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叔叔走后，我就问父亲：“矿井下真的有盲槌鬼吗？”
父亲的回答模棱两可：“我哪知道？我也没下过矿井！”
因为好奇，以后刘叔叔每次送炭到我们家来时，我都要求他给我讲盲槌鬼的故事。他也不推辞，我要他讲他就讲。
刘叔叔说：“盲槌鬼很通人性，矿工们叫他们干啥就干啥？从不与矿工们讲什么条件，所以矿工们下井时都带很多的馒头，除了自己吃饱以外，其余的都分给盲槌鬼们吃。但也有不好的盲槌鬼，就像世间有不好的人一样，他不仅不帮我们干活，甚至还将我们挂在井架上的馒头偷去吃了。遇到这样的盲槌鬼，我们就追打他、呵斥他。其他盲槌鬼也会责备他。盲槌鬼是我们矿工的朋友，还是我们的救星。当矿井底下停电时，盲槌鬼就会用他们的眼睛当电筒给我们照路。那光呀！还真是亮，真的能把漆黑的煤矿井底照亮。”
刘叔叔讲得最精彩的盲槌鬼故事是一起救人事件。他说：“有一次在井下挖煤作业时，突然有一个盲槌鬼扔下工具就跑，并且大声呼喊：“大家快跑，这里要透水了！”我当时还不信。这井下不是好好的吗？一点异样情形也没有啊！接着另外几个盲槌鬼也扔下工具开始跑。他们小巧灵活，一下子就跑得不见了。我身高体大，行动不如他们，刚跑出几十米，就听到轰的一声响，一股洪水就向我冲了过来。紧接着电也停了，我看不清方向，只感觉到冰凉的井水由腿部逐渐地往胸口上漫涨。我想这回完了，肯定没命了。就在井水快要淹到我脖子上时，我看到有两个光亮向我这边靠近，接着是四个光亮，六个光亮，八个光亮，无数的光亮……光亮把整个黑暗的矿井都照亮了！我知道那是盲槌鬼们救我来了。于是我沿着盲槌鬼们照亮的路，一步一步地走，一坡一坡的爬，终于爬到了安全地带，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刘叔叔的鬼故事讲得非常好，而且也不吓人，我非常爱听。我们一家人也与他的关系越来越好。他每隔一段时间送几个大馒头、大肉包子给我们家；要是我们家有外地客人来，他还会送两张下井矿工才能享受的保健票给我们，两张保健票可以到煤矿食堂里打上一大碗肉烧的菜。而我们家也会送一些自制的咸菜给他们吃，母亲见他妻子的衣服破烂，还在一个过年时专门做了一件上衣送给他的妻子。
当时的刘叔叔与妻子都是快四十岁的人了，但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他们的孩子，他们也从未提起过。有一天母亲问起此事，他们才有些难为情地说出实情来。
刘叔叔是黄冈麻城人，没有读过书，从小务农。解放后被黄石袁仓煤矿招工来当了挖煤矿工。由于城市人都瞧不起煤矿工人，加上他头顶上黑一块白一块的瘌痢头，所以一直没有女人肯嫁给他，包括农村的女人也不肯。
他目前的妻子是大冶人，曾经结过婚，育有两儿一女，但其前夫得病死了，她一人养不活三个孩子以及家里的老人，于是在别人指引下，带着几件换洗的衣服来到黄石袁仓煤矿的大门口，等待着单身的矿工将她领走，重组家庭，养家糊口。
这好像是一种约定俗成样的事情。一些农村的寡妇或离异的女人，在生活无着落的情况下，便拎着一个用头巾裹起的包袱，站在煤矿的大门口边上，哪位单身矿工看中了，牵走便是。既不用媒婆介绍，也不用举办婚礼，煤矿里出个证明，两人就是合法夫妻了。
刘叔叔领走这个大冶女人后，知道她家里已有三个孩子，还有老人，于是决定自己不再生孩子。将自己赚来的钱全部交给她，供养她家的孩子和老人。他的妻子觉得对不起他，于是以矿工家属的名义去矿上捡炭果子卖。她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又很瘦小，但她每天都去扒钢丝铃（一种运煤的小火车，因空中有电轨钢丝，行进中总有铃响声，所以大家都叫这种小火车为钢丝铃。）捡炭果子。钢丝铃铁桶里装的多是粉煤，少有炭果子，捡炭果子的人要在钢丝铃运行中，从一个铁桶翻到另一个铁桶去捡，捡好后在钢丝铃停车的终点集中称重，按矿工家属的价付钱，然后他们再按市价卖给需要的人。父亲说，捡炭果子的工作很危险，经常有人从运行中的钢丝铃铁桶上摔下来，轻的轧断手脚，重的当场身亡。
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所有的学校都停课了，很多老师都被红卫兵打倒了，赶跑了。后来，中央文革又下令“复课闹革命”。为了稳定局势，提高工人阶级的地位，市革委会从各大厂矿抽出一些家庭出身好，生活作风正派的工人到学校里来当工人宣传队，配合学校的革命斗争与整顿工作。分配到我们学校来的几位工宣队员中，就有常给我们家送炭果子、会讲鬼故事的刘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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