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难得的照片1972年，回武汉，我们兄妹六人与父亲的合影（笔者持照相机在拍照）
昨天听儿子讲，过两天就是父亲节，我不知道什么是父亲节。我的父亲在世时恐怕还没有父亲节这个名词。
我想起了老父亲，屈指一算他老人家已离世21年了。今年正好是他诞辰100周年。
父亲易春喜是武汉普通的建筑工人，虽然一字不识，论技术，在武汉小有名气。曾记得，1958年的大跃进，市建工局常有小包车来接父亲去指导工地的工作，当年，这是很有新闻性的。
父亲少言寡语，施工时只说与工作有关的话，或摆弄砖石给工人示范，从不说多余的话。
退休后，用老街坊人的话讲，坐一天，不讲一句话，真是个“闷葫芦”。
临近八十岁时，突然话匣子大开，唠叨起来没完。在外面听别人讲的国家事、国际事，回来都要重复一遍。说起来没完没了，根本没有你插嘴的机会。
去世前，父亲从武汉搬来黄石，住在我妹妹易如意的家，一天，他打电话要我到他那里去一趟，说有重大的事情商量。
父亲年纪大，电话里讲重大的事，我也不知有多重？有多大？毕竟年纪大，怕有不测。匆忙赶去。登到五楼，大门敞开，一眼便见他佝偻孤独的背影，慢慢转过身来。便说：“现在什么都好，还有两个不满意：一是街上到处是护栏，明明看见对面有一个熟人，喊叫不应，等绕个圈子走过去，又找不到人了。”我告诉他，这是为了人车的安全，他说：“过去没有护栏，不见得就轧死人，现在还不是常轧死人！”我告诉他说：“你是老眼光看问题，过去几辆车，现在几多车。”接着父亲又转到另一话题说：“现在住房像坐牢，你们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想到别人家坐一下，聊聊家常，各家各户门关的严严的，隔壁左右一个人影也没有。一个人在家，说话没人应，嘴巴都闭臭了，像个苕货（傻子的意思），病倒了扶的人也没有，睡倒等死。”
我突然发现，父亲不习惯独门单元式的住房。
我祖辈居住武汉，有私房，左邻右舍，一块住了几十年，按上辈人约定俗成的辈份，有的喊叔叔伯伯、小姨姑姑、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等，亲热得像一家人。
素有“火炉”之称的武汉夏天，临近傍晚，各家各户清水泼湿门前，搬出乘凉的竹床，几乎连成一条街。六七点钟，晚餐的饭菜摆满了竹床，谁家有点新鲜菜，相互推荐赏个鲜，有时几个大人一吆喝，用皮蛋拌水豆腐，抓一把花生米、兰花豆之类的小菜，串到一个竹床上，像一家人一样，喝一口，谈谈各单位的新闻趣事。
如果突然下雨，各家各户往家里搬竹床、抢饭菜，餐具。若一家摔了一个碗，说的、笑的、骂的、闹的……热闹之极，真不比过年差。如果当年我会照相，绝对留下惊人之作。
1953年的一天，人们三五成群如常地坐在竹床上闲聊，等待晚饭。当建筑施工员的爸爸说，“中山公园对面的足球场要拆，建中苏友好宫”。人们呼地一下全部集中到我家门口来了，想听听详细的情况。结果，爸爸只有重复那句话，“中山公园对面的足球场要拆，建中苏友好宫。”没有一个多余的字。人们很满足，因为像这样的新闻不是每天都有的。
1954年，要建解放大道，正好新大道穿过我家。无疑，我家私房，千万户西马路的私房全部搬迁。左邻右舍，老街坊，又一块迁到武汉市六中后面的湖边坊，继续演义西马路的故事。
八十年代中期，湖边坊的最后一批私房又要拆迁了，原地建高楼，还建给各家各户，一个单元两户，老街坊搬进了自己的小窝。夏天装上空调，外面乘凉的时代从此结束。
几十年的老街坊，除了上下班碰而打招呼，很难相遇。一段时间后，哪家接媳妇，嫁姑娘，添人加口，已经认不清楚那人是哪家的人了。
母亲去世早，父亲退休后，一直独住武汉，弟妹们要上班。父亲耐不住寂寞，他把一块海绵装在手提包里，早晨拎出去，走到对面大商店门口，把包往台阶上一搁，坐下来和几个老伙计东南西北的神吹一通，直到吃饭时才肯回来。
有次我出差路过武汉，顺便回家看看，只见父亲在商店门口和几个退休老工人手舞足蹈地讲得有声有色……让我大为惊诧，不爱讲话的老父亲，不知什么原因，现在却变得如此善谈。
前不久，文艺界的一位朋友对我讲：最近他拜访了一位知名的老作家。告别时，老作家说了三句话：第一，我需要人爱；第二，我更需要人理解；讲到这里，我见他鼻子发酸。哽咽了好长时间，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嘣出来的第三，，他说：我——害——怕——孤——独。说完。他突然停下来，两眼饱含泪水望着我，慢慢地移动，一直看到地板。
我的朋友也是古稀之人。也许是他的感受，也许是他当时生活的再版，当时的心情……
我似乎感到了什么……
2017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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