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仕汉，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理科男，教书匠。曾参于国家教委、省教委有关课题研究。获曾宪梓奖及省市教育科研一、二等奖。在中央、省级刊物（出版社）发表独著、合编论著近二十篇（本）。喜读回忆录、传记、散文之类的文艺作品。七秩开始习作，文章散见于黄石日报、旅美华人刊物。
在宝积庵的日子
高仕汉
宝积庵是原武汉师范学院所在地。1958年秋，我来学校报到时，既没有看到庵，更设有见着尼姑。倒是迎来了一批与我一样，是当年高考几乎名落孙山的少男少女，一批受了戒的“小尼姑和小和尚”。
五六十年代的另类学子
一九五八年一个炎热夏日的下午，邮递员将武汉师范学院（简称武师）录取通知书递到我手中时，一瞬间我很茫然，很郁闷，很自卑，也很无奈。心情真是五味杂陈，难以言喻。
郁闷的是，填报志愿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武汉师范学院。填报它也是出于无奈和搪塞。我的高中副校长李绍南先生，在填报志愿动员会上，振振有词地说，凡是共青团员必须要填报师范专业，不然要考虑团籍问题。这不明摆着是团员，非填不可。可偏偏武汉师院又“相中”了我这最后一个志愿。
到校后，才知道武师是湖北师专和武汉师专两校合并组建的一所新建的本科院校，相当于现在的三类本科。那时还没有高职高专四类一说。显然，我们这批学子是当年招生兜底考生。弃学，将无书可读；复读，那年头不太时兴；重考，就我这个政治条件，来年也不一定会录取到好学校。其它的出路，当工人一类体力劳动者，并不一定比这读师范更好。阿Q精神战胜了我，家人同学也劝我，退而求之还是读武师为上策。这就是我的无奈之二。
那一年，武师数学系首次招本科生，共招了240人左右，分成六个班。我在58级4班，共有40位同学。这群学子有些特别之处：
第一，我们班绝大多数都是文化大革命中，所说的那些“可以教育好的黑五类子女”。即使像林正贵这样贫下中农子女，由于他对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政策有些不满言论，他也被合并于这类同类项了。1958年放寒假期间，黄石一中五八届同学在一起相聚时，谈到一些录取情况。我的同桌董相治，文理科成绩都很好，一手好毛笔字，而且还是校团委刊物主编，因他家庭出身是地主，加上他与同学闲谈时，说了些对当时农村干部作风不满的话，也因此名落孙山。我的同窗，高三（甲）班的王木金、李全修，成绩不分上下，各有千秋，同是我们那一届俩位有名的秀才。58年元旦前，他们班几位文学爱好者，合办了一期名为“郁金香”的庆祝元旦墙报。刊登了一些不合时宜的小资情调抒情散文、诗歌，引起了校方密切注意。上墙不多时，不知怎么撕掉了，闹得全校沸沸扬扬。反右时，教语文的刘彬老师在该报登了一首诗，被打成该墙报的后台，也是划为极右的罪证之一。“郁金香”事件虽然没有进入学生檔案，但内部定性是学生中的一株大毒草。令人郁闷费解的，同为“毒草”的主编，父亲是源华煤矿职员的王木金，可以降格录取到华师，而父亲是杂货店老板，又有台湾社会关系的李全修，政审结论是不宜录取。还有一组数据说明这个现象。我高中就读的那个高三（乙）班，华师、武师共录取了15人，其中华师录取5人，都是职员、中农成份。而武师录取的10人都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到当年高考录取标准，主要看家庭出身阶级成份和社会关系。这第三个无奈，是命中注定的。
第二，我们班绝大多数都来自于省重点学校、名校的高才生。武汉市的多数来自省实验中学、三中、14中和33中。专县来的同学毕业于黄冈高中、新洲二中，黄石一中，沙市三中、襄凡五中等。那时，黄冈、黄石地区的学生分别毕业于黄冈高中、黄石一中、新洲二中等省重点学校。他们进高中时，是通过黄石与黄冈两地联考遴选出来的。科学文化知识基础是不错的。相比较而言，从整体讲我们班来自武汉市的同学，知识面广，双基扎实，尤其是解题技能技巧要略高一筹。更不要说像程毅、潘文伟、翁率武等一些获得过武汉市数学竞赛名次的同学。
这40位同学中，各俱个性，特长各异。或许当时没有被我发现，或许那个年代没有平台显露特长，表现自己，多多少少有些压抑。反右以后，尢其受到高考录取挫折，我们中的多数人学乖了，循规蹈矩。恰如朱达庆同学所说的那柈，要“学会夾着尾巴做人”。唯独只有两位同学是特殊另类。一个是罗平，他是武昌33中58届毕业生。在那个处处事事讲究政治挂帅的日子里，他仍一心只读聖贤书。无论是盛夏酷暑，还是数九寒天，他经常独自一人坐在空空荡荡大教室里，心无旁骛，博览群书，刻苦自学。成了数理大楼一道独特风景线。我一直佩服他的胆量和定力。另一个就是杨立忠，武汉14中高才生。个子不高，聪慧夫子，生活随意，不拘小节。满腹经纶，卧谈会上，“红诗”(红楼梦诗词）背诵如流，评说“红学”，滔滔不绝，别俱一格。文理相通唯有“矮”君。
也许当年招生的领导和老师也料想不到，这群“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被压抑的才华，像雨后春筍般地大放光彩，个个脱颖而出。仅我们一个班就涌现出了范建国、朱达庆、游华庆、杨立忠、潘文伟、王楚和、贾信远等七位特级教师，罗平正教授。这是武师创办以来前所未有的事，还有一些同学走上了管理岗位，当上了领导，如朱达庆任水果湖中学校长，袁诚怀任鄂州一中校长，宋炽镛任黄梅县体委主任，杨立忠曾任过阳新县人大副主任。更多的同学是各个单位不可或缺的骨干，中坚力量。这是毕业二十年之后，显示出我们班第三个特别之处。难怪曾任数学系主任的肖竞择老师，在一次校友座谈会上无比感慨地说：“感谢党的阶级路线为武师送来这批优秀学生。”
监督程奎老师“劳改”
我记得五九年三四月份，轮到我们班在学校农场劳动。经常派我这个学生干部，去监督数学系极右份子“劳改”。其中有程奎老师。他的个子不高，文质彬彬。人长得白白净净的，说话轻声细语，慢条斯理。毎次“劳改”他都戴一顶草帽，穿一身蓝色卡其布的解放装（中山装改型），带一张小板凳。我监督他劳动，无外乎叫他坐着扯扯草，给番茄枒子打打枒。偶尔问问他的情况，他不多言多语，看不出什么反动。后听系里人说，他是武汉市中数界四大金刚之一。听这一说，我不但没有把他当敌人看，反而产生了仰慕之心。那时，在武师、华师数学系学生中，一直流传武师以中数最强，华师的高数称雄的说法。当年四大金刚，武师就占了三位。
有趣的是四下时，程奎老师又成了我们在武师附中实习的领队，指导老师。他为我们讲了一堂“排列与组合概念”示范课。他以旧引新导入概念，很有独到之处。他讲排列组合两个概念的本质特征，以及内涵外延阐述得一清二楚。表述一板一眼，不拖泥带水，富有磁性，很能吸引学生。尤其他的板书，文字清秀，工整规范，设计合理，主次分明，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我常以他作为教学上的榜样。那时，他可能是摘帽未平反右派，虽不像前几年“劳改”时唯唯喏喏，但也不敢对我们提出严格要求。可是评讲实习教案和实习课却一丝不苟。很可惜他没有给我们讲多少节课。
带过我们课的老师还有刘虞丰、马崇杰、何天纵、陈化贞、宰化如、肖竞择、朱忠仁等老师。还有一位好像姓钱的女老师，教我们俄语。讲一口吴侬软语官话，悦耳动听。一二年级她教大学俄语基础，三四年级我选修了她开的理科俄语翻释。遗憾是评正教授以考英语为主，俄语成了次要的外国语，没起多大作用。教我们课的老师中，数刘虞丰老师教我们数学分析课，时间最长，最受欢迎。他身材修长，高度近视，文质彬彬。带我们课时，大约五十开外，人虽消瘦，但精神矍烁。他虽然讲课语速稍快，可是讲到哪里，板书也写到哪里，几乎一字不漏，课后略加把笔记整理一下，就是一份完美讲义。他讲课另一个特点，细腻不繁琐，推演清晰严谨。在高等数学几们课中，我唯独数学分析学得扎实，成绩也最好。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在教育学院一直担任微积分教学，并且被北钢函授站、一些电大分校聘请主讲或辅导《高等数学》，能站稳讲台，反映还不错，这主要得力于刘虞丰老师教诲。
非同寻常的日子
大学四年，我们基本生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活动为中心的政治氛围内。一九五八年进校不久，就参与了大办钢铁劳动，直到十二月份才开始，有一段时间不分昼夜上课。一九五九年五月份修建汉丹铁路，我们班住在硚口区水厂前面一点，原来一个教会学校（可能是武汉四中）内。早上天麻麻亮出发，劳动到傍晚才返回住地休息，前后大概劳动了一个月。六月份我抽调到学校民兵连集训，准备国庆十周年庆典检阅，九月份操演一个月几乎没有上课。一九六〇年上半年，我们班先到应城参加麦收，接着又下厂搞技术革新（推广超声波）。下半年，很多同学得了浮肿病，上午上课，下午卧床休养，停止一切体力活动，也没有作业，完全处于休养生息状态。一九六一年，贯彻执行高教六十条以后，一直到毕业才正儿八经进行教学。这段时间，除高等数学科目中开了概率统计、实变函数、复变函数等选修课外，主修科目主要讲初等代数与函数、初等几何等课程，受益匪浅。
在大学四年生活中，我们度过了一些非同寻常的日子，经历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有些事记忆犹新，刻骨铭心。
一九五八年十至十一月间，全国浮夸风愈刮愈烈，武汉师院也掀起了一股“劳卫制”体育锻炼达标热潮，企图一昼夜人人达标，放一个体育大卫星。可偏偏有一些体育素质差的人不争气，其中包括我，不管早晚怎么刻苦练习，百米跑老是达不了标。这可急坏了团支部、班委会干部。一天傍晚，在干部带领下，几位百米未过关同学，准备突击达标。开始，我无论怎么跑也过不了关。就这么折腾了二三个小时毫无进展，不知谁说了一声，高仕汉你再跑最后一次，一定能过关。果然，我刚过终点就听到大家如释重负地叫了一声，终算过关了。可我高兴不起来，那毕竟是掐头去尾的结果。不过在那个年月，这是习之为常的事，小巫见大巫。
一九六〇年六月上旬，我们班在系团委委员周振华同学带领下，前往应城一个人民公社参加夏收。六〇年闹饥荒，粮食紧，同学们都是饿着肚子劳动。我记得有一天吃中饭时，大家喝稀粥，嚥虾子酱。那虾子酱是海虾醃制的，特别咸。我刚喝一口，嚥了点虾酱，哇的一声吐得一干而净。从那以后还落下了一吃很咸东西就呕吐的病根。
同学们已接连劳动了一个多星期，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还经常吃不饱。一天下午，全班同学在一大片斜坡山地割麦，临近黄昏，同学们已累得筋疲力尽，肚子饿得咕咕叫。尤其像潘显华、李亚棠、李筠、胡衡昌等城市女同学，更是吃不消。或坐、或跪在地上无可奈何坚持。许多同学都强烈要求收工，可是带队周振华同学执意要割完那片麦地，在他眼里，我们这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似乎只有经过强体力劳动磨炼，才能脱胎换骨。多年来同学们对他不通人情的做法，颇有非议，认为他是一位极左执行者。
大约是从一九五九年下半开始，我们大二时，遇上了国家三年自然灾害（后来称这三年是困难时期）。日常生活的必需品都要凭票定量供应。粮食供应更紧张，同学们常常忍饥挨饿上课。那个时期，每顿中晚餐，主食或是毎人一小缽双蒸飯，或是一小钵蒸蚕豆，得一粒粒数着吃，总共只有三四十粒。我个子小饭量不大，还勉强能填一个肚子角。可是身材魁梧，肚皮大的同学日子就夠苦了。我记得我们班原来的团支书，是广济人（今武穴），黄冈高中毕业生。从大二开始，他任支书，我当班长，俩人配合很好。他不善于言辞，没有心计，为人忠厚老实。人长得高大魁梧，按现在的话说是位大帅哥。在那个年月这个身材害惨了他。一天傍晚，他在校农场值班，也许他饿得受不了，顺手摘了一根黄瓜吃。在那个年月出了这档子事，还不上纲上线那才怪。这事惊动了系团委和党总支，非要派人到他家乡，刨根究底查他祖宗三代，查他现实表现。于是，系里决定专门派我到他家乡去外调。我在武穴调查了三四天，除了查明他是富农家庭出身，其它表现都很好，并无劣迹。也就是这点小事，撸掉了他的团支书，搞得他灰溜溜的，郁郁寡欢，一直到毕业时都抬不起头。
我在宝积庵的四年，一直担任班级干部。一年级任生活委员，二年级至三上任班长，三下至四年级我担任班团支书，程毅任组织委员，王正庄任宣传委员。在这非同寻常的日子里，我们这一任团支部，在处理红与专的关系上，开展插红旗，抜白旗运动中没有盲目跟风，没有在同学中树白旗典型。
一九六二年是贯彻八字方针最关键一年。全国城镇人口要减少1200万，应届本科毕业生首当其冲。那个时期的青年大学生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我们班38人毕业，除4人分在武汉，其余34人分到农村。分配方案一公布，没有闹情绪的，没有扯皮拉筋的，大家立马打着背包奔赴农村。
值得一提的是，大约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下旬。在毕业分配动员会上，系领导已明确表态，凡是恩施地区来的同学，或是确定了恋爱关系的同学（六十条规定大学生不准谈恋爱，有惩戒的意思）统统分到恩施。潘文伟不属此范围，但他主动要求分到恩施大山区。我知道这件事后，一天下午，我到数理楼四楼我班男生大寝室找他谈心，他正坐在双人床下舖，专心致志看恩克斯的专著。我对他说，去恩施的名额已夠，更何况你不是分配恩施的对象，你何必主动申请呢？再说那里是大山区，各方面条件很差，你一个从小在大城市长大的武汉伢，吃得了这个苦嘛！这一去，说不定三年五载回不了武汉，甚至于一辈子也回不来。任我怎么劝说，他毫不动心，决心要到恩施教一辈子书。真莫说，他人生这一选择倒是十分正确。他在恩施三十余年工作如一日，兢兢业业，成绩斐然，不仅评上了特级教师，而且还“拐骗”了一位恩施美女做了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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