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母亲
付云武
转眼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这三年里我无时不刻不在思念母亲。早就有一个念头写一篇文章纪念母亲，但是心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下笔，正如2021年“文学进校园.红河学院蛮原文学周”专题培训课上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胡性能老师在《文学创作的准备》课上讲的：写亲情是最难写的，特别是父母情——因为很多很多作家写了N多关于父母的文章，留下了许多旷世之作，你写得再好，都无法超越！担心写不好母亲，害怕亵渎了那份浓浓的母子情，我酝酿许久，却迟迟不敢动笔。
一
母亲生于1941年4月，衣胞之地在一个叫金平县三区广东金竹坪村的地方，现在的金平县勐拉镇广东村委会，而金竹坪村人员多年前已经陆续搬迁，村名早已不复存在。母亲有兄妹七个，四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及一个妹妹，可惜在那个缺医少药社会动荡的年代，大哥临近结婚时不幸病故，有知识文化颇有经商天份的二哥十七八岁外出经商时离奇失踪，据猜测被土匪劫货杀人抛尸；和母亲双胞胎的一个妹妹，聪明伶俐，不幸的是在九岁时染传染病早逝；仅有四个兄妹长大结婚成家。
母亲生长的地方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条件异常艰苦，吃水全靠“栽”即地塘水，就是在房前屋后、远近不一的地方挖五六米或七八米不一的深土坑，用木锤夯实水井周围，防止漏水。下雨时，将雨水引入井中，直到水井蓄满水。再在井口上平铺若干竹子或者木头，在竹木上面铺一层竹掌巴，防止枯枝落叶掉入井内，同时也为了增加取水的安全性；在离井口一二米远的地方用竹子围成栅栏，防止人畜误入掉井。这样的地塘一家有七八口，约可蓄水一二百立方。
我九岁时随同母亲和父亲回过她的老家，那次是舅舅他们为故去的外公外婆“开路”（请敲锣打鼓念经的人做斋）。那时从我们十里村老家要走2个多小时的路才到金平县城，然后才能坐大班车到达酷热难忍的勐拉坝，车程3个小时；到勐拉后，还需行走5个多小时的山路，从海拔300多米的地方爬到海拔1400多米的高山，可谓道路崎岖，山路十八弯。那次我们早上天未亮出发，直到晚上七八点钟才到达母亲老家，真正的“两头黑”。从勐拉坝去金竹坪，步行几个小时，路上难觅一条山泉的踪迹，那时没有现在的矿泉水瓶之类的便携式储水工具，饥渴难耐，也只有硬撑。整个路途，除了经过姨妈家居住的属于汉族在的罗家寨外，再未经过其他村寨。听母亲说，她们周围还居住着行程为半个小时左右的几个苗族村子。
在那样穷山无水的地方，也就没有梯田种植水稻，除了能在山头种植一点旱稻，有一点收成外，只能种植玉米。俗话说：石头旮旯好庄稼。这里种植的玉米是异常的好，主食也就是包谷为主了。由于离集市路途遥远，生活上基本是自给自足，经济条件可想而知。
二
父亲身高1.75米，五官端正，为人谦和，在农村是操持农活的好手。因为家庭成分为地主，爷爷早逝，加之兄妹众多，虽年近20岁，尚未婚娶。在奶奶坚持不懈的张罗下，好不容易托媒婆在附近村寨说到一个张姓姑娘，择好吉日准备举行订婚仪式时，女方悔婚，最终婚事告吹。父亲思维清晰时，每每说到这桩婚事，都成了他心里无法迈过的一道坎，因为这关乎一家人的面子问题、一个男人的尊严问题。父亲有一个亲妹妹恰巧嫁到母亲的村子，见到母亲人长得俊俏，操持家务里外都井井有条，如此贤惠能干，又待人闺中，想到父亲和母亲年龄相仿，便将父母亲搓合在一起。在通过媒婆的说合下，仅仅见过父亲二次面的母亲，在父母的许可下，便与父亲确定了自己的终身大事。
在母亲即将年满十八岁的二月，父亲叫上同村的一个已婚男人，和生产队请了假，牵上了自己家养的一匹铁青色大马，步行一天，到了母亲的村子，接娶母亲。第二天凌晨，在外公外婆的千叮万嘱声中，母亲便被扶上马，一步三回头地告别了自己朝夕相处的父母，离开了养育她十多年的家乡，奔赴她自己的新生活。她眼睛红红的，强忍着没有哭出声来。此时的藤条江畔怒放着红得似火的木棉花，一个帅气小伙牵着大马一路疾驰，马背上骑着一个羞答答的小女人，一个中年男人紧跟在马后面，行色匆匆。火红的木棉花如同婚礼仪式上的一蔟蔟花丛，有些已经凋谢的木棉花，在阵阵春风中，红色、粉色的花瓣飘飘洒洒，如同婚礼仪式上礼花筒里喷涌出来又徐徐落下的五色彩带；地上的木棉花又编织成一条无边无际的火红色地毯……三个人，一匹马行走在上面，他们无暇欣赏沿途如诗如画，浪漫无比的风景。新娘没有着一袭红新，牵马的新郎没有穿礼服戴礼帽佩红花，除了他们，路人根本不知道这是一队迎亲的“队伍”，这是一对新人。
在物质极度匮乏的五十年代末，大办合作社，家家户户以挣工分主为，婚礼一切从简。据有记事能力的小老孃讲，当天晚上父母亲到家，已经天黑，叫她端了一盆热水给母亲洗脸。按照农村习俗，邻居一个妇女帮妈妈梳了头。梳头的妇女和陪父亲迎新的男人，他们连晚饭都没有在我们家吃。男女双方都没有宴请一桌客人，也没有置办过一身新衣服，更没有一颗糖果。这就是父母的婚礼。后来，父亲经常会无不愧疚的说，迎娶母亲的当晚，家里穷得连一只鸡也杀不起给母亲吃，所以他发誓，这一辈子都要对母亲好！
父母的婚礼没有什么仪式，或者说根本谈不上什么婚礼，更加没有海誓山盟、铮铮誓言，但是他们却相濡以沫，携手走过了60年，按时下的叫法已经是“钻石婚”！我觉得她们的婚姻是最红火的。
三
在我们穷乡僻壤的小山村来说，爷爷是一个最“牛”的男人，一辈子明媒正娶过三个老婆，三个老婆又居住于不同的区域，现如今越南还留有大奶奶和二奶奶的子嗣，二奶奶的坟茔还在越南，父亲是三奶奶生的。三个奶奶一起，父亲一辈共有兄妹十七个，六男十一女，之所以很小的时候我们总是乱不清楚，到处是姑妈、孃孃，光是三孃、四孃就各有二个，表哥表弟表姐表妹一抓一大把，每一年清明祭祖或者家族办事情，仅仅是爷爷膝下的子孙集中起来，都逾百口子人。在我们家，因为家族庞大，叔侄年龄悬殊更大，父亲大侄女（我同爷不同奶的堂姐）比他还年长一岁。取名字如果不是排了字辈，根本乱不清谁是长辈谁是晚辈。
父亲同父同母的兄妹有8个，父亲排行老二是三奶奶膝下的长子，父亲14岁时，爷爷就过世，并留下一个遗腹子——最小的叔叔。作为家里的长子，即便年龄再小，也成了家里的顶梁柱。父亲结婚时，仅有一个姐姐和妹妹出嫁，家里尚有五个未成年的弟妹需要抚养，几年后奶奶也撒手人寰，三个妹妹也相继出嫁，尚有二个弟妹需要抚养。
农村有句谚语说：长兄如父，长嫂如母。这谚语隐含了当长兄、长嫂的不仅是要照顾弟妹，还要肩负教育、抚养的责任。弟妹与长兄、长嫂感情上不仅是一种兄妹、姐妹亲情，还含一丝类似跟父母之间的那种养育情。作为长嫂的母亲自然扛起了父母的责任。
年幼的幺叔严重缺乏营养，面黄肌瘦，拖着一口气命悬一线，在生死边缘挣扎。正当大家以为可怜的幺叔会饿死时，1961年，大姐出生，当时农村的产妇在月子期间一天由集体供给一斤大米，母亲硬生生的用坐月子的稀饭将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幺叔拽了回来。以至于，后来谈及此事母亲淡然地说，如果没有你大姐，你幺叔的命早已不保！多年后，我感悟到，如果没有母亲的善良，幺叔的命更不保！
因为奶奶“裹小脚”（封建社会女人必须把脚用布裹起来，限制脚的生长发育，女人以脚小为美，久而久之，双脚畸形，俗称“三寸金莲”），行动不便，加之身体不好，常年卧床，不仅做不了重活，还需要喂饭换洗端屎端尿的服侍。母亲要抚养五个未成年的弟妹，还要哺育自己二个孩子（大哥大姐），她用稚嫩的肩膀，和父亲扛起了一个家，撑起了一片天。在母亲和父亲的操持下，先后帮二个弟弟结婚安家。
父亲他们兄弟分家近二十年后的1988年，我们六兄妹大姐已经出嫁，大哥二姐已经参加工作，家里尚有三姐和我、弟弟读书，五叔家一个周姓男邻居疯了，精神病发作时会无缘无故地来打人打砸五叔家，有一次打到五婶，差点丢命，导致五叔一家老小有家不能回，有房不能住。迫不得已，五叔家又并拢和我们家共同生活，那时五叔的长女比我小一岁，他带了四个姑娘一家六口过来，而我们家有五口人，两兄弟又拼成了一个十一口之家，人突然增多，我们家把牛圈也腾出来住人，大家一起共同生活了三年多。生活期间，除了我们不谙世事的孩子磕磕碰碰外，四个大人从来没有发生过口角矛盾，在其他人看来这是很奇葩的事情，但也说明了母亲的大度、宽广的处世胸怀。
80年代初期，五叔去勐拉种植香蕉，向银行贷款三千元钱，殊不知投资失败，背上了巨额债务，到最后本息一起已经到六千多元。此情此景，让母亲纠心不已。那时正是中越双方边贸如火如荼的时候，父亲在草皮街开了一个小饭店，生意红火。为了拉五叔一把，让他早日还清银行债务，父亲征求母亲意见，能否将饭店转让给五叔经营，母亲掷地有声的说：都是自己带大的兄弟，有困难必须得帮！最后不但将饭店转让给五叔经营，还拿出了省吃俭用积蓄多年的三千元钱，让五叔还债。经过五年时间，五叔不仅还清了债务，还建起崭新的钢筋混泥土平房，一时在乡邻里传为佳话。
在父亲的几兄妹中，要数幼时多灾多难的幺叔最有经营头脑，在80年代末期，他就有上万元的积蓄，但是依然住着破旧的房屋，因为成分不好害怕政策有变，担心再搞“运动”受牵连，不敢建新房。在父母亲的开导下，他决定建新房，幺叔是我们村子第一个建钢筋混泥土平房的人家。在他们家建房期间，母亲任劳任怨，起早贪黑，不分白昼，倾尽所能地帮助他们背水泥、提砂灰，以羸弱的身躯帮助他们扛一根又一根的支撑木，直至建好新房喜迁新居，感觉母亲比自己建新房搬新家都高兴。
四
母亲一生育有我们六个子女，三男三女。母亲年长大姐19岁，比最小的幺弟年长34岁。我不知道母亲的小时候的家教如何，但是在我们的记忆里，母亲和父亲是从来没有吵过架的，在80年代还获得过几次乡里表彰的“五好家庭”的奖状。在父亲任村干部的近三十年时间里，她从没有拖过父亲的后腿，总是全力以赴地支持父亲，她和父亲相敬如宾，白头偕老走完一生。
母亲健在时，谈论起我们几兄妹小时候时，她说最淘人的还是哥哥，哥哥小时候肠胃特别不好，稍有不慎吃多一点或者冷着一点，保准就是肚子拉。那时没有尿不湿，都是用穿旧的衣服撕成片垫孩子的屁股，她说每天早上出工都要比别人去得早半把个小时，在半路上一条叫刘家沿沟的地方，总要帮哥哥洗小半背箩的屎尿片。长此下来，每天早上一个二十多岁的靓丽妇女身背一个呀呀学语的幼儿，在水沟边浆洗着衣物，脸上挂满了晶莹的汗水，成了一道挥之不去的风景。
用严父慈母形容父母亲是最贴切的。在记忆里，母亲从来没有对我们下过一次重口，一句“死母狗”、“小杂种”的粗口都没有暴过，更加不会像其他人家大人咒骂小孩“死呀”、“活呀”的。母亲说，我们都是她身上“掉”下的肉，她可舍不得那样骂。几兄妹中，我是最调皮的，傻事、顽皮事、捣蛋事没少干，挨父亲的暴揍数我最多，我曾经被父亲“奖赏”过在祖宗牌位前跪玉米粒、被抽竹鞭子，却唯独没有挨过母亲的那怕一巴掌。在被父亲“严刑拷打”的时候，我们在母亲那里是讨不到半点“便宜”的，也不要指望她会在你“痛苦得想自尽”中“救”你一次，往往都是在父亲“痛下毒手”后，才会来安慰你，开导你，分析对错。多年后，身为父母我才明白，其实她与父亲已经达成了默契：教育孩子，绝不为对方“拆台”，即使行使教育的一方是完全错误的。现在我们夫妻俩，如果有一个教育孩子有些出格，另一个纵然心有多疼，也不会立马制止、反对。事后，夫妻俩会及时沟通方式方法。这就是言传身教的力量。因此我们不敢说自己有多良好的家教，但是至少成长环境是健康的。
在我们温馨的八口之家中，没有男尊女卑的思想，除了家庭困境造成的大姐才念过二年级外，其余的5兄妹都顺利地初中毕业，有4个子女光荣入党，3个获得本科文凭。大哥二年的初中毕业时，年仅14岁，在八十年代初期这个年纪已经是说媳妇的年纪了，父亲禁不住旁边的劝说，委托同村的一个婆婆作媒，帮他谈好一桩婚事，女方是相当看得上大哥，可一向腼腆羞涩的大哥死活不同意，母亲遵从大哥的选择，婚事“黄菜”。后来大哥考取教师教书，这是后话。
二姐遗传着父亲身材高大的基因。她初中毕业时，已经是亭亭玉立，落落大方一米六几的16岁的大姑娘了，读书闲暇干农活是一把好手，她的这个年龄，在农村已经是谈婚论嫁到的年纪。那时我十二三岁，我记得一波又一波的媒婆差不多踏破了咱家的门槛，母亲说：“我们家姑娘还小，如果学校同意给她补习，我们还要给她复读初三呢！”
说媒的怂恿母亲说：“小姑娘家，以后都要嫁人，嫁到别家了就不是你的人了，没有必要'浪费钱’了！现在你们老人帮她答应个婆家，收一点钱你们不吃亏呀……”
纵然说媒的费了多少口舌，母亲就是不同意！看着说媒的提着大袋的糖果来，临走又被母亲塞回去带走，我们心里的那个馋呀，无法形容。除了大姐外，我们其余的5兄妹的婚姻全部是自由恋爱，包括大姐家在内，每个小家庭都生活得很幸福。
60岁时，我们6兄妹已经分别结婚成家，母亲和父亲没有规定由谁赡养，她们喜欢和谁在就和谁在。六兄妹中，也许我是最幸福的，母亲和我们共同居住了几年，帮助我们带了好几年的大宝。但是母亲不管和哪个生活，从来不会和媳妇、女婿争过半句嘴红过一次脸。母亲健在时，我和她达成约定，纵然媳妇、女婿有千错万错，也不能在他人面前说长道短，搬弄口舌是非，如果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可以和自己的儿子、姑娘交流，再由我们出面沟通。母亲一直遵守着我们的约定，我知道这个约定对心地善良的母亲来说是多余的。
父亲滴酒不沾，但是我们家随时有储存二三年的酒，每年农闲时用玉米烤一二甑酒是她的“必修课”。因为我们家客人是村子里最多的，隔三差五总有客人来家里吃饭，看病拿药的，和父亲做生意的，走亲戚的，不一而足。每年五六月勐拉天气酷热时，四舅必定会来和母亲呆上十几二十天，有时候三舅也来会小住一些日子，而四舅是每一餐饭都离不开酒的，母亲酿酒至少有很大成份也是为自己的哥哥准备的。由于应酬关系，我和曾经身为校长的大哥喝醉酒是常事，偶尔还会到了去医院输液的地步，虽然没有发“酒疯”但是也有点闹得“鸡犬不宁”的味道。母亲和我在时，有一天晚上我酒喝高了睡沙发，第二天早上我要出差，天刚蒙蒙亮，她走到客厅沙发旁语重心长地说：“小昆，少喝一点酒了，喝多对身体不好！另外你还经常开车，也不安全！！”
寥寥数语，却饱含了母亲对子女数不清的怜爱，虽时过多年，仍让我记忆犹新；如今和母亲已天各一方，但每每回想起她的教悔，便会让我泪眼矇眬，更让我受教一生。我明白，有父母在的一天，你年纪再大，也是个孩子！
五
外公姓卢，在勐拉金竹坪，他们家可是闻名乡里的草医世家，到母亲她们这一代，母亲她们兄妹没有一个不会草医的，只是方子会多一点还是会少一点而已。无论医治人还是牛马牲口，都是手到擒来的事。两个舅舅和姨妈健在时，她们兄妹聚在一起，还会相互传授交流草医的方子。我一直敬佩外公他们的思想，所有的医术没有传男不传女的偏见。父亲娶母亲时，父亲对草医可谓一窍不通，但是父亲好学，记性好，和外公、舅舅、母亲学到了不少草医知识，加之年青时身体不好，经常需要吃中药，长年累月久病成医。小时候，我们家的菜园里至少种植有上百味中药，听母亲说，包产到户分菜地时，因为她们懂草医，队上还特意多分了二分地给她们种草药。特别遗憾的是，我们六兄妹却没有一个对草医感兴趣，以至于好多好多草药配方到父母亲手里就失传了。而姨妈的大儿子却对草医情有独钟，三舅手把手的教了几年，得到了不少真传，如今这个表哥就是用中西医结合，在一个乡镇开了一个诊所，生意火爆。
母亲会草医，尤其擅长医治月子期间的婴儿黄疸、急性肝炎、肺结核等，村子里或邻近村寨的人有病痛，她总是有求必应。有时甚至是半夜三更都有人来找，不管是汉族、哈尼族、苗族等，她都一视同仁，而她医治这些病人又总是分文不取。这乐于助人的品格得到了乡邻们的称赞，在老家一带她口碑极好。母亲没有文化，但是记忆力出奇地好，什么药治什么病，什么药配什么，她信口就来，从来不糊涂，我也百思不得奇解，上几百种草药她是怎么识别的呢？
我们家房子与左邻右舍相距最近处3米，最远处约8米。每次邻居鸡呀狗呀甚至是猪呀跑来家门口或者屋檐下，母亲都是轻轻的用鞭子赶走，她从来不会用石块砸或者甩东西撵，更加不会大声咒骂吆喝。有时候，邻居家母鸡跑到咱们家鸡窝里生蛋，她都会如数奉还，并叮嘱邻居多加关注认错家门的母鸡。她也要求我们，对邻居家过来的家畜牲口不能胡来，要不然就有指桑骂槐的嫌疑。那么多年来，和隔壁邻居都是和谐相处，从来没有嚷过一次架，更不会像其他的邻居一样，今天你药死我的几只鸡，明天我毒死你的两头猪。她时常教导我们，冤家宜解不不易结，各自回头看后头。生活上借个针头线脑，借用个锄头弯刀是常有的事，甚至是你家磨豆腐会抬一盆来给我家吃，我家青菜多会帮你家晒一背箩酸菜。
小时候放牛，伙伴多生性贪玩，有时牛吃别人家的庄稼也不知道，还在玩得不亦乐乎。如果吃三两棵玉米，几丛稻谷，那最多是庄稼主人说一下，当做警告。假如庄稼被牛吃得多，那是要赔偿的。有些人家，孩子放牛不慎糟蹋到别人庄稼，为了赔偿粮食的多少闹得不欢而散，有些家长甚至闹到村干部家寻求解决办法。我们放牛偶尔也会“闯祸”，每当这个时候，母亲总会带了我们去庄稼的主人家，负荆请罪，结果人家根本不好意思要我们家赔偿粮食。乡亲们的这份谦让和母亲的勇于担责，也培养了我们“宽容、包容、感恩、担当”的胸襟。
也许是从小出生家境贫寒，铸就了母亲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个性。由于父亲家庭成分不好，办合作社时，最远的地方、最艰苦的地方的田间劳作非母亲莫属！但是母亲从来不吭一声累不叫一声苦，总是按质按量如期完成自己的生产任务，在队里评工分时，也从来没有被扣过，都拿十分。有时候，母亲甚至和男人壮劳力比赛割马草、扎马驮子之类的活计，经常是比得不分仲伯，有些男人自愧不如。
村子人家多，一年到头红白喜事不少。在村上，母亲对磨豆腐是小有名气的，一样重量的豆子，她磨出的豆腐总比别人多，质量、口感总比别人好。但是磨豆腐是个辛苦活，从推磨到煮浆，再到卤水点豆腐，榨豆腐，都可谓是挥汗如雨。但每当管事的主管分到母亲带一班人负责磨豆腐时，她从来不挑肥拣瘦，讨价还价，而是欣然接受。
六
母亲的一生历经苦难，甚至可以说是多灾多难的。年近40多岁时，以草乌为药食用过量中毒，险些送命，最后到医院方才抢救过来。50岁那年，上楼晒谷子，不慎翻滚掉落下来，导致尾椎骨骨折，卧床静养二三年后，才能行走，腰部不能用力做不了重活。从那以后，都是帮我们姐弟之间带带孩子，修养身体。年青时，她找“算命”的半仙测算过她的未来，说她活不过五十一岁，一直以来，都是思想包袱沉重得不得了，一度悲观丧气。我们几兄妹用科学知识开导她，她才想得开一走些，晚年生活还算愉快。
年逾七十岁后，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年青时留下的痨伤紧紧地困扰着她，什么腰椎间盘膨出、颈椎骨质增生压迫神经等等，长期服用各种中西药，有时甚至是止痛药，副作用也慢慢凸显出来，又产生了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病魔缠身，她成了医院里的“常客”，一年中差不多有三四个月是在医院度过的。那个时候，每去到一个地方，她的各种药品就是满满的两三塑料袋，一天要服用两三种药物。其实最致命的却不是这些。
77岁那年，她小便经常尿血，但是她没有任何不适。这让我们万分焦虑，经过反复检查、住院，则不见好转。最后在昆明住院检查，结果出来却是膀胱癌。医生告诉我们母亲病情的那一刻，如同晴天霹雷，让我们六兄妹瞬间跌入了万丈深渊。我们不相信是真的，但是医生毋庸置疑的口气和白纸黑字的检查结果，不得不让我们面对残酷的现实。想想母亲一生谨小慎微，积德行善，想不到万恶的癌症居然会降临到母亲的身上。虽然是属于中期，但是谁都明白，如果患上癌症十之有九的人便是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因为母亲年事已高，经受不住切除膀胱的手术、放疗等一系列的折腾，便听从医生意见进行保守治疗。
幸运之神没有眷顾母亲，她的身体每况愈下。一年后在癌症的折磨下，母亲在瘦骨嶙峋，形如枯槁，什么东西也吃不下，仅靠输一点营养液维系生命，时间稍长，医生连找静脉的地方也困难，或者即使找到了静脉也无法注射，医生说长时间不吃东西，严重缺乏营养，血管都是滑的，针头戳不进去。母亲患病的日子里，我们兄妹轮流守护在她的身边，意识清醒时，她告诉我们，实在疼得受不了，想哼一下缓解痛苦，长一声短一声的呻吟，紧握着她冰冷的皮包骨头的手，让我们心痛心疼得无法形容，禁不住潸然泪下。母亲生性胆小，我们不忍心将病情告诉她，总是轻描淡写的编织了一些小病糊弄她。在母亲病重的日子里，她后家的侄子侄女、孙子，我们家的许多亲戚都来探望她，她连抬头的力气也没有了，也许自知不久于离别人世，她说：“我的病这次可能不会好了，我死后，你们几兄妹必须答应我，一定要照顾好你爹！”听毕，泪流满面我们拼命点头。
卧床五个多月后，2019年大年初一早上九点，正是万家团圆，辞旧迎新的时候，母亲抛下了她无尽爱恋的家人，眼角挂着两颗晶莹的泪珠，独自“回家”了。只是，这次母亲要回的“家”不是任何一个有邮递区号，邮差找得到的家，她回的“家”，不是空间，而是一段时光。
作者简介：
付云武，男，汉族，本科文化，中共党员，高级农艺师职称，1973年6月生，云南省红河州人，自谋职业者。云南省红河州作家协会、金平县作家协会理事，文学作品发表于《云南日报》、《云南政协报》、《红河文学》、《红河日报》、《西隆山》、《个旧文学》等报刊杂志，作品多次在省、州、县征文中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