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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头条]写作是为了活着——读徐新洋的小说/柯尊解

写作是为了活着

——读徐新洋的小说

柯尊解

周瑞玲摄影

1.

现在文学爱好者,还能知道史铁生这个名字和他的作品的人,不知道能有多少,但在灿若群星的当代作家群体中,他却是最令我心向往之的作家。
史铁生二十岁的时候,突然因病致残,双腿截肢瘫痪,正是青春勃发的年龄,他的生命却被绑架在一张轮椅上。他在《我与地坛》这篇文章中说:“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它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呆过。有时候呆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呆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
在那段“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的绝望时刻,只有他的母亲默默地守护着他,他回忆说,“在那段日子里——那是好几年长的一段日子,我想我一定使母亲作过了最坏的准备了,但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为我想想’。事实上我也真的没为她想过。那时她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她有一个长到二十岁上忽然截瘫了的儿子,这是她唯一的儿子;她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可这事无法代替;她想,只要儿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呢也行,可她又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呢,没有谁能保证她的儿子终于能找到——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
如母亲所愿,史铁生后来是真的找到了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写作。关于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路,史铁生说:“有一次与一个作家朋友聊天,我问他学写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他想了一会说:'为我母亲。为了让她骄傲。’我心里一惊,良久无言。回想自己最初写小说的动机,虽不似这位朋友的那般单纯,但如他一样的愿望我也有,且一经细想,发现这愿望也在全部动机中占了很大比重。”所以,史铁生高声呐喊:“活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
于是,我想到了我们身边的作家徐新洋。
比史铁生更不幸,徐新洋很小就残疾了,但比史铁生更温暖一些的是,徐新洋不仅有母亲的守护,还有一个视他如命的祖母。
当史铁生二十岁忽然截瘫时,他的母亲“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
在生命最黑暗的时刻,徐新洋的母亲总是暗暗抹泪叹息:“这病咋不落到我的身上?”人隔千里远,两位母亲的心,竟是这样相同!
奶奶更如一根手杖,总是无声地鼓励和支撑徐新洋站起来。
当徐新洋看到同伴参加运动会而伤心地捶着自己的病腿落泪时,奶奶为他擦干泪水说:“不要紧,你还能读书,以后还能当老师。”上中学不能自理不得不辍学回家,奶奶又说:“没关系,你还可以在家里学习!”站立都困难了,几乎看不到出路了,奶奶却说:“没问题,你还能写字当作家!”
也许真的只是为了哄奶奶高兴,徐新洋装着“我还能”的样子开始写作了,当他打开写作这扇窗户的时候,他却意外地看到了辽阔天空星光灿烂,于是,他高声呐喊:“文学是我黑暗生活的唯一亮光,文学是我弯曲脊柱的唯一支撑,文学是我的生命!”
这话如果是别人喊出来,我或许怀疑,但徐新洋喊出来,我完全相信。因为他除了文学一无所有,对他而言,诚如史铁生所言:“活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
现在,有一本徐新洋的小说集子,就摆在我的面前。这本书与任何一本书都完全不相同,它没有丝毫功利的气息。他不是为了扬名,更不是为了赚钱,名和利对徐新洋没有任何意义,他更不是要向谁炫耀什么,实在是他的生命中没有什么是值得炫耀的,他只是为着一个羸弱的生命能够坚强地活着!

周瑞玲摄影

2.

特殊的生活经历,使得徐新对亲情的体察,比我们更加细致入微。他把这种异于常人的生活体察写进他的小说里,这小说就是一股从大山深涧里汩汩流出来的清泉,滋润着久旱的心田。
小说《一棵葱》的主人翁没有姓名,小说劈头一句就是奶奶在厨房里叫着:“老头子,你去扯棵葱回来拌蛋饼吧。”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我们仿佛听到了老太婆内心那种抑制不住的高兴——因为城里来电话,说她的孙子要回来吃奶奶煎的葱花鸡蛋饼,这对老俩口,实在是一件比天还大的喜事。
可自己的菜地里已经好几年没种葱了,老头就想去找别人讨一棵葱。他气喘吁吁回村的路上看到细狗跟狗在一起坐在门槛上。他就说:“狗哥,你菜园里有葱没有?我孙子打电话回来,要我们做葱煎鸡蛋饼等他。”可惜细狗家也没有种葱。老头连忙又转到村后的刘二家,刘二说,他菜园里的葱蔸挖了,新种下的葱还没长起来。老头真着急了,找不到葱,孙子回来吃不上葱煎鸡蛋饼可怎么好?急切中想到种菜卖的翠娥,他跑到田畈找翠娥时一不小心掉进了水沟里,弄得全身湿漉漉的,但他终于讨到了一棵葱,终于可以让孙子吃上葱花煎蛋饼了!
可是,当他兴冲冲拿着这棵葱回到家,老伴告诉他:“你的葱白扯了!”
原来,老伴见这时候了儿子一家没回来,打电话去问,媳妇说,孙子昨天犯生不听话,他们就骗孙子说今天回来吃葱煎鸡蛋饼。到了今天,孙子把那事忘记了,都玩儿去了,所以他们就不回来了!
——这样的结局,肯定令老头从头冷到脚,也让我们读这篇小说的人心里涌起一股不可名状的疼痛!
但还不止如此。徐新洋在这篇不过区区五百字的小说里,让老头为一棵葱去求过两个老头,一个是“跟狗一起坐在门槛上的细狗”,一个老头坐有自家的门槛上,只有一条狗陪伴着他,这个细节让人过目难忘。这个与狗为伴的老头,据他自己说,他也有儿子孙子,只是他的孙子几年都不回来吃餐饭了。为一棵葱找到的另一个老头刘二,把自己种的菜都送给住在镇上的儿子家,可“儿子这么近”却不肯回来陪他吃餐饭!
——徐新洋大概想要告诉我们,亲情的失落,在当今农村不是个别现象。而守着空巢的老人,渴望亲情就如一个以种田为生的老农久旱盼雨一样焦灼不安。
《看娘》可以认为是《一棵葱》的姊妹篇。
在城里工作的“我”,应李村一朋友之约,开车去那里打牌。李村与“我”的老家相去不远,因为打牌多了一个人,“我”就推说想回去看看老娘。“我”回家娘却在田里干活,隔壁的王嫂见了,说要帮我去喊娘,偏这时候李村的朋友来电话说,有个人临时有事走了,打牌差脚。“我”就匆匆走了,我本来也不是特地回来看娘的,所以并没有等娘回来。可等到傍晚“我”回到城里,哥哥却打电话来问:“你回来有事吗?娘叫我问你哩。”
“我”说什么好呢,只能说没事,挂了电话。晚上陪老婆逛公园回来,哥哥又来电话:“娘又叫我打电话问你,你真有事没?”
“我”就纳闷了,娘为什么要这样没完没了地问?第二天,“我”钓鱼回来,娘竟提了一袋子红苕站在门外,说:“你哥说,你说你没事,我不相信。你平时忙得很……没事回去做甚?我知道你喜欢吃红心苕,苕还要过些日子挖,我去挖了一袋子送来了。”
娘想儿,连心肉,儿行千里母担忧!谁能真正懂得母亲的心?水往低处流是自然现象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无论有多少儿女,母亲都能记住每一个儿女的生日,因为每生养一个儿女,母亲就要经历一回撕肝裂肺的阵痛。母亲只有一个,可有几个儿女能记住母亲的生日?
盼望水能倒流只是一个笑话。
但,且慢!一只《蛋糕》和一面《窗口》,却让我们领略到了孝敬的风景。
《蛋糕》说,老娘生了四个儿子,老大老三老四都很精明能干,唯独老二智障,是个呆子。所以,老大老三老四都分出去做了新屋另住,老娘就跟呆子老二守着破旧的老屋过日子。这一天,二呆子扁担头挂个蛋糕,喜悠悠走来。这一天赶巧是村长老娘的生日,于是,老大就想,二弟不呆,我跟他说过要尊敬村长,不然“你咋能吃上低保?”他果然就晓得给村长老娘送生日蛋糕!老三也说,他晓得给村长送蛋糕,跟我平时对他的开导是分不开的。老四是特地从城里赶回来给村长的老娘祝寿的,他说,是他那天买蛋糕给儿子过生日,让二呆子看见了,“要不然,他哪知道过生日要送蛋糕呀?”
精明的老大老三老四要把蛋糕送到村长家里去,二呆子不干,高声说:“你们做甚?我这蛋糕是给娘买的!”
老大老三老四惊诧莫名,反问:“你跟娘买蛋糕做甚?”
二呆子说:“娘今天生日!”
三个精明的儿子,记住了村长老娘的生日,却忘记了自己老娘的生日,二呆子因为智障,所以只记得自己老娘的生日。
这多少有些令人难堪。
但《窗口》却是一幅画,一首诗。狗儿是个残疾人,四肢萎缩,只能站着或躺着,因为走路需要一步一步地拖着向前,所以,他平时至多只到自家门洞站站。但最近几个月,他却执拗地每天一大早就穿戴整齐地站到门洞里哼几句曲子或是背诵几首古诗词。吃饭的时候也要站在门洞吃,吃完一碗还喊着要娘再添一碗。娘从镇上捎回来一本杂志,他就站在门洞把书翻得哗啦啦响,还故意大声夸赞这本杂志里的文章真好!就是下雨,他也要站到门洞里去,娘就忍不住劝他:“今天冷,别去门洞了。”狗儿这才说出来,奶奶总是担心我不快活,她自己摔伤了起不了床,就把床垫高了,想看到门洞,我想让奶奶放心,就让她天天看到我过得很快活!
这样的故事让人无语哽咽。

周瑞玲摄影

3.

仿古建筑能够蓬勃发展成为殷祖刘仁八区域性行业且蜚声全国,肯定是一种文化现象,应该与这一带居民的传统审美情趣有极深关系,或者直接说,古风依存的果城里,有着异于其他地区的浓厚的崇古乡风,所以才能够兴起这样的一个区域性行业。这种崇古乡风,在徐新洋的小说里,就有非常积极的表现。
《有约无凭》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崇古乡风的故事。
包工头承建一处园林仿古建筑工程,队伍是临时组建的,队伍里常常需要一位手艺好的“师傅头”。师傅头工价当然比别人高很多,但有些活没有好手艺的师傅头就拿不下来。包工头常常就要先把这样的师傅头约好,形成了“约下了”的乡规俚俗。所谓“约下了”就是互相间口头承诺了。这种承诺是没有文字凭据的,有约无凭,但说过的话,吐出来的痰,决不能反悔舔回去。
王家富手艺好,当年建湛月公园大门,就是他的“师傅头”。这年正月初十,包工头周旺就让他弟弟周通来跟王家富“约下了”“月半后开工”。
月半前,有几拨条件很优惠的人也来约王家富,他老婆动了心,王家富说:“我跟周通是约下了的,老辈子的规矩可不能犯!”
月半到了,村里的木工泥工一拨一拨都上工去了,周通却还没有来叫王家富,直到正月过完了才知道,那个特别需要技术的工程,周通没有揽下来,揽下的工程不需要王家富这么好的手艺,所以就没有来请他。
王家富就这样被耽搁了,直到过了端午节,周通才来说,他哥有个工程忙不过来,想要转包给王家富。王家富一脸满足说:“约了就约了嘛,他就来叫我了,虽然晚了一点。”
——无论如何我都要守约如山,这才是手艺人的德性。
《人之初》写的是另一种守约精神。
茶水不阻路,自古是乡风,奶奶每天都会烧一壶川穹茶放在堂屋的桌子上,谁口渴了都可以进来喝。但下放到村里的文仲叔每次却总要找到爷爷或奶奶客气一番再喝,喝多了他就难为情说“总是白喝你们的茶”。
爷爷就跟他说:“那你就给我孙子抄一本人之初吧。”
爷爷说的人之初,就是《三字经》,爷爷也不是真要他抄书,而是想叫他放心进来喝茶。但文仲叔答应的,就真当回事。要上水库工地去了,他还特别叮嘱一声说:“抄书的事,只好等段日子了。”
后来他在水库工地被直接调回城了,爷爷也把这件事忘记了,那年年底大雪纷飞,有个人推开门,一身雪花,从怀里取出一本手抄书说:“我是文仲的儿子,他答应给您孙子抄一本书的,当时没有做到,现在他病倒了不能来了,要我送来。”
人之初,原来性本善啊!
《穿针》却似一首轻松欢快的山里民歌。孤寡老人二婆老糊涂了,拄着拐杖,一手拿针,见人就喊:“帮我穿个针啊。”她其实也不是真要缝什么,村里的女人知道她老糊涂了,全不把她的话当回事,甚至有些厌烦。只有在大门洞劈篾编斗笠的大柱把二婆扶进屋,跟二婆说:“等我把这捆篾劈好后跟你穿行不?”
二婆高兴了,就坐下来一边等大柱,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跟大柱说着话,说着说着,她就打起了瞌睡,把穿针的事情忘去了十万八千里。
——善良淳朴,真如春风习习。
但山里人执拗起来,也让人哭笑不得,《讨说法》里的二愣子,就是这样的一位拗牛筋。同村的财兴家做屋,在二愣子的菜地边堆石头,压了他二十多根蚕豆苗。二楞子撅着嘴嚷:“你咋把我的蚕豆压了?”
财兴不会说话,硬冲冲说:“压几棵蚕豆苗有啥了不起?”
财兴不说理,惹恼了二愣子:“你得赔!”
财兴说:“笑话,几根豆苗,赔个屁呀!”
二楞子真愣了,去找村民组长讨说法;村民组长觉得这点小事不至于,二愣子肯定是为别的事找岔子。
二愣子却一定要讨个说法,去找村文书,村文书也认为二愣子是找岔子,笑呵呵说:“为这么点小事大呼小叫?不是吧?”
二愣子大概脸都气乌了,跑去找村长,村长乜一眼说:“芝麻大点事不依不饶的,干嘛呢?”
二愣子气得蹦出门大吼:“你们才不讲理,我坚决要讨个说法!”
他最后去找财兴的爹。
财兴的爹对二愣子说:你别跟财兴一般见识,压坏你的蚕豆就应该赔,我做屋确实没有办法,免不了要碰坏你家的东西,有什么事,尽管找我!
二愣子连忙说:好说,好说,我让开一点就行了!
几个村干部糊涂了,说:二愣子讨的就是这个说法啊?
其实,人争的就一个理字。

摄影/宋宗辉

4.

徐新洋行走不便,他几乎不出家门,但他依然关注着外面的世界,因为他实在太热爱这个社会了。他比那些健全的人更希望这个社会充满阳光,遍地鲜花,因为他比健全的人更需要阳光和鲜花,他因此也担忧和厌恶丑恶与阴暗。在他的作品中,有时候也能看到他揭露和斥责一些不良行为的文字。
《慰问》似乎是一篇有切肤之感的小说。残疾人小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首诗,村长就破天荒地到了他家,说:“李乡长打电话通知,上面的领导要来慰问你,你要好好准备一下!”
小柯和娘赶快收拾屋子,准备香烟茶水,可望穿了眼睛,领导却没有来。等了一段时间,小柯就想进城去帮亲戚照看几天书店,村长说,不行,政府给你办了低保,你得配合政府工作,等领导来慰问。又等了一段时间,小柯想去邻村看腿病,村长说,别走,你那病不是看不好了吗?否则领导会慰问你?终于春节也到了,小柯问村长:“我的慰问咋还没到咧?”
村长说:前段抓扶残助残,你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首诗,领导才想来跟你握手合影,当时他要忙别的事忘了,现在过去了,就没提了。
——低保,其实是政府的政策,而村长却当成了是他对小柯的恩赐;关心残疾人,本来是工作,有些人却当成是对你的“慰问”——慰问其实就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恩赐!可奈何?
《苦妈菜》里写的事,更让人啼笑皆非。
乡长打电话给村长说,上面的领导要趁着大雪天下乡访民情解民忧,指定要到村民家里吃家常饭,不能少了苦妈菜——就是黄花菜。
我不知道大雪纷飞的隆冬有没有苦妈菜,不过,传话三国时的大孝子孟宗,母亲生病想吃嫩笋,寒冬无笋,他扶竹而哭,竟在冰天雪地里哭出了嫩笋。孝心能够感动竹子,对领导的忠心也应该能够感动苦妈菜。村长把任务交给村民组长二狗,二狗命令四个村民漫山遍野扒雪卧冰,果然就挖到了一大篮子苦妈菜!
领导千辛万苦冒雪真的来了,吃到了苦妈菜十分满意,应该上电视的,可惜电线被大雪压断了,不过,第二天的报纸头版头条大标题登了:
“农家饭桌上苦妈菜的启示”!
如果小说就这样结束,已经让人内心无法平静了,而作者却不肯就此罢休。
过了两天,乡长又给村长打电话说:“上面多给了一点救济款,给挖苦妈菜发工钱。按你报的十五个人工挖苦妈菜,四个人工煮饭洗菜,两个人工跑腿打杂,每个工一百五十元,来领钱吧你!”
村长高兴地一边答应,一边在心里盘算着,怎么跟村民组长分这笔钱!
这个出人意料的结局,实在令人哑口无言,不知道是应该感谢要吃苦妈菜的上面领导呢,还是应该感谢乡长——这笔钱真不少哩。
闪小说《赢家》则仿佛是在讲一个轻松的笑话。
大牛水生,一个七十三,一个七十四,一个是村长的父亲,一个是乡长的老子。他们看到对面山坡红旗招展人声喧嚣,一个说那是在栽树,一个说那是在建农田,两个人为此争论起来。
大牛说:那是石头窝,建农田屁用?山下的良田都荒了,跑到石头窝去建农田,谁去种啊?一定是在栽树。
水生说:前几年栽的树一棵都没活,还栽树?笑话,一定是建农田。
两个争论不下就打赌,一个输了出中华烟,一个输了出卤猪头肉大团圆酒,让狗子骑摩托去山坡上看个究竟。狗子去看清楚了,回来说:“原来村长准备在那鸟不拉屎的地方建农田,有宣传力度,影响大,上面好拨款。后来乡长说,县里提出搞生态县,栽树比建农田有效果,力度更大,拨款更快。”
于是,乡长的老子成了赢家。但那片石头窝搞的都是骗上面的样子工程,老鸦猪脸一般黑啊,谁是赢家呢?
《扶贫日记》就记下了一位真正的赢家。
结对扶贫其实就是带资金去给空壳村搞项目。城建局长这些年筹措六十多万扶贫款,帮助蚂蟥村建了一个良种山羊基地和一个水产基地,两个项目都上了县电视。这年岁末,老李和老王是头一次陪局长去基地“走亲戚”,却看到水产基地就是把原来的一座小水库清理一下库底,给堤坝铺层水泥;而良种山羊基地就是老林场用竹子围着几只瘦骨嶙峋的山羊。但围子外竖着一块特大的不锈钢宣传牌,白底粗笔红字特别醒目。上面的远景规划说,若干年后,村民仅养山羊纯收入将达数千万元!
离别的时候,村长给每个人送一个日记本,说:“局长说了,上面有规定不许吃喝不许赠礼品,我们送个日记本给大家,写写帮我们脱贫致富的日记,这总可以吧?”
当然,这可以,于是大家笑纳。回家打开日记本一看,两张购物券,一张是名烟名酒超市的,一张是珠宝商场的!
唉,这样的购物券得多少钱一张?六十万扶贫款,哪里够分啊。难怪局长一直叮嘱,要精打细算,每一分钱都要用对地方!

摄影/宋宗辉

5.

徐新洋的小说大多篇幅短小,一般都在五百字左右,有的甚至只有三百多字。我猜想,这也许并不是徐新洋刻意所为,实在是他的身体状况对他的局限。我在他的朋友的一篇文章里看到,徐新洋因为手指僵直,他用电脑写作的时候,不得不用筷子绑在手指上去敲击键盘。这令人怵目惊心。我们很难想象,像这样在键盘上写完一篇五百多字的小说,徐新洋要承受多大的痛苦!他真的是在用生命写作啊,他写的每一个字,都带着他生命的体温!
篇幅短小也因此成了徐新洋小说创作的一个特点。因为短小,徐新洋的小说,就在构思上力求精致。这不仅是指故事情节要精致,甚至叙事语言也要力求精致,小说《蛋糕》的开头,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
“弟弟二呆子,扁担头上挂着一盒蛋糕,喜悠悠地摆着,从门口上过去。
他买蛋糕干啥?
大明和老三老四在发愣……”
 “扁担头上挂着一盒蛋糕,喜悠悠地摆着”,无一字不传神,把二呆子那副兀自喜庆的神气,描摹得活灵活现;第二段突然问:“他买蛋糕干啥?”实际上是老大老三和老四心中的疑问,但在小说中独立成为一个段落,却起到了引人入胜的作用,猛然一下子把小说带进了另一个情节,就如同在舞台上拉开了二道幕,更多的人物突然出现在观众面前,更有趣更复杂的剧情随之缓缓展开!
但作者只用了四十三个字,就为我们铺开了一个生动活泼的生活场景。像这样的例子,在徐新洋的每一篇小说里都可以见到。他的小说常常短到包括标点符号只有三五百个字,他的语言就不得不力求做到精练传神。
小说总是要讲故事的,徐新洋的小说因为篇幅太短,故事情节就不能太复杂,于是,作者就在精巧上下功夫。他的小说在情节设置方面,通常像制作一个谜语,谜面尽量做到新颖、贴切、形象,谜底却要力争出人意料,甚至令人振聋发瞶。换句话说,徐新洋特别注意经营小说的结尾。他的小说结尾,常常像相声里的“抖包袱”,读到结尾,猛地让人恍然大悟,大吃一惊!
小说《一棵葱》谁也想不到会是那么个结局。孙子要回来吃奶奶做的葱煎鸡蛋饼这个消息,让老两口高兴得手忙脚乱,原来不过是媳妇哄孩子的一句谎话,竟把两个老的哄得空欢喜一场。这个效果就如一捶子砸碎了眼前的一面镜子,镜子里的花呀草呀蝴蝶啊蜻蜓呀太阳呀春风呀,也统统被砸得粉碎了!
《讨说法》的结尾:“几个村干部糊涂了:这二愣子,就讨这个说法?”《穿针》的结尾,再没有说穿针,而是让二婆在有人热闹的地方睡着了。这样的结尾,意味深长,越嚼咀,越觉得余味无穷!至于《苦妈菜》这样的结尾,更是让人击节叫绝。小说写到报纸上刊登了那篇文章,本来就该结束了,但乡长突然打来那样一个电话,那就不是锦上添花,而应该看着是“画龙点睛”!
这样的精致巧妙的结尾,是徐新洋小说创作的一个特点。
徐新洋有一些小说,写得更像是寓言。
小说《端印》有将近一千五百字,在徐新洋这本小说集子里,这是很少见的长篇幅小说了。它把果城里当地一个流行数百年的风俗,巧妙地融进小说里,反映一个重大的社会主题。
小说里介绍说:“土主生前是一位清廉为民的好官,死后,人们把他雕成一尊镇守一方平安的菩萨,安坐在背后山的庙里。人们每年元宵节要把土主接进村,摆香案,供印子粑。之后,抬土主巡游,驱邪布福。前面有一个人跟土主端印。对端印者人们大有讲究,一要名望,更要道德高尚。若用错了人,就如同把一个坏人安排到了土主身边,会给大家带来灾祸。”而且,已经有很多实例证明,若是错用行为不端的人端印,不光会害人,那个端印的人也会遭报应。
因为“我”是村里走出的大学生,后来在城里还当了干部,这一年乡亲们就选我给土主端印。“我娘”自然感觉无尚荣耀,对这事很重视,再三打电话催我回乡下参加土主会。“我”却对这事不感兴趣,虽然被娘逼迫着给土主端了印,可供品实在不想带回城。“我”心中不敬神灵,后来果然遭了报应,翻船进了班房——我就觉得这是一则“反腐寓言”。
《杀狗》只有五百多字,故事写得有点像是放幻灯片,一片一片地快速闪过。
卷毛是支书家的一条狗。长顺在山林里套到一只兔子,被卷毛抢先叼走了,长顺本想打它,可想到它是支书家的狗,就忍住了。
刘嫂在堰边杀鸡,卷毛走过来了,刘嫂怀疑它是想把杀好的鸡叼走,本想哄走它,可想到它是支书家的狗,索性把鸡送到了它的嘴边。
“我”在水池边剖鱼,卷毛蹲到我身边。刘嫂过来说起卷毛的故事,我也吓着了,连忙把鱼让给了它。
后来,长顺,刘嫂和“我”都明显感到支书对我们特别关心照顾了,三个人正在一起说这些事的时候,村长在巷道外高声叫骂着:“那狗东西不知道在哪里偷嘴,偷了一堆鱼鸡兔,堆在我家后院的空屋里,臭气冲天,这样的坏东西要它做什么?帮我抓住,杀掉它!”
——这样的故事似乎有点泛主题,但它真的更像一则寓言,总在启发人往更深的层次思考。

对徐新洋的创作,我真的有很多话想说,但我知道这话是永远也说不完的,我最想说的还是,祝愿他快乐!

柯尊解,湖北省作协会员。

《新东西》编辑部

主      编:向天笑    

法律顾问:刘太平  向其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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