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5月13日，庐隐死于难产。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深锁的闺门初启，一群群女生勇敢地汇入追求新生的洪流。她们的眼目中有哀愁、有不安却依然喜爱门外的光。以生命为赌注，在荆棘的世道开出自己的花。她们比今天的我们更勇敢，她们追求着人生的真谛。在这群人中，庐隐的一生也是令人叹惋的惊艳。
她从福建省闽侯县一个封建旧式家庭走来，被亲身母亲视为“不祥的小生物”。差点被父亲扔进江流溺毙。也许正是童年的遭遇，使她在感受到些许温暖时就会执著地寻求慰藉，向着未知的光里求索。在师范学校时，她大量阅读古今小说，文学为她开启了一扇门，也为她的爱恨情愁埋下种子。
“一个南方人，具燕赵慷慨悲歌”之气的庐隐爱过亲戚林鸿俊，毅然决然地向母亲表示：“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意承受。”母亲了解女儿执拗的性子，只好退让，提出的条件是对方必须大学毕业，学有所成后方可成婚。林鸿俊欣然接受，在婚约上签了字。庐隐为林的学费四处张罗，有一位亲戚动了恻隐之心，资助了林鸿俊两千元。在庐、林订婚后的交往中，两人志趣不同，渐生分歧。林思想守旧。特别是在毕业后，林在山东糖厂当工程师，有经济实力，能让妻子享受闲适优厚的生活，他便劝庐隐在多事之秋的年代不要过多地抛头露面，不要热衷于社会活动，而应做一个相夫教子贤惠的知识女性。同时还表示他不满足现状，准备报考高等文官。云云。庐隐对林鸿俊这种庸俗的思想本就不满，又听说他这个工科出身的人要去报考高等文官，甘当军阀政府的政客，更为恼火。她对好友程俊英说：“林来信总讲他目前的地位、收入、享受，太庸俗了。我已经回信，请他另找高明。”性格豪放磊落的庐隐，真的与林鸿俊解除了婚约。庐隐当初为“仗义”与林订婚，时下又因道之不同而与林分道扬镳。她的初恋，好似一场玩笑，只留下小说《隐娘小传》.
庐隐的第二任恋情是郭梦良。郭梦良(1897—1925)是个性格沉稳、有思想、有大志的青年。他的人品和才华令庐隐倾倒。特别是郭的文章写得相当出色，颇多创见，是位饱学之士。郭梦良也欣赏庐隐，在频繁的接触中作不懈的追求。他向庐隐坦言，他是有家室的人，20岁时父母包办成婚，与妻子谈不上爱情。他是新婚一月后才入北大的。她在《海滨故人》中尽情宣泄了她的彷徨、苦闷：“青年男女，好像一朵含苞未放的玫瑰花，美丽的颜色足以安慰自己，诱惑别人……但是等到花残了，叶枯了，人家弃置，自己憎厌，花木不能躲过时间空间的支配，人类也是如此……恋爱不也是一样吗？不是和演剧般，到结局无论悲喜，总是空的呀！并且爱恋的花，总是衬着苦恼的叶子，如何跳出这可怕的圈套，清静一辈子呢？”一次“四公子”（庐隐、王世瑛、陈定秀和程俊英）在王世瑛家聚会，横卧在一张大床上聊天，庐隐就这揪心的烦闷征求朋友们的意见。她说：“我倒没什么问题，退婚罢了，就是郭梦良不忍抛弃无辜的妻子。”尽管没人看好这段爱，她还是抵不住热爱。婚后，庐隐与郭梦良遵郭父之命回福建老家探亲，与郭的前妻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我行我素惯了的庐隐忍受不了屈辱，1924年，她在致好友程俊英的信中辛酸地哀叹：“……过去我们所理想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爱，只应天上有，不在人间。……回乡探视，备受奚落之苦，而郭处之泰然。俊英，此岂理想主义者之过乎？”更可悲的是“人言可畏”，她的下嫁“作小”使母亲无颜，郁郁而终，婚姻生活怎及恋爱时光，“我现忙于洗尿布，忙于柴米油盐，而收入甚微，不得不精打细算。营养不良，我们身体都欠佳。啊，这就是人生！”厄运接踵而来，郭梦良本就有肺病，由于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于1925年10月6日撒手人寰，把10个月的女儿郭薇萱留给了庐隐。面对灭顶之灾，庐隐硬撑着把郭的灵柩护送回福建，与郭的父母及前妻一起过了度日如年的8个月。她揽镜自怜：“我常自笑人类痴愚，喜作茧自缚，而我之愚更甚于一切人类。”从1921年庐隐加入了茅盾、郑振铎创组的文学研究会。她是第一批会员，登记的序号是13，是继12位发起人之后的第一位会员，也是首批21位会员中唯一的女作家。她的《一个著作家》经郑振铎推荐，已在全国最有影响的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这大大鼓舞了她创作的自信，她由此正式开始文学生涯。郭梦良去世后，为了生活，庐隐于1926年夏回到北京师大附中教书，与好友石评梅成为同事。石评梅的情人、中共一大代表高君宇病逝，葬于北京陶然亭。庐隐以此为素材，写了《象牙戒指》。庐、石同是天涯沦落人，郭梦良死后，庐隐写了啼血文字《郭梦良行状》，三周年时又写《雷峰塔下——寄到碧落》，以“这断藕的残丝”，敬献亡夫的在天之灵。短暂的婚姻留给庐隐深深的伤痛。
1928年9月30日，庐隐最亲密的挚友石评梅患急性脑膜炎猝亡。庐隐绝望中感叹“死比生乐”。
一向具大丈夫气概的庐隐奉行“生命是我自己的，我凭我的高兴去处置它，谁管得着”的心态，1928年，她认识了比她小九岁的清华大学的学生——一位乐天派的青年诗人李唯建。他是一位向着生命的途程狂奔的青年。他们相识不久，由友谊便发展到了恋爱。这时，她从‘重浊肮脏的躯骸中逃逸出来了”，她成了一朵花，一只鸟，一阵清风，一颗亮星；她觉得“前面有一盏光明的灯，前面有一杯幸福的美酒，还有许多青葱的茂林满溢着我们生命的露滴”，“宇宙从此绝不再暗淡了”……似乎是爱情又一次照亮了她！于是1930年秋，她又不顾一切，宣布与李唯建结婚了。他们东渡日本，寄居在东京郊外，努力开垦他们成熟的爱情生活和创作前程。她说：“在我的生命中，我是第一次看见这样锐利的人物，而我呢，满灵魂的阴翳，都被他的灵光，一扫而空……”这是她从李唯建那里得到的精神财富，也是他们相爱的基础。这时期，他们合写的那本《云鸥情书集》里收集了他们之间一年中的几十封书信，写得很美，里面有他们真正作人的态度，真正的热情，也有丰富的想象。她自己不再固执悲哀了，她要重新建造生命，转换生活的方向，勇敢地向封建礼教宣战。在日本，他们生活了一个时期。《东京小品》便是她旅居日本所写的小品文，由于日元高涨，生活不能支持，他们回到杭州，寄居在山青水秀的西子湖畔。这期间她完成了一部十万字的长篇《象牙戒指》，还出版了一部短篇集《 玫瑰的刺》。然而，婚后的生活并不都是美好地，似在重复。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艰辛、繁琐、生性疏懒，不好好工作，长期闲散在家，又有大男子主义思想的“小丈夫”，1928到1934，这段爱情以庐隐的离世而终结。天妒英才，庐隐的一生犹如扑火的蛾。她执拗地向着火光飞去。
倘若真有天国，不知庐隐何为。倘若真有重生，不知才女又会有怎样的人生？丁玲、肖红、石评梅、许广平、张爱玲、冰心……每一个鲜活的生命都执意地向着心的方向而去，他们不仅为中国现代文学注入浓墨重彩，更以自身的奋斗，以生命写作人生。他们的爱恨情愁又何尝不是立体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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