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玉来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她以八十六个春秋的风雨经历，走完了她八十六载的人生里程！母亲去世至今快四年时间了，每当清明节和她的忌日，我都泪流满面地祭拜和回想起她，很想把她人生的平凡之事叙写一遍，让后人有所了解，同时也释我内心之遗憾！
母亲是宅地村人。她两岁时，外婆生舅舅后不久就病逝了。外公是木匠师傅，他忙于手艺，把我母亲托付给曾外祖父和曾外祖母照看。而两位老人年事已高，几年后相继去世。母亲8岁时就以童养媳的身份来到我家，我父亲比她大8岁。
听母亲说，她来我家时，我爷爷早逝，奶奶和父亲相依为命。奶奶人高马大一副汉子相，干粗活是把好手，但干家务活不行。母亲来后，我奶奶总是以长辈的权威虐待我母亲，把一家子的家务活全压在她幼少的肩上。有时还严苛要求，稍有不慎，奶奶就怒斥恶骂她，有时甚至还拳脚相加，母亲有好几次被打得鼻青脸肿。因为抗日时我外公被日本人抓去（后在江西逃脱安家，解放后被我母亲‘骗’回到老家），只有年少的舅舅一位亲人在家，母亲只好去六山肖家村求奶奶外家人来为她伸张正义，批评奶奶的粗暴行为。
解放后，母亲跟我父亲成婚。婚后生下我大姐和哥。母亲说，解放后共产党让老百姓翻身做了主，而她翻身是不再受我奶奶虐待了。父亲在老大石脚村的和平乡里当干部，参加了土改工作。母亲很自律，从来不要求父亲从政府占便宜，当时土改没收地主家的家什等物件，父亲从没有优先购买或拿点回来。母亲和奶奶负责家务和自家分得的田地农活，还经常参加各种群众大会活动。后来随着社会主义的不断深入，她受到从土地改革、初级社、高级社、大跃进等革命运动的洗礼，经历了从私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转变，特别是她还亲身经历和感受了“60年”最困难的生活。
“60年”的困难，母亲说人们吃野菜糠粑，断粮断炊家家会有，到处可见因营养不良而浮肿大肚，还有不少人因饥饿而死。那年幸好我父亲在人民公社的万猪场当场长，母亲在场里做饲养员，场里有很多人，管理监督制度很严，我家也经常断粮挨饿，不过还好，偶尔偷吃一点刚埋土里的死小猪嵬吃，所以不至于被饿死，但还是被饿得掉了头发。
“60年”的困难总算熬过，几年后，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暴风骤雨般袭来。1958年我奶奶去逝后，我二姐也出生了，母亲一个人难以照顾几个孩子，加上1960年物价飞涨影响，听说，在单位一月工资还不够买一只鸡的钱，因此很多人都从单位回到农村生活。父亲也从人民公社的养猪场辞职回到生产队劳动，在队里，父亲当过队长，由于他性格耿直，容易得罪人。“文化大革命”中，队里一些人借机打击报复，污陷我父亲是“五一三”“右派”，子虚乌有被扣上“反革命”帽子，还煸动群众批斗他。使父亲的身体和精神上受到极大的伤害，母亲不离不弃，与父亲同舟共济、共度患难。但她坚信“清者自清”，一小撮牛鬼蛇神“小人”，骗造谎言欺骗群众终究被戳穿。后来这位“小人”，在文革处遗时，父亲并没追究他，母亲说过去别人做“小人”，现在我们不做“小人”！这就是我母亲的胸怀。
66年的文化大革命批斗运动过后，社会物资匮乏，国家实行严格的经济政策，农民养鸡、养鸭、养猪都要上交国家任务。而农民养鸡鸭卖点钱，本是为了贴补家用，养猪过年杀，为解决一年全家食用油的问题，但政策规定必须上交国家任务后才能自行处理。那是70年初之际，母亲已有我兄弟姐妹5个孩子了，哥哥已初中毕业随父亲去磨盘水利工地做工，大姐队里挣工分，我和二姐读书，妹妹还小没上学，本应该家庭过得去了，但集体生产队很穷，全家累一年收入还不够家庭开支。每年全队都靠政府退销粮接济，母亲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她省吃俭用，不怕辛苦，村里别人家一年养一头猪，而我家养三头猪，晚上煮猪潲，母亲熬到很晚才睡。父亲不在家，她带着大姐多种些红薯、摘野菜喂猪，为了省下粮食养猪，家里有一大半年喝稀饭、吃红薯、红薯丝饭。有时家里的红薯不够，还到庙头街上去买点回来‘冲’猪，糠不够，母亲带着大姐串乡去买。大姐从小最为家里分担，听说她小学没念几学期，就放弃上学回家帮忙。家里喂猪、摘猪菜、劈柴，样样帮母亲干，家里缺米，那时，碾米最近要挑到好几里远的大源屋、宅地的水轮机去碾米，有时干旱半夜起床挑谷到离家十多里远的大西洲、宜湘河村去碾米。这些累活多亏大姐帮母亲一起干，家里一年养三头猪，两头卖给食品站，可以获得两张牲猪屠宰证，一张留着自己家里杀一头过年猪用，另一张可以卖给别人家用，能得到一笔补偿钱。
母亲生儿育女，希望子孙满堂。为了儿女的前途和婚事，她操碎了心。1975年大姐出嫁，第二年，接着我哥哥也娶妻生子。1977年我二姐高中毕业回家，同年我也上高中了，本来家庭情况稍好些。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一场大难向我家袭来。二姐上庙头高中复习，准备参加77年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突然她身体觉得不舒服，被送往县医院诊断为“肾炎严重”，住院治疗几个月不见好转。二姐生病，同时我父亲左手背也生了一个毒疮，真是“祸不单行”，这时，母亲既要照护我二姐，又要挂念我父亲的手痛，经常县医院家里两头奔，母亲心急又累，疲惫而又憔悴！我二姐住院治疗费都是从信用社贷款支付的，她住院治疗半年多时间，化了一千多元钱。在当时，一千多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啊，二姐病情不见好转，只好出院回家吃药治疗。她病了一年半多时间，于1979年2月因“尿毒症”病逝。二姐的离世给母亲精神上带来沉重的打击，母亲时常以泪洗面，哀声叹气，人消瘦了很多，几个月后母亲的头发白了一大半。
二姐对我很好，我上高中正是她上高中时的同一个班主任聂世平老师。二姐学习成绩很优秀，当过班里的干部，她还是庙高女排球队员。二姐生病时，还常关心我的学习情况，鼓励和希望我高考榜上有名！
1979年夏，我也高中毕业回家，母亲为了不增加我和我妹妹的负担，她和父亲重新振作起来。父亲从食品站租回下蛋母鸭养，还承包了队里的几亩荒地和鱼塘，母亲又是负责家务和养猪，还帮父亲看鸭、种地，里里外外她一天忙得不可开交。我妹连小学都没有念完一半就辍学回来帮忙。我在队里挣工分，用了好几年时间，才还清二姐治病欠下的贷款。
进入八十年代，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来了，逐步推行分田到组、到户。农民又回到一家一户种田，我家的温饱问题也解决了。母亲养一头母猪还养几头肥猪，家庭收入多了，在1984年我家修建一幢100多平方的红砖大瓦房，解决几十年梦寐以求的住房问题，母亲第一次扬眉吐气地笑了！
到了九十年代，我和妹妹都已结婚成家。母亲也从没闲着，她帮我带小孩，接着又帮我妹带孩子。妹妹孩子大了，她又帮父亲忙生意，直到2010年，才真正退休。2011年我父亲去世后，她常在南宁我大姐家住，直到2016年5月生病，回到家里卫生院住院治疗。我在高明打工请假回去看望她，她虽然病重、年事已高，但还依然耳聪目明，她怕我耽误工作，一星期后就叫我回广东了。谁知这回，我就没能见到母亲临终最后一面了……母亲于2016年6月14日午时逝世，享年86岁。
母亲的一生，经历过旧社会的苦难，也经历过新中国的艰辛。她伴随父亲历经风雨，任劳任怨，不辞辛苦，呕心泣血为我家奋斗终生，她是最敬爱的母亲！
值此清明祭奠时节，谨以此文献给平凡而尊敬的母亲！愿母亲在九泉下安息吧！
作者简介：
徐玉来，广西桂林人，1979年高中毕业一直务农，于2015年来广东高明打工，爱抒发生活感受。
全国第五届（2020年）“清明祭”海内外华语作品征稿启事
唐代诗人杜牧的诗《清明》曰：“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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