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宁1955年生于南京，大专学历。当过知青、装卸工、中学数学老师、电器工程师、公司经理。2016年以网名“鄂鲁宁”开始写作，《往事难如烟》系列。多篇文章被《今日头条》《黄石日报》《磁湖文艺月刊》《我见青山多妩媚》选登，现为黄石散文学会副主席。
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京住的日子里，每天都有快递哥敲门，送来远远不止七件的生活用品。当今网络时代的电商，可以说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面对如此丰富便利的物资供应，使我想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物资匮乏时期，我们下陆人购买生活用品的一些往事。
最早新下陆仅有一条商业街，即分割东、西村的106国道，商铺布置在道路两边。从俱乐部转过弯后沿国道上坡向东偏南方向，依次是：照相馆（后搬到十子路口百货隔壁）、副食（后搬到马路对面）、百货（后搬到十字路口东北角)此处改做肉店、邮局、银行、菜场，上了坡是煤场。煤场马路对面是老五医院，再下坡往回走依次是：十五冶木工房、五金店、织布厂、国营食堂、副食店。当年国道是沥青路面，一到夏天路面晒的发软，穿着塑料凉鞋过马路时常被粘掉跟。
(一)抢煤
看到这两个字50、60后都会心一笑，70年后生人就懵咋了，难道那时烧煤不要钱吗？我儿子就是这样问我的，哈哈！怎么可能呢，不仅要钱还要煤票。煤是那个年代家家户户必须品之一，开始是煤球炉，需要把粉煤掺和一定比例的黄土加水搅拌做成煤球，掺土量的多少是根据煤质而定，如果是铁山煤就少掺点，否则不起火，如果是黄石煤可以掺多点，否则很快就燃完。后来人们就把黄石煤和铁山煤配在一起，既起火又经燃，人嘛总是在生活实践中提高自己！那些年黄石煤非常紧俏，头天得到内线消息要进黄石煤，当晚就要做好准备：一是借板车，二是约人，必须是两个以上的男人，因我在家是独子，而国庆虽有一弟但是太小根本上不了阵，所以经常是我俩搭档（有时也和同样是独子的邻居谢勇搭档）。第二天煤店还没有开门就去候着，当运煤汽车来了，还没有停稳人们就蜂拥而上，下面的人跟着喊声推着板车，从三面把煤车团团围住，墙板打开后，上面的人赶紧往自家车上铲，当时的场面，只见黑尘不见人，车上的煤很快就所剩无几，板车装满后推到一旁倒下(得有人看着，一般都是妹妹们，否则可能会被人铲走)，然后赶紧再回到汽车旁，如果这辆车的煤抢完了，就等下一辆车，如法炮制。每次抢完煤后，一个个如同非洲人一般，只有两只眼睛是白的。
做煤饼
煤运回来后就是做煤球(饼)了，在门前空地上，把粉煤堆中间扒开，倒上黄土再加水，用铁锹和成糊状，用手在地上（平房都是摔在红砖墙上）做成一个个直径20公分左右、中间厚度5公分的饼状，等太阳晒干后就可以收了，如果遇到下雨可就倒霉了，只好把半湿不干的煤饼先收进来。当年煤炉生火的程序是：先将旧报纸或刨花屑垫底，上面放劈柴，点燃后再把煤块放在上面，烧红后即可烧水、做饭、炒菜。中午和晚上不用火时要封炉，就是用和成稀湖状粉煤把炉口盖住，还要用炉条在中间通个窟窿，这是个完全凭经验的技术活，搞得不好晚上就熄了或着过了。
蜂窝煤
七十年代后改烧热效率略高的蜂窝炉，但要命的是当你做饭炒菜需要大火时，它却像个娇滴滴的小女子，小火慢慢熬，好不容易饭菜做完，大火也起来了。蜂窝煤炉封火时下面的炉门即不能插严又不能留大缝，否则不是熄了就是着过，如果从新起火就得借邻居家的炉子，放一块煤烧着后用火钳夹回来。那个年代没有任何电气取暖设备，都是用煤炉，一到冬天家家都装白铁皮烟道管，晚上睡觉时总有煤气味，但少有中毒死人的事情发生。
(二)米面油
当年的粮票
当年每人每月发30斤左右粮票（依工种定），四两油票。大米0.137元/斤、叫糙米，就是在国库中储存了三年以上的战备粮，口感差但出饭（米得饭率高），东村粮店就在现在华联的位置，卖米开始是人工称后改为自动称售。油一般是菜油、豆油，有时碰到棉籽油黑黑的起沫子，不好吃，但什么油也没有转基因。刚开始售油是用小量桶从大桶里兜出来，漏斗接着倒瓶里，后来改为手压半自动灌油。我从十几岁就买米买面打油，有一次两个玻璃瓶打了三斤油，用一个布袋提着，从粮店出来右转上坡，那条马路是石头铺的，路面不平，有的地方还露出石头，我一向做事粗心，拎着布袋前后甩动，结果磕到石头上，油瓶撞破油都洒了，那可是一家人一个月的油啊！回来后遭母亲一顿痛打，这个月炒菜就只能放一丁点油了，油少菜很容易扒锅，炒藕片时我想把粘在锅铲上的甩下来，结果一用劲把铁锅磕个小洞，当时就看见红红的炉火了，真是：漏屋偏逢连夜雨、破船又遇顶头风，又挨母亲一顿打。我们家是北方人常吃面食，我从小看着姥姥做馒头饼子面条，十几岁就会做了，从和面发面到揉面擀面能做到三光，即手光、盆光、面板光。
（三）排队买猪头
排队买肉
当年每人每月半斤肉票(春节加三两)，肉七毛四分钱一斤。卖肉的售货员态度差(特别是个女胖子)，不像现在对顾客那么殷勤，要那块给那块，而是不许挑，一刀下去碰到那块就是那块，但肉是新鲜的，更不会有瘦肉精。那时择偶标准：方向盘（司机）、听诊器（医生）、杀猪刀（卖肉佬）。因为一斤肉票可以买一个猪头，逢年过节一家人可以美美的吃上一顿，但天不亮就得去排队，有些人投机取巧搞些破篮子穿起来绑在石头上代替排队，引起公愤被人一把火给烧了。猪头买回来要收拾，煤炉上的三件套就派上了用场，把它们烧红先用炉条把猪鼻孔反复通拉，再用炉钩、火钳在猪头猪脸上反复熨烫，直至无毛，表皮焦黄，然后用斧子把猪头劈成几块，清水洗净后在大钢精锅里煮沸，捞起再切小快，猪耳、舌分离，在砂罐里配好佐料加水，小火慢慢炖上几个小时，味道真是好极了，开始是父亲操刀后来就是我的事了。
我同学老扁的母亲是一个善良、热心快肠的人，而且路子很广认识卖肉的。不知是国庆委托，还是他老人家看下乡的伢们“造耶”，71年初的一天老扁约我去两塘公社，给初中下放的国庆、黑子、仙桃、思云、荣春同学送一个猪头。到了农村后大家一起动手把猪头弄熟，国庆还去代销店打来一斤比谷酒便宜，略带点苦味的苕酒。柴火饭煮好后用两个粗瓷碗把酒放在饭上沏热，晚上我们四个男同学都喝的有点晕，国庆还借着“酒胆”把几个女同学骂了一顿。
（四）豆腐、青菜、酱油、醋
买菜(图片来自网络）
当年豆腐店就在菜场后面上坡处，而做豆腐是在西村冶炼楼旁一个带小院的农房內，每天清晨天还未亮，只要听到一阵清脆的马铃声，那就是送豆腐的马车来了，逢年过节都要早早的去排队。买菜不用早起，一般都是下午来新鲜菜，那个挤啊整个水泥台前全是人，个个手伸的长长的如同乞讨一般，大都是一些十来岁的女孩子，一个个还挺厉害。进菜场的右手边是两口装酱油和醋的大缸，进去就有一股浓浓的酱、醋味道，一般人家都是自带瓶子去打酱油醋，整瓶的酱油醋也有卖的，略贵一些。
（五）百货和副食品的供应
当年物质供应没有任何竞争，也不讲效益，百货和副食店上下班时间与工厂同步，上班族买东西很不方便，为此有一年曾有过强烈反映，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好在星期天商店营业，大多人都是这时去买东西，特别是大件，记得“文革”前我家的“三五牌”座钟和“红灯牌”收音机及“华南牌”缝纫机，都是在新下陆百货买的。七十年代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是凭票购买，一年也就发一、两次，到了班组十几个人就一张票，一般都是拈阄，得到的人还要来个会（每人每月发工资时，拿出10块钱集中给一个人）才买得起。
那时一个小小的副食店八大名酒都有卖的，七十年代初，逢年过节，总有一些父亲的老战友老朋友，从黄石大冶铁山来看他，一般都是买两元多一瓶的汾酒、西凤、竹叶青等酒，因父亲不胜酒力，多半都是我代劳。那时茅台也就六块多一瓶，直到83年全国统一提价涨到8.8元/瓶。再以后全国物价涨幅不停，当时有人戏称只有一种商品没有涨价——两分钱一盒的火柴。
当年烟是凭票供应，品种有：大公鸡0.16元/盒、圆球0.20、新华0.24、游泳0.26、大前门0.36、永光0.40、大桥0.45、牡丹0.50，都不带过滤嘴。72年因在北京举行亚乒赛，又出了“友谊”0.34元/盒和“乒乓”(带过滤嘴)的香烟。70年读初三时，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和国庆、老扁、大老黄、猛子、老歪等人，轮流买包“游泳”烟，从俱乐部走到新下陆火车站，在毛主席画像牌下，坐着把烟抽完再回家。我就是那年学会抽烟的，抽了三十年直到2000年才戒掉。74年我在二钢做零时工，第一个月关饷30元，就买了一包“永光”烟和工友们一起分享，抽起来那叫一个香啊，口中还略带甜味，现在就是一百多元一包的“和天下”、“1916”都无法与之相比。后来我下放农村，一起做工的国国送了我一条“友谊”烟和一双布鞋。
硬糖一分钱一颗，一毛钱十一颗，苕糖一分钱两颗，冰棒一直是四分钱一根，67年武汉“7.20事件”后，曾思玉从沈阳空降湖北，接替陈再道任武汉部队司令，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民间传说：一天曾司令在武汉街头微服私访，问小贩冰棒多少钱一根，答曰四分，司令员就对随行人员说，武汉天太热，吃冰棒的人多，能不能三分啊？首长说的是能不能，可手下的理解是必须能，没过几天全省的冰棒都卖三分钱一根了，别小看这一分钱，那可是降价25%啊！老百姓高兴了，可冰棒厂倒霉了。但在中国从来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过了一段时间后，原本黄灿灿、浓浓果味的冰棒，变得白碴碴就一点糖精味的冰块了。要说起来新下陆的人那些年冰棒可没少吃，因为冶炼厂厂区有个冰棒厂，每年夏天职工都发冰棒票，晚上我就骑车去厂里领冰棒，怕化了用开水瓶装回来，有时领多了，吃的浑身打冷战。
再说穿衣，是要布票的，我们这一代人个个小时都穿过补丁衣裳，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无论是干部子弟还是工人子弟，无非是补丁大小和多少的区别，当时的顺口溜：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新老大旧老二破破烂烂给老三。
（六）照相馆、银行、国营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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