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隋唐之后，科举考试制度被确立，并且在后来的历朝历代基本都被沿用了下来。这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使得当时的人们拥有公平的机会来角逐，从而获得进入朝堂的机会。当时的读书人绝大部分都以能够入仕作为自己读书的目标，他们都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将满腹才华应用在国家治理之上，并且名垂千史。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制度之下，使得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虽然一共出了700多位状元，但却没有几个取得巨大的文学成就。
根据史书上已有的记载，可以发现自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的第一位科举状元孙伏伽开始，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止，在这一千多年的时光里，一共产生了592名状元，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存在时间较短的王朝，中国历史上可考证的状元人数大概为777人。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这些在科举考试之上成为骄子之人，却在成为状元之后，基本没人有文学成就。
自古以来，书生寒窗苦读十余载，都是为了一朝能够金榜题名，光耀门楣，同时也是为了自己能够踏上官路。那么对于这样的人来说，他们在考中了状元之后，朝廷一定会立马给他们分配官职，他们已经达到了自己读书的目的了。
自此之后，许多的人便开始在文学上懈怠了下来，并将自己的重心放在了工作之上。当一个人对于一件事情不再看重之时，可想而知，他必然不会获得多大的成就。相反的，一些落榜之人，心中愤懑，反而能够将这份愤懑、不满亦或是伤心化作学习的动力，继续钻研文学，从而在文学上取得不错的成就。
此外，一个人倘若做官了，那么他便是有工作之人，这样的一个人倘若是真心实意想为国家做事的，便会事事亲力亲为，并且积极将本职工作做好的同时，还会去更加细致的剖析当前的社会现象，并在有机会的时候，将自己的想法呈上给皇帝从而得到实行的机会。
由此一来，这个人拥有的闲暇时光自然是很少的，不再对文学进行钻研。
相反的，倘若一个人读书只是为了能够当官，为自己谋取福利，这样的人在达到目的后，自然也不会再去钻研文学知识，而会将自己的全身心放在为自己谋求利益之事上，他们的文学能力自然是倒退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倘若一个人对文学是真挚的热爱，那么他这辈子都会坚信“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观点，这样的无论是否中举当官都不会影响他对于文学的钻研，他在文学上获得成就的概率自然是很大的。但可惜的是，古代这样的人确实太少了，自孔夫子之后，“学而优则仕”的观点已经在读书人的心目之中根深蒂固了。
参考文献：《资治通鉴》、《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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