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的消防意识，似乎并不比现代人差。黄帝之时，他便设置了“火正”这一官职，让其专门负责火的使用和管理。现在看来，火正应该相当于消防队长吧。一般的消防队员，虽然也负责火的相关事务，但并无官衔，姑且不能与“火正”相提并论。
肆意放火，属于罪大恶极，这和故意杀人同罪，当处以重刑。殷商之时，我国出台的最早的一条消防法规是：“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想必，大家都知道死灰复燃的道理吧！把死灰放在公路旁边，极有可能让死灰变成活灰，从而形成燃烧之势，伤害行人及周围的万物生灵。因此，古人对死灰的警惕性还是非常高的。
防火千时，或有一失。防火千载，难免一灾。一方面，我们要增强防火意识；另一方面，我们要落实救火行动。春秋时期的孔子，堪称是救火的楷模。据说，他在鲁国担任大司寇（相当于现在的公安部长）时，就曾经成功地组织过一次救火行动。御马圈发生火灾了，孔子临阵不慌，也不退缩，俨然以“火正”的姿态在火场现身。同时，他还对参与救火的人士以礼相待：双手合一，向他们作揖，以示致敬。仁者无敌，大爱无疆。如此看来，孔子不仅有儒家风范，还有英雄品格。
救火是对生命的呵护，也是对财富的敬畏。这体现了人类的社会责任感。秦朝统一天下以后，帝国的财富极大的丰富。就这样，防火也被提到了战略日程，譬如：天下粮仓，在关门之时，必须灭掉火烛，目的是寻求关门大吉。库府关闭之时，一定要仔细检查有无可疑火种。倘若谁因玩忽职守而造成火灾的，就决不姑息，一查到底，该问罪的问罪，该追责的追责。秦朝的防火法令，分明是在打赢另外一场常胜不败的战争，意在打造另外一个天下无火的帝国。
法不容情。唐朝时期，消防之法，大于人事之情。放火者，以失火罪论处，判其有期徒刑两年。见火不救者，罪责减半，判其有期徒刑一年。前文提到的孔子，如果穿越到了唐朝，见火不救，也是会成为“囚徒”的。
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为了能够及时发现火灾，北宋时期设置了望火楼。那时的消防队，美其名曰“防隅军”或“潜入队”。《清明上河图》上的画意十分繁荣，只因大火不多的缘故。这更能让诗情显现。防隅军，首当其冲。潜入队，功不可没。
1463年2月，明朝发生了一场“后果很严重的火灾”。火灾是在殿试期间发生的。这是由于相关官员烛火使用不当造成的。就是在那场火灾中，90多名考生遇难。宋英宗惊闻，勃然大怒，一方面对相关官吏治罪下狱，另一方面追授遇难的举人为进士。这足以见得皇帝对失去天下英才的痛惜之情。
当下，一些大中小学都在大力兴建消防设施。投资少则数十万，多则数百万。有些人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小题大做。何必要把金钱扔进水坑里去呢？其实这是国家对祖国的春天的守护，是对花朵的生命的呵护。与其说那是一个个形式庞大的蓄水池，不如说那是一个个内容强大的“护身符”。
自古以来，我国就非常重视防火工作，但“消防”一词却是从日本文化中进口来的。进口这个词语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光绪皇帝。一方面，他派日本专家来中国开展消防讲座；另一方面，他派中国官员到日本学习消防经验。但那时仍然没有“消防队”的说法。那时的专业消防人员叫消防警察。杀人者和放火者都是警察管辖的范围之内的“小丑”。
消防队的称谓正式出现，是在中华民国成立以后，至今仍在延用。这似乎十分符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
明朝的“天下英才之墓”，仍令人痛心不已。那分明是火的无情，那其实也是人的无奈。
火灾是生命的悲情，是财产的悲剧。2010年11月15日下午14时15，上海静安区高层住宅火灾事故，造成58人死亡。2012年6月30日下午16时许，天津蓟县莱德商厦火灾事故，造成10人死亡。2014年1月14日下午，温岭鞋厂火灾事故，造成16人死亡……这些都是“火的无情的历史”，但恐怕不止是“人的无奈的见证”这么简单吧？是不是还掺杂着一些“无知”的成分呢？大楼瞬间成了大海，海中的每一滴水都成了火苗、火树和火花。那模样，真是惨不忍睹！
天下有火，吾愿“天下无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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