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英国伦敦圣玛丽医院，细菌学专家弗莱明教授在做实验时，把一块带有细菌菌落的培养皿平放在窗台上。
后来等他想起来想去挽救的时候发现这块培养皿上长出了一团团青绿色的霉花。弗莱明不死心的用显微镜观察，却惊奇的发现，霉花附近的细菌有的死亡，有的枯萎。这引起了弗莱明的极大兴趣。
后来，经过弗莱明反复的研究，终于找到了答案，原来那种青绿色霉花，能够分泌出一种杀死或防止细菌生长的物质，弗莱明把这种物质命名为青霉素。这就是抗生素的发现过程，是不是感觉充满了戏剧性，幸亏当时弗莱明没有直接认为培养皿污染了而丢弃它，不然不知道抗生素还要多久才能被发现，那二战中死去的战士数量可能会更多。
不过抗生素的使用不是没有弊端的，比如我们熟知的不良反应，更包括现在十分关注的耐药菌。
哈佛医学院的罗伊·契肖尼进行了一项“平板演化”的实验，他发现大肠杆菌从普通病原到抗药性极强的细菌的转变，仅仅需要12天的时间。而在1992年，美国就首次发现了可对万古霉素产生耐药性的MRSA，这几乎将医生逼到无药可用的尴尬境地。曾有人预言到2050年全球每年将有1000万人死于耐药菌。因此，我们国家也出台了史上最严限抗令《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来减缓耐药菌的发展。
金黄色葡萄球菌是引起重症监护病房(ICU)院内感染的主要病原菌之一。自从1961年发现第一株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以来，这种病原体的相关性大大提高，因为它已经成为许多医院的细菌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定植/感染的发生率，特别是在ICU中，在过去几十年一直在增加，出现了几次流行病暴发和流行情况。因此，有必要制定流行病学控制，使我们能够在入院时预测可能的MRSA定植/感染，以防止交叉感染，这是医务人员和护理人员的责任。早期检测也需要避免不必要的隔离程序，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患者安全的影响。
研究人员[1]用了一年的时间在西班牙一所医院的ICU进行了一项观察性纵向前瞻性研究，研究人员评估了348例气管插管的患者，发现发生MRSA定植/感染的患者的APACHE-II评分明显高于没有发生定植的患者，同时发现出现NRSA定植的患者出现其他耐药菌定植的风险明显增加。
研究者根据回顾的文献得知，检测MRSA最有效的样本类型是鼻拭子。但在此次研究中，并没有收集这类样本。由于许多ICU患者是插管的，处于镇静状态，所以有可能获得咽标本。此外，研究发现，在已知感染患者的鼻拭子中检测到的阳性样本数量非常少，因此，基于其敏感性较低，这种样本类型的有效性值得怀疑。本研究中阳性检出率最高的标本为直肠标本。以往的研究一致认为MRSA在鼻腔后最常见的定位是直肠/会阴区域。
此次研究对于我们临床工作而言，所有危险因素中，APACHE-II评分和ICU住院时长对MRSA的定植具有显著的预测能力。这些发现建议对入院APACHE-II评分为>15且在ICU中停留4天以上的ICU患者进行更密切的监测，以防止定植/感染的发生。护士可以通过使用APACHE-II量表对疾病严重程度进行早期评估，并强调控制长期住院患者的感染，从而在预防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Ochotorena E, Hernández Morante J J, Cañavate R, et al.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Other Multidrug-Resistant Colonizations/Infections in an Intensive Care Unit: Predictive Factors[J]. Biological Research For Nursing, 2018,21(2):190-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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