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宁1955年生于南京,大专学历。当过知青、装卸工、中学数学老师、电器工程师、公司经理。2016年以网名“鄂鲁宁”开始写作,《往事难如烟》系列。多篇文章被《今日头条》《黄石日报》《磁湖文艺月刊》《我见青山多妩媚》选登,现为黄石散文学会副主席。
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京住的日子里,每天都有快递哥敲门,送来远远不止七件的生活用品。当今网络时代的电商,可以说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面对如此丰富便利的物资供应,使我想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物资匮乏时期,我们下陆人购买生活用品的一些往事。
最早新下陆仅有一条商业街,即分割东、西村的106国道,商铺布置在道路两边。从俱乐部转过弯后沿国道上坡向东偏南方向,依次是:照相馆(后搬到十子路口百货隔壁)、副食(后搬到马路对面)、百货(后搬到十字路口东北角)此处改做肉店、邮局、银行、菜场,上了坡是煤场。煤场马路对面是老五医院,再下坡往回走依次是:十五冶木工房、五金店、织布厂、国营食堂、副食店。当年国道是沥青路面,一到夏天路面晒的发软,穿着塑料凉鞋过马路时常被粘掉跟。
(一)抢煤
看到这两个字50、60后都会心一笑,70年后生人就懵咋了,难道那时烧煤不要钱吗?我儿子就是这样问我的,哈哈!怎么可能呢,不仅要钱还要煤票。煤是那个年代家家户户必须品之一,开始是煤球炉,需要把粉煤掺和一定比例的黄土加水搅拌做成煤球,掺土量的多少是根据煤质而定,如果是铁山煤就少掺点,否则不起火,如果是黄石煤可以掺多点,否则很快就燃完。后来人们就把黄石煤和铁山煤配在一起,既起火又经燃,人嘛总是在生活实践中提高自己!那些年黄石煤非常紧俏,头天得到内线消息要进黄石煤,当晚就要做好准备:一是借板车,二是约人,必须是两个以上的男人,因我在家是独子,而国庆虽有一弟但是太小根本上不了阵,所以经常是我俩搭档(有时也和同样是独子的邻居谢勇搭档)。第二天煤店还没有开门就去候着,当运煤汽车来了,还没有停稳人们就蜂拥而上,下面的人跟着喊声推着板车,从三面把煤车团团围住,墙板打开后,上面的人赶紧往自家车上铲,当时的场面,只见黑尘不见人,车上的煤很快就所剩无几,板车装满后推到一旁倒下(得有人看着,一般都是妹妹们,否则可能会被人铲走),然后赶紧再回到汽车旁,如果这辆车的煤抢完了,就等下一辆车,如法炮制。每次抢完煤后,一个个如同非洲人一般,只有两只眼睛是白的。
做煤饼
煤运回来后就是做煤球(饼)了,在门前空地上,把粉煤堆中间扒开,倒上黄土再加水,用铁锹和成糊状,用手在地上(平房都是摔在红砖墙上)做成一个个直径20公分左右、中间厚度5公分的饼状,等太阳晒干后就可以收了,如果遇到下雨可就倒霉了,只好把半湿不干的煤饼先收进来。当年煤炉生火的程序是:先将旧报纸或刨花屑垫底,上面放劈柴,点燃后再把煤块放在上面,烧红后即可烧水、做饭、炒菜。中午和晚上不用火时要封炉,就是用和成稀湖状粉煤把炉口盖住,还要用炉条在中间通个窟窿,这是个完全凭经验的技术活,搞得不好晚上就熄了或着过了。
蜂窝煤
七十年代后改烧热效率略高的蜂窝炉,但要命的是当你做饭炒菜需要大火时,它却像个娇滴滴的小女子,小火慢慢熬,好不容易饭菜做完,大火也起来了。蜂窝煤炉封火时下面的炉门即不能插严又不能留大缝,否则不是熄了就是着过,如果从新起火就得借邻居家的炉子,放一块煤烧着后用火钳夹回来。那个年代没有任何电气取暖设备,都是用煤炉,一到冬天家家都装白铁皮烟道管,晚上睡觉时总有煤气味,但少有中毒死人的事情发生。
(二)米面油
当年的粮票
当年每人每月发30斤左右粮票(依工种定),四两油票。大米0.137元/斤、叫糙米,就是在国库中储存了三年以上的战备粮,口感差但出饭(米得饭率高),东村粮店就在现在华联的位置,卖米开始是人工称后改为自动称售。油一般是菜油、豆油,有时碰到棉籽油黑黑的起沫子,不好吃,但什么油也没有转基因。刚开始售油是用小量桶从大桶里兜出来,漏斗接着倒瓶里,后来改为手压半自动灌油。我从十几岁就买米买面打油,有一次两个玻璃瓶打了三斤油,用一个布袋提着,从粮店出来右转上坡,那条马路是石头铺的,路面不平,有的地方还露出石头,我一向做事粗心,拎着布袋前后甩动,结果磕到石头上,油瓶撞破油都洒了,那可是一家人一个月的油啊!回来后遭母亲一顿痛打,这个月炒菜就只能放一丁点油了,油少菜很容易扒锅,炒藕片时我想把粘在锅铲上的甩下来,结果一用劲把铁锅磕个小洞,当时就看见红红的炉火了,真是:漏屋偏逢连夜雨、破船又遇顶头风,又挨母亲一顿打。我们家是北方人常吃面食,我从小看着姥姥做馒头饼子面条,十几岁就会做了,从和面发面到揉面擀面能做到三光,即手光、盆光、面板光。
(三)排队买猪头
排队买肉
当年每人每月半斤肉票(春节加三两),肉七毛四分钱一斤。卖肉的售货员态度差(特别是个女胖子),不像现在对顾客那么殷勤,要那块给那块,而是不许挑,一刀下去碰到那块就是那块,但肉是新鲜的,更不会有瘦肉精。那时择偶标准:方向盘(司机)、听诊器(医生)、杀猪刀(卖肉佬)。因为一斤肉票可以买一个猪头,逢年过节一家人可以美美的吃上一顿,但天不亮就得去排队,有些人投机取巧搞些破篮子穿起来绑在石头上代替排队,引起公愤被人一把火给烧了。猪头买回来要收拾,煤炉上的三件套就派上了用场,把它们烧红先用炉条把猪鼻孔反复通拉,再用炉钩、火钳在猪头猪脸上反复熨烫,直至无毛,表皮焦黄,然后用斧子把猪头劈成几块,清水洗净后在大钢精锅里煮沸,捞起再切小快,猪耳、舌分离,在砂罐里配好佐料加水,小火慢慢炖上几个小时,味道真是好极了,开始是父亲操刀后来就是我的事了。
我同学老扁的母亲是一个善良、热心快肠的人,而且路子很广认识卖肉的。不知是国庆委托,还是他老人家看下乡的伢们“造耶”,71年初的一天老扁约我去两塘公社,给初中下放的国庆、黑子、仙桃、思云、荣春同学送一个猪头。到了农村后大家一起动手把猪头弄熟,国庆还去代销店打来一斤比谷酒便宜,略带点苦味的苕酒。柴火饭煮好后用两个粗瓷碗把酒放在饭上沏热,晚上我们四个男同学都喝的有点晕,国庆还借着“酒胆”把几个女同学骂了一顿。
(四)豆腐、青菜、酱油、醋
买菜(图片来自网络)
当年豆腐店就在菜场后面上坡处,而做豆腐是在西村冶炼楼旁一个带小院的农房內,每天清晨天还未亮,只要听到一阵清脆的马铃声,那就是送豆腐的马车来了,逢年过节都要早早的去排队。买菜不用早起,一般都是下午来新鲜菜,那个挤啊整个水泥台前全是人,个个手伸的长长的如同乞讨一般,大都是一些十来岁的女孩子,一个个还挺厉害。进菜场的右手边是两口装酱油和醋的大缸,进去就有一股浓浓的酱、醋味道,一般人家都是自带瓶子去打酱油醋,整瓶的酱油醋也有卖的,略贵一些。
(五)百货和副食品的供应
当年物质供应没有任何竞争,也不讲效益,百货和副食店上下班时间与工厂同步,上班族买东西很不方便,为此有一年曾有过强烈反映,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好在星期天商店营业,大多人都是这时去买东西,特别是大件,记得“文革”前我家的“三五牌”座钟和“红灯牌”收音机及“华南牌”缝纫机,都是在新下陆百货买的。七十年代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是凭票购买,一年也就发一、两次,到了班组十几个人就一张票,一般都是拈阄,得到的人还要来个会(每人每月发工资时,拿出10块钱集中给一个人)才买得起。
那时一个小小的副食店八大名酒都有卖的,七十年代初,逢年过节,总有一些父亲的老战友老朋友,从黄石大冶铁山来看他,一般都是买两元多一瓶的汾酒、西凤、竹叶青等酒,因父亲不胜酒力,多半都是我代劳。那时茅台也就六块多一瓶,直到83年全国统一提价涨到8.8元/瓶。再以后全国物价涨幅不停,当时有人戏称只有一种商品没有涨价——两分钱一盒的火柴。
当年烟是凭票供应,品种有:大公鸡0.16元/盒、圆球0.20、新华0.24、游泳0.26、大前门0.36、永光0.40、大桥0.45、牡丹0.50,都不带过滤嘴。72年因在北京举行亚乒赛,又出了“友谊”0.34元/盒和“乒乓”(带过滤嘴)的香烟。70年读初三时,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和国庆、老扁、大老黄、猛子、老歪等人,轮流买包“游泳”烟,从俱乐部走到新下陆火车站,在毛主席画像牌下,坐着把烟抽完再回家。我就是那年学会抽烟的,抽了三十年直到2000年才戒掉。74年我在二钢做零时工,第一个月关饷30元,就买了一包“永光”烟和工友们一起分享,抽起来那叫一个香啊,口中还略带甜味,现在就是一百多元一包的“和天下”、“1916”都无法与之相比。后来我下放农村,一起做工的国国送了我一条“友谊”烟和一双布鞋。
硬糖一分钱一颗,一毛钱十一颗,苕糖一分钱两颗,冰棒一直是四分钱一根,67年武汉“7.20事件”后,曾思玉从沈阳空降湖北,接替陈再道任武汉部队司令,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民间传说:一天曾司令在武汉街头微服私访,问小贩冰棒多少钱一根,答曰四分,司令员就对随行人员说,武汉天太热,吃冰棒的人多,能不能三分啊?首长说的是能不能,可手下的理解是必须能,没过几天全省的冰棒都卖三分钱一根了,别小看这一分钱,那可是降价25%啊!老百姓高兴了,可冰棒厂倒霉了。但在中国从来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过了一段时间后,原本黄灿灿、浓浓果味的冰棒,变得白碴碴就一点糖精味的冰块了。要说起来新下陆的人那些年冰棒可没少吃,因为冶炼厂厂区有个冰棒厂,每年夏天职工都发冰棒票,晚上我就骑车去厂里领冰棒,怕化了用开水瓶装回来,有时领多了,吃的浑身打冷战。
再说穿衣,是要布票的,我们这一代人个个小时都穿过补丁衣裳,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无论是干部子弟还是工人子弟,无非是补丁大小和多少的区别,当时的顺口溜: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新老大旧老二破破烂烂给老三。
(六)照相馆、银行、国营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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