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岸的河水 纸上的船队
——明杰诗歌印象
文/亚兵
很多年前，我曾多次盘着腿静坐在家乡的河边，眺望着不急不缓的流水，眼光里满是迷离。身旁是一个已经缺齿断指的旧筢子，它在用它的毫无气力的手梳理着我的往事，打理着我的追问。虽然天空中有兀自游荡的薄云，抑或还有乡间飘袅的炊烟，但我的心底却难以找到一种真正的激动。是因为遍观中国诗歌的无力、无气，还是因为中国诗歌已经变成一种人妖的缘故，抑或是由于自己诗歌水平的难以突破，我不得而知。
自从母亲给了我一双赤脚后，我一直在诗歌的大路上彷徨徘徊，换一句话说，自从我用我的赤脚写下我人生第一首诗行成为诗人后，我一直在中国充满黑色的诗歌忧郁中摸索。我也曾多次想象过诗歌山脉对面的景象，但由于我怎么也不能清晰看到雅克·拉康眼中不断闪回的诗歌镜像，只好一次次回归到我心中来回涤荡的暗河中，勾勒诗歌大河的澎湃，满是神往的渴望与一个真正的诗人迎面而撞。但中国诗坛群魔乱舞的况味却更多次的令我的心灵无比的沮丧。
后来，我在金沙江边有幸倾听响如雷鸣的涛声。那一刻我全然不顾山顶间或的落石，认真端详着虎跳峡对面的那只石虎图腾，开始本能的对诗歌大河的奔涌有了一种无岸的期冀。无所约束、本真自我、放飞个性、自我突围，也许才是诗歌的真性情吧？！如歌的行板、飞越抑或穿透巨石的大水也许才应该是一种诗歌力量的所在，才应该是诗歌气场的归宿，才应该是诗歌精神的一种图录，才应该是诗歌神秘气息下的真正语境……我在努力的向内拷问，我试图倾听一种智性与灵性统一以后的力量，一种质朴的势力……直到2005年初春在山东大学那片著名的小树林里遭遇明杰，受到明杰先生诗歌的感染，我的心里才感到看到了中国新诗的一点阳光，虽然还不太耀眼，但足以让我的眼前一亮，我依稀近距离的触摸到了中国诗歌大河中明杰先生用自己来自血管里的真情排出的纸上的船队。
一、突围的明杰
无可讳言，在中国，在诗歌的故里、诗歌的大陆，诗人和读者的对峙已经很久了。并且这种对峙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原来诗人的神圣不复存在。诗人和读者都在暗黑的夜里怀揣一把弯刀，在虎视耽耽中对望。有一句俗话说：“如果说远方有一个诗人是一个神话，那么说隔壁住着一个诗人则是一个笑话”。谈起久远的李、杜，人们顶礼膜拜，谈起现实的诗人，人们啐而啖之。究其原因无外乎由于半个世纪以来国人对诗歌“诗言志”的误解和西方思潮对传统语境的解构，使得诗歌的力量正渐次减弱。坚守的诗人日益成为一种稀有植物。这是一种令诗人乃至国人都愈加困惑的事实。读诗的人愈来愈少，所谓的体验诗、口水诗却愈来愈多。读者已在阅读中对诗歌有了一种不可自抑的拒绝。
很多所谓的诗人们在懵懂中高扬着反对“诗言志”的大旗，在“诗缘情而倚绯”中汪洋恣肆。却独独没有读懂古人所谓的“诗言志”，其实正是“诗言情志”的巧妙解答。而读者在一批又一批玄而又玄的诗歌对答与铺陈中拒绝着诗歌。这正是当今诗歌的困惑，也正是当下文学失落的原因所在。
那些所谓的保卫者，那些诗歌的履行者为了维护诗歌的所谓传统和尊严，都试图把那只苍白的手在诗人的斗篷下无力但又是煞有其事的握紧。他们谁也没有意识到诗歌其实是横亘在他们之间的山脉。他们纠缠于天上的白云、地下的落叶，他们考察每一粒种子、把蒲公英吹得四处飞舞，但对于眼前这座诗歌山脉的缓慢陷落却毫无知觉。诗歌正从它的繁荣走向沉寂。这不仅仅归咎于诗人或者读者们，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整个大地的漂移和碰撞。新的造山运动在猛烈的进行着：火山喷发，山摇地动，鸟兽迁徙，新的山脉在大地上迅速崛起，挺立；而老旧的山脉则日益陷落，衰微。显然，比喻里的这片大地正是承载诗歌的根基，也正是人、人们、人类的生活形态和思想方式所在。
现实的诗国是一种无限扩大的虚无。在这种情况下谁能突破，谁能拉回大众的视线也就成了一种近乎使命的东西。
也许是由于我太过挑剔，在认识明杰先生之前，我为中国这个泱泱诗歌大国的衰萎太过痛心，也对自己无力拯救的匮乏恨之入骨。当我更多的了解了明杰先生的诗歌后，我的宽心对我又形成了一种宽慰。
明杰先生伴着《巨石与水》走来，在《时间的距离》中弹奏着《如歌的行板》、吟着《日月之歌》，在《无法躲藏的注视》里思索着《诱惑与突围》的诗歌大命题。因此，明杰先生是一个真正的马匹之上的歌者。他在试图用一种《回荡的声音》诉说：“我只是想数一数/在他人的注视里/有多少我的名义”。
可以这样说，明杰对诗歌的突围不是无意而是有意而为的。俄国著名诗人勃洛克在《诗人的使命》一文中写道：“诗人是和谐之子，在世界文明中他起着某种作用，肩负三项使命：第一，把存在于原始自然力中的声音解放出来；第二，将这些声音组成和声，并赋予形式；第三，将和声诉诸于外部世界”。“诗人的职责要求于诗人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了揭开外部表面的覆盖，开掘精神的深处，诗人必须摈弃世俗世界的一切羁绊”。诗人肩负着如此的使命与职责，如果不能“摈弃世俗世界的一切羁绊”，处理好现实与心灵的关系，就不可能“开掘精神的深处”， 写出满意的诗歌，更不可能写出划时代的杰作。而明杰先生以一种诗者的飘逸解读着诗人的存在方式：诗歌本身不是一门热闹的艺术，而是需要潜心体验、感悟的一门冷清的艺术。“诗是诗人生命的经验与智慧的结晶，要求更纯粹、更直接抵达生命的疼痛。有时是宿命的，宗教的，在每一个灵魂深处共鸣共振”。这就要求诗人坐得住、静得下心才行。
《金刚经》云：“人都具足一切。”真正的诗人，在现实的围困中突围失败后，并不向严酷的现实妥协、屈服，而是想方设法寻找新的突围途径，采用迂回的战术，走自我救赎之路，因为外面的世界已使诗人身心疲惫，劳而无功，自然就转向内心，寻求精神的开掘而恬淡宁静。这种恬淡宁静就是精神的田园情结。精神的田园情结就是诗人精神危机的避风港，但并不是说要诗人逃避现实，无视现实，而事实上，现实是逃避不了，也是无视不了的，人就活在此时此刻的现实中，同呼吸共命运，这些也就为诗人突破现实的围困提供一种可能，或者，一种方法。以心灵之镜反观现实，审视现实，批判现实，保持相对的距离，从而使心灵与现实达成一种契合、交融，最终天人合一。
西班牙著名诗人、 1977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莱克桑德雷在《诗人与诗歌》中说：“诗人在本质上是预言家，是先知。但他的'预言’不是属于未来的'预言’；它完全可能是属于过去的：是无时间性的预言。他照亮，他心向光明，他撼动人，他拥有一种'芝麻开门’的魔力，一句话，在某种神秘的方式下，能向人们展示他们的命运”。要达到“撼动人”“拥有一种'芝麻开门’的魔力”，诗人必须内敛光芒，心平气和。只有精神的恬淡宁静，诗人才可能有丰富的人生体验和处理诗歌的娴熟技巧，才可能有深思熟虑和内化外化的功力，才可能有底气，才可能有静气，才可能有大气，才可能在现实的浮躁与焦灼的突袭下沉着应对、雍容大度、游刃有余。
这是一种心境，也是一种境界。这正是诗歌所需要的。明杰先生在自我修炼中自觉不自觉的暗合了这些。他在诗歌上形成突围也就成了必然。
“夏日的边缘/点燃一支香烟/和你对面/而坐/多余的手和你的手交织/……一阵阵热情涌向天空”（《夏日的边缘》）在诗江湖上行走的明杰当然也许也有着很多困惑，但是诗歌的困惑对于明杰来说是一种浪漫的困惑，在幽远宁静的天空下，形而上的精神从明杰恬淡的诗的文字中逃出，形成了一道明媚的突围风景线。像南飞的大雁在礼拜着蓝色的地平，写意着一种突围的姿态。
二、质朴的明杰
初识明杰，在明杰爽朗的笑声里陶醉。也许是心有灵犀，我们对于所谓的诗艺从没进行过装模装样的切磋，有的只是对土地、女人等自然主义的鞭舞。当然，现实的诗歌正是“一个疯子卖，一个疯子买，还有一个疯子在等待”的悲凉的游戏。无以为计的诗人投入到了诗歌技艺的探讨与磨练中，却独独忽略了诗歌从源头就无法忽视的质朴。水在水中，雪在雪山。明杰先生深深明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个人的就是大众的。真正优秀的诗歌不是写出来的，而是生活最真切的表达。也就是说，更多的时候，明杰举重若轻，怀揣着如椽之笔在质朴的王国里游历。以一种出奇的坚韧内在的张力、以一种质朴的冷抒情还原着诗歌本身，实现着：“向下，是我诗歌内在的走向，与下面的事物结盟，从中获得灵魂的高度”。把思考、情感和叙述一起流动，选择质朴、简洁的语言和沉静的表达方式，表达出“我思着、写着，我快乐着”的诗歌理想。
“秋天里出发的人/回到了秋天/在秋天不能到达的高度/成就了自己”（《父亲的秋天》）明杰用他干净简练的诗歌语言，期冀演练着自己的理想。质朴的明杰知道自己，睿智的明杰更知道诗歌的表述不能沉醉于自我的天地里，诗歌是一种永远也抵达不到的彼岸，我们只是在中途卸下了自己的语言、思想，包括卸下自己长期伪装的修养。诗歌不是走近光明，而是要将这些光明引领到对岸，用闪耀的光环照亮恐惧的深渊和晦涩的航线。明杰期待着诗歌的拯救，期待着词的温度、结构的稳固、速度的运行、色彩的冷暖。他深深明了诗歌质朴对读者的杀伤力。
“太阳下的声音/你无法逃避/太阳下的雨/你无法逃避/随之而来的风你无法逃避/一切围攻你的事物/在太阳下/你无法逃避……太阳下的那种笛声、琴声和箫声/太阳下的那种鸟声、兽声和虫声/水中的那种鱼声、浆声和船声/你无法逃避……”（《一场雨，你无法逃避》）从明杰的爱情诗系列，到他的乡土诗风情，明杰不由自主地展露着沂蒙山区——他的故里的淳朴民风。用他独有的淳朴视角，丰富着我们读者的内心世界。事实上，从海德格尔人类精神的本原性出发来探讨诗歌存在的形式，到博尔赫斯那些滚烫的诗句刺入现代艺术的反叛，诗歌的本质就是要用粗暴、质朴、凝炼的五彩石砸碎和占领语义的能指，这种写作野心，或者写作倾向，就要从诗人的字里行间显露出来。而真正诗人的意义就在于此！一个真正质朴的诗人，不仅仅是雕塑外型，他更能用手里的手术刀雕塑人类的心灵和解剖内脏的病变，只有这样，诗歌才能愈发显示内在的张力和能量，才能在母语里自由的穿梭和航行。
无论从我们生活中的相处，还是文学中的同行，我们都不难从明杰字里行间里看到明杰已彻底从形式和内容的纷争中走了出来，他已认识到片面的语词延伸写作已不是诗歌惟一的表述，这种解构的危险性创作才是他诗歌的“第二次革命”。质朴才是诗歌生命的深层次表达。
记得上世纪80年代诗坛流行翟永明、孙桂贞、海男等黑色女诗人的诗歌时，我曾经在诗歌沙龙上讲到那些女诗人所以能走进读者心灵的原因是由于质朴的情感坦荡的胸怀。而对于明杰来说，明杰诗歌的生命力也在于他能在娓娓而谈中展露质朴的情怀。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明杰诗歌的质朴平实其实是他为人的另一种表达。社会的浮华与喧嚣久已，而质朴平实尤其是诗歌的质朴平实就更和人类对“为人以诚”达成了某种共振。
三、智性的明杰
读者不难发现，当今诗坛百态纷呈，作品质量参差不齐，基本属于泥沙俱下，真假难分。既有老树的遒劲和新苗的茁壮，也有枯树的呆滞与新芽的孱弱；既有鲜花的清香芳艳，也有纸花的苍白做作；既有贴近现实的滚烫热流，也有生活浮浅表象的淡淡描摹；既有探寻历史的新颖发现，也有回顾往事的陈词滥调；既有颇具生命意识的精妙开掘，也有生命现象无聊的随意展示；既有艺术上有益的继承，也有继承中的刻板摹仿；既有技巧上的巧妙借鉴和突破，也有借鉴与突破中的故弄玄虚。种种现象构成了当今诗坛说不尽的景观。其中有两种倾向引起了我们的重视：一种是脱离中国文化现实的带有强烈主观臆想性的“反传统”、“反理性”、“反文化”的创作尝试和理论探索，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拓宽了诗歌的表现范围和理论视野，却带来了广泛的东施效颦的盲目性与可悲性，部份导致了诗歌庸俗化与意义的丧失。这种写作纯粹以呈现个人经验、个人无意识和个人想象力为目的，以私人占有的目光看待自己的存在，看待在自己身上出现的种种原始感受，强调在自己内部有一种他人不能分享的秘密、某种独一无二的感受，并以此弃绝现实，要不就是以私人占有的目光看待语言，将本应是民族的共同财富认作自己的私有财产，个人独霸之，任意裂解之，不受限制地发明私人的语法、句法、词义、隐喻和象征，最终不过是靠幻想由自己来完成神话（共同话语）的创造，把个人的话语提升为支配性话语。另一种就是刻板泥实地描绘生活，或浮浅地直抒胸臆，或仅仅重视终极关怀的假大空抒写，并把此视为千古不变的艺术法则和必须遵从的美学原则。
诗坛的现实在催生着使命。明杰先生从自我沉静出发，用睿智作为拐杖，用他的智性诗歌说话，表明就是为了：一是要把诗歌从因写作过份私人化而造成的自足领域和自身封闭的单身牢房里拯救出来，把自己的经验提升到共同经验，获得普遍性的意义；二是让诗歌再次从政治束缚下解放出来，成为面对现实、面对人的表达方式，获得它自身的、艺术性的、精神性的趋于永恒的意义；三是探索诗歌言说新的可能性，重建价值体系。 他在冷静的诉说中呈现出一个诗歌智者的大家风范：“那时我坐在陌生的山坡上/山菊花在我身边一个劲地疯狂/我想不清太阳为谁匆匆西去/月夜冷冷的忧伤/……撕裂这雾一样的寂静/……扯一块雾使自己隐蔽/也使自己发光……（《独坐山坡》）。所有这些也许是由于明杰深深明了“智性写作是一种爱的努力，是多种感觉杂交后的体验——是广博的知识和深刻的思悟交媾而诞生的一种语言，是诗人与万物交合撞击之后所发出的声响——是大灵魂的歌唱！”的原因吧。
“精神总是在陌生的、虚空的形体中显现。”诺瓦利斯曾经这样说过。一个真正的智者一般都会选择陌生虚空的超精神状态下入定。“诗意”、“灵动”，原本存在的种种自然之美、之善、之光，它的生命在沉静中终会走向时空终极。诺瓦利斯还说：“所有的诗歌几乎像睡眠一样，为了使我们重新振作起来并使我们生活感情永远活跃，要中断常态，即平庸的生活。”
在当今诗坛的浮躁喧嚣背景下，诗人们迷失在穷途末路之中，沉静无疑是医治此病疾的一剂良药。海尼克在《趋于艺术的灵魂，趋于灵魂的意志》中写道：“我们必须建立灵魂的领导地位。它不向外人公开。它没有表情，它是无需名称的土地中最静的。因为它在静中起作用。灵魂没有有声的语言，它只有感受的颤动，思想的沉寂和自我的流露，只有力量和巨大的激情的流露，这流露纯净得像所有精神创造的激情，而所有的精神正是灵魂的一部分。”这段精辟的阐述，让我们领悟了沉静的特质和魅力，它以灵魂的沉静之高度，富有启示的艺术创作指向，为我们理解智性的明杰提供了另一种重要的灵魂渠道。沉静中的无语，是内蕴静立的全景式跳跃，语言的有限笨拙正必需依靠灵动的非语言的沉静个体介质，将宇宙自然无法言说的奥义千回百转地流露出来，即达成智性的相通，也就是所谓的“言外之意”、“诗外之境”。语言在某些时候是苍白的，它的信息输出常常受到符号的特定制约，这给诗歌情感的表达与选择带来极大的伤害，所以在沉静中必须能保持智性的衡量主动性，调动万千可以流露情感的手段，只有在智性的光芒笼罩中，取得最有智慧的沉静方式，才可能是宇宙最接近的代言体的呈现。这与灵魂的靠近，就是智性追求的目的构成，但这只是一个部分，还有更多的内容延伸到宇宙自然的深处，成为包容一切的大实在。所以智性的明杰其实更多的属于在孤独意识下的回望。
我谈了这么多关于智性的答辩，无非还是想回到明杰的诗歌。明杰在他的《独守夜晚》中这样写到：“以全部的力气/在生命最辉煌的时刻/独守夜晚/以咬破的手指扶吻琴键/悲哀和喜悦/忽短忽长/如贫穷的命运/印在往事的过程里……”这首诗写出了孤独给生命带来的痛苦，也展露出了明杰对生命严肃意义的追问。入定的明杰、平静的明杰其实是一位能在冬天里自我救赎的智者。在《独占黎明》中，在《前倾的上身》里思索着人生的几多问题。“我想起那个雨后的下午/我陪伴你的微笑/走向田野/一起去采摘野花野果/我的收成是你的一半/那时 我有些害怕/怕你不再握住我的手/不再领我走出田野/我害怕 那儿的草很深（《前倾的上身》）。明眼的读者一下也许就会看出，这哪里仅仅只是对爱情的描摹，这是明杰对人生的诗意的描绘、智性的思索。
在开始谈到明杰的智性写作时，我的脑海中不停回放的是老子和他老师的一段对话：据说老子有一个老师叫常枞，他教老子的方式正是《道德经》一直强调的所谓“不言之教”。常枞只是张开他的嘴巴，人们看到的是已经稀疏的牙齿和依旧灵活的舌头。于是老子从中领悟到了“舌柔常存，齿坚易折”的道理。这个故事也许不是真的，但《道德经》所讲的与此并无二致。《道德经》七十六章：“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在柔弱中看到了恒久的力量、成功的力量。智性的明杰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实践着这样一个命题：想要在诗歌的大道上一路前行，那就得要有一种以柔弱达到成功的本领。明杰在巧妙处理诗歌艺术的基础上，用智性、用貌似柔弱的姿态实践着刚性的表达（这表现为他的诗歌大都是对爱情的注视）。他的柔其实是一种有内力的豪情。2005年我曾经读过从山东高密东北乡走出来的作家莫言先生的一部小说讲稿《小说的气味》。小说有了可触摸的气味就好看、好读，同样明杰先生的诗歌因为内蕴了更多的智性、有了独特的个人气味、有了别样的智性之光也就变的愈加耐人把玩。
在这个世界上，我常讲一个命题：离婚和杀人是最让人恐惧的事情。杀人不用多讲，它是一个血淋淋的火拼，而离婚的可怕就在于背离了更多柔性的东西。明杰先生以他对缪斯女神的一如既往的爱展现着他更多的柔的东西、智性的东西。“一列生命的驼队/迎着朝霞/在大漠深处/跋涉/风飞过 沙连天/人驼合一/屹立/定格成永远的风景……（《大漠中的驼队》）明杰在现实社会里对诗歌的坚守和不舍昼夜的做法，很好的给了那些留意现实社会的所谓生存而后纷纷从良的诗人们一个响亮的耳光。
当然，一种真正的智性是灵性和智性的统一、好的诗歌应是灵性与智性的合体，缺乏深度的诗歌即使再美，但毕竟显得轻了许多。因此，在诗歌写作中要有意识地融入对社会的思考、对人生的感悟和对生命的体验，并努力做到“优美、质朴而又深刻”，在情绪张力的依托下保持着智性的“深度”。一个真正的诗人，他的每一首诗都是他生命整体的动态反映，他每一瞬间的情感与感悟，都是不可重复的生命体验。因此，一个真正的诗人在创作诗歌的时候，必须保持创作瞬间的个性感受，拒绝“抠藕式”写作，并还原与修复自己内在精神的失记与误忆。诗之途乃是泥泞路，诗歌是激情的产物，诗人不是人人能做的。正如诗歌评论家李元洛的观点：诗人天生就是诗人，诗人的标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具有一种深切博大悲悯的人文情怀。“认识生活/在无题的苍穹之中/打捞诗歌/每翻过一页生活的命运/我都吸收流逝的声音……”（《欣慰生活》）。明杰用他的智性在诗国里努力的完善着他的诗艺追求。
著名评论家李敬泽曾经写过这样一篇文章。究竟李老师谈的什么目的我已经忘记了，但我记得李敬泽老师在文章里讲的一个故事。他说：在中国民间时兴土葬的时候，中国土著人大都对死亡有一种倾慕，而不是一种惧怕。这表现在在每一个有能力的家庭，即使吃不好喝不好，他大抵都要做上一副白板棺材，并早早地把它放在住房的一隅，并在一次次观望中幻想着灵魂的飞升。事实上，棺材是民众的载体，而智性的诗歌就是明杰精神飞扬的表现，他在冷静反思，颇如就要在菩提树下顿悟的佛陀。
四、明杰诗歌的力量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我比较偏爱这样的诗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江湿处，花重锦官城。”尤其是老杜“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让我确实感到了一种暗自发力的气浪。而李白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从另一个方面诠释了一种阳刚之力，一种冷峻的辉光。事实上，探讨某一诗人的诗歌除了传统的想像力、语感、张力、意境或者意象等等之外，比较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探讨某一诗人的诗歌是否有一种特立独行之力。而我之所以关注明杰诗歌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固执地认为他的诗歌有一种别具风格的力量。
当今的诗坛，诗歌变得愈加无力，洛阳纸贵的时代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诗歌类刊物发行日趋滑落，诗人们精神上大都开始走投无路，生活中充满着不由自主地慌乱，种种与之相关而又支离破碎的个人感受被渲染地无以为加，但明眼人却大抵会发现大部分诗歌都不可避免地成了豆芽菜，缺乏原生态的力，缺乏一种真正的精神向度。呼唤力量也因此成了圈内人和读者一致的喘息。
那么，什么能称为诗歌的力量呢？
关于诗歌的力量一说，我个人认为：诗歌的力量可以分为两种，那就是强者的力量和弱者的力量。强者的力量可以是一架飞机向下俯冲的冲击力；也可以是一辆重吨位汽车飞驰而来的撞击力；也可以是君王对世界的征服，这种力表现为外露的，来势凶猛的。而弱者的力量是一种柔力，它没有外在的力量形式，或者说它的力量蕴藏在时间之中，它借助时间解除障碍的武装，有时它比前者更显得有力，它有时表现为小草对石头的抵抗，对野火持之以恒的消解；有时表现为水滴对岩石的侵蚀，对大地的改造；有时表现为美女对英雄盔甲的取舍。我们所说的“力量”，无论它是以弱者的力量显示还是以强者的力量展现，都是从诗歌的本身透露出来的，也就是说，它必须基于诗人的精神力度，诗人内心的宽阔、坚毅和以此为源泉的在语言上的节节推进。由于明杰先生落草之地为自古出响马的山东，豪放或者是放荡不羁的阳刚在明杰的字里行间随处可见。“歌者 站在季节之外/抚摸民族的灾难/苍茫十指支撑肃穆高大的教堂/远离装满自我的墓穴……”（《歌者随想之门》）“恋人 我送你的定情物/是一把匕首/接受它 恋人/如果有一天离你而去/你用它毁灭我的家园……”（《让我和你走到终点》）。而作为真正诗人的明杰更多的内敛之功却更让人刮目相看：“我会在你残缺的思绪里/一如既往/盛开如水的历史//你和我/就这样/在这所小花的屋子里/拉紧各自的衣裙/然后/移植那棵樱桃树”（《黑与白》）。探讨明杰诗歌的力量，更为重要的是他把强者力量揉进去的柔度：“端坐在阳光的面前/怀念久远的恋人/让语言的叶子/覆盖身体/遮住肌肤的光芒/聆听一首首爱情的挽歌//正午的阳光/是恋人火焰的一部分/它常常在这个时刻/无限亲切的抚慰一些受伤的部位/动荡不已的姿势/在这种温暖里/咄咄逼人”（《正午的思绪》）。
可以相见，在中国的新诗写作群中，能够深切体现这种力量的诗人并不太多。大多数人更愿意成为一个“善良”的人：或俯首于政权，甘当“时代的传声筒”；或者抒写一点“多愁善感”的小情调；纵使战斗起来，面对现实，也表现出太多的无可奈何。“善良”的人和满足于小哲理的人太多了，我不想在此举例。而甘当“时代的传声筒”的有如晚期的郭沫若，贺敬之；“多愁善感”的有徐志摩、戴望舒；“无可奈何”的有王家新……这些诗人的根本问题就是不知道作为他们自己的“个体心灵”是如何培养的。现代文明之后，天才已不复存在，伟大的心灵的的确确需要依靠自我培养。他们必须清楚了解时代的真相，并确立心灵与时代的关系，只有以此为立足点，推动心灵的完善，才能让它变得坚定、开阔、没有障碍，再以它去面对时代，面对个体的日常，伟大的心灵才不会沉溺于小打小闹，小恩小惠。多少人活了一辈子还在“为赋新词强说愁”。在我国新诗领域，能自觉锻造大心灵的，我隐约看到的也只有穆旦和食指等为数不多的几个。穆旦的晚期作品明显体现了他追求心灵力量的自觉，而食指可以说一直也在实践这一思想，他的《相信未来》，以及后来在疯人院写的作品都也求证着一种自觉。当然在中国新诗人群雕中，所幸我也看到了诗歌颇具杀伤之力的明杰的形象。
大多时候很多优秀诗人也曾或多或少地闪现过心灵的力量，但由于大都属于不自觉的行为，稍纵即逝，最终导致了他们诗歌的随波逐流。呼唤诗歌潜藏之力，以唤起诗人对力量的追寻的自觉，明杰屹立在中国新诗人的前排用实际行动作了很好的解答。当然中国新诗人阵营也许是一片草根，但作为“草根英雄”难道就没有成为一代枭雄一代霸主的可能吗？不管秉承的是贫困之力还是丰盈之力，明杰先生确实做到了彻底地放弃世俗的价值判断，放弃了界线分明的得失。可以这样说如果路的尽头是无岸的“河”，明杰他也已化成了一滴水，坐在诗歌的轻舟之上吸纳吞吐各种之力，打出太极的圆弧，融合多方修养变成了诗坛前沿阵地中真正的角斗士。
我说明杰诗歌的内外力修为当然也不愿回避明杰浅显的口语诗。“像保护婚姻一样驾驶车辆/但在年检时还是收到罚单一大把/代码10390/副道停车阻碍交通/罚款100元/代码10190/强行使用公交车专用道/罚款100元/代码1603/高架桥下道口超速50%/罚款1000元 扣6分……”（《如果太阳听得见》）。这类诗虽然有些直白，却直白得也有力量。这种力量感让人不忍心去责备他的直白。无疑，文字的力量最终来自于生活，来自于生活赤裸裸的伤口流出的疼痛。也就是说在很多时候诗意与其说是产生于心灵，不如说是产生于自然。的确，在明杰的诗歌中，我有时读到一种原生态的生活与情感。这并不意味着他所写的就是他本人的真实生活，并不意味着他不戴个人修为的“面具”。但他所呈现的那种还带着粗糙质感的生活之力却也能让我一再的从文字回到生活中。“一张票10元/限时5分钟/如果没有等候者/可以不受时间限制……但没有哪一个孩子主动要求上岸……”（《看“海”》）。通过明杰的文字我更多的感到了在汉江边舞动方天画戟的项羽的雄性之力。
记得二十多年前，在校园时代，我和我的学友们曾多次读鲍勃·迪伦的《答案在空中飘荡》，并对其中的句子“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情有独钟。现在，答案终于水落石出了，我看见了诗人明杰在诗歌精神上走投无路之后的一种坚定而勇敢的承担，——这一点非常重要。正因为此，我相信诗人力量的表达不论是否能为其精神向往的游移与飘浮找到一条出路，他本身的诚实与固执就已经完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解脱。更多的时候敞开的真实，正是诗歌场外之力所在。
诗人明杰靠他发自内心动如泉涌的诗歌之力正在向那个有着古老隐喻和古老结构的诗国挺进。原生态之力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驿站，相信明杰会在这个驿站里稍事休息，然后继续上路。正像澎湃的长江几欲冲破束缚的河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