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宽平 || 三叔（二）

三 叔 （二）

作者：郭宽平

引子：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三叔就像是夜空中的一颗明星，他是那么的遥远，但又如此贴近人们的心灵。

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几个小故事

故事一：1963年，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就在这时候，26岁的三叔听从组织的召唤，离开了心爱的技术岗位，被组织借调并被任命为“中共河南省委社教工作团开封分团秘书。”由此，算是走进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域。在开封分团工作的日子里，他跟随一些省市级领导去农村、到厂矿、进机关、下基层，大力宣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还讲苏联变修的惨痛教训，又讲万恶的旧社会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罪恶渊薮。并且及时按照领导的要求，编写教育大纲、安排时间进度表、总结活动材料上报省委，出色地完成了份内工作，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故事二：文革开始前，我的三叔已是第一拖拉机制造厂机器分厂政工科科长，而当时机器分厂党委书记就是王德忱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工作实践中，他们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情谊。王德忱同志早年参加革命，大军南下时已是军功显赫的一名指挥员。解放后，受组织委派到清华大学进行深造教育，然后又到拖厂担任分厂领导。文革开始后，我的三叔与王德忱同志一起受到了冲击。那些造反派们多次在批斗会上让我的三叔检举揭发王德忱同志的所谓反革命罪行。我的三叔不顾拳打脚踢、谩骂诽谤、义正词严的说道：“我不会落井下石，我也不会见风使舵，我只认定事实。我认为王书记根正苗红、就是一位好党员，他听毛主席的话，带领全体职工抓革命、促生产，把企业搞得红红火火就是一位好领导！”多年来，每当人们提及这段历史时，都被三叔的人格魅力和高风亮节所折服。

 

故事三：上世纪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许多地方的人因为没有啥吃而失去了生命。那时，我的父亲和二叔都在西安工作，他们拖家带口生活也很艰难。而在洛阳一拖的三叔当时是单身，每月干部的口粮也就27斤。那个时候，除了时不时响应组织号召为灾区百姓捐献几斤粮票或几元钱外，三叔仍每月挤出几斤粮票，给我的奶奶买几个蒸馍或是买几包挂面，亲自利用礼拜天的时间，骑上自行车将东西送回老家。看到这种情景，我的奶奶心疼的说：“我在家好对付，你年轻少壮可不敢把自己身体饿坏了！”三叔接应道：“我干活轻，吃不了恁些，饿不着！”实际上，三叔平时饥饿的时候，总是以多喝水就点咸菜的方式，打发难以忍受的饥荒时光。

在一拖党委“调研室”的日子里

走进一拖集团公司大门口，可以看到东西两侧各有一栋百十米长的苏式建筑四层楼房，西边的是集团公司总部办公楼，东边的则是集团公司党委办公楼。就在东边党委办公楼的二层楼有一间约百十平米的办公室，它的名字就叫“调研室”，三叔就在这里主政五年（1976.11至1981.12），当时，他手下的主任科员就有崔承东、朱天宝、刘大功等几位同志。

 

一拖党委调研室俗称“培养红色干部的摇篮”，从这里走出去不少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领导干部，它们为行业和地方充实或加强了力量。如：河南省副省长赵建才，国机集团副总刘大功，河南省纪委第一副书记、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委政研室主任崔承东，郑州市市长、安阳市委书记朱天宝等人。

 

能进到党委调研室工作的人员可不是那么简单，它要求每个人必须要有高度的政治思想责任感、必须要有深度的文字材料组织功力、必须要有广度的事物洞察分析视角，必须要有独当一面、及时快速完成领导交办工作任务的工作作风。调研室中每个同志对口负责一名集团公司党委书记或副书记的党务工作。我的三叔对口负责的就是一拖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赵毅（副省级）同志。

 

赵毅同志早年参加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十八岁的他就已经是县大队队长。解放后，他先后担任过农机部教育司司长、洛阳工学院（现在的《河南科技大学》）院党委书记，后又任一拖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在调研室工作的五年时间里，赵毅同志每年所做的党委工作报告、中央领导同志来一拖视察工作时的汇报材料、赵毅同志去北京机械工业部参加会议（我的三叔随同）的专题发言都出自三叔之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五年时间里，凡是每次以“中共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党委”名义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刊发的重头文章，也都是出自三叔之手。

 

才干在实践中历练、进步、升华。跟着集团公司党委领导在一起工作，高级领导干部们那种工作紧密联系实际的态度、处理问题的审慎或果敢作风、走入基层问计于职工的谦逊精神等等，使得三叔和调研室的其他同志们都钦佩不已、受益终生。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党提出了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标准”即：知识化、年轻化、革命化、专业化。就在这时期，中共中央组织部和机械工业部联合考察组进驻一拖。经过组织推荐、座谈了解、上下访谈、个人述职等系列工作，三叔成为新一届一拖集团公司党委书记的第一备选人。然而，就在事情继续往下进行时，问题出来了，三叔的年龄稍微偏大一些不说，那时他已经43岁，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的第一学历是“西安机械制造专科学校”有些偏低，而以后的“西安交通大学本科函授文凭”只能算作是第二学历，政治仕途就此打住！随后，作为第二、第三备选人的崔承东（山西太原矿业学院、本科）、朱天宝（北京钢铁学院、本科）两位同志被组织分别任命为一拖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副书记。事后，有许多人为此感到十分遗憾，三叔对他们豁达地说道：“掌管一个四、五万人的特大型国有企业不是那么简单的，上级能让那些更加年富力强、德才兼备的同志上来，我很高兴。我深信崔承东、朱天宝两位同志一定能把工作做好！”

 

1981年，原中共一拖党委第一副书记王德忱同志调任中共洛阳市委任第一书记。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他发现有些地方党委、政府的官员们热衷于拉山头、搞宗派，没有把心思放在切实为人民服务的行动中来，于是产生了整肃干部队伍的想法，同时也想在一拖集团公司内抽调一些领导干部到地方工作。此间，王德忱同志作为老领导私下征求我三叔的意见，并想让我三叔出任中共涧西区区委书记一职，或是工作一段时间，出任主管文教、卫生的副市长。就此事，三叔考虑了很久时间，还是放弃了这次机会，理由是：“没有地方工作经验，自己一直是在企业科室里工作，怕辜负了洛阳人民和领导的一片苦心！”

 

在我的印象当中，三叔从没有过多的考虑“官本位”的自己，而总是更多地考虑自己能力不足或者失误，会给党的事业带来影响和损失。

让“东方牌”自行车唱响华夏大地

1982年，一拖集团公司党委、厂部根据我国自行车市场的巨大需求，作出成立“自行车分厂”的重大决定。三叔就在这时被组织任命为自行车分厂党委常务副书记（正处级），当时的党委书记老孟同志因身体不太好，所以该厂的党务工作主要由三叔来做。

 

在党委、厂部联席会和全厂誓师动员大会上，他多次强调：“我们一定要用“四千精神”来把工作砸到实处，这“四干精神”就是千方百计认真抓好每个环节、千言万语努力打开用户心结、千山万水力求拓宽产品市场、千辛万苦不断攻破技术难关！”在领导班子的带动下，大家上下联动、纵横交叉、众志成城，呈现一派严谨有序、热气腾腾的生产景象。

 

局面打开后，三叔又亲自带领销售科、宣传科和一些技术骨干，把研发出来且当时非常火爆的“东方26型冰花自行车、东方26型仿凤凰自行车”以及“东方28型加重、轻便两款自行车”装上车辆 ，由他亲自带队，一路风尘仆仆，分别去上海的凤凰自行车厂门口、天津的飞鸽自行车厂门口、西安的延河自行车厂门口等地，广泛地进行产品推介宣传。一时间，中国洛阳一拖的东方牌自行车风靡全国。随后，全国各地的需求订单像雪片似的飞来。与此同时，还在广州交易会上积极布展。还与一拖外贸公司积极联手，大胆开拓对国外市场产品（东南亚、西亚一些国家）的销路，没料想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自行车分厂在当时有五千人左右，属一拖最大的一个分厂，人员组成来自各个分厂，其中年轻人就占百分之八十。那时，社会上的青年人流行一种时尚即：眼戴蛤蟆镜，下穿喇叭裤，上衣体恤衫，手提录音机，口吐烟圈飘，头发卷成卷，一副精神嬉皮士的模样，让人很看不惯。许多集团公司领导、分厂级领导为此感到反感，多次在厂大门口堵住他们不让其进厂里上班，并要求他们回家换上工作服方可进厂工作。针对这种情况，三叔却想法不一样，他在一拖思想政治工作年会上强调：“年轻人追求时尚，标新立异，这是他们的共性特点，无可厚非。只要因势利导，加强爱党爱国爱厂爱岗教育，让他们充分发挥生力军的作用，高质量的把生产任务完成，这就是最大的政治。”在自行车分厂工作的几年间，每次年轻人打篮球赛，三叔亲自给他们当裁判。每次年轻人参加歌咏比赛，三叔亲自给他们当指挥。每次年轻人举办交谊舞比赛，三叔亲自给他们当评委。每次年轻人组织郊游，三叔只要有空都很乐意参加。每次遇到个别青工失足落水或身患危重疾病，三叔总是带头进行思想帮扶和带头募捐。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在这种真诚亲密的互动中衍生出无穷的动力。此间，根据工作实践，三叔写出了一篇响当当的论文《关于青工队伍建设的几点理性思考》荣获共青团中央年度优秀论文特等奖。同时，又被共青团河南省委聘为特约研究员。

 

自行车分厂火爆了大约近十年时间。东方牌自行车以其外观大方、物美价廉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市场的需求。自行车分厂在各分厂之比中每年都是盈利大户，并且为国家赚取数千万外汇。

 

1986年冬，受命于危难之时，三叔离开了自行车分厂，被组织任命为中共一拖集团公司东关分厂党委书记。（未完待续）

 

时间：2020.1.

【作者简介】郭宽平，中国一拖公司叉车厂工会干事，现已退休。喜欢文学。九十年代初期至2002年，先后发表杂文、小说、散文、论文、报告文学等体裁文章达三十多万字。现有作品散见于各网络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