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所料。
之前她姐写了一篇“彩礼”，引来了后台几千条评论，近70页。
她姐在其中看到了各地彩礼的参差，也看到了不同女性的境遇。
当然有女性生活在相对平等的地区，她们即便进入婚姻，也不必作为“物品”被估价、被交易、被束缚。
这当然是好的，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局面。
但，这是常态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她姐的后台，太多女性写下的自身经历，字字不忍卒读。
“大部分女性读到初中就不给读了出去打工挣钱，还要求女生挣的钱交给父母。”
“女生结婚，父母不会给予经济上的支持，生了孩子，娘家也是默认没有义务帮女儿带孩子的。”
“收了彩礼8.8万，出嫁带去更多，然后发现婆家彩礼钱是借来的……”
这是个例吗？
在此之前我们中的很多人也以为拐卖、杀女婴、接男宝……是个例。
但现实是，那些令人耸人听闻的案例和罪恶，随着F县事件被大量曝光了出来。
追求平等是好的，鼓励女性伸手够天是好的。
但，在这之前，或许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
那些更普遍的基层女性的困境。
否则，对她们的所有的期待，都是一种变相的漠视和苛责。
先说一个概念。
什么是基层女性？
写下《基层女性》这本书的博主王慧玲说，基层代表的，是一个生态环境。
生活在基层的女性，她们的生活轨迹跟生活在北上广等大城市的女孩子截然不同。
家庭内部的资源都会向男性倾斜，而她们中的大多数得不到原生家庭的扶持，因而只能拿生育去另一个男人那里换生活。
因而，她们中的大多数读到初中就要辍学去厂子打工，在厂子里待个七八年。二十出头就要结婚生子，然后进入母亲命运的轮回。
这不是什么臆测，近两年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很多基层女性的命运，便是力证。
比如那个乡村诗人韩仕梅。
仅仅因为出生的姿势不讨喜，韩仕梅就差点被终结了生命。
她的母亲，那个十月怀胎生了她的女人，看到刚出生的她，大惊失色——
那时，当地人都认为，趴着出生的孩子会不孝顺。
因为一句风俗传言，母亲将韩仕梅小小的头颅按在一旁的尿壶里、企图将她溺毙。
虽然被父亲、姐姐救了回来，但这份坎坷似乎为她以后的命运埋下伏线。
女性，得以平安出生、健康长大已是福祉，她们无法真正地主宰自己的命运。
穷，是普遍的牢笼。
出生在基层的女性，从一诞生，她便成了父母、兄弟、姊妹、丈夫的提线木偶。
记录片《平原上的山歌》里太多太多这样的女人。
几十年前，扶贫还没深入到云南乡下。
那时还有着许多交通不便利、与外界联系困难的地区，经济十分落后。
罗小佳，就生在云南小村的一个土房子里。
山村深处，没有交通工具能够抵达，漫漫山路，只能以步丈量。
离家的人若想归乡，下了长途火车，只能再步行一整天。
从天光大亮，走到黄昏。
闭塞、贫穷，是这些孤岛一样的村庄的通病。
小小的房屋，装着一大家子人，却连遮风挡雨都成问题。
墙壁，松散到能插香祈福。
“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也是家常便饭。
这样生活条件下，能糊口才是正经事。
男人们穿着漏洞的衣服劳作；
努力开垦并不肥沃的山林荒地。
女人们往返山间，一筐一筐地背运。
忙碌不少，但是一年到头，一大家子人也只有2000块钱的收入。
这并不是极端例子。
在盛产“新娘”的越南，情况还要糟得多。
木桩被泡烂，房子岌岌可危，是常事。
甚至有很多人连危房都没有，只能住在茅草搭建的”椰子屋“里，完完全全原生态。
在这样的贫穷面前，第一个被牺牲的，是女性进校园的权利。
在罗小佳出生的云南小村庄，有那么唯一一所小学，里面仅有一位老师。
得益于此，村庄里的孩子能拿起书本。
但那些尚且懵懂的孩子还不知道，他们中的大部分女孩子，都会如罗小佳一样止步小学。
对于基层女性来说，受教育是不可求的。
即便有天赋、有热爱如韩仕梅，也因18元的学费而不得不离开课堂。
贫穷无法为知识买单。
但更深处的，是这些女孩们，从来没被赋予过用读书来翻身的期望。
不幸被写进命运里的基层女性，不配有上学的梦，更不配为自己而活。
她们是附属品和垫脚石一般的存在。
她们的人生，也早有着另一种“使命”——婚姻。
在贫穷面前，婚姻有了更重的经济价值。
甚至，算得上是一根“救命稻草”，可以让人逃离这个贫穷的山村。
只要对方能出得起一笔“彩礼”，那么家里也许就不会如此艰难。
山村女孩被“讨”走；
越南新娘被“讨”走。
所有基层女孩的人生轨迹，都被定好——
待价而沽、远嫁他乡。
眼睁睁看着姐姐们嫁给老光棍的韩仕梅，以为不用重复这样的命运，母亲承诺给她自由恋爱的权利。
可绝望的是，承诺还是敌不过3000元的诚意。
这命运，哪有人逃的掉？
人人如此，她们也不得不认命。
不得不对婚姻饱含憧憬，对那个他人描绘中的好生活心生向往。
这是生活的麻药。
可是，那个他人口中的远方真的能让她们过上好日子吗？
答案是否定的。
很多时候，她们只是从一个穷窟逃向另一个穷窟。
婚后的她们，匆忙被安排进了一种生活。
那是一个更难以逃脱的囚笼。
罗小佳被“讨”过去的地方，是山东的一个小村子。
从云南到山东，两千公里，四千“彩礼”，女儿变成了人妇与母亲。
她的丈夫是家里最小的孩子，脾气暴躁，没干过什么苦活。
罗小佳一过去就成了家里劳动的主力。
一车玉米只能卖55元，奇迹没能降临，生活的重担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落在她肩上。
父母说着期盼她过得比自己好，但大部分时候，也只是让自己良心过得去的自我安慰。
他们真的不知道，等待女儿的会是什么生活吗？
婚后的第一天，韩仕梅就被债主找上门来。
原来婆家的3000元彩礼是东拼西凑借出来的，而这债，全压在已成为自家人的韩仕梅身上。
看着孱弱的丈夫、年迈的公婆，韩仕梅别无他法。
那三年间，她去搬砖、运混凝土......花了全部时间，还完了那沉重的3000元。
多么荒诞，她自己赚钱，“讨”了自己。
若是没那么穷、没有外债，就会好吗？
现实来看，这些女性往往又会掉入被娘家吸血的陷阱。
被嫁到台湾的越南新娘阿紫，有一个腿脚不便的丈夫。
所以忙前忙后、脏活累活，少不了她的身影。
虽然婚后也不富裕，但阿紫也会按时寄钱回越南。
可她的父母一边认为，当年没将阿紫嫁给瘫痪的男人已经很不错了。
一边又得寸进尺，让嫁到异国他乡的阿紫给她哥哥支付几万块的修房费。
仿若无底洞，吸干女儿骨血来喂养儿子。
婚后的基层女性依旧被无穷无尽地剥削，逃不出“穷”的藩篱。
娘家回不去，可夫家也不是家。
在家，不被在意。
男人更在意的是孩子，你想走便走，孩子留下就行。
出门，被看不起。
在他们看来，在当地娶不上媳妇的男人，才会花钱跑到外地讨老婆。
于是人们连带着看他的“婆娘”，也要有那么一丝入不了眼。
小罗怎能注意不到这些异样的、鄙夷的眼光。
本就语言不通，这些异样的眼光，让她更难融入。
没有娘家依傍，只能和同样远嫁他乡的女人互相慰藉。
到了春节，小罗会和同是云南的女人凑到一起。
炒几个菜，唱山歌，远离异样眼光与婆家琐事，享受难得的清闲时光。
但散场后，小罗还是偷偷地抹了眼泪。
小罗不是没有抗争过。
刚嫁过来的时候，她天天和这个不知冷知热的男人打架。
急了也试图喝药，一了百了。
但想想孩子，还是算了。
小罗说，自己已经被瞧不起了，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因为没有妈妈更被人瞧不起。
即便，她生孩子时，丈夫在一旁呼呼大睡。
她推了推丈夫，丈夫不以为然地说了句没事，然后接着呼呼大睡。
寒冬腊月，小罗一个人在床上生下了孩子，然后与
刚生出来的孩子躺在那里等接生婆来剪脐带。
孩子小担心受欺负，长大了就好了吗？
不，只要做了母亲，就被牢牢地钉在那个位置上。
韩仕梅想离婚，一群人跑来劝。
弟弟跑来家里几趟，说“你一离婚俩孩子都害了，将来单亲家庭，孩子不好说亲事了”。
女儿也打了一通电话说，“你离你的，别影响到我高考了。”
尽管女儿并没有说什么反对的话，但韩仕梅还是慌了神，离婚的事也就此作罢。
她又做回了家里那个勤恳温柔的母亲。
但这代价，韩仕梅比谁都清楚。
某天和女儿一起上街买衣服时，她忍不住叹出一句：
“你外婆把我一生的幸福断送了，你哥跟你又把我的幸福牵绊住了，你爹又给我的自由扼杀了，我就是你们这两家人的牺牲品。”
无力挣脱的基层女性们，只能把这看作是命。
“俺就是认命，俺就是这样的苦命人。”
但，这是命吗？
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似是命中注定的“命运”背后，有太多太多赤裸裸的推手。
无论是婚前婚后，这些基层女性的困境都是显而易见的。
家庭的组建，建立在对她们的无尽的剥削之上：
从彩礼，到生育，到家庭劳动，到养老。
这“推手”按照既定的轨迹，把基层女性一步步、一点点推到一个无路可退的境地。
直到她向“命运”屈服。
不是说婚姻有问题。
而这种群体性的选择背后，暴露的注定是更系统而非个体的问题。
在某些发展极度不平衡的地区，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的语境下，女性地位低，受教育、就业和发展权利得不到足够保障。
基层女性婚姻背后的真相，不是命运使然。
而是没得选。
要解决，更宏观的，当然是经济。
但具体到个人和家庭内部，其实是意识。
不被期待的女性，从小被灌输的观念就是“婚姻即出路”。
婚前，苏敏阿姨一直扮演一个小妈的角色。
家里有三个弟弟，一人一顿要吃几个馒头，妈妈身体不好，这个蒸馒头的工作就落在了她头上。
蒸馒头太累了，她就想着，“如果能搬出去，不用蒸那么多馒头也好”。
婚后一直和吸血鬼丈夫将就着过了半生。
直到56岁选择出走，丈夫第一通打给她的电话，是因为扣了81块的高速费，让她立马还回去。
但她依然无法下定决心离婚。
苏敏依旧在意着长期忽视她的老公，也在意自己的女儿。
出走的苏敏阿姨不是基层女性走出婚姻的现实爽剧，而是基层女性走进婚姻的现实写照——
一辈子都在为他人付出，却常常忽视了自我。
但婚姻是出路吗？
婚姻是人生的一个选项，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唯独不是出路。
只是，浸淫在那个环境里的女性，很难意识到这一点。
王慧玲此前就发微博说，“时间追溯到20年前的这一刻，哪怕给这个女孩全世界所有人的想象力，她也无法想象20年后的今天，她从一个高中都没考上的农村女孩成为了一个作家”。
图源：新浪微博
原因很简单，看不到样本、又得不到教育的基层女性，只会相信眼前即世界。
这也是为什么她姐之前说——
让生在大山里的女性，去挣脱这种性别不平等带来的束缚和压迫更难，这些跟个人努力、决心、意志无关。
改变这些很难，但并不是无法做到。
要有认清的能力、打破这样的共识，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女性要走出去，接受教育，要多读书。
从张桂梅校长的学校里走出来的女孩，就证明了这点。
无法接受教育的女孩的人生路径一如既往，到了年龄，结婚、生子、干农活。
而见到外面的世界的大山里的女孩的人生，早已是另一副模样——
她们是研究生、医生、老师、交警、律师……
唯独不是那个被拽进既定的轨道里的认命的女人。
张桂梅校长说，那些困在山区的女孩们就是因为接受教育，是知识让她们越走越远。
都指望张桂梅校长是不现实的。
她姐更想鼓励大家，王慧玲这样伸手打捞自己的现实例子。
她说：“你如果觉得当下摆在眼前只有结婚这一条路，那是生活提醒你要去提升生存能力，要去为自己的人生去奋斗了，不是让你去结婚的。”
所以，即便只有高中文凭，但她从不曾把人生和命运寄托给婚姻。
她永远都是在以自己为中心。
去读书，去学习，往前走，向上看，然后活成了一个无需质疑的样板。
那就是，即便出身社会底层，没有机会得到好的教育，遭受过原生家庭伤害的，或在病痛中过挣扎的，或在生活的泥坑中过暂时找不到出路，也依然能相信——
女孩的未来不应该局限于一方田土之上，困囿于一场婚姻之中。
我们永远值得，更远方的一切。
我们永远坚定，生而为女，但我命由我不由天。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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