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声的人太多了,发生的事太多了。
没有证据,未观全局,我不敢说话。
在这样的社会浪潮里,所有个体语境都是渺小而伟大的。
有的被扼杀,有的自愿选择沉默。
在社会学的共情之下,在法律的一腔热血之中,又觉得微凉难耐。
上海疫情居家隔离的这些日子,未间断工作、读书,拾掇旧物甚至拿起画笔。在大环境的波动下,我尽量不转发宏大煽动的东西,不评价这一屋之外的事儿,甚至连说抢菜好难都是中性的,对亲友的关心反馈也尽量中立,所有对话发生在三两好友之间。
但生活的改变又如数发生。
很多个早上是在抗原或核酸检测的门铃声中吃力的睁开眼睛,有时候也是被喊下楼倒垃圾。通常是老戴迅速穿衣,下去又上来,开始洗手。
母校关于12元盒饭的事情开始了各种热议,我早已不是学生,也没真的吃到或看到那个盒饭的样子,没有哪一种发声值得褒贬。
大家都说,任何一种声音都应该被听见,但任何一种以个体为源的发声都值得商榷。
转过头看厨房里仅剩的一颗土豆和包菜,看老戴刷着手机界面自怨自艾说着现在的菜太贵了,还是在加购物车。
我忽然有点想看看12元盒饭的样子。
但不能抨击认为12元盒饭贵于自己预期的同学,因为社会身份不一样,参照物也不一样。
借着社会背景赚钱是商业行为,买者自负。
只是社会背景如若多了苦难,且多了看得见的手,便免不了口诛笔伐。
京东可以配送后直播间里便挤满了上海人民,因为迟迟不发货很多人还在依赖团购。我说我不敢团购,物资流转也不安全;老戴说人类对饿死的恐惧是与生俱来的,再说了,团购也是促进疫情期间的经济流转;志愿者说你们买吧,能不能别买成箱饮料了,很重;居民说那让我们自己下去拿吧…
每分每秒,上下嘴皮子一动,就全是声音。
朋友圈刷到一句话:“现在上海分阴阳两界,阴界有钱也不一定能吃上饭,阳界没钱也能吃饱喝足,欢声笑语。”
讽刺吗?不讽刺。
如果FC的人吃不上饭,会更乱更可笑。
你愿意因此进入FC吗?未必愿意。
民以食为天,最近确实经多方验证了。
他们围堵在小区门口,高声呐喊,饿死了,发物资。“这不是被逼的没有办法吗?不然谁会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去闹?”“体谅一下吧,特殊时期也是没有办法。”
好像都是没有办法的事,只是没有办法,也有不同的选择。
会哭的孩子有奶喝,没哭的说不定正在喝奶呢。但是哭闹的孩子声音太大了,大到没哭的孩子被搁置一旁,眨着大眼睛。
而大人哭闹,要么是笑话,要么是冤屈。
我也不知道,孕妇过得怎么样?老人过得怎么样?志愿者过得怎么样?快递小哥过得怎么样?但感觉任何一个人站出来,说他/她代表这个群体都值得商榷。
小区前几日核酸,有一些盲人,排队手搭着肩,大白让他们先去做;还有一个老奶奶推着老爷爷出来,大白让他们先去做。
对老人我是真的很难没有恻隐之心,因为我有过很爱很爱的老人。大家也一样,活到无助的这种事,谁不能感同身受呢。
感恩不发声却坚韧的老人,感恩照顾着老人的人。
老人不哭闹,因为老人不是大人。
误诊阳性的音频等我看到时已经无法查看了,接着又有好几个发生在身边的例子。
也不知道有基础病的人有没有他们的医疗资源。
那个明明好心给快递小哥200元的姑娘是真的不在了。
而评头论足的人说他们不在乎。
而老百姓抠不出零碎的运作机制,只能找最宏观的头儿。
悲剧时有发生,不在这里就在那里,不在这个时期,就在那个时期。
特殊时期,对温情敏感,对糟糕也敏感。
声音多了就会堆垒成山,各个山头都不一样,有高有低开始攀比,有东有西开始扭打,然后利维坦就坍塌了,怪诞而真实。
上海知识分子多,主体意识强,或许不易管理,这种风格和它的小资是映衬的;但也因为知识分子多,主体意识强,就会有一些更重要的声音出来,是自下而上的,是自发的,来自于科普人士、法律援助团队和有识之士。
师门群里在发讲座的链接,大家都积极响应,利用时间学习,没有人发什么跟疫情相关的言论;有的人饿着肚子还在工作;有的人不关心每天是否过2w的增长,只是苦恼一道解不出来的题;有的人转一个辟谣帖到朋友圈转头走向厨房盘算着为数不多的吃食;有的人打开音乐在夜里舞蹈;有的人照顾襁褓或老人;有的人在挣扎生计…
边角都是微小叙事的人生。
向内看,就多了一种不人云亦云的契机。
做好自己的事,做力所能及的事。不做动动手指就发表情绪或展开评论的简单的事。
站在风口浪尖,就说自己面前是一片大海的人,还是少些好。
但是头儿的管理能力好不好,疫情不是借口,只是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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