了的社会情感体验。

中华民族不乏史诗的传统。《诗经》诸篇（《大雅》里《生民》、《公刘》、《板》、《皇矣》 和《大明》等五篇诗歌）即符合史诗的特征。其中的一系列史诗性事件就含有开创神话、周民迁徙、漫游、战斗和间或近夷狄而居的叙述。这些诗每一首都自具完整的韵律和主题，有时采用颂歌形式，而更多用的是涉及广泛的叙事形式。这些诗章描述了周民族宏伟历程中的一个核心人物，即武王的父亲——文王；在这一系列事件中，他的地位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这种史诗仿佛就是“文王史诗”。 屈原的《离骚》等诗篇也都具有“以史入诗”的特点。杜甫更是被公认于善写历史。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时代。他的诗，深刻地反映了那个复杂、动荡的历史时代。他的诗，向有“诗史”之称：“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孟棨《本事诗》 ）他的“三吏”、“三别”就是史诗里的不朽篇章。

我国的少数民族更是拥有藏族民间说唱体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王》、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传记性史诗《玛纳斯》三大英雄史诗。

中国传统史诗的最重要特征是它的“入世”精神以及基于“入世”精神而抱有的较为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忧患”一词最早见于《周易》，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是历史主体在社会发展转折时期或关键时期表现出的深谋远虑，它来源于清醒而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并能激发出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自强不息的精神，集中表现为居安思危的危机意识。这种意识使人即使身处顺境，也能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对危机视而不见，麻木不仁，甚至自我陶醉。

阿尔丁夫·翼人是撒拉族民族诗性智慧的化身。他继承了以《诗经》、《离骚》、杜甫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史诗传统的基本内核，汲取了其他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的合理内核，将其与伊斯兰文明的优秀成果相结合，进一步地创新和发展，形成独具魅力的长篇诗歌《沉船》。其诗歌气魄雄浑、风格崇高、叙述庄严、语言精练凝重、超越现实主义诸传统。由于实现了个性化审美趣味与史诗风格的高度统一，使其诗歌极具神性色彩。

四、“介入”与“零度”的制约与平衡，使诗歌臻于纯粹

多年以前，我就开始思考萨特所提出的“介入文学”的主张。⑤萨特曾明确指出：真正的作家不应回避社会问题，而应该勇敢地面对现实，积极地投身于解决社会矛盾冲突的火热生活中去。“对我们作家来说，必须避免让我们的责任变成犯罪，也就是使后代在五十年之后不能说：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一场世界性灾难的来临，可他们却沉默不语”。

上文曾经说过，阿尔丁夫·翼人在他的全部诗歌作品中都自觉地“介入”了当代生活。

每当春季来临/他们常常不怀好意/在水的世界里/沐浴着阳光下一个个舒展的躯体/宛如找到自己或自己以外的人

当然，诗人“介入”外在世界的方式有“浅度介入”（或称“温和介入”）和“深度介入”（或称“激进介入”）两种。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主张“浅度介入”，而反对“深度介入”的。我所坚持的“介入”是指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承担和独立言说，是“介入”当下的生存环境，敢于直面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而不是直接“介入”当下的政治生活。“介入”政治生活是政治家的责任，不是诗人的责任。我认为中国诗人应该严格地坚守自己的专业岗位，没有必要把自己打扮成危险分子的样子。

罗兰·巴尔特所完成的《写作的零度》一文，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对萨特“介入的文学”主张的反驳。罗兰·巴尔特希望通过某种中性的“零度写作”的提倡，而导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解体。罗兰·巴尔特在详细分析了语言、形象、叙述方式、风格、词汇等文学构成因素和向度后指出：“所有的写作痕迹，像一种最初为透明、单纯和中性的化学成分似的突然显现。……一切写作都呈现出被言说的语言所没有的封闭性。写作绝不是交流的工具，它也不是一条只有言语的意图性在其上来来去去的敞开大道。” 罗兰·巴尔特也是主张“介入”的，但这种“介入”只是为了“保持古典语言中的根本因素，即工具性”，因此，它“永远是象征性的、内向的、显然发自语言的隐蔽方面的。”而作者一般来说是“旁观者”和“第三人称”的，他说“第三人称是一种在社会与作者之间的可理解的契约因素”。然而，罗兰·巴尔特始终认为“旁观”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逃避”，他指出“中性写作与其说是一种逃避的美学，不如说是由于对一种最终纯洁的写作的研究。”⑥

从某种意义上说，阿尔丁夫·翼人又是“零度写作”的典范：

而这样的时辰对我来说/像是无端的氤氪盛开节日的奇葩/走进或走出都需要百倍的耐心和毅力/时间的阵亡毁坏灵魂的家园/河流因此而终止翘起巨蟒的震颤/与人类遥相呼应/ 但我只是一个人/无暇顾及众生的绝唱

一方面他以在场方式“介入”了当下的社会现实，同时他又严格界定了“介入”的限度，即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在怎样的前提和程度上的“介入”。通过“介入”与“零度”的相互制约与平衡，使诗歌臻于纯粹。

通读长篇诗歌《沉船》，可以看到阿尔丁夫·翼人总是试图在他的诗歌写作中重建诗歌精神，重新激活与唤醒信仰、价值、尊严、道德、情感、美学意蕴等诗歌基本元素的内在活力，开掘、引领一种独具时代内涵和特点的新的价值理念及美学原则。诵读长诗《沉船》，仿佛是在诵读《诗经》、《离骚》、《古诗十九首》，诵读唐诗、宋词，诵读纳兰性德的才子诗。阿尔丁夫·翼人向我们所展示的是中国诗歌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抒情传统。回到“抒情”本位上来，结合现代性语境的沉思，是当代诗歌突破的可能之一。阿尔丁夫·翼人总是在他的诗歌写作中自觉地增加写作的难度，自觉地破除诗歌的程序化写作习惯，使其诗歌创作日益具备“陌生化”特征。所有这些都是阿尔丁夫·翼人的诗歌创作对当代诗歌建设的启示。

注释：

①1935-1938年，黑格尔《美学演讲录》德文版分三卷首版于柏林；1842-1843再版，1955年，民主德国将该版重印，书名改为《美学》。

②参见艾伦·泰特《现代社会中的学者》。

③柏拉图《大希庇阿斯篇》。见《西方美学名著提要》（朱立元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

④休谟《论审美趣味的标准》，见《西方美学名著提要》（朱立元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

⑤萨特关于“介入”的主张体现在他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三联书店1987年3月第1版）之中。

⑥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见《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武蠡甫、胡经之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