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创办20年（1998-2018）纪念集1

由【独立】与【诗歌阅读】联合推出！

独立创办20年（1998-2018）

纪念集1

目  录

用古老的坚持对抗“快食”的年代/郑小琼

——《独立》二十年

以“独立”精神敞亮“边缘”与“失踪者”/赵思运

——小议《独立》杂志的“传统”

双乳山上“独立”的黑鹰之魂/海上

——《独立》二十周年有关记忆

黄粱与发星的诗人友谊经验谈/黄梁

——给《独立》20年

关于发星和大凉山及地域写作/彭一田

用古老的坚持对抗“快食”的年代

——《独立》二十年

◎郑小琼

        郑小琼：80后，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代表性女性诗人之一，以打工题材震撼诗界，记录中国巨变时代的痛与伤，为“新史实诗歌”的创造者，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在海外影响极大，2005年以来，获得国内所有文学重要奖项，出版有诗集《郑小琼诗选》《女工记》等，民刊《独立》曾首发其后来影响极大的代表作长诗《人行天桥》《挣扎》《完整的黑暗》等。

         《独立》今年创办二十年了。四年前，《作品》杂志开设了一个新栏目，“中国民间诗刊档案”，每期推出一本民间诗刊。几年下来，大约刊发了四十几本民间诗刊。这个栏目让我对中国的民间诗刊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我们计划将这个栏目做成一本书籍，纪念那些为中国民间诗歌中奉献者，他们默默地坚守，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有的甚至更长，在一本本民间诗刊上。我看到中国诗歌潜行者，他们努力地扩展中国诗歌的疆域、坚守着自己的诗歌美学原则、恪守着诗歌古老而神圣的尊严。诗歌在他们身上有着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力量。

        四年前，我们整理刊发《独立》时，我写了一篇自己与独立的交往，它见证了我的诗歌之路。前几天，美国文学传记辞典邀请了太平洋大学的杰出教授周晓静老师撰写我成为诗人的传记的文章，需要我的资料。因为这么多年漂泊不定，我很少搜集和整理自己的资料，恰好看到了《独立》，于是便将《我与独立》以及《独立》刊发的十几年与发星老师的通信传给了周晓静教授，周教授很快回信了，她信中如此说“很感激发星，他不一般，他是文学的良心的财富之源，知道有他这样的人，甚感快慰”。我们在信中谈到了金斯堡，谈到十几年前发星寄我的《金斯堡诗选》的故事，我告诉她，我在一首叫自叙者的诗歌中说到了，我喜欢金斯堡的诗并渴望有一本金斯堡，发星看到这首诗后，将他自己仅有的一本金斯堡寄给我。那时我在东坑的五金厂，过着几近封闭的生活，我不会打字，不会上网，一个月只有一天或者一个下午的休息的时间，天天加班，发星是我与外界交流最重要的窗口，他寄来的那些诗歌，给生活封闭世界中的我带来诗意的欢乐与对外世界的眺望，那些诗歌滋润着我的诗歌成长之路，伴我度过孤独而迷茫的异乡生活，面对失意的生活，是它们给我莫大的动力，点燃我内心诗意的激情。当我在《独立》上再次重读十几年前写给发星的信件，我百感交集。也许现在的我不会把内心或者身体的创伤向任何人倾诉，生活让我习惯了面对不同的处境，我用一种古老而缓慢的诗歌表达我的内心，诗歌是我一种生命，我决意将自己的生活写进自己的诗歌，让它见证一个生命在人间的种种，它几乎成为我的宿命。我是一个缓慢而迟钝的人，外界于我影响十分之小，数年的流水线生活，每天上万次相同动作的重复让我学会了坚持，哪怕这种坚持是单调或者枯燥。生活可以磨掉我外在的棱角，但是无法磨平我这颗犟牛般的心。我愿意花很长的时间去工业区去做那些近乎笨拙的田野调查，我愿意用十几年的时光去写一部自己想写的诗集，不管这部诗集是不是合时宜，这是我从中国民间诗歌坚守者们得到的经验。我一直相信，人生得有一个目标，然后朝那个目标前行，不管外界的风雨，也不管世间的歧路，只需行动便可。如同发星老师在山中默默的坚守，不断地向外界传递来自山间的诗歌信息。这是一个速朽的快餐时代，我们习惯加速度。诗歌在网络、论坛、微博以速食的方式进行，这种快速的诗歌让我疲惫而迷茫。我目睹了一场场借以诗歌为名的表演，这种表演会以不同的面孔的出现，它们也许是一次挂名的活动、研讨、论坛、朗诵、评奖……无聊的争论，各种出格的言论……它们热闹而喧哗，我渐渐习惯了这种狂欢，习惯了很多人把诗歌事件当着诗歌的本身，也习惯各种各样不同的面孔，他们或真诚或虚伪，尽管我一直告诫着自己不要成为这样，很不幸的，我自己常常处于这样或者那样的事件、评奖、争议之中，它还是一本正经常地用诗歌的面孔出现。这些年我一直在说，我沦为自己的反对者，面对诗歌种种的沦落，它让我沮丧，也让我耻辱。十多年前，当我写下耻辱这首诗的时候，我不知道这首诗会不会成为我的宿命。它是送给我的兄长梦亦非的，他跟我一样，同样也受益于大凉山。在我悲伤或者疲惫之时，我知道，在遥远的大凉山，还有《独立》，还有发星，还有许多默默地坚守者，这些坚守着让我明白什么是诗歌的道义与责任。真正的诗歌存在于语言中，而非争议、表态、奖项、活动、会议中。每想及至此，我会想起十四年前那首《内心的坡度》，写那首诗的时候，我刚学会上网，彼时诗歌论坛几乎成为最为热闹的地方。打开诗歌论坛，每天都是各种吵架、交流、争论，大多数与诗无关，我有些短暂地不适应，我在这首诗有许多表达我对诗歌的看法“外面有些冷，诗歌也疲倦｜内心迁移出古老的坡度。勇敢，天真的词，句｜热血，激情构成眺望着的宫殿，回忆。”“这么多年来，我们的诗歌｜沉缅于路线与斗争”。那年，我写完《人行天桥》，这首诗几乎成为我写作的分水岭，这首诗歌的命运如同我许多诗歌的命运一样，在现实与理想，在生活的恶俗与内心的神圣纠缠。来自大凉山的《独立》收留了它，它成为我人生美好的回忆，每逢悲伤、喜悦、愤怒，我总会想起大凉山，只有它才会让我的心情平复，回归宁静。在那里蕴藏着一种古老的力量，它来自于古老的坚守，也来自山间缓慢的生活，那里自然宁静，尘世缓慢得犹若树木的生长与时序的变迁，没有城市的速食与速朽，唯有安静的诗歌与永恒的月光，那里的诗歌如遍布山野的植物，自然生长，不像都市诗人们那样用匠心与勾心交错的建筑起来的诗坛子，后者充满了造作。

      十几年后，我重读发星老师保留下来那些信件。这些信件对于我来说，不仅仅只是一封封信件，它们保留了我的诗歌初心。也许随时间的流逝，生活的改变，年龄的增长……我们在主动或被动中丧失自己，改变自己，但是只要我看到这些信件，我知道我会找回诗歌的初心，让我在色彩缤纷的诗歌坛子不会迷失自己。在那些信件中，保留着我的手指受伤、我的工作、我写完一首诗的喜悦、我计划写什么的诗歌……所有的一切我都愿意与大凉山分享，那些信件有我最初的幸福、疼痛，感谢发星老师一直为我保留着这样一颗初心，它让我让我在诗歌之路潜行。今年，我的《玫瑰庄园》出版之后，看到这些封信，想起十几年前刚写这些诗歌的记忆，往事历历在目。我记得我写完第一组寄给大凉山，那时我在黄麻岭，在银湖公园，在凤凰大道，如今时光已逝，世事桑沧如斯。我我写完这本诗集后，回了一趟黄麻岭，一切都在变，银湖公园变成了凤凰公园，以前的工厂因为大火变成了废墟后，重新建筑起陌生的楼。二十年过去，昔日的大凉山山鹰已老，唯有诗心未变，时光可以逝去，唯有《独立》上的诗歌依旧清澈如大凉山丛林间的海子。

        多少年来，我渐渐明白“潜行”对于一个写作者的重要，诗坛与文坛过于热闹，我们太容易成为热闹的一部分，在热闹与喧哗中迷失自己。我知道写作需要一种来自内心秘密的力量像暗流一样朝着自己的目标进行，它沉潜底处，避开诗坛与文坛的喧哗的污染，这些年我习惯于诗坛上热闹或喧哗的表演，种种幻象间，看到一个个扭曲之人，尽管假以诗歌之名，在生活，我更习惯于那些工业区，在人间的烟火之间，在厂房的围墙之间，将俗世中的诗坛隔得很远很远，我习惯于工业区的塑胶味、汗水味，它们充满着生活的气息。尽管不能像发星老师一样用近乎一种从不在意别人的方式坚守诗歌的原初，诗坛的喧哗与冷清于他，没有区别，他在山中一辑辑的向外界传递着来自大凉山的诗歌，特别是彝族诗人，这群年轻的诗人都还很年轻，十几岁二十岁，他们用一种古老方式创作，在他们的诗歌中我看到是诗歌原初的力量，而非那些喧嚣的被戴上各种“神童”“天才”的儿童诗人的作品，这是投机取巧与坚守本真的区别，在那些年轻人的诗歌中，我看到一种诗歌本身的古老的力量，他们直通中国诗歌之源头与身体之血液，而非花哨的“匠心”或者成人眼里的“童心”。

        “人有大义”，这是多个朋友知道发星老师和《独立》之后的感慨。这种义来自于诗歌，也来自中国传统文人，来自诗人间心脉相通。我的诗歌永远在通往大凉山的路上，那里的海子、大山，那些来自少数民族黝黑的面孔，对于我来说，大凉山是来自我血液间的诗意，一代又一代大凉山诗人用他们最美丽最纯洁的诗歌增添这座大山在世人们内心的份量，它如诗歌般神秘。多少年，我感受着关于大凉山的种种，他们来自各种新闻，来自刘绍华的《我的凉山兄弟》，来自吉克阿优、吉布克、鲁娟等人的诗歌中。但是大凉山于我，有一种古老的诗意，它来自于《独立》，来自于一本在中国内陆贫穷山区的民间诗刊里，在那里，有最原初的诗歌，在那里，有我最原初的诗心。

2018.1.26，广州

以“独立”精神敞亮

“边缘”与“失踪者”

——小议《独立》杂志的“传统”

◎赵思运

赵思运：1967年，山东郓城人，文学院教授，著名诗评家、诗人。曾被《诗歌月刊》评为当代有影响的十大诗歌评论家之一，现居浙江。著有诗学专著《现代诗歌阅读》《边与缘--新时期诗歌侧论》《中国大陆当代汉诗的文化镜像》，诗集《不耻》《我的墓志铭》等。

1998年6月创刊的《独立》马上就要20周年了，如果逆推到发星创办民刊《温泉》的1987年的话，发星的民刊办刊史已经满30年。30年，对于宇宙而言，也就是弹指一挥间的事情，但是对于一个具体的生命个体而言，持续燃烧30年而且还要继续燃烧下去，这是多么壮烈的事情！今天，对于20岁的《独立》，我们在充分表达敬意的同时，理应说几句话。我想，以“独立”精神敞亮“边缘”与“失踪者”，应该可以看做《独立》杂志的“传统”。

1.“地域诗歌”概念的确认和彝族当代诗学的自觉，是《独立》最大的贡献。在这以前，彝族当代诗群是被严酷遮蔽的边缘地带。《独立》诗刊多年致力于“地域诗歌”概念，无论在创作实绩还是理论建设，都是不遗余力的。而在地域诗歌版图中，他们在广泛关注边缘少数民族诗群的基调中，重点突出了彝族现代诗歌。

对于发星来说，“地域诗歌”概念在1988年在他心里萌芽，确实具有早慧的性质，1997年《彝风》创刊和1998年《独立》创刊，打造彝族现代诗歌流派，为2000年正式提出“地域诗歌”打下了实践基础。《独立》从第7期开始，曾经十几次持续推出地域诗歌专辑和理论专号，与《彝风》互动联袂，不断推出“大凉山第二诗界”，编辑出版《当代大凉山彝族现代诗选》、参与编撰《中国彝族当代诗歌大系》，出版《大地的根系：地域诗歌写作14年纪念专集》。现在诗界广泛流行的概念如“诗歌地理”、“地方主义”虽然具体内涵不一，但是在视角上都与“地域诗歌”概念一脉相承。这是同一条诗歌之河，属于同一个诗歌传统和理论谱系。

《独立》对于彝族当代诗学的推举，彰显出彝族文化的独特品质，具有鲜明的文化寻根的意味。非常可贵的是，《独立》的“地域诗歌”概念不断打破少数民族诗歌的狭隘樊篱，甚至具有了一定的国际视野，推出当代世界文学流派诗歌大展。尊重彝族文化，是推动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我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名单上看到李骞教授主持《当代大凉山彝族诗人群研究》时，感到非常激动和振奋。这是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大凉山诗群和彝族当代诗群已经进入主流文学史和学术史的视野。

2.《独立》名副其实地具有独立品质的担当精神。

我一再强调，“民刊，不仅仅意味它的存在形式是非官方的，更应该是一种姿态、一种立场，甚至是一种灵魂的倔强的前倾的姿势。”我也在深深地担忧近年诗歌民刊独立精神的式微。现在民刊的问题十分尖锐，整体呈现出平庸姿态。相当一部分诗歌民刊的水平很粗劣，连官方刊物的水平都不如，更不必说精神立场了，基本上就是诗歌爱好者的园地而已。在大量民刊乏善可陈的情况下，如何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和艺术的意识形态领域凸显民刊独立不倚的艺术品格和精神担当，就显得尤其重要。这是确立民刊何以民刊的最终依据。否则，民刊就会走向平庸与死亡。民刊的独立品质现在旨在极少数有担当的诗人和出版家那里有所体现。很欣慰的是，《独立》诚如刊名所标识的，依然奔赴在民刊的前线，那种先锋和独立品质依然闪耀着光芒。第16期专门设置了“21世纪自由精神史专号”。“知识分子群像”请哑默、海上、张嘉谚、周伦佐、周伦佑集中出场。“xxxx”栏目的诗作和孙谦、龚盖雄、易杉、孙守红等人关于xxxx的专评，亦颇具锋芒。关于民间诗人笔述漂泊精神史访谈系列（海上，南北、孙文涛、安琪、西域、阿翔、蓝紫、丁成、游建明），以及张嘉谚的异端诗学和“隐态诗歌”概念的确认与传布……都充分体现了独立立场、自由精神。周伦佐的三部曲《美的哲学》、《爱的哲学》、《人格建构》，丁成《异端的伦理》，张嘉谚的《贵州隐态诗歌简论》，都闪烁着思想的锋芒。

第28期对于周伦佐的纪念专辑，都是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的薪火接续。

相当多的读者对少数民族文学存在着严重误解和狭隘性偏见，以为少数民族文学无非是封闭的民族景观和风俗展示。但是《独立》倡导的彝族诗歌的现代品质和先锋品质、探索品质十分昭著。第18期“21世纪中国先锋诗歌十大流派专号”实现了对整个诗坛格局的准确把握。怪才梦亦非的长篇探索诗歌，发星的“泛文类诗歌实验文本”，都是很有价值的实践，都是对传统写作和一般意义上的少数民族诗歌写作的巨大突破。

3.《独立》对于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边缘者”与“失踪者”，进行集中呈现与人文关照，为在暗夜里传布火种的民间期刊和民间力量树碑立传，在民间史料的钩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简单罗列一些最富有特色的一些成果：

第4期海上诗歌专辑，第8期海上专辑A卷和B卷等关于海上的作品、文论、通信，随笔、访谈录、海上专评。以及周伦佑的《周伦佑“文革”诗选》、周伦佑文革时期旧体诗词、哑默诗歌通讯资料、黄翔的海外作品、80年代30封大学生书信、第28期的《诗人回忆录》专辑等，均系极其难得的珍贵史料，倔强地张扬出铭记历史，拒绝遗忘的姿态，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填补文学史空白的意义。

关于农民诗人访谈专辑（张联、李龙炳、狂氓、嘎足那挪）、关于《诗歌报》停刊对乔延凤的访谈、姜红伟关于八十年代大学生诗人的访谈、孙文涛的诗人系列访谈、胡亮关于洛夫、柏桦、燎原、张默、赵毅衡、沈奇、阿吾、蓝马、哑默等访谈，带着历史个体的体温和心跳，极大地丰富了文学史的质感。

多次设置打工诗歌的专辑，专题研讨郑小琼女工诗歌系列，体现出底层关怀和人文情怀。

发星的《中国民间现代诗歌运动简史》《自由燃烧的地火——21世纪中国重要诗歌民刊扫描》等力作是民间诗歌资料的重要文本。

4.一点期待。

从地域诗歌的倡导到彝族当代诗群被关注，是一个很大的的突破。如果将“地域诗歌”进行“地域诗学”的提升，那么，如何在“彝族当代诗群”中萃取出“彝诗学”理论体系建构，是下一步要去做的任务。这对于诗学理论、文学史、学术史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2017年11月14日

双乳山上“独立”的黑鹰之魂

——《独立》二十周年有关记忆

◎海 上

海上：1952年，原上海人，由于命运错换，成为湖南人，是目前第三代诗人中，诗、文论、绘画、书法等多艺术能力创造的先锋实力人物，30多年来一直在民间沉隐自由，漂泊独立。

说“记忆”，是因为近些年的一场疾患，脑子被删除了许多时段性的记忆；并且记忆力大幅度下降，根本失去了结构，仅剩部分断片式的印象，隐隐约约，似有非有，时现时隐……

现在想像周发星31岁时的样子，应该是血性十足的汉子。用他的硬词来形容，应为很铁血，很黑蛮或蛮黑！我是在他35、36岁时见到他的，那是2001年。

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也就是1997年至1999年，我迫于生计到处流荡，也正是那个被诗化的世纪末，我的诗作在台湾《创世纪》连连发表了几次，引起台湾诗评家黄梁先生的关注。我是四十几岁人，一边活在无奈中，一边为黄梁的出版计划整理着诗稿。同时整理的另一本散文诗集稿，书名叫作《还魂鸟》。

大凉山，没去过；但传来周发星热情洋溢的声音。世纪之交有一些联想式的文字，首先发在周发星创办的民刊《独立》上；“独立”这个刊名让人十分解气，更来劲，所以从头至尾，我们之间常有书信往来。

周发星竭尽全力地投入《独立》这份民刊，当年还是以打印、复印的手法，比较简陋的草创阶段，但即使如此，花的也是他和他的妻子省吃俭用的血汗钱！

周发星有个十分和睦的家庭，上有父母，下有孩子，妻子也懂得他的所作所为。你想想，在普格县双乳山下的穷乡僻壤，能出现周发星这么一个既汉又彝的留着大胡须的“外星人”，是一种奇迹啊！

这是我2001年去普格，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最大感慨……

 

先设置一个前提吧，在此本文不作批评研究之探讨。《独立》二十周年，撰稿人众多；我已读到了比较系统的回顾文字，周发星本人也更详尽地阐述了《独立》的发展史……它一步步走过的足迹无须我再用并不完善的记忆去叙述。所以，我只想侧面地谈一下《独立》创办人周发星和《独立》之“独立”的价值意义。

看上去像个莽汉的周发星，却是一个地道本份而不世故的纯粹之人；他早年往返于西昌普格之间，无非就是为了去旧书店淘选书籍；他为此着迷，且乐此不疲。许多已被时代遗落的旧版书籍，就是他从西昌街上扛回家的，那些年的阅读量让他在小县城的单调生活意外地丰富起来……可以说，周发星是全身心地浸润于诗歌精神里的狠角色！

这种“狠”是他的无怨无悔的意念；而这种“狠”正印拓出他传承有根的善！凡是接触过他的人肯定会认可我对他“与人为善”的认知；千万别以为他的善良仅限于“为人”，他的善，我是感觉到了。他对树，对草，对自然之物都散发出一种情愫之目光。

我为什么能体会到他的善呢？这话语一转就要表彰自己了。因为我们都有一颗惜木爱才之心；不然周发星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彝族粉丝呢？我们爱才的方式也许不一样，他是耐心的；而我是用批判手段去培养有才气有灵气的后生的。

如果一定要比个厚薄，那么周发星肯定比我更为人性，更为柔和，更为令人感到温暖！反观自己，远不及他一半。周发星很有克制，我从未发现他发过脾气，或者他是另一种脾气？

但我一次次发现，他对人的帮助；让我最难忘怀的是我的第一次泸沽湖之行……有一年我去普格和周发星玩了几天，要走的时候，他劝我说，你已经在行走了，这次应该往南，往盐源方向走；去泸沽湖看一看；再去泸沽湖那边……再往丽江走，这一圈可以看不少地方。我说哪有钱走这些地方？总会要花钱的。周发星说，这个我给你准备了。随后拿出一个信封塞给我。

这件事让我十分惭愧。因为这不是接济我吃饭，而是去玩呀！古人云：救急不救穷。而周发星想得是我难得来一趟。

周发星对我的关注早在《独立》第四期的时候，可以说他在还没有很了解我的情况下，完全出于诗的信任而做出的举动。他给我做了一期专辑，在此后的第八期又做了两次（A辑和B辑）。

 

惜才爱才是一种“善”的心愿，这在周发星身上已经有了历史见证。记得当年他把郑小琼的诗给我读，隐约记得好像是夏天，我昏昏沉沉地用睡觉打发冗长无趣的时光……拿到作品后，我读出了味道，十分欣喜。随即就拿起白纸给他写了一封信，此信在随后一期《独立》中全文发表出来了。虽说对郑小琼的《人行天桥》仅有了了几句，但是略等同于对当时有争议诗作的最有效的褒奖。周发星不遗余力地推出郑小琼的其他作品；事后我也在行走各地的机会中，奔走相告般地将《人行天桥》介绍给诗界同仁，其间也不乏争论。但是，我每争必胜，因为我是真情欣赏这首诗的，所以我的理由会有理念上的准备。

发现一个诗才对于周发星如同使命，他比诗者本人还要成倍地兴奋！

在推荐阿索拉毅《星图》那年，我深深地理解了他把中国诗歌当作赖以生存的粮食和空气；周发星不掩饰他沉不住气的激动，而他又不屑于假装老道。因为诗的激情一直是他“铁血”中的沸点！

他有自由的权力来散发这种热情。

我们常常猜测人生之命运，好像果然有个大神掌控着你的人生运气；其实周发星或许就是大神派遣的司令者，他会毫无忌讳地看着他人的成长，并为他人喝彩。这就是他的本质的善良！

无论是谁认识了《独立》，认识了周发星，就是一种续前世之缘。你若有诗性之才华，这正中他的下怀；他会竭尽身心之胎气去鼓励你、雕塑你、造就你，成为器皿。

二十年来他的收获是如此巨大！

郑小琼、阿索拉毅、鲁娟、孙守红、孙阿木、吉克·布等等，更有活力的一代从未忘记过周发星。

“因为根据地的构思，于是写下了纪实性的非虚构作品（诗人简史）十八万字。更为壮观的是，创建了‘地域写作’这一可行性愈加鲜明的领域。初创阶段已经成型，从地域诗歌的倡导到彝族当代诗群被关注，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赵思运语）

就在本文未定稿之时，读到了赵思运的文章《以“独立”精神敞亮“边缘”与“失踪者”——小议《独立》杂志的“传统”》。文章简述了《独立》的重大成果，同时指导了最后的期待，这使二十岁的《独立》拔高了形象。

也暗合了我最近一些日子的泛想，在为陶春撰写《存在》诗刊二十周年文章时，我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不能让四川的民刊仅作用于诗人发表作品的园地，而是要构建一种坐标式的诗学性的高度走向。

今天四川的几份民刊成绩斐然，但是都没抓住一个生存发展下去的高度理由，而“地域性写作”的创建却成了继“非非”以来的最有精神意味的可见成效的诗学向度。

赵思运说得一点也没走调，他说：如果将“地域诗歌”进行“地域诗学”的提升，那么，如何在“彝族当代诗群”中萃取出“彝诗学”理论体系构建，是下一步要去做的任务。这对于诗学理论、文学史、学术史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居然这么多年走过来了，我们真的也会老？奇怪我过去没认真去思考过关于“老”的问题。二十年的时间，公平地赋予每个生命的成长乃至成熟、成器。周发星为操办《独立》付出了青春……

周发星啊，不要轻易老下去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从“地域诗歌”到“地域诗学”，从“彝族当代诗群”到“彝诗学”，《独立》的担当将有更大的任务，任重道远。

 

二十年来，周发星从写诗开始，写着写着学会了写“地域”论文，写“民间诗歌简史”，写着写着，写进了诗歌发展史。这个过程，流点铁血换来诗学动向，有什么不值得？太值了！

二十年是一步步走过来的，或许一开始就是立足凉山、关怀天下。用赵思运的命名，包括我在内的部分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人都属于“失踪者”。

尽管我比较喜欢这种命名，它充满了和这个特殊转型时代有关联的悲怆式的诗意。（至少比什么“幸存者”、“隐匿者”更具有哲学意味。）而事实上，若站在社会体制的角度，我们既“边缘化”，又是“失踪者”。我却不这么认为，我一直都没有失踪，因为只是价值取向往那边倾斜而已。站在文化诗学的角度，以心灵与诗的相互呼唤，我们这种小众和少数不经常混迹诗界的人，是诗主流面对诗学在世，是霸占主流上层建筑的人物们眼中失去了我们。

我们在最底层的民间，和没有附加条件的诗歌在一起；没有写诗的虚名：国家一级作家、某市某区作协会员……这就证明他们是“主流”？是“诗人”了吗？

这种笑话唯有在中国才有。

诗歌民间的意义是贯穿整个文化史的，这种贯穿不仅是这段岁月、这个“新诗百年”；如果几千年后中国还有诗学文化传统，那么毫无疑问，今天的话语权统统无效！

周发星创办《独立》的过程，正是他寻找搜索被“失踪者”的过程，这也是《独立》并非一般发表诗作园地的根本所在！不是这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有多伟大，而是没有他们的参与，现代诗的环节就不够完整。在这些承前启后的一代人身上不仅藏着密钥，而且还饱含着不可言说或一旦言说就有更多的言说绞杀，是啊！他们这一代的见证足够提供一个民族大国复兴所需的文化记忆！

接下来我一定要阐述一下《独立》至所以努力而且有收成的重要缘由。

当《独立》被命名为“独立”的初创期，周发星不可能没有思考；第一，他知道诗歌第一要素是“自由”；没有“自由”的诗不成立。第二，有了自由，人生还必须要“独立”、能“独立”。独立的人生意味着个体能够承受在世的孤独和寂寞，在此种环境中活下去，才是够得上“独立”资格的。第三，人类的进步和思想来自于独立思考、自由思想！

“不自由，毋宁死”的宣告也有几十年的传播了。如果没有独立，根本办不好《独立》；也带动不了大凉山范围的“现代诗歌”。《独立》知行合一地做到了极致。因为，在周发星的期待中，这不仅是题目、口号或说辞，他把前一代“失踪”的独立份子一一找出来了，如哑默，如一些潜在精神的人。

这也是《独立》所担当的事！

 

从此伊始，中国诗歌开始了“人性正道”的事业。大凉山今天的现代诗群已蔚然成风，如果直接说它是民间诗歌的自觉奋进，会遭到来自体制的抨击；但是我们可以冷静地观察，难道这种方兴未艾的诗歌风云是来自体制的号令吗？显然更缺乏话语基础。在此我们就是想削弱《独立》的余音回肠的影响，已然不够能力找到否定性的证据了；反而有足够的文本证据证明，这么多年来的由《独立》滥觞的追求精神自由的诗歌先遣意识。

周发星抓住了一个民刊必须的、坚不可毁的内构的支撑要领，他在众多民刊中第一时间得到这批先驱们的同情，无形中增添了《独立》精神的核心能量，使《独立》彰显了独立秉赋！

前面我说到二十年的行迹周发星们整理得一丝不苟，不需要我复述；所以我只能在它的行迹过处漫谈一番它在正史文本中难以叙述的枝槎之间的轶事，也恰恰是这些故事丰满了它的成长史，亦或是提供一些旁证。《独立》二十年来跌跌撞撞中都有些谁成为它的风景。

我四上凉山，而且还有故事勾连着，让人难以忘怀……

第一次是2001年，我的台湾朋友杨平、陈尚平来深圳找我，到国内找好玩的地方，我说去凉山看火把节吧，他们一听来了劲；我们从深圳起飞到成都转火车到西昌，又坐乡村行走的中巴……一路上两个台湾人憧憬着各种奇遇。来到普格后，才知道“火把节”刚刚错过。

周发星为了不让台湾朋友太过失望，在他的朋友帮助下，到一个山村又安排了一场小型的山野活动……还有毕摩表演舌舔烧红的三角铁，看得台湾朋友眼球都膨胀了。最可怜的是杨平，我们当晚睡在牛棚阁楼上，早晨起来他浑身奇痒，掀开衬衫一看，胸口脊背上虱蚤咬出的小红痘痘一大片，足有好几百个吻！他自己也乐坏了，说这是他一生难忘的经历，说明彝乡的跳蚤喜欢他……我们在普格的一条干涸的河床上孩子一样玩耍，听一群流着鼻涕的孩子们唱歌。河床上的巨石可以当床，我就躺在一块白灰色的巨石上……

也就是那次快乐的旅行，两个台湾朋友去了贵阳找哑默，我在周发星的怂恿下去了泸沽湖。

我对彝文化有一种着迷，总隐约感觉它是一个还可以深究华夏整个文化圈的交集着人类演化的过程，需要生活在大凉山的诗人们通过诗歌去想象出来，通过想象，我们不断筛选不断追踪……这是一个怎样的有完整历史构造的民族呀！我们对它的传说缺乏更深的追根溯源。

这也导致了我一次次来到大凉山，哪怕就是走马观花；和我去远方考察岩画一样，我知道以个人单枪匹马之力很难追索到想要的真相，但是我总不能放任自己一无所知。

2014年，我和盘予相邀后，赶在火把节前夕来到普格，周发星忙得不亚于当地的县长，因为走进他家小院一看，所有的凳子都坐满了诗友，正在热烈地兴奋地说着……

我对周发星说：“是火补舍日请我来的。”果然，第二天召开的座谈会上，火补舍日老专家安排我前几个发言。我记得在发言中，一再强调作为文化桥梁、民族桥梁的周发星功不可没，他为凉山州地方打开了用诗歌联结汉族朋友的风气。

没有周发星的《独立》，不可能强化我的一生只钟情于民刊。我和那些功成名就的诗人们恰恰相反，他们为在所谓正规刊物上发表作品感到荣耀，而我偏不这么认为。在中国只有民刊的诗歌才能真正传递文化薪火，才能真正找到神的真谛。（我并没有说民刊的诗作都是成熟的，它或许有些不尽人意的粗略。）

我一生已到了生命的最后晚年，诗写了一生；虽然我没做成“诗人”，但是我为之呕心沥血的诗和我的人生价值观，肯定要在民间人堆中散布发表。它是那么不被文化体制待见，它的自由精神一直在召唤着干净的灵魂。

 

在这个二氧化碳多于氧气的今天社会空气中，日复一日考验着每一条生命，不同的生命品质决定了我们于浊气中吸氧的能力，奇怪的是，我每天吸到的是新氧；因为我唤醒了体内的植物性，任何空气在我的体内都能得以互换。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就要学会如何不去摹仿别人的活法，活着“独立”的自己。我的野性赋予的灵性直觉一直未背叛过我的秉格，和《独立》交往的这二十年间，我和周发星共享着一种自由诗写的乐趣，在发现诗才的问题上我们大向度是一致的，但存在着梳理上的不同手法。

比如对“xxxx”和它的创始人xxxx的一些期望值上，周发星爱才之心过于急切，有些动作用力过猛，导致一些年轻诗人的心理落差。

平心而论，xxxx的诞生和周发星的引导是分不开的，而且“xx”也提出了它的立场，许多诗作让人读到“xx”的生机活力，但更多的文本仍然是脱胎于传统抒情的直述模式；当然他们带来的、甚至于扑面而来的激情既火辣且勇敢，是一群有蓬勃生长的诗歌群体。恰恰是诗之外的略嫌虚荣的简介或过誉的张扬遭到冷场旁观……这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场景，是否可以冷静地反思一下呢？

他们有过一次大面积的亮相，我也作过一次扫描式的评论。我自认为是比较公道的，我也反对个别年轻诗人缺乏理性的冷嘲；好像问题还得回返到周发星手上去重新梳理；至少，我是这种认为；或者也可以进行一场各抒己见的探讨。总之，一个诗歌流派和主义的诞生仍然要经得住来自四面八方的见解。你不能仅固执己见地以为诞生就是成功。难道没有成长期吗？

无论世事再怎么纷纭嬗变，也无论旁议再怎么刁钻刻薄，一个诗者必须要回到诗歌本身，拿出有深度、有嚼劲、有耐力（……）的诗歌文本来，所有的疑虑风云自会消散，最重要的是个人的人生维度得到了提升，等到可以俯瞰现场的时候，你的目光和脚步也将不会停留……

二十岁的《独立》当就这么不忘初衷，“独立”地走下去！

 

2017年11月17日-20日路途上

 黄梁与发星的诗人友谊经验谈

——给《独立》20年

◎黄 梁

黄梁：50后，台湾人，诗人，诗评家，艺术策展人，1999年-2009年，20年间编有“中国大陆先锋诗歌从书”20册在中国诗界有极大影响。1981年到1983年在海边独居，1984年到1999年底在山林隔绝小村隐遁系统阅读思考。著有诗集《沥青与蜂蜜》《野鹤原》《小叙述》及80万言的汉语新诗评述：《百年新诗1917-2017》。

        如果不是诗的缘起，我不会认识朱文，不会策划主编“大陆先锋诗丛”（1999），不会结交周伦佑、海上、于坚、柏桦、孟浪、余怒等诗人。如果不是写诗，我也不会写诗评，不会出版新诗评论集《想象的对话》（1997）；不会导致偏处川北广元的史幼波读了评论集上我的8首诗，主动写了一篇万字的长文《漫谈黄梁诗歌与建筑美学中的形而上精神》，我的初诗集《沥青与蜂蜜》（1998）幸运地有了现成的序论。不是发星写信向我洽购整套“大陆先锋诗丛”，文章透露了他与周伦佑、海上、孙文的交往，我不会注意到这个诗界边缘人。2007年公开征选“大陆先锋诗丛”第二辑时，发星主动向我推荐郑小琼，我意识到此人的胸襟与视野颇为独特。2010年拜访大陆诗人之旅，我路过成都时，遂有了南下普格与他结缘的经历。

        “诗人友谊”是一幅当代奇景。《发星答女诗人安琪访谈》提到他与梦亦非的一段交往：“2000年初，他和女友从独山被族人追赶在贵阳花溪落脚，我发动友人们一起筹款接济，后来陆续又有一些，我帮助的理由是他太有才，为了我们的诗歌理想，我应该挺身而出。后来女友走失，他又去三都等地搞田野调查，为我们共同的‘地域诗歌写作’追根问底，在几个月的时间我都按时寄钱，他的要求不高，一月只要120元生活费足够，这种清贫与理想撑持是山外人无法理解的。”这段友谊的道义氛围，让我联想起“大陆先锋诗丛”第一辑的策划缘起：“1996年12月出版的《现代诗》季刊28期制作了‘朱文专辑’，那是第五届‘第一本诗集’征稿活动流产的补偿性专辑（朱文是首选）。最难过的人是我，因为朱文是我推荐的，之前朱文压根儿不晓得《现代诗》是啥？我基于不知根源于哪个时代的道义责任感，胸怀出版朱文诗集之大任，鄙人自荐向唐山出版社提出口头策划案。天怜之！发行人陈隆昊先生心怀侠义一口允诺，唐山版《大陆先锋诗丛》十卷本于焉肇启。”（《“大陆先锋诗丛”编辑纪事》）诗的因缘不可思议，局外人很难理解；我根本连朱文长什么模样都不清楚。

        因为机会难得，我给诗丛“边缘美学”的定位，并且公开征稿。整套诗丛以朱文开端柏桦压轴，寻索被压抑的、被遗忘的声音，贯串当时我对现代汉诗的文化思维。除了朱文诗辑内容原封不动，其余入选诗稿，都经过我编选排序校对，每本诗集写了细读式评论。这项文化工程投入我近两年的时间精力，出版社仅提供出版机会而已，其他付出纯属个人的文化坚持。举例而言：第一套诗丛的海上诗章，因为风格极端诡异，深入阅读并掌握海上诗学脉络，便花掉百日。第二套诗丛的杨键，从文本研究、裁选到完成评论《七个关键词》，半年时间飞逝。这样的诗歌行为很傻，既没有稿酬也不为学术升名等，相当非现实。

        发星1998年创办《独立》诗刊，强调办刊经济独立、思想脉络独立、诗歌风格独立，从个人生活开支挪用印刷经费，编校、印刷，发行一手包办。从世俗观念检视也是个蠢蛋，无用之至！发星从不利用刊物聚众叫嚣、标榜自己，他的办刊目标很单纯，诗歌理想而已；理想的核心是“地域诗歌写作”，这是为边缘族群服务，向文化历史寻根。

    发星与黄梁的文化关注有些共同点。我一向看重“流窜在地层下的存有之光”，1998年2月选定“大陆先锋诗丛”第一辑人选时，朱文、海上、马永波、余怒、周伦佑都尚未出过个人诗集，移民伦敦的虹影大陆诗坛也很陌生，于坚、孟浪、柏桦仅出过薄薄的一本诗集。1999年2月诗丛一推出，两岸皆引起轰动的文化效应。发星办刊也有几个焦点：“①对个性诗人的推重：海上、孙文、孙文涛、梦亦非、郑小琼等。②对地域诗歌的推崇，由大凉山→贵州黔南→云南昭通—大西北→中国边缘民族现代诗群体。③对农民诗人的关注：张联——李龙炳——嗄足斯马（李果）——张树森（狂氓）。④对民间诗歌运动史的归结整理。⑤对80年代重要诗歌文献的整理。⑥对民间诗人中独立知识分子的关注访谈（周伦佑、周伦佐、哑默、张嘉谚、张修林、海上、吴若海）。⑦对民间漂泊诗人的关注（老黄、海上、南北、孙文涛、安琪、西域、张守刚、游建明、蓝紫等近30人……）。”（《发星答女诗人安琪访谈》）《独立》刊发的文史访谈记录与边缘诗歌文本，会在历史中留下痕迹。

        发星广泛收集彝族诗人作品与相关文章，这些文本很少引起主流文化关注；我根据诗选材料，即发现了吉狄兆林这位彝族大诗人。发星对郑小琼的推荐也值得记上一笔，“后来她寄来《玫瑰庄园》《黄桷树》等组诗，我又是一惊，这些作品发在2003年《独立》13期上，我设了一个‘独立民间诗歌奖’，把‘新人奖’给了她，这个奖没有钱，只是我的一个民间认定与精神鼓励。后来，我在她的一首诗中看见她迫切要得到《金斯伯格诗选》，我马上把我的唯一一本寄给了她，后来针对她的现实处境与写作方向，我除了写信鼓励外，就是根据她的写作需要，邮寄了大量书籍给她，使她一边体验生活（打工），一边写作，一边读书，这样当下性、实时性的写作学习方式对她很适合。2003年下半年，她写出的重要作品《人行天桥》《完整的黑暗》被我登在《独立》14期上，引起很大反响。”（《发星答女诗人安琪访谈》）以发星侠义公正的行事风范，即有资格被尊敬为“诗人”，因为它符合崇高的诗歌精神。

        2009年“大陆先锋诗丛”第二辑选了郑小琼与车前子，前者的语言质地驳杂，后者的诗歌美学极端另类。我花了很多心血，将郑小琼的文本进行分类整理、取舍与编排。车前子面交给我一批特定时期的诗篇，我主动收集老车诗歌生涯各阶段大量文本（包括他自己都忘了摆到哪里去的整本诗稿），加以严格汰洗，编出一本具有代表性的诗选。我的唯一考虑就是“诗”，不计较任何他者眼光与时间成本；潜意识里，我尊重自己是一个“诗人”。

        “大陆先锋诗丛”第一辑是九本个人诗集，加一本九人诗论合集《地下的光脉》。第二辑的规划也是九本个人诗集（诗论附在书末），加一本黄梁诗论集《洗清泉》。征选截止最后一天收到臧棣来稿，仔细拜读后，我将整套诗丛定位为“书写向度”：灵性书写（XX、张执浩），文化书写（杨键、臧棣），性情书写（庞培、苏浅），生活书写（郑小琼、伊沙），语言书写（苏非舒、车前子）。这套诗丛的文体类型非常多元，个人面貌清晰。我放弃了黄梁诗论集的出版机会，文化价值高于个人利益，这是诗的教诲。

        发星（1966— ）与黄梁（1958— ）还有一个性格与命运上的巧合。发星认为自己：“具有古代的隐居情怀并在隐居（隐于当今山外喧嚣，在山中做自己喜欢的事），而又具诗人本身的浪慢性（洁身自好，独立清贵，拒绝黑暗，朝向雪白，自由洒洒、浑身情爱弥漫。……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认为自己快乐就去做（写诗、办刊、帮助人），并认定这是自己一份‘命使’。我从不想悲观，也悲观不来，真正的诗人是不应该悲观的，悲观是向黑暗投降。所以，在我身上，难以看清是××主义，我是复合的多重的一个‘杂种主义’。如果非要我定自己一个主义。可以定为‘蛮族主义者’。”黄梁恰好也长期隐居于穷乡僻壤。成长于台北大都会的年轻人，为了自我启蒙，1981至1983年独处于八里荒凉海滨，研习《南传阿含经》、《乐府诗集》。1984至1999年赁居湾潭山村，专注新诗，此地与外界联系要靠人工划渡。2010年再度回归花莲偏乡，一人独对百年诗史大论述。如此艰险的生命经营与价值选择，承受现代人难以想象的重负，也创造出独特的人文思想与精神空间；这一切纯粹出于诗的启蒙，尊重诗的直觉一门深入。

因为诗的因缘，我交谊了于坚、柏桦、杨键、史幼波等文化知音，也拜会海上、车前子、余怒、苏非舒一拨江湖怪杰；XX，XX为XX默默耕耘令人敬重，王小妮平凡做人精神挺拔。而发星，从2010年7月普格短暂的4天相处，我对他的评价是：胸襟开敞，待人诚笃，当个朋友既安心又温暖，可以剖心腹说真话；当代这般人品，凭良心讲，屈指可数。

 

2018年2月6-8日，台湾。

关于发星和大凉山及地域写作

——摘自[诗歌随笔]

◎彭一田

彭一田：50后，浙江人，其生折曲，以诗作精神之硬骨风行。”柔刚诗歌奖”获得者，民间诗歌独行大者，漂泊诗者，思想者。中国诗人中极少的风水师。2017年4月来大凉山诗游。

从西昌出发，往西南方向翻过一座大山，再翻过一座小山，就是传说中的大凉山普格县。普格，彝语意为山垭口下的草甸子，彝族群众称普基，普格即由普基转音而得名。普格县城属于则木河流域，则木河是黑水河在上游的一条较大支流，黑水河是金沙江的一条支流。黑水河流经普格，于州内的宁南县葫芦口汇入金沙江。

“每年从6月份雨季开始，山洪暴发时，站在很远的山头就能听到烈马群奔腾不息的咆哮声，这黑水河通向宁南那边的金沙江。”这是发星告诉我的，当时是5月上旬的一个傍晚，天地一片宁静祥和，我们站在晚霞下的中梁山上，望着川里的河谷指指点点，这河谷也是宁静的，因为此时河床干涸，它还处在沉睡中。沿着这段河谷的一条公路是去往布拖县的。河谷靠乌科梁子蜿蜒而去。在中梁山的后面一侧，隔川就是螺髻山余脉，普格县城就在中梁山与螺髻山余脉的那片“草甸子”上。

地理上，这里处于大凉山范围，“火，是人类对自然的呐喊，和对自己生命的主张。”这句话是我在来的路上想到的。普格县属云贵高原之横断山脉。螺髻山与乌科梁子东西对峙，中梁山纵亘其中。中梁子、波尾梁子和乌科梁子均属大凉山向南的分支。火、酒、飞鹰、黑虎，还有太阳、月亮都是体现生息在这块地域上的人民精神气质的元素，这些元素既是生活方式的，也是图腾意义上的。这是一片具有广博诗意的山川土地，诗歌是生活在这个美好地方里的人们神情的自然流露。诗歌不一定是伟大的，但却首先是可爱的。发星生长于斯，从他爷爷那一辈开始，扎根在普格。爷爷的老家是“江西吉安府”，发星的父母都这样告诉我。

清明前后于江南盛开的杜鹃花，在这方圆千里的地带被叫做索玛花。“山高、路远、语言转换不利索”的大山，铸就了原住民孤傲、刚烈、果敢的性格。“众生随类各得解，因根性不同，而产生了差异。”从文本意义上说，诗歌是以差异性获得它的生成和存在的，要在不同的差异上组织交流（冲突也是交流的一种），通过分享和学习（对质也是分享的一种）获得增长，《独立》诗刊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从1997年以来到现在的20年时间里，《独立》已编辑出版了28期大型诗刊。坚持以文本写下诗行，并且以编辑出版民刊的方式，把大量隐散在民间写诗的人聚集到一块；为了论述诗歌状态、发现新人，点评他们的作品，在编辑《独立》的这些年里，陆续写下了140多万的文字，这就是诗人发星的概况。

在地域性生存方面，大凉山脉首先具备了一种类诗歌生态链的功能，得益于当地的生活氛围，写作和编辑《独立》是发星日常生活里持续坚持的一大内容，也是发星家诗意生活的一种营养源。发星家在县城大街后面的一座山脚下，屋后有一棵参天大树，山

以个体想象和诗文本构建的方式来表现这个区域住民的生存风貌和内心气质，是诗人的雄心所在。而诗歌生态从根本上说告属于一个人的内心，海德格尔“诗意的栖居者”之说无疑是针对精神世界的。在这片历经沧海桑田，“几万年前大凉山脉是大海，后来经过剧烈的地壳运动，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星罗棋布的火山石就是例证”，大自然的变幻被诗人们随物赋形加以运用，用以表现人类的诗性记忆和想象。但它们终究还是外部世界的，我和发星在这里曾见缝插针讨论修辞与“认同”之间的诸种关系。记忆本身因在不少时侯混合了想象，所以“记忆”往往也是一种个人化了的想象方式。从“地域写作”概念的提出，到其体系化的理论完善，这一过程占去了发星16年时间。其间，发星在践行中也认识到了地域写作是人类共有的写作方式。

对地域文化的认同路径，亲历是一种方式。以语言学、叙事学，乃至符号学和心理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养去体认也是一种方式，但那大扺是文化学者们常用的“考察”手段。在这里我要谈的是诗歌，在汉语言的语境中，诗歌是人民对命运想象的共同体，发星在这个颇具神性气质的地方，凭一己之力创办的《独立》诗刊，运作了20年时间。这需要一种怎样的毅力呢？你可以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天性喜欢热闹的人是为了“众乐乐”而写诗、编诗刊的。但是无论如何，这是首先要基于一种奉献精神的。发星说，诗歌是认识自己、活出自己的最好方代。象道家哲学所表现的那样，以诗意的态度去关注生活中的那些具体事物，是发星的日常表情，在我看来，发星是一位具有道家风骨的人，无论是他对诗意的体悟，还是他对诗歌机缘的把握，都表现出一种循“道法”而行的态度。发星认同并崇尚这个地方原住民的精神气质。

以诗歌自我定义，和表达自我，张扬生命的内涵，是民间诗歌的风骨所在。在“温厚中藏有犀利，纯粹里透着清澈”的发星那儿，我想起王阳明哲学。阳明心学知行合一、内圣外王，不管世界怎样变化、环境如何复杂、处境如何艰险，一旦回到内心，就可君临天下，拿回掌握自己命运的主动权。中国5000年文化史，主流思想和精神脉系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两大高峰，前孔子，后王阳明。这里特别要提及的是：发星能从自己的生命直觉出发，把握来自外部的诗歌机缘，《独立》的运作和发展除其所在地域的优势之外，主办者发星对机缘的把握和运用，加大了平台推广的力度与厚度。发星认为，机缘把握的本质在于人的自然性，只在这里才可以还原生命的本真，诗歌让自己真正实现“回家”的愿望。我深感一个人生长的地方可以说是天赐的，但在成年后，如何把握机缘做事却要靠自己的修为和智慧。

除了对诗歌生态的讨论和感慨，我和发星说的最多的还是关于建构中的诗歌的语言修辞维度。诗歌的问题本质上是语言修辞的问题，这是我们的一个共识。地域、种族、文化、生存，这些作为背景的存在都还只是诗人的出发之处。当然，以诗歌的方式又到出发之处，这是一种可能的目标，但在这样的过程里，从美到美，以美为旨归的诗歌方式包含着对人民精神世界的净化，与提升。人类是美的伦理存在。对了，“羊腿矫健”这个意象，是我在来普格的路上，看到那些行走在陡峭山路上的羊群时所记下的。羊群们像马腿一样强健的肢体，令我情不自禁在手机上写下“生命在大山行走中，它们都有矫健的双腿，人群、树木、羊群，和其他事物；黑肌肤女人张开她修长的腿，以林中鸟的姿势跨越接连不断的沟坎，她瞳仁里泛出的月色照亮了我”的笔记。

20年如一日编辑出版民间诗刊，是基于人文思想在自己内心的独立性，“热血在燃烧，”这也正是大凉山生命激情里一种旷远悠久的基质，它与时下“风花雪月”的文化相去甚远。在我看来，人文意义上的独立气质更符合诗歌的本意，或者说真谛。在这个古老国度，“正在写诗、准备写诗，和献身于写诗的人太多了，而做编辑和出版，也就是资源整合这一块的人却是太少了。”诗刊编辑既是资源整合者，又是平台建设者。而“在行动中完善”是所有民刊创办者的工作方针，通过发现和团结诗人来整合资源，壮大发展平台，发星者，“在路上”不断地发现诗歌星星也。

周发星今年51岁，我今年59岁。当我们又一次触摸这些已蒙上时光尘埃的《独立》诗刊时，我想起孔子说的：“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我想这就是真正民间的心态吧。

“地域写作”的提出者们，由他们个体生命的体验出发，深入到对文化理性层面的思考，以诗性的情怀建构诗学体系，而不是用文化哲学或思想史的方法去解读民族生存史上的故土家园。其主要倡导者诗人周发星认为“地域写作”的核心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家园，二是天空。家园从属于山川大地，天空则与迁徙流亡有关。在有着家园情怀寄托的“地域”上，由现实中一已生存的根系血脉，通过诗性延伸到整片山川大地上的草木生机，由此，诗人在自己的容身之地融入了对世界未来的想象与期待。

实际上，地域写作是个本然性的存在，比如沃尔科特的大海、祖先、乃至具有殖民地血缘的语言，这些元素客观上就是地域性写作的内涵表现。可以说，所有的写作都天然属于地域写作，因而“地域写作”的理论体系建构要面临许多阐释自己之所以出现的

“地域写作”是在失语的时代背景中提出的，从现实中引发民族文化面临失传的身份危机开始，进而深化为对诗歌精神的思考和建设，寻找能够容纳生命情绪的，与现代语境达成同构的文本形式，以更好地彰显生命本真中的激情力量。而降低修辞的价值，显然一直是“地域写作”倡导者们关注的方面，对气象、风骨、神韵、格调的把持，要压倒对新鲜比喻和奇异经验的追求，这里悖论式地出现了诗歌语境的一种“本土”特征，使得蕴含着古老道德激情的文本大量出现在“地域写作”旗帜下的诗刊上。

从地域现实出发，通过改变现实的地域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进而改变命运，这是生存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生命求解放和求自由的长期的心灵企盼，与艺术召唤。祖先的流离失所是一个背景性问题，而用“非母语”写作诗歌是“地域写作”的另一个问题。这里存在的“记忆”和“认同”两个问题，表明在社会沟通中的普遍困境。在关于历史的神话、叙事、心理层面上，“集体记忆”不一定就是“历史认同”，而运用“非母语”，客观上存在嵌入国家层面认同的叙事原则和叙事模式的语言逻辑的隐性要求，因而“地域写作”理论体系提出的本身，隐含着诗人“身份与文化的双重焦虑”。

以原住民生命中的节律性，他们所具有的诗性智慧，现实生存与遥远祖国之间的互喻企求，并借助汉语本身具有的高度隐喻性，达成文本的实现，这已经是诗人的文本

由此，“地域写作”中的“地域”存在着虚构的可能，由实入虚，由具体到抽象，由个体生命体验扩大到对民族命运的关注，这是“地域写作”的核心要素构成。以诗性方式对现实地域的文化内涵重新认识，并试图加以“改造”，这是从现实地域上“再出发”的诗歌企图，但如何传承自己民族的史诗精神，依然是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原住民的诗性人格给予周发星以重要的启发与启示的一点是，他概括地认为“边缘民族文化”、“民间诗歌史”是自己构建“地域写作”体系的田野性质的第一手资料。

无论是激情性写作还是技能性写作，都要以智性为基础性内核，因此发自生命本能能量的激情式抒情化写作，从发展或进一步深入的诗歌要求看，有待来自理性的自省，而通过一个写作概念和其理论体系的建构，或许可以部分地达到倡导者预设的目标。在诗学建设中反思自己的作品特性，又在这一反思中积累提升体系建设的高度所需要的厚度，这大体在客观上回答了诗人周发星之所以持续以十几年的时间来构建他的“地域写作”理论体系的用心所在。诗人提出的理论首先是为诗人自己的诗歌写作服务的，诗人必须要回答自己在诗歌写作中发生和面临的问题。

由此看来，“地域写作”需要完善的地方，不是“文化根系”的问题，是在有时要“超越国家认同的修辞策略”的层面上，如何实现“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结合。诚然，诗人在写作上的这些困难只有通过在语言内部纯粹的修辞努力才能得以克服。

民间诗刊坚持以独立精神来表达自己生命的本真气象，这是民间诗人“清醒中的明智。”说到底，诗歌是一座巨大的山脉，一个个体生命终其一生只能从这座巨大的山脉背回一点点矿藏，以供自己福慧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