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所料。
之前她姐写了一篇“彩礼”,引来了后台几千条评论,近70页。
她姐在其中看到了各地彩礼的参差,也看到了不同女性的境遇。
当然有女性生活在相对平等的地区,她们即便进入婚姻,也不必作为“物品”被估价、被交易、被束缚。
这当然是好的,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局面。
但,这是常态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她姐的后台,太多女性写下的自身经历,字字不忍卒读。
“大部分女性读到初中就不给读了出去打工挣钱,还要求女生挣的钱交给父母。”
“女生结婚,父母不会给予经济上的支持,生了孩子,娘家也是默认没有义务帮女儿带孩子的。”
“收了彩礼8.8万,出嫁带去更多,然后发现婆家彩礼钱是借来的……”
这是个例吗?
在此之前我们中的很多人也以为拐卖、杀女婴、接男宝……是个例。
但现实是,那些令人耸人听闻的案例和罪恶,随着F县事件被大量曝光了出来。
追求平等是好的,鼓励女性伸手够天是好的。
但,在这之前,或许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
那些更普遍的基层女性的困境。
否则,对她们的所有的期待,都是一种变相的漠视和苛责。
先说一个概念。
什么是基层女性?
写下《基层女性》这本书的博主王慧玲说,基层代表的,是一个生态环境。
生活在基层的女性,她们的生活轨迹跟生活在北上广等大城市的女孩子截然不同。
家庭内部的资源都会向男性倾斜,而她们中的大多数得不到原生家庭的扶持,因而只能拿生育去另一个男人那里换生活。
因而,她们中的大多数读到初中就要辍学去厂子打工,在厂子里待个七八年。二十出头就要结婚生子,然后进入母亲命运的轮回。
这不是什么臆测,近两年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很多基层女性的命运,便是力证。
比如那个乡村诗人韩仕梅。
仅仅因为出生的姿势不讨喜,韩仕梅就差点被终结了生命。
她的母亲,那个十月怀胎生了她的女人,看到刚出生的她,大惊失色——
那时,当地人都认为,趴着出生的孩子会不孝顺。
因为一句风俗传言,母亲将韩仕梅小小的头颅按在一旁的尿壶里、企图将她溺毙。
虽然被父亲、姐姐救了回来,但这份坎坷似乎为她以后的命运埋下伏线。
女性,得以平安出生、健康长大已是福祉,她们无法真正地主宰自己的命运。
穷,是普遍的牢笼。
出生在基层的女性,从一诞生,她便成了父母、兄弟、姊妹、丈夫的提线木偶。
记录片《平原上的山歌》里太多太多这样的女人。
几十年前,扶贫还没深入到云南乡下。
那时还有着许多交通不便利、与外界联系困难的地区,经济十分落后。
罗小佳,就生在云南小村的一个土房子里。
山村深处,没有交通工具能够抵达,漫漫山路,只能以步丈量。
离家的人若想归乡,下了长途火车,只能再步行一整天。
从天光大亮,走到黄昏。
闭塞、贫穷,是这些孤岛一样的村庄的通病。
小小的房屋,装着一大家子人,却连遮风挡雨都成问题。
墙壁,松散到能插香祈福。
“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也是家常便饭。
这样生活条件下,能糊口才是正经事。
男人们穿着漏洞的衣服劳作;
努力开垦并不肥沃的山林荒地。
女人们往返山间,一筐一筐地背运。
忙碌不少,但是一年到头,一大家子人也只有2000块钱的收入。
这并不是极端例子。
在盛产“新娘”的越南,情况还要糟得多。
木桩被泡烂,房子岌岌可危,是常事。
甚至有很多人连危房都没有,只能住在茅草搭建的”椰子屋“里,完完全全原生态。
在这样的贫穷面前,第一个被牺牲的,是女性进校园的权利。
在罗小佳出生的云南小村庄,有那么唯一一所小学,里面仅有一位老师。
得益于此,村庄里的孩子能拿起书本。
但那些尚且懵懂的孩子还不知道,他们中的大部分女孩子,都会如罗小佳一样止步小学。
对于基层女性来说,受教育是不可求的。
即便有天赋、有热爱如韩仕梅,也因18元的学费而不得不离开课堂。
贫穷无法为知识买单。
但更深处的,是这些女孩们,从来没被赋予过用读书来翻身的期望。
不幸被写进命运里的基层女性,不配有上学的梦,更不配为自己而活。
她们是附属品和垫脚石一般的存在。
她们的人生,也早有着另一种“使命”——婚姻。
在贫穷面前,婚姻有了更重的经济价值。
甚至,算得上是一根“救命稻草”,可以让人逃离这个贫穷的山村。
只要对方能出得起一笔“彩礼”,那么家里也许就不会如此艰难。
山村女孩被“讨”走;
越南新娘被“讨”走。
所有基层女孩的人生轨迹,都被定好——
待价而沽、远嫁他乡。
眼睁睁看着姐姐们嫁给老光棍的韩仕梅,以为不用重复这样的命运,母亲承诺给她自由恋爱的权利。
可绝望的是,承诺还是敌不过3000元的诚意。
这命运,哪有人逃的掉?
人人如此,她们也不得不认命。
不得不对婚姻饱含憧憬,对那个他人描绘中的好生活心生向往。
这是生活的麻药。
可是,那个他人口中的远方真的能让她们过上好日子吗?
答案是否定的。
很多时候,她们只是从一个穷窟逃向另一个穷窟。
婚后的她们,匆忙被安排进了一种生活。
那是一个更难以逃脱的囚笼。
罗小佳被“讨”过去的地方,是山东的一个小村子。
从云南到山东,两千公里,四千“彩礼”,女儿变成了人妇与母亲。
她的丈夫是家里最小的孩子,脾气暴躁,没干过什么苦活。
罗小佳一过去就成了家里劳动的主力。
一车玉米只能卖55元,奇迹没能降临,生活的重担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落在她肩上。
父母说着期盼她过得比自己好,但大部分时候,也只是让自己良心过得去的自我安慰。
他们真的不知道,等待女儿的会是什么生活吗?
婚后的第一天,韩仕梅就被债主找上门来。
原来婆家的3000元彩礼是东拼西凑借出来的,而这债,全压在已成为自家人的韩仕梅身上。
看着孱弱的丈夫、年迈的公婆,韩仕梅别无他法。
那三年间,她去搬砖、运混凝土......花了全部时间,还完了那沉重的3000元。
多么荒诞,她自己赚钱,“讨”了自己。
若是没那么穷、没有外债,就会好吗?
现实来看,这些女性往往又会掉入被娘家吸血的陷阱。
被嫁到台湾的越南新娘阿紫,有一个腿脚不便的丈夫。
所以忙前忙后、脏活累活,少不了她的身影。
虽然婚后也不富裕,但阿紫也会按时寄钱回越南。
可她的父母一边认为,当年没将阿紫嫁给瘫痪的男人已经很不错了。
一边又得寸进尺,让嫁到异国他乡的阿紫给她哥哥支付几万块的修房费。
仿若无底洞,吸干女儿骨血来喂养儿子。
婚后的基层女性依旧被无穷无尽地剥削,逃不出“穷”的藩篱。
娘家回不去,可夫家也不是家。
在家,不被在意。
男人更在意的是孩子,你想走便走,孩子留下就行。
出门,被看不起。
在他们看来,在当地娶不上媳妇的男人,才会花钱跑到外地讨老婆。
于是人们连带着看他的“婆娘”,也要有那么一丝入不了眼。
小罗怎能注意不到这些异样的、鄙夷的眼光。
本就语言不通,这些异样的眼光,让她更难融入。
没有娘家依傍,只能和同样远嫁他乡的女人互相慰藉。
到了春节,小罗会和同是云南的女人凑到一起。
炒几个菜,唱山歌,远离异样眼光与婆家琐事,享受难得的清闲时光。
但散场后,小罗还是偷偷地抹了眼泪。
小罗不是没有抗争过。
刚嫁过来的时候,她天天和这个不知冷知热的男人打架。
急了也试图喝药,一了百了。
但想想孩子,还是算了。
小罗说,自己已经被瞧不起了,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因为没有妈妈更被人瞧不起。
即便,她生孩子时,丈夫在一旁呼呼大睡。
她推了推丈夫,丈夫不以为然地说了句没事,然后接着呼呼大睡。
寒冬腊月,小罗一个人在床上生下了孩子,然后与
刚生出来的孩子躺在那里等接生婆来剪脐带。
孩子小担心受欺负,长大了就好了吗?
不,只要做了母亲,就被牢牢地钉在那个位置上。
韩仕梅想离婚,一群人跑来劝。
弟弟跑来家里几趟,说“你一离婚俩孩子都害了,将来单亲家庭,孩子不好说亲事了”。
女儿也打了一通电话说,“你离你的,别影响到我高考了。”
尽管女儿并没有说什么反对的话,但韩仕梅还是慌了神,离婚的事也就此作罢。
她又做回了家里那个勤恳温柔的母亲。
但这代价,韩仕梅比谁都清楚。
某天和女儿一起上街买衣服时,她忍不住叹出一句:
“你外婆把我一生的幸福断送了,你哥跟你又把我的幸福牵绊住了,你爹又给我的自由扼杀了,我就是你们这两家人的牺牲品。”
无力挣脱的基层女性们,只能把这看作是命。
“俺就是认命,俺就是这样的苦命人。”
但,这是命吗?
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似是命中注定的“命运”背后,有太多太多赤裸裸的推手。
无论是婚前婚后,这些基层女性的困境都是显而易见的。
家庭的组建,建立在对她们的无尽的剥削之上:
从彩礼,到生育,到家庭劳动,到养老。
这“推手”按照既定的轨迹,把基层女性一步步、一点点推到一个无路可退的境地。
直到她向“命运”屈服。
不是说婚姻有问题。
而这种群体性的选择背后,暴露的注定是更系统而非个体的问题。
在某些发展极度不平衡的地区,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的语境下,女性地位低,受教育、就业和发展权利得不到足够保障。
基层女性婚姻背后的真相,不是命运使然。
而是没得选。
要解决,更宏观的,当然是经济。
但具体到个人和家庭内部,其实是意识。
不被期待的女性,从小被灌输的观念就是“婚姻即出路”。
婚前,苏敏阿姨一直扮演一个小妈的角色。
家里有三个弟弟,一人一顿要吃几个馒头,妈妈身体不好,这个蒸馒头的工作就落在了她头上。
蒸馒头太累了,她就想着,“如果能搬出去,不用蒸那么多馒头也好”。
婚后一直和吸血鬼丈夫将就着过了半生。
直到56岁选择出走,丈夫第一通打给她的电话,是因为扣了81块的高速费,让她立马还回去。
但她依然无法下定决心离婚。
苏敏依旧在意着长期忽视她的老公,也在意自己的女儿。
出走的苏敏阿姨不是基层女性走出婚姻的现实爽剧,而是基层女性走进婚姻的现实写照——
一辈子都在为他人付出,却常常忽视了自我。
但婚姻是出路吗?
婚姻是人生的一个选项,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唯独不是出路。
只是,浸淫在那个环境里的女性,很难意识到这一点。
王慧玲此前就发微博说,“时间追溯到20年前的这一刻,哪怕给这个女孩全世界所有人的想象力,她也无法想象20年后的今天,她从一个高中都没考上的农村女孩成为了一个作家”。
图源:新浪微博
原因很简单,看不到样本、又得不到教育的基层女性,只会相信眼前即世界。
这也是为什么她姐之前说——
让生在大山里的女性,去挣脱这种性别不平等带来的束缚和压迫更难,这些跟个人努力、决心、意志无关。
改变这些很难,但并不是无法做到。
要有认清的能力、打破这样的共识,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女性要走出去,接受教育,要多读书。
从张桂梅校长的学校里走出来的女孩,就证明了这点。
无法接受教育的女孩的人生路径一如既往,到了年龄,结婚、生子、干农活。
而见到外面的世界的大山里的女孩的人生,早已是另一副模样——
她们是研究生、医生、老师、交警、律师……
唯独不是那个被拽进既定的轨道里的认命的女人。
张桂梅校长说,那些困在山区的女孩们就是因为接受教育,是知识让她们越走越远。
都指望张桂梅校长是不现实的。
她姐更想鼓励大家,王慧玲这样伸手打捞自己的现实例子。
她说:“你如果觉得当下摆在眼前只有结婚这一条路,那是生活提醒你要去提升生存能力,要去为自己的人生去奋斗了,不是让你去结婚的。”
所以,即便只有高中文凭,但她从不曾把人生和命运寄托给婚姻。
她永远都是在以自己为中心。
去读书,去学习,往前走,向上看,然后活成了一个无需质疑的样板。
那就是,即便出身社会底层,没有机会得到好的教育,遭受过原生家庭伤害的,或在病痛中过挣扎的,或在生活的泥坑中过暂时找不到出路,也依然能相信——
女孩的未来不应该局限于一方田土之上,困囿于一场婚姻之中。
我们永远值得,更远方的一切。
我们永远坚定,生而为女,但我命由我不由天。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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