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忆当年看杀猪
贾少华
八十年代之前，我市的牲猪屠宰场还在中窑长江边。从医院街口，穿过黄石大道，经过大冶钢厂火车铁轨，下一个不长的缓坡就是屠宰场了。当时，屠宰场并不大，头衔却不小，大门弧形的门顶上赫然写着：“黄石市肉类联合加工厂”十个大字。正规场合，有人称之为“肉联厂”，但我们不管它联合不联合，都习惯地叫杀猪场或屠宰场。屠宰场的左边是中窑泵站，泵站闸口的旁边是石灰窑区毛巾厂。毛巾厂的厂房是由一幢十分独特的建筑改造而来。这幢建筑，依江而建，居高临下，在解放前是用于卸煤、卸矿石的，屋基是用巨大的褐色石块垒砌，很高，很厚实，很坚固，像一座高大雄伟的城墙，耸立在中窑长江边。夏季，长江涨水，这幢建筑的地基部分就淹没在江水之中了。江水流经中窑，受阻于这幢建筑，使中窑到下窑快活岭一带的江水形成了一个大的回流。回流之中水流比较平缓，是绝好的天然游泳场；屠宰场杀猪后的血水以及肉屑、猪杂碎等，排入江中，成为江鱼的美食。这里又是钓江鱼的好地方。 那时放暑假，我们中窑江边一带的糙子伢，几乎天天在江里游泳。夜间，就翻墙进屠宰场，在褐色磨刀石砌成的石墩子上钓鱼。有时，鱼不咬钩，我们就溜进屠宰场看杀猪。 杀猪是在夜间开始，通常要到子夜才完工。那时，屠宰场机械化程度不高，杀猪绝对是一个力气活。师傅们把猪圈在待宰间，用高压水龙头对猪进行冲洗。一个师傅穿着胶鞋，戴着长长的胶皮手套，手握一个连接着电线、类似哑铃的电击器，看准一头猪，朝猪的耳根死劲一按，那猪顿时就无声地瘫在地上，少数格外坚强的猪，虽遭电击，猪身倒地，四肢仍奋力地抽搐。旁边一个彪形大汉，不管三七二十一，用铁链套住猪的左后腿，双手使劲地拖起，将整头猪钩在电动传输轨道上。一头接一头的猪，倒挂在传输轨道上，放血之后，列队缓缓向下一工序移动。通过翻滚着的沸水池，那些猪已经被烫得圆鼓鼓的了。给猪去毛这道工序，特别见师傅的功力。一把五六寸宽的金属大刮铲，在师傅手中来回舞动，十几个回合下来，猪毛被刮去，露出白白的猪身。接着，割下猪头，给猪开膛，扒去内脏。然后，沿着猪背部的龙骨把整头猪劈成两边。开始是用砍刀劈，那砍刀的重量估计有七八上十斤，好似小人书中黑旋风李逵的板斧。劈猪这个活，一般人拿不下来。一位姓张的师傅是劈猪的高手。他身材魁梧，膀大腰圆，上身赤膊，套一件红色的长长的塑料围腰，只见他左手抓住猪的后蹄，右手将砍刀高高扬起。和我一起看杀猪的同学建国默默地数过，只需五六刀，那猪就成为两片了，而且“不偏不倚”，剁口齐整。那真叫：快、准、猛。后来，劈猪改用电锯，这活就轻松多了。最后一道工序是检验。两三位检验员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在悬挂着的一片片猪的行列中，用小铁钩钩住猪身，正反两面进行检查。一位扎着长辫子的女检验员做事比较认真。发现猪肉有淋巴，猪皮有受伤溃烂的地方，就用小刀割去。检验合格，就在猪身的一侧，盖上一串蓝色的印章。这就是可以出售的白条肉了。处理猪头上的毛比较费事，当时是用松香。用烧溶的松香裹住猪头，然后放进水中冷却，凝固的松香和猪毛紧紧地粘住一起了，剥落松香，基本上解决了猪头难以去毛的难题。那松香的味道本是好闻的，但夹杂着猪毛的松香，反复地溶炼，凝固、再熔炼，散发出的味道是十分怪异而刺鼻的。话又说回来，当时，我们只有看杀猪的“眼福”，并没有吃猪肉的口福。那个年代，猪肉凭票供应，每户每月凭购粮证发几张肉票，一人只有几两肉，一个月，我们也只能见一点荤，吃上回把肉。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们肚子里缺少油水，是非常想吃肉，欠吃肉的。记得一个闷热的夏夜，我与几个同学在屠宰场后边钓鱼，一直没鱼咬钩，我们干脆收了鱼线，又跑去看杀猪。杀猪接近尾声了，单片的白条肉随着传送带缓缓移动，等待检验，看着眼前肉的队伍，白白的肥膘，红红的猪肉，弯弯的排骨，瘦瘦高高的罗建平同学边看边说，“这猪，真是好啊，全身是宝！猪皮可以做皮鞋，猪毛可以做刷子，猪粪可以做肥料。”夏国友说：是呀！是呀！猪肉不用说了，猪肠子红烧也很好吃，猪血也是很鲜美的呀！。你一言，我一语，大家尽情地历数这猪的种种好处……说着，说着，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桌好菜：大碗的红烧肉，焦鲜汁多的红烧排骨，味浓肥美的猪蹄膀……只想得口里涎水直涌。再看身边几位同学，也都看得仔细认真，个个眼睛发直。我赶忙使劲地把涎水咽进肚里。此时，屠宰场里弥漫着的猪血的腥味，猪内脏的臊气，猪粪的臭味，松香的异味，我们已全然不顾，甚至，那猪在宰杀之前不屈的嚎叫，也像是一首悦耳高亢的歌曲了。有时，我们钓鱼到深夜，屠宰已经结束了。在屠宰场大院食堂的门口，可以看到师傅们围坐在一起宵夜，那场面让我刻骨铭心。露天的长案板上，一个特大的白搪瓷盆盛满了面条，另一个大盆子里是香喷喷的黑木耳肉臊子，旁边的大筲箕堆满了馒头。工人师傅每盛一碗面条，打赤膊戴白帽的大厨就舀起一大瓢肉臊子，浇盖在面条上，再用手抓起一把香葱，撒在肉臊子上面。师傅们坐在小凳上，有的就蹲在地上，开怀地享用夜宵。同学王家树很“内行”，他说，那肉臊子都是用腰柳肉做的呀，一头猪只有两条腰柳，嫩滑得很。只见那劈猪高手张师傅，上身打着赤膊，就蹲在场门边，先用筷子把面条挑起来，用嘴吹吹，然后连嗦带塞地送进口里，一筷子面，一口肉，一口面汤，吃得畅快无比，吃得激情四溢。我们几个瘪着肚子，眼巴巴地看着。我的肠胃开始蠕动，大家不好意思再盯着看，赶紧绕过食堂，各自回家睡觉。当时，屠宰场宰杀的猪，基本上是从长江水路运来的。“快活岭”下的中窑粮店的江边，有长长的一排猪栏，就是关押喂养牲猪的。猪栏离屠宰场有三四百米的距离。用车装运活猪到屠宰场，又是抓猪装车，又是赶猪卸车，肯定不划算，只有人工赶猪了。没有专用的赶猪道，傍晚赶猪去屠宰场，必须经过我们临江街居民门前的小路。临江街的居民都见过赶猪，那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如果是赶羊，那好办，有“领头羊”领路，羊群跟着头羊跑；可是，还没听说有“领头猪”的。百把几十头猪被轰出猪栏之后，围挤在一起，由于没有“头猪”领路，它们左顾右盼，惊恐万状，不知何处何从。要把这些猪安全地赶往屠宰场，全靠赶猪人的本事了。当时，有一个由七八人组成的赶猪“专班”，有年轻的汉子，有驼着背的老师傅，还有几位腰间围着蓝色围裙的中年妇女。那些猪吃了睡，睡了吃，个个膘肥体壮，根本不乐意走路，慑于赶猪人手中的木棍或竹条，猪们被迫无奈地沿街前行。路过临江街的大人小孩看见猪的队伍，总会驻足围观，有的猪受了惊吓，趁赶猪人不备，突然冲离猪群，四处逃散，有的猪不信邪，甚至顶开居民的木门，躲进居民家里去了。赶猪的年轻人立马跑去追赶，抓住猪耳，连打带拽地把猪们聚拢。赶猪师傅连轰带打，左右夹击，近百头猪被迫沿着窄窄的临江街向屠宰场前行。临江街有一段青石板路，这是猪最容易摔倒的地方。走了一段路，猪们口中白沫直流，有的猪摔倒在地，干脆睡在地上，不走了。那时，没听说在屠宰前给猪们听轻音乐什么的，也不大讲究善待动物，人性化养殖。赖在地上的猪，遭受棍棒、竹条的抽打，扯着嗓门，冤屈地高声嚎叫，挣扎着爬起，一路向前狂奔。猪的叫声，赶猪人的吆喝声，响成一片。一时猪流如潮，煞是壮观。猪队从门前经过，算是当时临江街一大奇观，居民们见怪不怪。见猪的队伍过来，大人就赶忙抱起孩子，紧贴墙边站着，以免被狂奔的猪们冲倒；再不，就拉起小孩进屋，关紧大门，从门缝朝外观看。猪队过后，路上留下的猪屎东一坨，西一堆的，猪尿散发着刺鼻的臊气。临江街居民既是喜，又是恼的，可谁叫那猪十分稀罕，猪肉又那么好吃呢？善良本分的居民，拿着扫帚、铲子，提着水桶，谈笑间把门前道路清扫干净。抱怨归抱怨，清扫归清扫。日子就象江中的流水，默默无言地流淌。看杀猪、赶猪；游泳、钓鱼，年少时的这些经历，成为我们这一辈难以忘怀的记忆。记得是疫情之前的一个初夏，罗建平同学从四川江油回到黄石。当年一起看杀猪的几个伙伴又相聚了，我们相约去中窑“故地重游”。时过境迁。由于长江防洪的需要，屠宰场早已搬迁到黄石港昌大堤外了。中窑临江街老旧低矮的房屋早已拆迁，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美丽的江滩公园。我们在公园漫步，寻访回忆旧日时光，逛到公园的尽头，太阳西下。我们一行六人就在快活岭江边大排挡吃晚饭。此处，正是当年“赶猪道”的出发点。点菜的时候，大家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国友点了一个烧肥肠，建国点了一份爆猪肝，罗建平点了一份卤猪脚。我一直崇尚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点了一份毛氏红烧肉。王家树说，荤菜够了，够了！点份青菜。我特意说：主食，每人一碗肉臊子面，加一点青菜，如何？大家听了，都会心地笑了。晚饭后，夜幕降临。江滩公园路灯亮了起来，映得公园如仙境一般。罗建平感慨地说：近二十年没回家乡，中窑变化太大了。遥想当年，我们饿着肚子看杀猪，看师傅宵夜，想肉吃，盼肉吃，欠肉吃，真是把人馋死了。现在，吃肉是平常事了，我们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真是提高了哇！大家听了深有同感。此时，公园望江亭方向传来《难忘今宵》的歌声，共祝愿，祖国好......感恩新时代，珍惜好生活，这不就是我们共同的心声吗？
贾少华，男，黄石市西塞山人，青少年时，家住中窑长江边。黄石市教育学院（现合并于湖北理工学院）中文系毕业，曾任黄石六中语文教师，后调到市直机关工作。现从市人大退休。爱好写作，著有散文集《中窑湾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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