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创办20周年精选系列（1998-2018）之三十
80年代-宋渠、宋炜、周伦佐、
尚仲敏、燕晓冬文选
这是一个需要史诗的时代
宋渠·宋炜
今天的诗正从历史的阵痛中走出。
长期的锁闭心理被打乱了。对传统需要作出新的判断。历史上被忽略了的一切都应该重新得到承认。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使全人类的精神文明得到了明显的提高。毫无疑问，应当承认艺术的全球性。在今天，创造性地进行纵的继承和横的移植，才能使我们的诗跨入世界的行列。这就要求今天的诗人改变过去那种伤感的气质，把过去，现在和未来溶为一体。当然，这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但如果没有这种极为深刻的战略眼光，诗人就不可能完成自己对历史轨迹和民族经历的突入，就不可能写出属于全人类的不朽的史诗。因此，对时代精神和民族性格的执着性的挖掘地亟待由单一转为多重结构的组合，使人们遇过多种不同的角度，听到一个民族内在的声音。
在中国，历史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深沉的阶段。我们需要一批里程碑似的作品，在已经凝固的诗歌传统中注入我们这一代人新鲜的血液，使其重新放射出灿烂的光辉。因此，一部分先进的诗人在表现自我的同时更多的地融入自己的历史意识和现实感受，便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这种对历史的重新认识使今天的诗人们能够冷静地思索当前的现实。长时期的苦难给我们带来的不会仅仅是苦难。对真正的灵魂来说，苦难的本质是一种磨砺和塑造。它体现了人作为能动的人对命运的征服。存在的意识最终使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走出苦难，并且通向未来。未来，那是一个更深的范畴，也许一开始就没有期待过安宁；那么，正如生活永远变迁一样，生命选择了更新。高尚的灵魂是发展的灵魂。他们并没有超脱，而是在艰难地斗争着。“理想使痛苦光辉。”(舒婷)——斗争着，并且以全身心扩展着对世界和人生的历史性把握。所以一个民族总是和历史一起感受着痛苦和希望，所以我们总是为生活中丑恶的一切所激愤，又总是为美与善良所感动。
正是如此，今天的这一代诗人才不仅仅停留在对苦难的反复渲染上，从觉醒到思索，是一个黎明从黑夜中解放出来的过程，对今天的史诗的理解，如果不懂得思索是一种比觉醒更为重要的力量，是不可想象的。思索这一主题，在目前为数不多的史诗中无一例外地透出了一种韧性的乐观主义精神，这就是今天史诗的精神实质。这些先进的诗人们对各种艺术手法的探求使他们打破了习惯的外壳。史诗正以其恢宏崇高的美质照亮、创造、丰富和自由着每一颗高贵的心灵。
因为信念使我们可以无可辩驳地这样说：是的，人类的高空中总是乌云密布，又总是雨过天晴。
每个冬天都是寒冷的是宏亮的把温暖的
橄榄树和音乐在风中血液注入天空散乱
哆嗦白色的雪地上的目光凝聚了所有
乌云凝聚着不愿冬足音都回转匆匆逃
眠的蛇慌乱地躲进草走的身躯惊奇的人
丛雷声沙哑的嗓子群立在旷野不知所措
拼命地压向冒失的而两个年轻的诗人说
山颠而空谷的回声这一切都无需注释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一日·沐川红房子
给渠炜的一封信
(代跋)
渠炜：
……历史和艺术在经过了多次反复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更生期。盲目阵雨季节过去了，大海便重又复归于它的宁静。这种深蓝色的思索迫使今天的诗人不得不站在一个新的角度来表现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基于这个高度产生的史诗，必然给我们提供出一些新鲜的东西，无论从思想到表现，都应如此，当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复杂因素被发掘出来的时候，诗(以及其它文学类型)就在丰富着整个人类的文化。我以为在这方面，史诗尤其具备这种可能。所以理解角度的选择和语言角度的选择一样，都是十分重要的。
你们学诗已近三年。从你们这次选的打印篇目来看，还是基本能见出你们的探索的，同时也能看出你们走过的道路。就前几页而言，从内容到形式不能不说是有些雷同的，都有些模仿的痕迹(主要是江河)。你们以前在《我的奏鸣曲》那本集子里，曾提出不重复他人，也不重复自己。但从这几首来看，重复别人、同时也重复自己依然是比较严重的。尽管你们也曾谈到过这是一种过程，谈到过突破的困难等问题。其实，在那篇短序中，你们对苦难的理解是很不错的，但在这几首诗里却没能很好地表现出来。通常是在竭力渲染苦难的时候，忘记了苦难中的抗争(人作为类的存在对命运进行征服的自信心和进取精神)，又在渲染苦难之后，忘记了对苦难作出更深的挖掘，便匆匆忙忙地昂上去——我指的是情绪。因此就流入一种公式(单纯的“从黑暗到光明”)而显得不太自然。当然，正如你们所说的那样，这里也有一些难言的东西，但作为读者来说，我当然只对现成品感兴趣，而其中的《废墟上的沉思》，虽然也有这个毛病，但因它在技巧上达到的高度，仍不失成为一篇具有崇高美的史诗性作品。它确实突出了思索这一主题，在对整个民族发展的历史进行反思的过程中揭示出生活的本质，而《生活着是美好的》，则多了些自己的东西，虽然也能看出一些外国诗人的影响，但它对人们的精神领域的发展与变化有一点独特的感受，就是体现出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所拥有的各种把握自我、他人和外部自然的可能性在今天是完全复杂化了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具体地通过感情世界(对生活的直观感受)与理智世界(对生活的理性思索)的交织表现出来。并且此诗流溢的那种对未知领域进行探求的渴望，我以为也是体现了今天的时代精神的。从物质到精神(这里当然侧重于精神)，我们并不是从零开始，但所有值得我们骄傲的一切在向全世界开放的同时，难道不可以不失时机地辽望更不空远的地方吗？这首诗，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鲜的信息。结尾中那个“孤独的诗人”，我想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正如卡尔的意思一样，人是社会的人。所以“我”在这里成为人民的代言人，是叙述角度的交换，也包含每个“自我”对时间的历史性、宇宙性展望。这样写对读者来说有更多思考的可能，也就有了更多潜在的审美旨趣。
《东方人》这首诗，你们只选了“远古第一大回忆·时间”一节。我也知道这首长诗至今未能完成，而且你们的意思似乎也要写很久，写很多个小节。看这一节，以及未收的各节，我觉得可以用你们在《人，在这个世界上》中的几句来概括其主题思想，就是：“那么我就是这一切我所寻找的就是这一切当我和鸟类一起登陆和鱼族一起登陆和传说中的龙凤一起登陆我所寻找的就是这些就是象天空一样获得纯净而且蔚蓝深沉而且天真的灵魂象寒冷中一个古老的节日获得自己的灵魂龙和凤的灵魂东方的灵魂”。正是这东西灵魂造就了“用一颗忧伤的心制止忧伤用一颗痛苦的心制止痛苦”的东方人坚韧的性格。此诗有了些属于自己的东西。也许从这首诗开始(也许是更早的《这里没有末日》等诗)，你们在进行史诗创作的时候，开始走出了旧的窠臼。诗中的原始性给人传递出远古的气息。世界在混浊中醒来时那种最初的庄严和神圣——同时也笼罩着迷惘的氛围——使人仿佛回到了人类的童年，——那时巫术礼仪的图腾崇拜在那半开半合的天空闪耀着狞厉的美……。在有了这种探索之后，你们开始了一个更富冒险意味的推进。谁都清楚，冒险意味着失败，也意味着成功。而人们总是为了这微小的成功希望而奋斗不已。正是因为这种冒险精神，使你们的诗能够走向未来(我看整个中国青年诗人的作品能够走进世界也是因此)。《大佛》和《孩子们…》我是较满意的，特别是后者。这是你们取得了真正突破的作品。并且我以为，在你们没有找到更好的突破口之前，这也许是你们史诗创作的发展方向。《大佛》是一个大的象征。我以为最好不要给它加上一个具体的对应物。诗写出来后不等于一首诗的真正完成，它需要读者极富创造性的加入，关于这首诗，我只想谈谈它的不足。我觉得诗在整体结构上，前半部稍淡了，后半部意象要多些。这样就多少有点不成比例。当然，和书法艺术一样，中国人从来就喜欢不成比例的和谐。这首诗不知是不是一个例证，再就是，结尾也似乎仓促了些。说到《孩子们…》，我们为它代表了你们目前为止取得的最好成绩。其实，就技巧的完美上来说，它也许比不《废墟上的沉思》，但它更富于创造性，所以给人的东西就会更多。你们说，玩笑的诗题，严肃的内容，正是生活的表现形式。我想，这也是很有道理的。要完整地说出它所包含的思想深度，于我来说目前还是困难的，因为它太复杂了。容量较大，需要花很多笔墨；况且我必须马上完成这封信，对此诗很多具体的东西，就只有回沐时详谈了。好在以后还有的是时间。……不过我以为你们还得花更多的功夫才行。不努力是要落后的。当然，在这点上我还是相信你们的。因为历史的重任已经不可推卸地落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记住自己的责任，象你们说过的那样：我们寄希望于自己……
奔哥草于83.8.17夜半，在成都
在中国，真正的史诗还没有出现·这里谈到的所谓“史诗性”，其实只是指你们的诗包容了一些史诗的因素·史诗的出现，目前看来还很困难，今天的诗人暂时还没有具备这样的才能和智慧，这是一个很艰苦的任务，关键在于时间。
(以上两文选自自印诗集《给一个民族的献诗》宋渠宋炜著1983年夏、沐川)
诗质论纲
周伦佐
当金鹿拱动天空
那一对秀角长成两棵大树
一棵在北方一棵在南方
有一天它们突然被闪电劈倒
两股血泉从伤口喷出
茫茫荒原上阳光骤然生长
旋转着开放成花束
——摘自习作《源头》
一
诗是建立在世界共时关系和世界历时关系交叉点上的个人生存状态的自我显示。
N(自然)
过去A(个人)
S(社会)
图式1：个体双重生存关系图
显示即表现。它包含着对意义的肯定、否定和建立。
人与兽的生存具有明显区别：兽的生存仅仅是活着，人的生存则是为一定意义而活着。
意义——主体对照于客体的重要性。它是人在双重生存关系中站立不倒的内在根据。
哲学揭示客观性意义，导向观念平衡。
诗歌显示主观性意义，导向心理平衡。
意义包括真的意义、善的意义和美的意义。
诗显示意义，有四点一般特征：
1、基础：内心体验。
2、方式：(1)单纯具体经验-具体形式；(2)复杂具体经验-抽象形式；(3)单纯普通经验-抽象形式。
3、目的：个体经验的对象化、艺术化。
4、作用：通过对象化、艺术化途径，使个体经验普通化，平衡具有深浅、隐显差异的人类经验，协调人类的内心生活。
诗的作用是通过诗对语言媒介的作用来实现的。第一、它使语言诗化，即使非意象语言意象化，使非知觉语言知觉化(黑格尔称之为“心灵化”)。从而建立着人类心灵与人类语言之间的协调对应体系。但丁诗化了意大利语。莎士比亚诗化了英语。歌德诗化了德语。普希金诗化了俄语。诗经、楚辞和唐宋诗词诗化了汉语。语言诗化的界限即是内心知觉的界限。第二、语言的意象化、知觉化，一方面使心中无形的主观世界客观化、形象化；另一方面使身外有形的客观世界主观化、人格化。从而建立着主-客观世界之间的交通协变关系。诗歌辐射的世界即是自我直观的世界。
语言的诗化同时又是诗对语言的再造。诗人因赋与只含有指称、理性、评价、语体、内部形式这样五种意义的语词以心灵意义，而超越语言的局限并弥补语言的不足。正是人类内心直观的需要和语言媒介的限制，决定诗歌语言的主观化、心灵化倾向。
由此导向：
1、自我直观障壁的打破和自我直观区域的开发；
2、浑沌的内心感受上升为明晰的内心经验；
3、个体内心经验与人类内心经验的勾通；
4、人类内心经验的协调-平衡。
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具有同构对应关系。当理性对外部世界的揭示从表层进到深层，随着个体双重生存关系的强化，内心世界的感受和反应也就相应从表层进入深层。常识意识被非常识意识取代。诗于是就有了新的规定：感知的直觉化、手法的抽象化和语言的非常识化。
直觉——这一直接感知存在本质的心理能力，是历代真正的诗人都具有的。但只在人的个性要求从利益原则提升为本质原则的时代，它才架起一座联通个体与人类之间的界河并使诗人能够摄取人类普遍经验的桥梁。一切伟大的艺术都是抽象的，抽象是使个体经验普遍化的一般途径。然而只是提升深层复杂具体经验或单纯普遍经验的必要性，才使抽象趋于高度化。诗歌语言由常识性知觉化符号动变为非常识性知觉化符号，既是本质直觉超越现象感觉、抽象形式超越具象形式所凭借的手段，又是其结果。
现代诗与传统诗的不同：
传统诗——表层、单纯具体经验、分别、具象式重复显示。
现代诗——深层、复杂具体经验或单纯普遍经验、综合、抽象式重新显示。
诗是内心的观照。对于作者：在内心生活中发现诗；对于读者：在诗中发现内心生活。诗与内心生活不同：每一个对比句都包含着崇高的动机。它是对内心生活的招唤。因此可以说：诗是个人生活的自我补偿形式，诗人是人类生活的自我补偿机能。它源于人的生存机制，是内心的自意提升。
没有诗情的灵魂是僵化的灵魂。
没有诗意的生活是低格的生活。
没有诗化的语言是僵死的语言。
没有诗歌的民族是低劣的民族。
二
现代诗与传统诗的根本分歧点，不是表现对象而是表现角度。对象是共同的：建立于世界共时关系和世界历时关系交叉点的个人生存状态。诗人站在什么角度来表现它却有不同。总的有三种角度：1、自然表现角度或称N角度；2、社会表现角度或称S角度；3、自我表现角度或称A角度。这种情况与个人意识相应于三项存在(N、S、A)而包含着三层内容的结构有关。
图式2：个人意识结构图
类型 | A型 | B型 | C型 | D型 |
政治表现 | 社会表现 | 自我表现 | 艺术表现 | |
动因 | 外在目的 | 外在+内在目的 | 内在目的 | 艺术目的 |
标准 | 政治美学 | 社会美学 | 人本美学 | 艺术美学 |
形式 | 单纯具体经验-具体形象 | 复杂具体-抽象形式 | 单纯普遍经验-抽象形式 | |
意义 | 先行意义 | 平行意义 | 后行意义 | |
角度 | S自我角度 | A自我角度 | ||
自我的本位在A意识层。但由于文化塑造和个人选择的结果，自我也可能移位到S、N意识层。这就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自我位置——对于同一对象的三种不同的表现角度。自我是全部意识活动的意念中心。它是一种普照之光，能使整个意识隐没于其中。自我的位置决定自我的性质。
于是产生了三种情况：
1、站在自然自我的角度来感应个体的双重生存关系；
2、站在社会自我的角度来感应个体的双重生存关系；
3、站在人身自我的角度来感应个体的双重生存关系。
在这个同心圆结构中：N层外延最大内涵最小。S层次之。A层外延最小内涵最大。三种角度的感应程度和表现深度因此不同。
在诗歌领域，N角度几乎难于成立(中国古代的“山水诗”和美国现代的“自白派”，实际上分别是A角度的对个人与自然这一层关系的肯定性表现和否定性表现)，主要只有S角度和A角度。S角度又有一分枝——政治角度。政治意识原是社会意识丛的最高一枝。它植根于人的原始集团心理和权力欲并耸立于社会意识之上，有时也会形成一种自我角度，造成自我位置的最大偏移。
自我的移位即是自我的异化。它是由个人的心理素质和人生境遇这样双重的因素促成的。就自我错位者来说，他对个体双重生存关系的感受和表现，对于自己(以及非常时期的普遍个体)曾是真实的——他所表现的是从其自我角度体验和把握到的真实。但对于本位自我(以及正常时期的普遍个体)却未必是真实。从而这种个体经验，无论采取具象形式还是抽象形式，都不仅不能与普遍个体心理相通，有时甚至相反。它不可能具有恒久的价值。是的，当诗人因自我性质的变异而成为纯粹的政治存在物时或社会存在物时，他所表现的真实不能不是政治角度的或社会角度的真实，他所显示的意义不能不是政治方面的意义或社会方面的意义。这是未被诗人自己意识到的异化自我产生的异化诗情的结果。对于是目的而非手段的个体及其本位自我，这不能不是一种假象。
不同的表现角度产生诗歌的四种表现类型。
参见图表：
就当代中国诗界而言，这既是共时并存的四种类型，又是历时演进的四个阶段。目前，A型已过时，B型成为主流，C型一经崛起而方兴未艾，D型则处于萌发状态。每一种类型(阶段)都向邻近的类型(阶段)渗浸着。基于此，在意义显示上；A型空泛，B型广阔，C型丰富，D型单纯。
诗歌基于表现角度的分类，古已有之。如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风、雅、颂三种类型，虽说是按乐调的不同来划分的，但就其性质来看，却颇为近似A、B、C三种类型——
《颂》：教化性，近似A型；
《雅》：讽谕性，近似B型；
《风》：抒发性，近似C型。
如果说A型完全是诗情异化的产物，那么关于B型则不能如此断言。B型成为目前国内诗界的主流，除了发展趋势使然外，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东方民族心理的集体主义传统。集体主义——这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心理特质。正是基于此，自孔子始，历代贤者都强调诗歌的社会功用性，后世诗人都看重诗歌的人民性。人民性——这正是B型的全部生命力之所在，也是它不仅能成为现时的主流派，而且将在一定历史时期继续存在的根据。当然，它必须不断地抗拒A型的渗浸并接收C型的影响，才能保持住自己的阵地。
D型和C型属于同一表现角度。区别只在于：C型重在表现个体的双重外在关系，高扬着理性的呼吁，具有深刻的思辨性；D型则重在表现个体的自身内部，行吟于生命断层，具有冷静的分析性。二者的表现向度不同。
表现的真实性及其深度，取决于三个“度”：
1、诗人的自我角度。是本真自我还是变异自我？
2、自我的本质高度。自我角度相同者，因本质高度不同，其表现深度也会不同。本质高度即精神境界。它要求诗人到人之所未到，言人之所未言。它赋与诗人居高临下，一览众山小的眼界。桑戈尔抚刚果河如琴弦。杨炼的诗如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兰天：浅近而深远。透明而多变，时而悠悠白云，时而长风浩浩。全是本质高度使然。
3、表现的向度。人心及其所对应的世界是多向性的。因此自我角度相同者也可从不同方向表现内心对世界的感受和愿望。例如“史诗”倾向和“潜意识诗”倾向——即是现代诗潮中两种不同的向度。向度的选择取决于诗人的气质，又决定着诗人才能的发现和展示。
三
现代主义不仅是一场艺术革新运动，尤其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它为人们提供的不单是一套新的表现手法和艺术技巧，而主要是一种新的把握世界的方式。
结束十年动乱以来，国内文艺界有过两次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现实主义巨潮，其冲击对象是统治文坛数十年之久的伪现实主义。结果是以文学为社会服务取代文学为政治服务——以B型取代A型。第二次是现代主义潜流，其冲击对象既是A型又涉及B型。倾向是以文学为人服务取代文学为社会服务。第二个运动的失败同第一个运动的胜利一样明显。
但失败并不足以概括现代主义的结局。它失败了而又胜利着。这除了表现为它依然滔滔流动并加速漫延于刊物外的广大青年诗界这一事实，还表现在：它猛烈冲击着A型的断垣颓壁的同时，还不可遏制地渗入了B型的阵地——造成B型诗人诗风的渐变。新诗潮即新思潮。它是自我复归和诗歌复归的必然。
民族心理的集体主义传统以及诗歌的人民性，诚然不可一概否定。可是，无个性的集体主义和无知觉的人民性，同样不应全盘肯定。现代主义应该并且能够以其自觉性和丰富性来照明现实主义的广阔性和深厚性，进而提升民族心理的集体主义和民族诗歌的人民性。自觉个体的共同体——这是民族精神的现代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种定义。现代主义顺应着此理。
现代主义由于其角度、高度和向度的优势，当它一旦获得个性要求的普遍本质化和集体主义的普遍自觉化这样双重的动力，就将掀起巨潮、涌起大浪、澎湃于世界诗海。东方新诗潮不是西方旧诗潮的余波。它是中华民族少数自觉者的自我直观，又是对多数不自觉者的感召。严格地说，它是民族精神的自我观照。
反理性主义——这无论作为现代主义的口号还是成为现实主义的口实，都是一种误解。
理性是人类的创造力及其规范。现代主义所反对的绝非理性本身，而只是旧理性所制定的那些人在认知-把握世界并进行创造时必须遵循的传统规范。正如经典物理学的规范因限制了科学创造力而遭到现代物理学的反对一样，传统主义的规范也因限制着艺术创造力而必然受到现代主义的反对。对此，现代主义有以下特点：
1、对人生状态，它与理智状态论相反而注意到荒谬状态；
2、对行为动机，它与理性动机论或经济动机论相反而看到潜意识动机；
3、对认知机制，它与逻辑程序论或感性-理性论相反而看重直觉；
4、对题材领域，它与理性领域论相反而开掘着非理性领域；
5、对创作过程，它与自觉论相反而倚重自动性；
6、对表现手法，它与时空坐标性相反而提倡通感交变。
现代主义因开拓着新的创造领域，提供着新的创造规范，解放着艺术的想象力，而提高着诗人的创造性。它不是所谓反理性主义，而是艺术理性的现代方式。人类理性为人类制定的任何创造规范一旦凝固为创造的桎梏，就成了理性的异化。在这一点上，现代主义又是一种同自我复归和诗歌复归相一致的理性的复归。
四
人对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认识，经历着感觉阶段、感受阶段、理解阶段。世界在意识中分别呈现为整体浑沌状态、个别清晰状态、整体清晰状态。意识自身相应演化为自在意识、自为意识、自明意识。因此，立足于个体角度来表现人生状态便有三个层次：理性层次、感情层次、潜意识层次。
理性层次的表现服从理解的真实，具有深刻的思辨性。
感情层次的表现服从感受的真实，具有强烈的抒发性。
潜意识层次的表现服从感觉的真实，具有冷静的分析性。
现代诗倾向于上升到理性层次和下沉到潜意识层次。
潜意识层次是一个浑沌而繁富的自在世界。它是生命意识的原始潜流、外部世界的浑沌投影、主体潜流冲动客体投影时的变格反应的总合。它包括：
1、人与兽之间的区域。如人的性本能冲动、侵略本能和自杀冲动等。
2、人与神之间的区域。如人的直觉活动、集体潜意识活动、自我补偿活动、人生三状态的过渡、自由选择活动等。
3、生与死之间的区域。如孤独感、荒谬性、死亡意识、生命冲动等。
这些区域无疑是人生诸种自在行为的最深根源，不因理性的忽视或掩盖而潜存于意识深处。显示并赋予它们意义，以弥合生命的断裂，应是现代诗的笔触所到。当它们处于自在而无意义状态时，人类曾为植根于此的诸种行为而困惑不安，导致着心理-行为的失衡。
以性区域来说：
性要求对于每个正常的人，无论帝王还是乞丐，都是一种无例外的正当要求。性行为对于每个正常人，无论哲人还是傻子，都是一种无例外的正当享受。可是人却为之而在意识高处隐受一种阴郁的犯罪感。在第三者面前，即使对法律认可的性生活，人们也往往讳莫如深，百般规避，甚至把以此有关的一切都视为肮脏和羞耻。这是为什么？原来人心深处潜藏着一条把自身区别于兽的古老法则，文明的进步确实从物质生活的各个主要方面把人与兽区别开来了，只是在性区域，人却始终未能有别于兽。这是人类的一种西格洛里式的致命处。但它不是在两肩之间，而是在意识深处。它不是菩提叶掩盖造成的，而是意义被掩盖造成的。对于人类的这个随文明的发展而日益加深着的困惑不安，显然只有通过揭示其意义和显示其价值的双重途径来协调。
诗表现潜意识领域，主要不是基于个体的体验即单纯具体经验，而是基于人类的体验即单纯普遍经验。自在世界未被感知到时，不可表现。它只被哲学揭示后始能被人感知到，因而成为诗人表现的对象。而在这里，诗人往往是在哲学的光照下将其当作人类的普遍经验来对待。这种表现不能不具有某种内在的分析性——哲学高度的俯瞰和艺术方式的表现的结合。在这里，情感不再是表现的对象而只是表现的动力，潜意识不再是表现的动力而成了表现的对象，诗也不再是主观的抒发，而是对主观的超脱。
五
手摆脱手的束缚，脚解除脚的限定。背向阳光普照的大海、草原和城市，他涉过人与兽的界河，独自走进狼谷。
周伦佑诗集《狼谷》，有以下特质：
1、对象：人身内部。
2、对象层次：潜意识领域。
3、基础：单纯普遍经验。
4、方式：单纯普遍经验-抽象形式。
5、特征：分析性描述。
它属于D型。
《狼谷》体现了现代诗的新探索。它与国内同类诗作以及美国“自白派”诗歌有明显区别：后者是潜意识的宣泄，而它是对潜意识的描写。在艺术探索的进程中，诗人绕开现时耸立于东方的那座众人仰望不已并争相攀登的诗峰，自劈一条通向艺术王国的幽径。同时告诉同人：有路可行。一个诗人，只有当他不再仰视别人而被别人仰视的时候，只有当他不再复写别人的脚印而书写自己的脚印的时候，他才建立了自己的优势同时确立了自我。作品是诗人本质的对象化。《狼谷》的作者因为这一绝非模仿的作品而终于形成了不可混没的自我。
毫无疑义，《狼谷》是现代诗界的一个新现象，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某种启示性。因此，有必要论及所提示的四个问题。
第一，这是反理性主义吗？
答：不全是。
是的，它表现的是非理性领域的潜意识层次。但这仅仅是对象而非主体。从传统诗表现理性领域而它却表现非理性领域这一面来看，它是反传统理性规范的。可是从表现主体方面看，它又是高度理性化的：1、它是诗人在哲学烛照下分析-表现的产物；2、表现潜意识层次要求诗人具有超出一般的本质高度。
是的。它是直觉把握的产物而非通常认知程序的结果，按常理说，它是反理性的。然而直觉也是理性(康德称之为“理性直觉”呵！）。直觉创造是理性创造的最高形式。
是的，它是非常识语象组合而不是常识语象组合。如果常识便是理性的话，它确实是反理性的。可是常识≠理性。由表现对象和表现性质所规定的非常识语象组合，所反对的仅仅是常识而非理性。
第二，这是无意义表现吗？
答：不全是。
诗总是显示着或真或假、或深或浅、或隐或显的意义，不同的只是显示方式的差异。在四类诗歌作品中——
A型、B型：意义先行；
C型：意义平行；
D型：意义后行。
《狼谷》便是后行意义。
它是在无意义中显示人类潜意识的深层动态。
第三，这是取消美吗？
答：不全是。
真、善、美是整个艺术建筑的三大意义支柱。诗总是要显示美的。不同的只是：在传统美学根本动摇的今天，现代诗注重以真为基石来重构美的支柱。《狼谷》重在内涵的真的描述，又把美锻铸于形式：结构之美、语象之美、律动之美。以美表达真，使真显得美。美的真、真的美——这是它显示意义的方法，也是被显示意义的性质。
第四，这是自动创作吗？
答：不全是。
创作时自动进入、自由流动，好似随心所欲，却是自有始终。这实质是一种直觉创作状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思想发现时，通过全神贯注尽情驰思而使创造精神自行射入；一种是艺术表现时，通过情绪松动意识开放而让精神自欲喷出。这是一种自由的创造活动。它缩短着主体与对象之间的距离，实现着方法与目的统一，完成着目的与结果之间的一致。获得这一自由须有三个主观条件：1、诗人素质的切合；2、诗人对对象的忽然“进入”(=顿悟)；3、诗人想象力的解放。
《狼谷》是诗人基于人类单纯普遍经验，自生命断层推出的奇异语象建构，浮荡着一层神秘的雾氛。然而东方美的渗透和反射所带来的完整、和谐、明净、清丽和透明度，却又使它不难接近。狼谷在你心中。
当然，它目前得到的反应，不会是鲜花和掌声。普遍个体心理及其自我直观要求，正处于B型时期，尚不能接受C型，更何况D型？然而这只是现状而非永久。D型——即使不能断言是诗魂复归而必栖的唯一之树，那么也可以认为它是可供其择栖的高枝之一。是的，随着人类最终脱离兽界而升入神界，个体必将超离自身具体经验而面向人类的普遍经验。——那时诗歌必将进入D型的时代。
诗人的生命存在于不懈的追求和探索，而非一时的公认。真正的诗只体现诗人的内在目的——对象化和艺术化。外在目的(=社会化和功利化)只是现实中诗的外部牵引而非内在动因。艺术追求需要绝对的勇气，它是无获取的献出而非无献出的获取，它是无享乐的奋斗而非无奋斗的享乐。除了征服的必要，艺术的转轮并不需要功利的润滑。真正懂得艺术同真正获得艺术一样不容易。所有那些把艺术作为获取名利或者献媚权力的人，不是艺术队列外的商贩，便是艺术殿堂中的犹大。艺术的神圣需要神圣的献身，艺术的崇高有赖崇高的追求。厄勒克特拉为复仇的幻梦而活着；精卫鸟徒劳于东海与西山之间而精神不死。猎人的价值因猛兽而保持，诗人的意义体现于艺术目的追求之中。诗人创造诗，诗又自成一个独立于创造者的世界。不死的死吞噬有死的生——诗人因而不朽。
一九八四年八月六日
写于凉山甘洛朋友李建新住所
(选自打印诗集《狼谷》，周伦佑著。1984年·西昌)
对现存诗歌审美观念的毁灭性突破
——谈大学生诗派
尚仲敏 燕晓冬
首先声明，这篇文章并不带有任何宣言性和纲领性企图。它仅仅出于一种责任感。
这份报纸从出城山发，已经走向全国各个阶层和诗歌界的各个角落。诗人们和评论家们以及具有敏感神经的读者们骚动了。
我们期待的正是这种骚动！
无论什么人，都无权否认这样一个事实：诗坛正面临着一种迅猛异常的冲击和突破。它，来自大学生诗派！
先谈谈目前我国诗坛，你先得承认：一片暗哑！有多少人读诗？诗刊的印数多大？不要以为还有十多家诗刊摇摇欲坠地摆在那里就景象了。很老的《诗刊》和《星星》以及后起之秀的东北六家，哪家还显得富裕？揭得起锅吗？这大家都用不着挑明，我们彼此心照不宣，家丑不外扬嘛。
不客气地说，思想陈腐，诗审美观念老化的编辑老爷们象一头头拦路虎，是中国诗歌界的一大敌人。近年诗卖不出去了，诗歌的主要读者群一一青年们愈来愈远离。倒是有几个反常现象值得老爷们猛省：全国各地诗社各大学诗社市级省青年诗歌群体协会风起云涌，强大的一批青年诗歌作者风起云涌。
国家刊物却直线下降，诗没有买、没人要、没人看。于是乎，有些老爷们就连声叫苦，现在写诗的比读诗的还多呀！
可惜呀，只是老爷们你不了解，并非写诗的比读诗的还多，只是在全国兴起了一股追寻油印诗刊的浪潮，这股浪潮你们不了解，至于老爷们的国家公开发行的诗刊嘛，没办法，别人不会硬着头皮来读。对于这种状况虽然各诗刊都在大吼：“不得了啦！”但不知病在何处，有十多个著名诗人甚至著文大呼：“领导要重视诗”。真可笑，领导重视，诗就好了？控制诗坛的这批平庸墨客，安步当车，有意压制有新意的作品，因为他们怕丢了自己的饭碗。
传统派诗歌那种程式化的语言、陈腐保守的内容，在生活上空干吼的虑假情绪，早让穿牛仔裤的青年们扔了，不要了，早倒了胃口。被老爷们宠爱的刘波，发过一组《年青的布尔什维克》，后又被各家选载，那个在某某团委工作的“布尔什维克”，读了只会让人酸笑，那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的感情太太高尚，普通人们只好莫名其妙地观望着他，令人讨厌透顶！当然刘波他还小，小青年不值得骂，只望以后写出真正的好作品，况且小刘同志还有些才气嘛。例不想多举，看看诗坛的真面目。
大家都承认诗的读者主要是青年，可传统派诗人们你们是“伟人写出来的诗”，一代青年们是凡人，他们没有你们那样高尚，没有你们那样“浪漫”，不会有事无事“啊，葛州坝！”他们上班下班搬蜂窝煤偶尔和女友进一进公园，诗那玩意儿引不起他们自己在这些生活中的真实感受，引不起他们的共鸣，他们就不会吃了饭没事做，定要拜读拜读所谓人类思想精华之诗歌。领导再重视，总不致作如下规定吧：“中发第字××号×××文件：凡在校大学生或具有大学生资格的人及全国各地青工，每人必备《诗刊》、《星星》一本，每日三餐饭前饭后必读之”所以不要病急乱投医，先得看看得的是感冒呢还是胃疼，再下药不迟嘛其实为诗忧虑的岂会仅仅只有你们呢？中国还有一大批杰出青年，你们好，有刊物摆阵地，虽底气不足，但还可以唱唱没人看的戏，而这些青年嘛，不过在油印刊物上慷慨激昂一阵罢了。不过阵势还是吓人，油印刊物遍及全国，在青年们中间竞相传阅(这无疑的减了你们的诗刊销量这些青年真不客气，连同情也不给一点儿)，话说历史趋势不可阻挡者是也。
说远了，总之，腐朽的传统派诗歌必须退出中国诗坛。
诗坛不景气不完全是传统派原因，另一大支是现代派。
想当年徐敬亚他们在条件不具备的背景下带着偏激色彩和缺乏自知之明的狂妄崛起了一下，最终导致失败是必然的。令人痛心的是，随着现代派的销声匿迹，徐敬亚们的那种阳刚之气和诗坛骑士精神也一厥不振了。这是值得深思的，我们这个民族处处小心翼翼的心理，没有这种挑战，就会惰性遗传。敬亚他们当年对诗坛冲击了一下，大吼了一声，把睡死的中国诗从梦里叫醒了，是有功绩有贡献的。他们的艺术观在80年代初赢得了广大青年读者(特别是有过知青经历的青年)，创造性地开拓了一代诗风，走出了舒婷、北岛、顾城、王小妮、徐敬亚等一批杰出诗人。随着时代的前进，几年后的今天现代派并没有象敬亚预料的那样发展成为中国诗歌的主流，其原因在现代派艺术观的内涵局限性。现在如果他们不超越自己，画地为狱，将会被时代远远地抛在后面。很显然，现在现代派诗歌的市场已不能和80、81两年相比了。现代派诗歌采用的意象、通感等艺术手法，流行几年后已有点儿泛滥成灾。至于他们的总体艺术观，现在看来也太狭窄了。人没办法一天生活在潜意识里，我们每天要上班下班挤电车搬蜂窝煤，有时和邻居吵架老婆闹别扭为不听话不争气的儿子我们要焦头烂额，艺术要表现他们是整体的立体的，隐隐着痛的那些潜意识只有一个人坐在屋里那把老藤椅上偶尔才会象游鱼一样不时地往水面昌几下，对于整个生活整个人生来说、确实无关痛痒。表现潜意识下意识之类可以，那不是我派的事就不谈了。让部分现代派诗人们去探索吧。
说回来谈到自己：“大学生诗派”的形成。从时间上讲起应是83年初，那时现代派正风行，一方面传统的诗坛上对现代派有高压，但现代派毫不示弱，也风起云涌，浪及全国，致使两军对垒。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发展到高峰。后来某些不应该的人动用了某种手段，打了现代派一棍子，开始有些下降。但遗憾的是传统派并没有因此振兴新诗，新诗的形象也并没有因他们而高大起来，诗坛照样一天天日薄西山(没有错说，看看诗刊的发行量吧，诗的读者数量吧——避开诗的质量不谈那玩意儿东说东有理西说西有理)。公正地说打现代派一棍子是混蛋才能做的事，有本事何必怕别人挑战呢？有本事何必怕别人夺了饭碗呢？关于极少的那几个别有用心的人，就不能在这里多说他们了。正值这个时候有一批富有敏感的致力于诗歌的青年人就开始寻它的出路了。自83年初，甘肃兰州《飞天》开设“大学生诗苑”以来，全国各地一批大学生作者开始云集于此，由于《飞天》编辑的敏锐，很快就将这股新诗派诗歌作者联合到了一起，以势不可挡之力向中国诗坛进出，形成了“大学生诗派”的雏形。开初的几个主要作者是华东师大的宋琳、张小波、徐芳，复旦的卓松盛、若子、遥村，云南大学的于坚、韩旭，湖州师专的伊甸，兰大的菲可等，在他们的带领下，全国很快不谋而合兴起了大学生派浪潮，700多个大学诗社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诞生。国内的油印诗刊开始浪落浪起。各家诗刊注意到了这种状况，《星星》、《绿风》、《诗人》、《当代诗歌》、《青年诗人》等一些综合性文学刊物开始设“大学生之页”一类专门性篇幅。只是令人有些头痛的是，这各家诗刊，除《飞天》以外，由于编辑们审美观的问题，并没有对大学生诗歌起到发展作用，只是局势逼迫着他们，委屈一下，把诗那把椅子给新派诗人们留了些面积。八四年期间，大学生诗潮一浪高过一浪，华东，华中两地首先冲刺，属先驱。东北也开始热闹，北方以北京地区的程宝林、扬榴红、简宁等为代表人物，最初跟北岛“今天派”走的西北大学生，后来也和北岛分道扬镳，追寻大学生诗风了。西南稍寂寞一些，但出了代表人物于坚。在此派中，他是屈指可数的高手。八四年底八五年初，大学生诗作者由各校的自我小天地进一步扩大，发展为大学生诗歌群体。目前，大规模的大学生诗歌联合组织已有五家：黑龙江省大学生诗歌学会，重庆市大学生联合诗社，首都大学生诗歌学会，甘肃省大学生诗歌联合会，上海市大学生诗歌协会。迄今为止，大学生诗歌以他独有的风格，独占中国诗坛，已成强大的诗歌流派。
我们是第三代人，这是最复杂的一代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末期，有历史的觉醒感。引进西方，增加了觉醒后的认识，纵横复杂的思想结构了这一代人的心理素质，观点不象现代派那样有重压后的偏激，也不像传统派那样。大家都在脱胎换骨，带着明显的新时代青年特征，这是我派基于的社会根源。关于此，现代派了解我们，只是艺术追求上他们钻牛角尖了；传统派根本就不知道这一代青年是怎么生活的，为了不使你们失去我们的尊敬，给你们看看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艺术世界观，下面是引自本派旗手于坚给本报编辑部的一封信。
“中国诗坛之中坚在于北岛、舒婷的后一代人，这是成熟的一代人。他们不以为生活欠了他们什么，他们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使命感，他们是一群小人物，是一群凡人，喝酒、抽烟、跳迪斯科、性爱，甚至有时候还酗酒，打架。让那些兰色的忧伤‘瓶状的忧郁’见鬼去吧。他们要写什么他们不知道，至于他们是什么，那是孙子、重孙一代的事。他们顶顶重要的是要生活。中国今日诗坛如一片荒原，大家都在写与自己与人生无关的东西，什么华南虎、大连湾读了令人讨厌。站在生活的激流之外，很主观地想当然地当诗人。避孕套美不美，恐怕他们会斥之以鼻，一面又偷偷地使用。更有一些人，虚构未来，骗中学生，为他们塑造白马王子。我们之不同正在敢于站在人生之中，又客观地超越于人生之外，不动声色地解剖自己的感觉，自己的生活。我们不怕承认自己软弱，我们既不充硬汉子，也没什么忧郁感伤之类。活着，故我写点东西”。
这正是这一代人典型的生活，他们要这样去生活，是这样在生活，不写，怎么行嘛？不然何必要去写诗呢？不然写出来的是诗吗？
现代派对生活的回答是一我不相信！
大学生诗派是——我这样生活！
以上是大学生诗派形成的社会原因及发展过程。
再谈艺术风格。说起来有些为难，因为有些常识问题我们的诗坛老爷们都没有搞清楚。譬如说：诗要生活气息生活内容，诗要口语化，没创新就没有艺术等等。笑人的是翻一翻近年的各家诗刊有几首是用的我们今天讲的口语？有几首带有新鲜味儿的诗？有几首反映了具有特征的生活内容的？大学生诗派带着反判精神冲击中国诗坛，事实上是较正了诗的航向，所以艺术风格嘛并不新奇，大概归纳如下：
1、大胆地反映凡人的现实生活。
2、使用正宗的时代口语(“大学生诗派”明显地突破了目前诗歌的语言范畴。)
3、冷峻，诙谐、幽默(这时代没那么多浅薄的热情)
4、追求生活细节小说情节、电影画面及戏剧性(诗的总体发展前程)
5、追求形式的不断创新(常识，但其他派诗人未做到)
时代的脱肥换骨在这一代诗人们身上集中体现，幽默已进入时代特征。
这种幽默是冷色的，是对痛苦的一种反动。对生活细节无比敏感的捕捉，运用近乎残酷的写实手法和浪漫主义相结合。毫不动情地去再现或放大现实中的荒谬现象和某些心灵与心灵的不可沟通性，这种幽默实质上是一付漫画，全部用冰冷的色调涂抹而成，使你欲哭不能，欲笑不忍。于坚、伊甸、柯平、燕晓冬在这方面走得比较远，达到了使人拍案叫绝的高度，于坚的《我的一对邻居》是出现在正式刊物上的大学生诗派的代表作。此诗开首便是“他们又吵架了瘦男人和胖女人锻工和翻吵工又吵架了”。
(原载《大学生诗报》第四期，1985)
当代文化运动与第三文化
周伦佐
一、看不见的运动
一股流在生活深处涌动，一团火在思想底部奔突。社会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为它提供着一张张背景图片，它又为社会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提供着一个个前景系数。当无心者还在惊异于改革的大锣大鼓时，有心人已经感觉到它背后的潜流暗火了。
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因中国的改革而光彩夺目。
中国的社会改革，因这看不见的运动而更加深刻。
谈到东方国家的改革，眼前自然会掠过莫斯科、布达佩斯、布拉格的远影，耳畔自然会想起赫鲁晓夫、纳吉、杜布切克的足音。
然而中国的改革绝不同于东欧的改革。
1、中国的改革发生于一个历史悠久、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改革动力——不仅来自现实需要，而且来自历史冲动。
2、中国的改革发生于第三次浪潮扑面而来的国际形势下，改革目标——不仅为了发展现在，而且为了迎接未来。
3、中国的改革发生于交应着历史冲动、现实需要、未来召唤的国民心理深处，改革对象——不仅是社会，而且是人。
人类创造文化又被文化塑造，不同的文化塑造不同的人。苏联人与俄国人迥异，新中国人与旧中国人不同……，是历时文化差异所致。大陆人与台湾人迥异，东德人与西德人不同……，为共时文化差异使然。
关于文化，全世界有一百六十多种定义。其共同之点都是将文化和文明混为一谈，划不清二者的界线。虽然每个探讨“文化”的学人都力图搞清二者的关系，但是有过一百次分辨的努力，就有着一百次错误的结果。指牛为马而说马不该长角，成为必然！实则，文化和文明这对“双胞胎”虽为一母所生和十分相似，但仍为既互相联系又各自独立的两个范畴。
文明——人类关于自然的认知~操作系统；
文化——人类关于自我的认知~操作系统。
简单说，文明的认知方面便是科学理论，操作方面包括技术与管理；文化的认知方面主要包括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操作方面主要包括国家制度、法律准则、教育秩序、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等。
因此，如果说一个国家文明的改变必定是旧的科学技术状态的打破，那么一个国家文化的改变则必定导致新的个人形象和社会关系的确立。
中国当前的改革，之所以不仅改变着人的社会关系，而且改变着人的精神本质，便是因为在它的深处发生着一个看不见的运动——当代文化运动。
这个运动包含着双重的意向：创造新文化又塑造新人。
二、重建东方文化的时机
参照五四文化运动，可看出当代文化运动的特征。
五四文化运动发生于中国开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当时，旧的社会有机体开始解体，新的社会有机体尚未形成。在列强侵略和西方前工业文明及前工业文化的无情威逼下，中华民族的生存受到全面威胁，以儒道为双重主线的传统文化发生全面危机。为了救危图强，一代民族精英奋然而起。在“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召唤下，他们高呼“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传统文化进行彻底否定，同时积极介绍西方的文明和文化。经过反复比较，他们最后选择了适合中国国情的西方前工业文明，以及西方前工业文化中具有反叛性质因而非正统的一支——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这就使五四文化运动不能不具有两个特征：
1、否定传统文化；
2、引进西方文化。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列车便是在这样一条一破一立的双轨道上运行。它的一面是自身传统文化的中断，另一面则是使马克思主义成为自己新的传统。
这种运行在一方面是成功的：它使中国历史基本完成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大转变，它使中华民族完全确立了在世界竞争条件下的独立地位。但在另一方面，它又导致了国家权利的无限膨胀和个人权利的彻底丧失。
当代文化运动面临的历史条件大不相同。
新的社会有机体形成后，经过二十年的反复震荡，重新焕发生机。国家正着手全面完成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政治民主，使十年动乱之后的个体意识和民族意识空前觉醒，一大批优秀分子开始反思现时主导文化的弊端。打开门户，使人们既感到西方第三次浪潮文明滚滚而来的冲击，又看到西方后工业文化阵阵发作的危机。于是，西方第三次浪潮文明向东方前工业文明的挑战、西方后工业文化向东方传统文化的呼救、人们对国内现时主导文化的反思和对来自国外的挑战与呼救的应激，构成了当代文化运动的崭新背景。这就使该运动不能不具有两个特征：
1、继承传统文化；
2、重建东方文化。
重建东方文化，不是发掘古董，也不是译介时髦，而是在创新的基础上，纳构西方工业文化、当代人本文化、东方传统文化、现时主导文化的积极成分。可以认为，新文化的建立，是中国能以迎接新文明挑战并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根本条件。西方后工业文化的危机及其向东方传统文化的呼救，中国具有的建立新文化的可能性，构成我们民族所面临的又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机会。
三、浪潮激荡的土地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象中国这样具有建立新文化的经济条件和人文条件。
经济条件：这是一块浪潮激荡的土地。代表三个时代的三种文明同时存在。在第二文明猛烈冲击第一文明的同时，第三文明又已开始对第二文明发起冲击；第一文明和第二文明之间、第二文明和第三文明之间，发生着使全社会感到震动的冲撞。按照常规，中国现阶段的发展重心，是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全面转变，但第三次浪潮又在世界的前沿地带竖起了开始由工业文明向电子文明转变的历史路标，把中国置于紧急应变的历史关头。
有两种发展方式可供选择。
一种是渐进式发展方式：逐步从农业文明过度到工业文明再走向电子文明，同时
相应推进个体化、集体化、国有化三大步骤，然后再推行社会化。
另一种是超越式发展方式：让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同步向电子文明发展，同时使个体化、集体化、国有化一齐向社会化转变。
中国只能选择超越式发展方式。
事实上，中国的农村经济改革已经在社会生产组织形式上为超越式发展准备了条件。
同第二文明在生产组织上所要求的集中化、大型化相反，第三文明要求于生产组织的是分散和小型。如果说在常规条件下，中国农业的发展进程必须是：个体化(及手工作业)→集体化(及机械作业)→国有化(及自动化作业)，那么在非常规条件下，中国农业的发展进程则可以是：个体化(及手工和半机械作业)→专业化(机械和半自动化作业)→社会化(自动化作业)。
中国的农村经济改革是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在希腊、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丹麦、俄国以及中国历史上，普遍的小块地经营，都产生过最优秀的普遍个体，都推动过普遍的社会繁荣，都造成过社会的普遍激动。当代中国农村的个体化经济，不仅准备了超越式发展的生产组织形式，而且必将产生同样的社会后果。
回到正题：如果说文明的先进与经济的发达是同一的，那么文化的先进与经济的发达却不一致，在近代史上，经济落后的法兰西和德意志不是在文化上先后领导过世界吗？这不奇怪。因为一个国家的内部落后状况和外部竞争压力，往往会造成一种社会应激；这种应激既可能产生迷惘和混乱，更可能导致国民自我认知的改变和自我操作的调整。因此，一个文明和经济落后的国家，只要本身具备条件，就完全可能在文化上跃居世界领先地位，成为世界文化的灯塔。中国正处在这样的境况，并且正属于这样的国家。
人文条件：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西方前工业文化与后工业文化的滔滔涌入，在人们的个性普遍觉醒的同时，拜金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思潮也开始在人们中间漫延。于是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中国人必须经历一个极端展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和本能欲望的“现代人”阶段，才能向“新人”演变。显示在这种印象上面的人文进化公式为：传统人→现代人→新人。不难看出，这个公式是和经济上的渐进式发展方式相对应的。
实则，当代中国的人文进步，完全可能采取与经济上的超越式发展方式相对应的公式：
现代人
新人
传统人
这有三个条件：
1、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千百年来造成的民族心理，历来便追求个人与社会和个人自我内部的和谐即理性主义。可以说，在传统文化近乎中断的半个多世纪，唯有这个成为着中国人第二本能的人文特质，在民族心理中保留下来。它绝不可能在西方后工业文化的冲击下被拜金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连根拔去。
2、中国的现时主导文化在这一方面与传统文化比较一致，适应并延续着民族心理中的这一人文特质。因此，甚至在工业化条件下，拜金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也在中国缺少广阔的现实土壤。
3、他人是一面镜子。西方现代人形象的卑微和孤苦已经引起中国人的反思，而西方的新人形象及其对现代人的批评，又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架。在各国文化因历时差异而可共时互补的条件下，中国人可以不重蹈他人覆辙。
因此，中国人完全可能发扬优根克服劣根，参照西方现代人和新人的肯定值和否定值，来塑造自己的形象，从而完成从传统人向新人的演变。
一个民族能够超越自己的经济和人文发展阶段吗？回答是肯定的。历史哲学上的决定论和线性论者，习惯于闭目弹唱社会发展阶段不可超越的老调。实则，真正不可超越的是以先进民族的文明和文化成就为绝对标志的人类发展水平；在这个总的范围内，落后民族完全可以借助先进民族的文明和文化成就而超越自己的发展阶段。历史是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二重唱。
自身处于氏族社会后期的日尔曼人，在征服了罗马帝国之后，经过四百年的努力，不仅在古代文明的废墟上建立了西欧宗法社会，而且自身也超越“奴录制”发展阶段，跨入了“封建制”时代的大门。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是决定论的，但其创始人在讨论俄国村社所有制命运问题时曾多次指出：只要有可供仿效的榜样，并为俄国提供必需的物质条件，俄国村社制度就有可能转变为富有生命力的高级形式。
这不是非决定论的吗？
阿尔温·托夫勒关于当代历史的观点更有远见：
在跃向未来的赛跑中，穷国和富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然而，看来好像是辩证的循环！第一次浪潮文明和第三次浪潮文明之间，比起它们与第二次浪潮文明来，似乎有着更多的共同之处。这种令人惊奇的一致性，将使今天的第一次浪潮国家，可以不搞全套照搬，不完全牺牲它们的文化，不首先通过第二次浪潮的发展阶段，就带有第三次浪潮文明的某些特点。因此，在今后时期的数十年中，把过去的和将来的内容结合成一种新的和更好的当代文明，也许是可能的。
回到中国：浪潮激荡的现实和超越发展的可能，正为新文化的建立预备着条件。
四、三代人的集合
共和国的旗帜下，排列着好几代人，其中三代人的形象最具《思想者》的特征。他们面对共同的世界又有着不同的背景。第一代人刚取下头上的花环便戴上沉重的荆冠。第二代人因为热忱和幼稚而领受着不赦的罪名。第三代人正开始人生的第二次站立便置身于急剧动变的环境。不同的境遇使他们对人生和世界有着共同的态度；共同的态度使他们对于人生和世界的认知有着共同的起点。
于是，他们构成具有自觉文化意识的三大群体。
于是，他们形成当代文化运动的三大推动力量。
细心观察中国文化舞台上一个个活跃的身影，便不难从中分辨出他们：“反右”时期的一代人，“文革”时期的一代人，“改革”时期的一代人。
他们是带着各自的特色加入当代文化运动的。
第一代人：自我意识不够完全。具有强烈的偏重于社会的历史意识和现实意识。特别关注政治改革，进入到观念改革时仅限于现时主导文化，而且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主张用西方前工业文化改造现时主导文化，一部份主张维护现时主导文化。
第二代人：自我意识比较完全。具有强烈的包括着个人和社会的历史意识、现实意识、未来意识。比较关注政治改革，提倡创新文化并整合现时主导文化、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工业文化的合理成分。
第三代人：自我意识不很完全。具有强烈的偏重于个人的现实意识和未来意识。关注政治改革，但回避现时主导文化并提倡西方后工业文化。
不难看出，三代人之间的共同点是政治改革要求，一旦离开这个共同点便难免发生冲突。
正是由于三代人的集合，中国的当代文化运动呈现出一种多层次多色调的特点。
很显然，第一代人属于从第一浪潮文明向第二浪潮文明过渡的人文状态，第三代人属于从第二浪潮文明向第三浪潮文明过渡的人文状态，第二代人则具有综合的特征——属于当代中国超越式发展的人文状态。
第二代人无疑是当代文化运动的生命活力层。他们既有比第一代人更真实的社会文化感。又有比第三代人更广阔的个人文化感。而且，当他们与第一代人结合，便使自己的生命更加厚重，当他们与第三代人结合，便使自己的感觉更加敏锐。他们的声音构成了当代文化运动的主旋律。
五、第二文化界的崛起
当代中国有两个文化界：第一文化界和第二文化界。
第一文化界由1949年后建立并在1978年后加强的各种官方文化团体和文化出版物组成。第一代人是其组织上和思想上的主导力量，具有正统性。
第二文化界崛起于八十年代前五年，由各种民间文化团体和文化出版物组成。它是第二代人和第三代人的集合体，第二代人是组织上和思想上的主导力量。具有非正统性。
如果说八十年代初以“今天”诗刊和“星星画展”为标志的民间艺术团体揭开了第二文化界诞生的序幕，那么，其后的“中国人才协会”则为第二文化界的形成提供了一种普遍化的组织形式。
第二文化团体的产生自有其心理根由。
在这块被1979年“思想解放”的春雨荡涤过的土地上，各种民间文化团体紧跟着各种民间经济实体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有一种说法：在街上随便遇见三个人，必定有一个董事长，一个经理，一个理事。这不奇怪：除了经济需要和文化需要，各种民间团体更成了满足中国人被压抑的政治潜意识的一种现实形式。第二文化界因此有了它的组织基础。
第二文化界包括第二艺术界和第二学术界。相比之下，第二艺术界更为活跃和激进。
第二文化界在第一文化界对面搭起一座青年文化舞台，打破了第一文化界的一统天下，开创了文化多元化的新局面，不仅造成了国内文化的震荡，而且引起了国外人士的注目。
但它的生存注定是艰难的。
1、它生长于被改革力量所松动的政治夹缝中。因此，阻碍改革的社会势力总是缩减着它的生存空间，剥夺着它的生存权利。
2、中国人政治上的不成熟，又以虚拟的权力之争从内部瓦解着它自由而松散的组织形式。
3、经费困难更妨碍着它通过出版物来表现自己的生命，从而影响着它的内部凝聚力和外部作用力。
鉴于这种境况，从诞生之日起，第二文化界便表现出向经济界和第一文化界渗入的双重倾向。后一种渗入包括：通过第一文化界出版物发表作品；与第一文化界有识之士联系出版书刊；参加第一文化界团体及其职能机构。
总之，第二文化界散中有聚，已经进入中国文化界的广大领域；第二文化界无形有形，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界不可否认的力量。
在这个商品关系网罗密布，消费倾向潮水滔滔，金钱之歌越唱越响的年代，第二文化界的才人智士卓立于世。他们承受着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满怀对民族对人类的无比忠诚，在中国富饶而贫瘠的文化高原上披荆斩棘，耕耘播种。他们是可歌可泣的一群。
六、发展的链条
第二文化界的园林，结满了金光耀眼的果实。
第二艺术界：第二艺术界首先是个探索者，然后才是诗人、画家、小说家。一支支年青的手臂，以才以智以力，在正统观念的薄弱地带，升起一块块天空，开出一片片土地，使排排栅栏矮矮地退成后方之物，而掀起当代文化运动的前潮。它已经出现了三次浪头。
第一浪头：向西方现代主义靠近，并表现对异化现实的否定和对真实人生的呼唤。如“今天”派诗歌、“星星”派绘画和现代派小说。
第二浪头：向传统文化寻根，以表现传统文化在民族心理上的重重投影而发掘历史的真实。如“史诗”派诗歌、“寻根”小说、“寻根”绘画。
第三浪头：向西方后现代主义艺术突进，力图突破传统形式和现代形式对艺术的双重限制，打破现实观念和历史观念对主体的双重局限，创造既属于当代中国又能进入世界主潮的艺术。如“非非主义”诗歌，“后现代主义”绘画和“先锋”小说。
在作为当代文化运动前潮的艺术中，诗歌又是排头浪。这有三个特殊因素：1、诗歌是民族精神的综合表现，它把民族精神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熔为一体，又从民族生活的突出部推出一个个前倾的姿势。2、诗人是人群中最敏感从而最不安定的个体。他总是生活在希望和不满的情境中，为了暂时的安宁，需要不断地扩张自我并吸收世界，以达到对自己和他人的超越。当他意识到自己对于群体负有的使命时，这种超越便具有了特殊的意义。3、在媒介、印刷、传播条件等方面，诗歌具有明显优势。它不必通过出版的重要关卡，也不需要舞台、乐团或展厅，只须几页纸，抄写、复印、打印，便可传给同人流向社会，发生影响。八十年代诗歌浪潮此起彼伏，诗歌运动风起云涌，与其便捷的社会化方式有关。
周伦佑认为，1980-1986年，第二诗界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以三次新诗浪潮为标志。
第一浪潮以北京为中心。创作以对异化现实的否定为思想特征，艺术特征是单主题象征，小型油印刊物《今天》是其代表，北京出版的大本诗集《新诗潮》是其集萃。
第二浪潮以四川为中心。总体倾向：寻根。艺术特征是多主题象征。大型铅印刊物《汉诗》是其总结。
第三浪潮以四川、南京、杭州为源头。思想上主张对系统观念的超越，艺术上强调语义偏离和语感还原。大型铅印刊物《非非》是其旗帜。
据《非非》所作的不完全统计，到1986年7月，全国已出的打印诗集有905种，不定期打印诗刊70种，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影响最大的，是四川出的大型铅印刊物《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中国当代实验诗歌》、《非非》和南京的《他们》。
和第二画界的情形一样：第二诗界不仅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注意，而且逐渐获得了社会的承认。第一诗潮以“崛起的诗群”之名被承认。第二诗潮以“巴蜀现代诗群”之名开始被承认。可以断言，第三诗潮的被承认，只是个时间问题。
应该指出：第二艺术界的巨大成就，既是自身争取的结果，又有赖于第一艺术界中智者贤人的大力扶持。
第二学术界：和第二艺术界相比，第二学术界的身影比较沉重，步伐比较迟缓。这有五个原因：
1、近代以来，沉思的头颅一直笼罩于西方文化的重重氛围，视线被西方思想家高大的背景遮挡，几乎找不到一个突破的缺口。
2、三十多年来，现时主导文化的圈界严厉限定着学术活动的范围。探索勇气减去安全需要等于零。
3、1978年以来的第一学术界，僵化依旧，老化更甚，抱残守缺者多，思变图新者少。
4、1980年以来的第二学术界，一直在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工业文化这两张地毯上翻跃，几乎没有任何自选动作。
5、印刷、交流、传播等条件不利，是最后一道障碍。
1980-1986，第二学术界主要是个组织家加翻译家的形象。以西方的拐杖探路，用洋人的舌头说话，路走得稳当，话也说得流畅。译述内容包括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美学、艺术学等等。从西方文化思潮的构成和国内文化政策的变动上，可以把握它的发展脉络。
西方当代主流文化，主要由后工业文化、当代人本文化和带有后工业文明色彩的方法论组成。大概分为三大部分：1、科学哲学方法论——相对主义、系统论、波普尔学说、库恩学说；2、非理性主义本体论——生命哲学、权力意志哲学、存在主义哲学、精神分析心理学；3、人本主义本体论——后精神分析心理学、存在心理学、人本心理学。
国内文化政策动变的显著特点是：1979-1984，欢迎西方文明，拒绝西方文化。1985-1986，接受西方文化。
有趣的是，第二学术界的发展正好与此相照应：
第一阶段：方法论时期。以“走向未来丛书”派为代表，《走向未来丛书》为标志。被称为艺术界“第五代批评家”的文艺理论群体，是其生力军。偏重具有后工业文明特征的方法论的译述和应用。这一时期，“神秘主义”和“怪圈”如两道咒符，“系统主义”长鞭挥舞；属于前工业时代的线性思维方式受到致命的诅咒和鞭挞。同时，一批“系统”的新学究叫人感到头痛。
第二阶段：本体论时期。《文化：中国与世界》等数十种大型丛书陆续筹备并开始发行。译述空前繁荣。又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重心是后工业文化本体论；后期，转向当代人本文化本体论。全国掀起“文化热”。在这个阶段，四川出版的学术刊物《大时代》上的本体论文章和诗歌刊物《非非》上的文化~艺术理论，外省青年理论家关于文学、美学和绘画的一系列批评文章，呈现了第二学术界在译述之外的另一种倾向：创新。
这一时期，寻思的目光开始从思维方式转向生命本原，又从非理性主义转向人本主义。属于前工业时代的物性本质观念受到猛烈冲击。
在这两个阶段，武汉的《青年论坛》全力鼓吹改革开放和言论自由，表现着第二学术界的现实责任。而第一学术界中的优秀分子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答辩和关于“文学主体性”的论述，又为第二学术界扩大了战线增加了声势。
中国发生的文化震荡，无疑是由第二艺术界和第二学术界合力造成的。第二学术界的发展虽然比第二艺术界缓慢，但其影响更深。而且，它正在表现出向第三阶段突进的势头。
1986年是个勇气、才华和智慧竞相表现的年头。文学评论，“危机”宣言、小说理论、绘画理论、诗歌理论、“先锋”小说、“后现主代义”绘画，“非非主义”诗歌：以及近十种丛书，是其成果展示。1986年无疑是共和国成立以来思想开放最活跃的一年。它虽然以“学术自由”为标志，但实际上是个“文艺理论年”。
1986的文艺理论有一个鲜明的标记：脱离正统观念的势力范围，切向文化的根脉。有三种倾向：1、第一代人中的优秀分子对新时期文学政治异化心理的解剖和批判，对文学人本性质的论证。以文学为柄，政治为刃，“批判现实主义”的锋芒咄咄逼人，“人道主义”的旗帜高高飘扬。2、第二代人的思想代表，对表现在新时期文学及美学中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抨击和否定。黑马驰骋，大有“重新估价一切”之势。3、第三代人的前锋，在诗歌理论和绘画理论上旨在创新的积极建树。超然于具体的肯定和否定，着力于正面的自我展现。
1986是当代浪朝激荡图的典型缩影。三种文化倾向分别表现了前工业文化对农业文化的冲击、后工业文化对前工业文化的冲击、创建新文化的努力。在它们共同构成的大潮场面中，各自的流向和涛声明显不同。
是否可以认为：1986的收尾事件，是第一代人的政治激进主义和第三代人的文化激进主义在中国条件下的失败？当代文化运动正是要通过对这两种失败的正视，才能确立自觉的方向和纯粹的性质？
1986：结束与开始。
七、隐蔽的第三文化
阿尔温·托夫勒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把人类历史划分为第一浪潮文明、第二浪潮文明和第三浪潮文明三个时代。除了把文明和文化混为一谈并对文化缺乏洞悉这一缺陷外，这种划分总体上可以成立。
实则这三个时代，文明和文化的地位是不同的。
农业时代：人类活动偏重于对自身的认知~操作，本质上是文化的时代，文明只是文化的马下随从。
工业时代：人类活动偏重于对自然的认知~操作，本质上是文明的时代，文化成了文明的马后仆人。
电子时代：人类活动再次转向对自身的认知~操作，本质上是文化的时代，文明和文化并驾齐驱。
由此引出第三文化的概念。
第一文化是“神”的文化。在本体论上，西方强调至高无尚的“上帝”，东方强调无所不在的“天道”。在方法论上，东西方都相信神秘莫则的“因果律”和“宿命论”、原罪与赎罪，存天理灭人欲，尊者的统治和卑者的服从，是其主要人文倾向。虽然西方古代有过一台人文主义的独幕剧，但它依然沐浴着神的光辉，而且很快被上帝的黑袍遮没。虽然东方始终有一支人文主义的咏叹调时起时伏，但它仅仅成为统治者的案头品和被统治者的梦中物。
第二文化是“物”的文化。又分为两个阶段：
1、前工业文化：前工业文明的产物。本体论上强调“自然”、“物质”，方法论上相信“必然性”、“决定论”和“实证论”。人被宣布为“自然动物”、“社会动物”。人猿同源，人类=高级动物。上帝被打倒，人以“物”的身体被解放。物质欲望、物质追求、物质活动、物质享受，成为神圣的权利。人由上帝的罪人变为物质的奴隶。虽有“人道主义”的帆船在物的汪洋大海上起伏飘荡，但它难免灌进海水而时常搁浅。
2、后工业文化：对前工业文明和前工业文化的反抗，继后工业文明之后产生。本体论上人物并重，强调人对物的介入，方法论上提倡“相对主义”、“非决定论”、“非实证性”。总体具有“非理性主义”特征。由此引伸出人生的“偶然性”、“随意性”、“荒谬性”等观念。人的肉体本能膨胀，精神本质萎缩。
如果说以现代物理学、量子力学、分子生物学和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为主干的后工业文明，已经是第三文明的先声，那么，后工业文化却不足以成为第三文化的前驱。它是一条在疑问的旋涡中打转的渡筏。
第三文化是“人”的文化。本体论上强调“人本”。方法论上提倡“综合”：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综合，线性与非线性的综合，实证与直觉的综合，观察与体验的综合。它是对第一文化和第二文化的扬弃，又是其中的人本主义倾向的延续。它是在既有文明基础上的人本宣言。它以“人”为中心，力图揭示个体的真实存在及其发展历史，个体与群体的真实关系及其发展历史，群体与自然的真实关系及其发展历史，文明与文化的真实本质及其发展历史。总之，“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是它的最高主题。
它的外化形式，包括以人为本而又多元的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美学、艺术学、艺术……。其中，关于人身奇异本质和人体特异功能的学问占有突出地位。
在目前西方，第二文化仍然占据主流地位，第三文化尚处萌芽状态。它包括与荣格、阿德勒、弗罗姆、马斯洛、罗杰斯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人本主义哲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
弗罗姆认为：十九世纪上帝死了，二十世纪人死了。弗罗伊德更是自豪地宣称：哥白尼和达尔文给了人类的自尊心以两次毁灭性的打击，他在进行第三次打击。这两句话，既有力揭示了第二文明和第二文化的反人性质，又无意中暗示了第三文化的人本使命。
上帝死了——这是前工业文化的功劳。它借用天文学和物理学，捣毁了上帝的天庭，又借用进化论和解剖学砍去了上帝逃身的最后一棵树。人=动物。生存竞争、商品关系、物质利益，占领了上帝的辖区——心灵。于是，上帝因无从证明而溃散了。
人死了——这是后工业文化的罪过。它发现：世界是精神的表象，精神源于欲望；人是虫不是英雄；现实非真，理性是假；人生偶然而荒谬；只有自我的麻醉品和本能的发泄物才是真实。于是，人因无从证明而解体了。
因此，第三文化的使命不能不是：拯救人！
拯救人——第三文化的使命。通过揭示主体与客体的真实关系，说明人的本质、证明人的价值、恢复人的高傲与自尊，成为二十一世纪文化之矢的中心目标。
创建第三文化，是摆在人类面前的又一历史任务。美国当代人本文化先走了一步，但它缺少哲学的高度。如果说以心理学加入人学而使人学获得深度，是西方当代人本文化的主要特征和巨大功绩，那么，实行哲学对心理学的加入从而使其获得高度，则是新文化建设的首要课题和迫切任务。这个任务可能落到了中国人的肩头。被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称为“举世无双的天才”的法国思想家迪梅奇尔，1986年初曾预言：文化复兴运动很可能再次在中国出现。伟大的英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此，也对中国寄以很大希望。如前所述，中国很有可能成为第三文化的东方策源地。
分析的时代已经结束，综合的时代已经来临。是结束爬行开始飞翔的时候了！
1985-1986，中国艺术界在诗歌、绘画、小说等方面，不仅自发突破了西方从前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时期的现代主义艺术，而且开始超越西方后工业社会的后现代主义艺术。第二学术界大体完成了对西方后工业文化的介绍，开始了对当代人本主义哲学和心理学的译述。但是谁能断言第二文化界的发展就此止步呢？我们用短短的时间走了很长的路。后现代主义艺术和当代人本文化是西方的最后两道门。推开并跨过去，便开始超前了。这种征兆已经出现。在艺术上，《非非》有可能成为一块跃向第三文化的跳板。在学术上，译述热潮消退之后，可能出现创新。发展的链条环环相加。除了第三文化，当代文化运动别无选择。
二十一世纪快来了，普遍的不安将会加剧。十九世纪末西方萌芽了后工业文化，二十世纪末的东方会萌发什么？新文化的曙光若能和新世纪的曙光一道照临，东方就年轻了。
1987年10月7日-15日
写于攀西大裂谷
(选自《非非》1988理论专号)
（以上文章选自《独立》14期，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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