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永东丨裸生裸育(一)（又名《教育的真名叫朴素》）

裸生裸育(一)

（又名《教育的真名叫朴素》）

作者：冯永东

就连1966年*月*日这个特别的日子，马老师也是在从教后，经历一次又一次地，没完没了地填写纸质或电子表时烙下印痕的。

当小马对人生有记忆时，已到了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

就算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乡村孩子记忆中也没有上幼儿园这个概念。

从史料得知，中国近代幼儿教育机构始创于清代光绪二十九年，也就是1903，设于湖北武昌，名为蒙养院，1922年定名为幼稚园，首开了中国幼儿公共教育的历史先河。

74年，也就是当他自娱自乐，尿尿搅泥巴般地玩到8岁的时候，父母才送他上了小学。

记得当时的小学在一块大高墩上。周围都是农田。这样的高墩当时人们还舍不得把它平整掉。主要原因不是它有什么特别的纪念意义，而是因为它有可被利用的价值。

高墩原是当地大地主的庄园。解放后，人民当家作主，高墩自然被夺回人民手中。于是，这有场地，有房屋，特别是有男女厕所的理想建筑当然成了办学的首选。

要知道，在旧社会，劳动人民，特别是他们的子女要识几个字，难哪！

记得学校规模不大，只有两个年级，复式班，一个老师任教。那情形就像著名作家刘绍棠笔下的《师恩难忘》所描述的那样。读一二年级的学生先在这儿上学，再后来就到新建的向阳或邵尖小学读书，那儿有三四五年级，可以完成完小课程的学业。

那时候的书包还没有体面的军用帆布包。小马的书包是母亲用一块布缝制的。那是把比书本大一点的长方形新布块按书的大小缝个敞口袋子，有一边超出三分之一，连着的布块作为书包的“耷吸”，也就是书包封口盖儿。条件好的人家，还在“耷吸”上添加一个醒目的红五星，有的是手工缝上去的，有的是缝纫机加工的，也有的是用绣花针纹上去的。书包的背带自然是一根长布条。书包里只有语文和算术两本书，加上一个3分或5分钱到供销社买的一张大白纸叠裁后，用针线固定的32开或16开的薄本子。如果说还有什么东西，那就是小石子或小火柴盒片之类的玩艺儿。

这第一位老师原来是一位塾师，出身大户人家，听说是地主家庭。他个子很高，说话慢条斯理。他的口头禅是“够味”，大家都叫他“大够味”，小学生们听不懂什么叫大够味，加上他个子高，脖子长，就稀里糊涂地把他叫成了“大嘎鹅”。这够味既是他对生活的满足感，也是他优越感的一种无形的炫耀。

那时候，虽然养一头猪要7、8个月，猪肉只有几毛钱一斤，但吃得起的还是少数。大够味就是这少数中的其一。他喜欢在人多的地方，特别是“贫下中农”面前，舔嘴抹唇地说这个词，很显然，他虽经过再教育的改造，但仍有一种养尊处优的自豪感。当时识字的人也太少，要不然，怎么会让这样的人做老师呢？

大够味教的知识对小马同学来说已记不清，但他的一个动作却没有忘记。那就是在用粉笔写字前，他总会先把粉笔凑近嘴边吹吹，然后才开始写字，这是在当年是一种奢侈的卫生习惯，然而，在一群土生土长的孩子们眼里，却是一个说不完笑不了的笑料。

在小马同学的小学生活中，云卷云舒，记得了也就是三件芝麻事。都发生在四年级。

在村小，现在想来，小马同学还是个聪明的，讨老师喜欢的学生。现在的人常把“聪明”作为自豪，要是小孩子被老师或亲友随口说一句“聪明”，那心里会快意很久。其实，耳朵听得清，眼睛看得见就是聪明的本意，如此而已。

不过，要是一个人能永远保持耳聪目明，那也离真正意义上的聪明不远了。

四年级的小马同学，不如现时孩子聪明，他还不会写作文。

有一次语文老师出了个题目——《我的家》，这可难住了他。因为当时他的家还是泥墙“草房子”。

那时候，人们根本不以曹文轩笔下的《草房子》为荣，而是提及时有点抬不起头的羞耻。他不想写自已的穷家。可是，不写作业又不敢上学校。那时的语文老师是个退伍军人，文化水平不怎么样，但是军人作风一流，名副其实的“佩伍”。他的枯瘦竹节手指要是弯成个“9”字，生姜拐似地反敲一下你的脑袋，那是仿佛被小锤子敲了一下似的疼痛，就是用他的食指点一下你的脑门，那也会让你后退两步的。他是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在他班里，他的每一句话都是“军令”，无人敢违抗。

那时候，马老师的父亲识几个字，也写得一手好的毛笔字。他见儿子迟迟不去上学，问明原因，就郑重其事地帮儿子写了一篇作文。

要是下雨天，孩子不上学是常事，这种司空见惯的事也许不会引起他的关注。

小马同学不知道父亲写了什么，就急急地交了上去。没过多久，吴老师让小马同学去他的办公室。质问作文是否是他自己写的。小马同学不知老师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只好老实承认是请“枪手”代笔的。

原来，吴老师看了马同学的作文，特别是开头的“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这样的骈文句式，甚是惊奇！不是认为这破旧的草房子有什么特别，而是窃想，要是一个四年级的小学生能写出这样的佳句来，将来一定不可限量。

现在想来，这也许是小马同学童年受到的“最美家庭教育”的深刻记忆吧。

第二件事是关于一次数学考试。那是老师们为小马同学的试卷是否判给一百分而争论不休。

原来，小马同学的答卷上只有一个单位名称写的不恰当，有争议。试卷问题是这条水渠有多长？他的答案上把“长258米”写了“258长”，漏了一个“米”。有的老师说可以给满分，而同一个办公室教语文的吴老师却坚持说绝对没有这个说法，一定要扣分的。这件事也给小马同学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因为，就算偏僻落后的农村小学，依然有真知酌见的教研氛围的存在。

这第三件事说来是个传奇。

当时，信息闭塞，不用说是学生，就是老师，对外界的认知也是微乎其微的。小马同学最远的行程是跟父母步行去几里外的集市赶过集。对外面的世界简直一无所知，“清华”这个词就是从当过兵，见过世面的吴老师嘴里蹦出来的。

有一次，吴老师叫小马同学去办公室帮他做事。

在小学阶段，小马同学做了几年班长，很多事老师都让他去做。现在想来，在教育的行走中，所有的遇见，不是老师自己懒得做，而是在有意要培养孩子。

那一次是要他抄一份新学期的花名册，表格是油墨印制的。他也不敢问老师的抄写要求，就埋头抄了起来。当把抄好的东西交给老师看时，吴老师有点生气，直言不讳地说小马同学一点不灵活，并指着他的脑门：“你这家伙，将来上不了'清华’”！

小马同学后来才弄明白，同学人名中有的是两个字，有的是三个字，他只顾“左对齐”，抄出来的效果是右边就像锯齿一般，很不美观。要是在如今，他一定会选择“两端对齐”的方式，把姓名是两字的中间空一个字符。就这么简单。可在当时，谁知道这些高深的常识呢？

这句“恨铁不成钢”的口语没想到被书没背上罚站办公室的顾二同学听到，他也是第一次听到“清华”这个新鲜的词儿。然后，他就像把“有人挖了一口井”误传成“在井里挖出了一个人”似地，神乎其神地在教室里传开来，说吴老师亲口说的，马同学将来一定会考上清华！

小马同学自己当然没这么想，加之后来初中时又生了一场脑炎，压根儿把这事给忘得一干二净。

几十年后，没想到的是，他的儿女真的陆续考上了清华。

茶余饭后，老同学们在相聚时又会把这陈年烂谷子的事翻了出来，说吴老师当年就预言的事，如今真的在他家应验了！

（未完待续）

文/冯永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