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中医的“自白”
文/李小荣
老朽今年七十多了，祖传的医术，到我这一辈也有七八代了，以前是小打小闹，在家给人看个小病小灾的。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把原来的老房重建了一下，面积达到五百多平方，来我这看病的人就更多了，有四邻八乡的，也有周边区县的，几十年来，你看看咱这诊所里满墙的锦旗，换了一茬又一茬，不吹牛地说，咱家的医术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本人脾气不大好，有点恃才傲物，容易认死理，想起这一生与警察打过的交道，说实话，苦辣酸甜，样样俱全。前些年我对这个行业的人没有什么好感，甚至可以说是憎恶，因为我们几代人都曾经受到过警察“不公正”或“公正”的待遇。
就拿我的父亲来说吧，大老实人一个，凭着祖辈人传下来的医术，一直在村里给人看病，家里的日子倒也殷实。上世纪文革中期国家实行了赤脚医生制度，我父亲由于家里成份高没有当上，看病的权利就被剥夺了。有一次父亲经不住一个病人的再三哀求，在家里偷偷治病，后来被发现了，于中戴着蓝大盖帽身穿白制服的警察到家中就将我父亲带走了，后来批斗来批斗去，父亲熬不住，自杀了。当时家人、亲戚都是农民，没有多少见识，不敢去找公安局要人，也没地方去说理，只能将父亲接回来一埋了事。
父亲死后，我们这一辈的人，只能种地为生。后来国家管得不太严了，我也实在受不了种地的苦，就偷偷地给人看病。由于没有上过多少学，就是没想到看病还要行医资格。八十年代初，一次给一个人看完病，不知什么原因，那个人后来死了，家属就把我告了，公安局以我非法行医将我收审，关了两年，后来给死者家里赔了一些钱我才被放出来。
我生有三女一子，儿子最小，从小也是有点娇生惯养吧，不好好上学，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他又受不了种地的苦，就跟我学医、制药，因为诊所里忙，我抽不出时间管教他，一不小心他跟着狐朋狗友乱跑，竟然染上了吸毒的坏毛病，因为吸毒他被公安局拘留了两次。
一家三代人都被“处理”过，你说我还能对公安有什么好印象，几十年来，我们有的只是怨恨和不满。
可能是从儿子吸毒被拘留了之后，也可能因为我这里来看病的人多，情况比较复杂吧，到我家来的公安人员就多了起来，来的最多的是所里的片警们，尤其是儿子的同学小李，见我总是满脸微笑，一看就让人感到亲切。原来我对警察上门来很反感，但这些和蔼可亲的警察经常上门来了解儿子的情况，给我们作法律宣传。在看到我儿子在学医，了解到儿子没有医师资格后，就及时给我们普及从医的法律知识，又联系了当地的中医学校，让我儿子报了个自费的学习班。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考试，儿子的乡村医师证办下来了，从此他也能堂堂正正的坐诊了。看到在警察的教育下，儿子与吸毒人员彻底断绝了关系，不再吸毒并走上了正道，又听儿子说孙子、孙女上初中、高中时也曾多次得到当地派出所民警的关心、帮助，警察所做的这一切，逐渐融化了深埋在我心头的冰疙瘩。
而让我彻底改变观念的是发生在村里的一起突发事件。那是一个大冬天的下午，村里有夫妻俩吵架后妻子竟然跳井了，等发现时已到了晚上，当时我也去了现场。在商量如何打捞尸体时，村民们议论纷纷，这个说太危险，那个说女人死了不吉利，都不愿意下井，村干部请来外村几个专门在水库搞救援的人，他们竟然不顾乡亲情谊，说要六七千元钱，家属听了，气得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村民报警后，公安局和派出所来了不少人，问了一下情况，周围一圈人没人表态。一个瘦瘦的警察（后来听说是法医）站了出来，自告奋勇地说他下去，这样也能保护好现场。后来这个法医脱了外套，忍受着零下七八度的低温，在周围一干人等的注视下，拽着村民放到井里的绳子下去了。过了约摸半个小时，浑身湿漉漉的警察就将女尸背了上来。出井后只见这个警察脸冻得通红，浑身直发抖，匆匆在一村民家中换下了湿衣服后，就又赶过来开始工作了。
作为一个外行人来看，打捞尸体，我认为这不一定就是警察必须做的，更不用考虑他们会为钱去做，他们也不会想这个事吉利不吉利。一个公安民警，敢冒着生命风险，不畏严寒，下井去打捞尸体，这种行为让我感触至深，彻底改变了我对警察的看法。
周恩来总理有一句名言，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可见公安工作对于国家安危、人民安居乐业是必不可少的。俗话说的好，人民公安为人民，人民公安人民爱，我决心在有生之年，要为身边警察的健康做一些工作，更要把自己诊所当成弘扬公安形象、宣传公安工作的阵地，倡导广大人民群众对警察多一些理解和支持，真正让我们实现“警民一家亲”。
最后，请让我借用一副对联来结束我的“自白”：
每遇急难 履险蹈危 冲锋在前 不辱警察使命
时遇平常 风餐露宿 享受在后 永保人民平安
作者简介:李小荣，48岁，祖籍陕西周至，现居渭南，系渭南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民警。喜爱文学，从警二十余年，曾在《人民公安报》〈《法制周报》《陕西农民报》等刊物上发表小说、散文、通讯报道等十余篇。《渭南文坛》特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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