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东莞虎门街头。
一名工人提着刚买的早餐,和工友走在马路上,被一群警察围住。
“暂住证有没有?”大家纷纷摇头,于是,这群“流民”都被抓去了派出所临建的房间里。
“跑还是不跑?这房间像我老家的猪圈”,开头的工人心想。他敏锐地发现看管他们的人都去吃饭了,“猪圈”的门忘了锁。
他咬咬牙,一溜烟冲了出来,一路找草丛和树林做掩体,躲在树影间半小时不敢出声。直到确定没有人追来,他才顺着人流从公园慢慢走回工厂。
这名工人叫胡小海,时隔近二十年,他仍然清晰地记得当年的场景。
那年,他即将十七岁,已有一年打工经验,那次经历让他感觉有些不对。
“我在路上跑着跑着,感觉自己就像鬼一样,要东躲西藏。”
非人非鬼的工厂生活,小海又过了十二年。
十二年里,他终日面对电子元件与材料,重复琐碎的手头工作,感到痛苦、破碎、迷茫。
小海打工时
长期以来,我国的流水线工人都面临着与小海同样的困境,他们为亿万件形形色色的商品付出了心血,但他们的劳动,既不被看见、也不被理解。
富士康流水线工人许立志,曾写过“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他们管它叫螺丝”等绝句,后从高楼上一跃而下,用生命终结了工厂对他的异化。
煤矿工人陈年喜,因写诗抒发农民工困顿情绪一炮而红,但,随之而来的是一纸“尘肺病”确诊通知。
胡小海农村出身、15岁就辍学进厂打工,他的命运轨迹与千万小镇青年的人生并无二致,甚至有些“普通”,但不同的是,他在中途,意识到了“这样的生活似乎是不对的”。
他没有继续那条“平庸”的路,他逃出了工厂和车间,走向了北京皮村,“一片更广阔的精神天地”。
偶尔,他也会想起在工厂时的梦魇经历,他写下了几百首诗,抒发十二年里对于车间的愤怒,抑或是,恐惧。
在他的故事里,我看到了很多人——那些在工厂流水线、在写字楼格子间里,被束缚和困住的人,也看到了一种顽强的抵抗。
以下是胡小海的自述。
活着的疼痛
我叫胡小海,我的人生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
15岁那年,我辍学了。我家在河南农村,一共四姐弟,升高中那年,我爸说,“你和你哥,只有一个能上高中”,我知道家里供不起,就把机会让给了我哥。
尽管后来,他也和我一样走上了进厂打工的道路。书是读不下去了,这可能就是宿命。
2003年夏天,我正在地里锄花生,村里一户有电话的人来通知我,技校老师打来的,说非典过去了,让我去广东打工。家里七拼八凑地拿出一千多的费用,我就和才认识了一个月的同学一起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
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火车轰隆隆的声音,一度让我感到新鲜。但到了下半夜,我就觉得极度疲惫。我的大脑告诉我,“我想休息”,但无处可逃,学校买到的是站票,我只能在盲肠一般的车厢里找到一处狭小的连接区域,我试着眯会儿,但一闭上眼,就会被火车的噪音吵醒,那种感觉就像一秒钟被掰成了两半过,我的头也疼得快要炸开了。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活着的疼痛”。
进工厂后,疼痛接踵而至。
首先是肉体上的,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收音机厂,上夜班。我负责用小刀刮塑料壳,但我不小心打了瞌睡,刀片就立马把我的手割开了一个口子。流水线的要求很严格,我没法随意离开座位,组长随手给我递了点卫生纸,我擦了擦,这才止住血。我埋头坚持到早上下班,发现我的手指头已经化脓、肿胀了,碰哪儿都感觉疼。
在工厂,大家都活得很“糙”,同事帮我挤了脓包、涂了点药,我才好起来。后来,我去郑州富士康打工,我们宿舍的人买的袜子都一样,十块钱七对,很容易弄混,无尘鞋也老穿错,我稀里糊涂地染上了脚气,又痒又疼。有人告诉我,要在白天走到黄河滩上,把脚放进滚烫的沙子里“杀菌”,我照做了,太疼了,真的,完全是刺痛。
我的手上有过一些疤痕,小刀割的、针扎的,当然,都是小伤,但每次扎下来时,我都瞬间不困了——这是工厂留下的印记。
小海工作过的服装厂车间
但更可怕的还是精神上的疼痛。
我待过很多家工厂,少说也有三四十家,从南到北,从珠三角到长三角,从江南到河南。电子厂和服装厂居多。流水线的工作虽然不复杂,但很繁重,我们得连上十六七个小时班,手里重复做同一件事,缝纫机的针在我眼前弹上弹下,消耗人的精神。你想想,可不可怕?人不像人,像机器,没有任何感情。我们做的衣服是高仿,质量也不怎么样,我有时候会猜想,买到衣服的人到底能穿几次?可能很快,它的归宿就成了垃圾桶。
有很多次,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创造价值,还是制造垃圾。
其实十六七岁的时候,我还有精力工作,也有新鲜感,到了二十七八岁,活力就下滑了。我承受不了这种长期的超负荷工作。实在熬不住时,我会找借口去厕所,定个七分钟的闹铃,躲去走廊的长椅上睡一会儿。几天后,我被线长抓住,当场就被开了。
在东莞的时候,工厂即便晚上没有工作,也不让人睡觉,就必须在工位上坐着。我现在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除了剥削之外,我想不到其他形容。
我以前想过,我们创造的价值远高于工资,但人家就要这么把你压着,你有什么办法?
我知道这种生活不太对劲,我当时自诩“有志青年”,但流水线的工作让我看不到未来。
“就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
零几年的时候,街头巷尾都流行《老鼠爱大米》和《两只蝴蝶》。但我不爱听,我喜欢听《蓝莲花》和《怒放的生命》。汪峰那一嗓子吼出来,“我想要怒放的生——命——”,我心想,太厉害了。这种摇滚有一股磁力,一直在吸引我,让我不得不听。
了解汪峰后,我才知道他也是受了西方的影响。于是我接触了鲍勃迪伦、艾伦金斯堡,很多“垮掉派”的代表人物,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你知道吧?他写出了我每天面对机床和流水线的心声。
穿上演唱会主题T恤的小海
我最喜欢艾伦金斯堡写的《嚎叫》:
“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挨着饿歇斯底里浑身赤裸,拖着自己走过黎明时分的黑人街巷寻找狠命的一剂。”
这首诗很长,但我实在太喜欢了,想打印出来。我溜去工厂外边的打印店,一共打了六张纸,就这样把它们放裤兜里,趁中午吃饭的间隙从裤兜里掏出来看看,每看一句,我就有“又把自己从深渊里捞起来了”的感觉。
有一次,同事看到了这首诗,说我在看“小黄文”,我觉得特别无奈,这么伟大的作品,你就把它当成黄书?他还把我的纸抢走了,闹着玩嘛。但我有时真的感觉很孤独,好像自己根本不属于这里,但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属于哪里。
我慢慢开始做一些抵抗。我会在单子的背面自己作诗,模仿鲍勃迪伦的歌词写我的困惑。
其实我也必须这样做,我觉得如果我再不写点什么,就一定会发疯。2014年,写“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的许立志跳楼了,虽然我还没到跳楼的程度,但我也非常痛苦。
我在工厂追过一个女孩,她刚出学校不久,我老找她聊天,请她吃过两次饭,结果没过多久,她就被另一个条件更好的小伙子追上了。
我很沮丧,在车间坐我旁边的江西大姐老石总是安慰我,她是我们班组组长,人特别好,我知道我和老石没有什么精神上的深入交流,不是同一种人,但她多少缓解过我的困惑。
我给她写过一首诗:“老石,我有未来吗,你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吗。”
《老石》全诗
我那时也有点叛逆,和主管吵过架,因为他老要求开无意义的早会,还不让我去看汪峰的演唱会。我心想,凭什么?我请假也要扣工资,你凭什么不让我去?我在办公室里穿着工装扭头就走,我就要去看,工厂又不是离了我就不转了。
同时,我也觉得可笑,工作这么久,我感受到的是深深的异化,我们不是人,是机器。但当你要请假时,你又变成“重要的人”了。
我还找他帮离职的初恋要过工资,那是2010年,发生在追女孩之前。
她会和我聊汪峰,还知道写诗的李煜,可惜后来她回四川老家了,分开那天,我追着火车跑,像拍电影一样,荒谬。结果回去没多久QQ就被拉黑了。
大部分时候,我找不到自己的存在。
同事们没有我痛苦,他们想得不多,每天正常下班、吃饭、交朋友,没什么大烦恼。我和他们关系也不错,但每个人心里的孤独都无法言说,没有人能和我交流这种“不对劲”的生活。
工厂里的大姐,包括老石都劝我老老实实干活、存钱结婚,别想那些有的没的。我也一直在干活啊,但是存不到钱,更结不了婚。
我见证了十来年相亲史的变迁,彩礼从八千八到二十八万,见面方式从骑自行车到开小汽车,我就是脱了鞋、光着脚,追也追不上。我对自己的现状很困惑,不知道生活为什么是这样,在周围人眼里,我成了那个“无法理解”的人。
第一次出逃
我想逃跑。
我当时就这样想,一定要跑,但我能跑去哪儿呢,我不知道。
大部分时候,我还是乖乖坐在车间踩平车,做那些高仿的耐克和阿迪。
可能是上天安排,我有了一次逃跑的契机。当时我在苏州服装厂做工,那时候是4月份,春雨绵绵,我借住在七子山脚下的朋友住所,早上得赶车去工厂上班。我跑啊跑啊,到地方发现公交刚开走50米。我心想,完了,要迟到了,迟到就意味着被班长训、被扣工资,不管我多努力跑过来想要赶车,车还是走了,人家也不会听你的借口。
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我这么多年来一直过着一种“非人”的生活,很多委屈、不甘都在心里爆发了。
我像发疯一样,扔掉那把破伞,朝着工厂的反方向开始狂奔。
我淋着雨一路跑到了郊区,马路两边有很多其他工厂,我又继续跑,终于看到了一片油菜花田。站在那儿的时候,我呆住了,我觉得油菜花好美,明明生命也是那么美、那么温柔、那么艳丽,但为什么我的内心那么纠结、那么痛苦、那么荒芜?我那一整天都旷工了,在花田里思考自己的出路。
我没有想出解法,第二天又回去上班了,被班长狠骂了一顿。
在进苏州的工厂前,我也尝试了转行。我在苏州的金鸡湖边卖过爆米花,但生意不好,又推着车和煤气罐走了几十里路,去苏州城的西南角卖,到那儿还真打开市场了,我用赚来的钱买了一本《海子的诗》,二手的,5块钱,这本书我走哪儿带到哪儿,一直到现在还留着。那段时间我挺开心,又自由,想不想出摊全凭我自己。
小海在《海子的诗》上记录了这些年的辗转
我还花300块报了个吉他学习班,十节课,我心里一直有做摇滚音乐的梦想嘛。我练得可认真了,但就在我练到和弦转换时,老师无缘无故消失了,没人上课了。这对我来说是个打击,有些事就得一鼓作气做完,你能理解吗?再后来,就到了夏天,没人吃爆米花了,我也就不干了。
快递小哥,我也当过。在上海外滩那块儿,我跟着圆通快递干过,师傅说,“坚持做啊,过几个月你就能拿五六千一月,再过几个月就能承包一个区了”,结果我没干一个月就嫌累,跑路了,现在想来真后悔。
紧接着,我又去做房产中介,也是没做几天,被老板开除了,他说“我觉得你不适合干这行”,我心想也是,一个整天想音乐、写诗、向往自由的人,在别人眼里确实是异类。
我没少干推销的活,当时做一个按摩仪的地推,整天要对着陌生人给她体验按摩,这事真的需要厚脸皮,老板也天天在办公室给我们打鸡血,喊口号,我觉得,简直是在骗人嘛。
我真的尝试了很多方向,我那会儿带着自己的原创歌曲,跑到《中国好声音》节目组参加海选,我唱了《我爱你中国》,还没唱到副歌,导师就说,ok,ok,可以了。
我不甘心,又跟着送外卖的混进节目组总部,带着我自己写的词和里面的员工使劲沟通,我说,这节目应该多做原创。他们当然没怎么搭理我,让保安把我赶出来了。
我的尝试都失败了。
兜兜转转后,我又回到了苏州的服装厂,我的确没有办法了,工厂对我而言最熟悉、最安稳,或许也最痛苦。这些痛苦一直积累,才有了跑到油菜花田那一幕。
在车间读诗
我坐在车间里踩着平车,又换到嘉兴的电子厂做九阳豆浆机的基板检测,整天插电阻,一天要重复成千上万次。
我再次成为了机器人,但我是“醒”着的机器人,因为那会儿,我心里想的已经全是摇滚、诗歌了,当然,还有我的失败。
那些文艺作品它们唤醒了我对现状的反思、对自由的追求,但是,反思过后呢?追求之后呢?有时,我真的觉得“梦醒了还不如不醒”,如果一直不思考这些,或许我会更加“幸福”。
痛苦、愈加痛苦、痛苦得快要窒息,我心想,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一定会在工厂疯掉。休息时,我会跑去钱塘江看潮水,看完后,我能平静一会儿,但始终解不了症结。
我把自己写的诗和困惑分别在微博私信给汪峰、张楚、郑钧这些做摇滚的音乐人,其实我根本没期待过回复,只是当作一种表达的出口。
结果,张楚大哥回我了,他回了一朵玫瑰花。
我觉得我的人生有转机了。
“我的人生有希望了”
我迎来了我的第二次出逃,这次,我成功了。
2017年后,我再也没回过工厂。
张楚大哥回我后,我和他来来回回聊了一年多的天,他看过我写的诗,把我推荐给了新工人乐队的主唱,多哥(许多)。新工人乐队是在皮村的工人之家做起来的,你可以理解为给农民工服务的公益机构,我听了乐队的歌,专唱工人的苦闷,我心想,太好了,这不就是我想做的事吗?我要去做音乐,我要去搞文学。
我买了一张从杭州出发的特价机票,连夜赶到北京,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觉得自己特落魄,但心里又止不住开心。刚落地,我就坐地铁跑去建国门“朝圣”,因为汪峰的《晚安北京》是在这儿写的。那段时间,我在798晃荡着找工作,在网吧包夜被偷手机,我隐隐觉得,一切可能没自己想的那么简单,没钱的时候,我也很担心。
我感觉,工厂似乎一直伫立在我的身后,一不小心,我就得被工厂“吸”回去。
还好,后来,我被人介绍到皮村公益服装店当店员,一干就干了六年多,一直到现在。
同心互惠公益服装店
这份工作有些琐碎,但很自由。每天早上九点开门,晚上九点关门,服装都是捐过来的,最贵的羽绒服我们也就卖35一件,短袖8块。来买的人都是工友,很多人提着行李袋过来大采购,一挑一两个小时,一百多块钱,能买很多衣服。我有时候也会恍惚,看到这些衣服、裤子,我会想到自己在服装厂的生活,但随即又庆幸,还好现在不在厂里了,幸亏是不在了。
郁闷时,我就会去温榆河边转转。落日照着大河两岸的风物和形形色色的人群,无论是花盛开还是凋零,不管你是快乐或是悲伤,都会不可阻挡地被一个巨大的黑影吞噬掉。
冬天的时候,我会在温榆河面滑冰,大部分人都不会上去,我倒觉得没什么,可能人经历的痛苦多了,胆子也大了。我性格还是挺荒诞的,爱做这些别人不太能理解的事。
但偶尔,我也会想,要是真掉窟窿里了,也挺惨的,第二天上新闻头条,《某青年因滑冰掉落温榆河溺亡》,那就真讽刺了。
小海在温榆河边尝试划船,他说:这是自由的感觉
皮村还有一个文学小组,我把它当成我的精神支撑。
文学小组每周六晚上都上课,免费的,想听就能听,来上课的都是大学教授、知名作家,师力斌、袁凌、余秀华、陈年喜都来过。一开始,我只敢在教室外边晃荡,以为是大学生在这上课,进去后才知道,里面全是和我一样的人。
有家政工、顶棚匠、保安、群演,也有很多打零工的人。我们每周六都聚在这里,讨论自己的生活和困惑,在这里,没人嘲笑我,大家互相看一眼就明白,谁的生活都不容易。
我在皮村上班四天,范雨素就因为那篇《我是范雨素》火了。当时有很多媒体过来采访,我们都没见过这阵仗,范雨素直接躲起来了,不肯见人。
我读完后,心想,原来这也能写?这不就是我们身边每天都在发生的事吗?
我写得也勤了,主要还是写诗,把诗当成歌词写,我一会儿给你唱一首,我写的《我从未将自己找到》。张慧瑜老师还帮我把我的诗变成了一本集子,名字叫《工厂的嚎叫》,我想向艾伦金斯堡的《嚎叫》致敬。
文学小组这些工友是我可以交流的朋友,我们谈论诗歌、文学、梦想,我会弹吉他给他们听,大家也很捧场。我开始找回一些生活的实感,至少能看见自己的存在了。
就像现在你在采访我,若干年后,很多场景我可能会忘记,但我会记得今天下午我们在谈论文学,这样就很好了,对吧?
我有时也会想,现在在工厂打工的那些年轻人是什么心情?会和我当时一样吗?
后来,我上了《朗读者》,和董卿、范雨素还有其他工友一起,灯光打在我脸上的时候,我确实感觉生活不一样了。以前在车间,没想过这茬事,每天都只有眼前无尽的繁忙。
当时,还有个导演来皮村拍纪录片《我们四重奏》,我是主角之一,影片还在平遥国际电影展拿了最受欢迎奖。只是后来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公映。是可惜,但能有什么办法?
那时,我刚离开工厂,纪录片刚好拍到了我精神的恣意汪洋和身体的最初解放。那劲儿,很对。里边还有我回家相亲的经历。来北京之前,我去郑州“追爱”了,我和那女生聊了几个月,就辞了职决心去郑州工作,但到了后,她对我说,“我俩不合适”。我于是喝多了,躺在床上抱头痛哭,把这十几年的痛苦都发泄出来了。
我有时候就觉着,自己怎么这么悲剧呢?但哭完后,还得站起来,差不多得了,不然菜都凉了。
图源:《我们四重奏》预告片
这些情绪,以前可能没人明白,但在北京,我觉得没那么孤独了。我也挺爱折腾,参加了2017年的《打工春晚》,崔永元大哥主持的,现在也组了个小乐队,虽然我水平不怎么样,但总归,有生活了。我感觉自己心里有一些非常坚硬的东西,慢慢融化掉了。
现在,我是《新工人文学》的执行主编之一,这是皮村文学小组自己编的期刊,我负责筛选诗歌。看到投稿后,我也能体会到有些作者的心情,和我当年或许是一样的。
长久以来,我们这个阶层的人是没有声音的,没人看见我们、没有听我们说话。范雨素让大家听见了,皮村文学小组让大家看见了,这很重要,陈年喜大哥不是写那本书吗?叫《活着就是冲天一喊》。
我们写、我们创作,就是为了告诉这个世界,“我们在场,不要遗忘”。
偶尔,我还是会做梦,梦见自己在做口袋、踩平车,在车间里出出进进,我觉得,这是噩梦。前两年,人民大学一名学生给我写了一篇《出车间记》,我很喜欢这个标题,有点像《出埃及记》,她描述,“车间存在于离小海后脑勺三厘米的地方”,其实挺精准的。但我花了这么多年从车间逃出来,走到北京,走到这里,我绝对不要再回去了。
无用的文学
媒体在皮村来来去去,曾经还有上海的记者专程过来采访过我。这些人就像一阵风似的,我刚开始还觉得挺有意思,聊聊天,刚好梳理一下自己的往事,后来我就觉得没意思了。
我知道很多报道会这么描述我,“初中文凭,他来北京当诗人”,“皮村鲍勃迪伦”,诸如此类,先不说我有没有那个水平,这些标签给我的感受还是一套成功的叙事——一个工人凭借自己的力量跑出了束缚他的工厂,还过上了功成名就的生活。
但我心里明白,不是这样的,这不真实,真实的说法,就是根本没什么励志故事。
我没觉得文学和音乐改变了我的处境,只是说,我的精神终于找到了一块能落脚的地,在这里,至少我不会被当成异类,就算是,那又怎样?我就是胡小海,但再小的海,也是海。
其实,我的生活没有发生任何本质的变化。月薪三千,扣掉五险一金到手两千多,疫情的时候还发不出工资。我一共收过一万多块的稿费,但整体而言,也算不上什么钱。我也想多写,但水平有点跟不上,这几年,慢慢写得少了,心里那股劲消退了很多。
可以说,除了自由,我一无所有。
到北京后,我确实看到了更大的世界,但我会想,逃离车间之后,我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
我不太确定。
我以前在工厂时,拿的是最低工资。到北京后,还是最低工资。我身边有人学中医,一个月就能赚一万多,还有卖菜的,一个月能挣个万儿八千的。前段时间,我有个同学来北京出差,来皮村看我,看到城中村破旧凌乱的环境,他困惑问我,“这是北京吗?怎么看上去和老家差不多。”
在服装店念诗的小海
我就想,人是真的不能和别人比,一比才知道自己的生活状态有多不正常,平时我还能安慰安慰自己,凑合过日子。
我也想过,如果自己没有辍学,一路读下来了呢?其实也不一定会有变化,我还是会困惑、迷茫,只不过,会是一种别的迷茫。我觉得这是人类共通的命运,不管在哪儿,我心里都会有痛苦。在车间,我感到被束缚的痛苦,在皮村,我有不被看见的痛苦,在其他地方,我会有其他精神上的痛苦,正和你们现在所受的痛苦一样。
我没读过什么书,可能也就这样了。有时我也羡慕那些早早放弃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的人,他们有家庭、看着稳定,不像我一样无所依托。
所以我会说,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扑腾了大半辈子,什么也没捞着,许多人和事,都是过场戏而已。我今年36岁,从“有志青年”成了“丧志中年”,但我却觉得我好像没有长大过。我的生命停滞在了车间里,我只能看着自己一天天衰老,时间的流速时快时慢,总之,我是老了。
你说,悲剧的原因是什么?是宿命吗?因为,人各有命?但我也很努力地抵抗过了,没有用,我也不怪自己。
偶尔,我会想,如果十五岁那年,在地里锄花生的那个下午,我没有接到技校的电话,也没有上那趟绿皮火车的话,我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
或许,我命该如此。
参考资料:
1、网易人间工作室,《皮村诗人小海:我是失败的未婚大龄青年》,胡留帅;
2、新工人文学,《出车间记》,张子涵。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