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宏友，湖北麻城市人，1977年毕业于华师黄石分院（今湖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学语文高级教师。《交流式班主任工作法》被收入1997年黄冈市普高工作会议《材料汇编》，著有《高中生成才与成人》。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全国六六届、六七届、六八届的初中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纷纷响应毛主席“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伟大号召，怀揣红宝书，背上行囊，激情满怀，轰轰烈烈地上山下乡，奔赴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在临离校前的一段是间里，同学们无所适从。于是我们几个同学心血来潮，就组织了一个宣传队，到周兴文同学的家所在的那个生产队——白果区梁家畈公社二大队景家山一小队参加劳动锻炼。
我们一行6人：周兴文、毕正楷、丁定清、鲁功权、罗文标和我。当时周兴文是班长，又是我们班里文革领导小组的组长，自然，所有的事务性的工作都落在了他的肩上。
我们对自己是有要求的，完全模仿“四清运动”时工作队的队员的样，坚决实行和社员们“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集体住在生产队的队屋里，轮流在社员家里吃饭，同时规定只能吃饭、粥和蔬菜，最好的食物仅限于面条。每人每天要向生产队交1斤大米或小麦。白天参加劳动，晚上协助生产队组织会议，宣读文件和报纸文章；配合生产队干部做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参加当地组织的各种文娱体育活动，等等。
有几件有趣的事很让人上心。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当时的纯真，虽然处事的态度非常严肃，可是后来不过付之一笑而已；之所以“上心”，是因为至今不能忘怀，每每想起，仿如昨日。
煎鸡蛋风波
一次晚饭后，丁定清同学径自找来周兴文同学，提出大家一起开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也不是例会时间，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在吃晚饭的时候，罗文标同学吃了一个煎鸡蛋，却被丁定清同学发现了。
丁定清一向比较细心，很看重细节，又比较激进。开会的时候，他单刀直入：“晚饭后，我看了一下，五个碗，只有一个碗里是一个鸡蛋，其它都是两个，所以，肯定有人吃了一个煎鸡蛋。“他顿了一下，剑眉倒竖，十分严肃地说：”我希望这个人能够主动站出来，承认错误，检讨自己。“一时间，气氛十分凝重，空气也似乎也不流动了，令人窒息。过了一会，我们都抬起低下的头，轮流审视着在场的每一个人，同学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都聚焦到了罗文标同学的身上。
周兴文同学，家在景家山，离学校约三里路。我们宣传队是在“双枪”季节去景家山一小队的。一个生产队，一下子去六个愣头小子帮助收割插秧，能有不欢迎的道理吗？社员们看到我们几乎一律是笑脸相迎。
我们上谁家吃饭，不仅生产队有补助，而且这家的主妇不用下畈却工分照记。为了避免暑热，我们跟社员一样，每天几乎都是凌晨四点起床割稻谷，有时候晚上还要加班。一群爱慕虚荣，顾惜脸面的半大小子，虽然有人手指割破了，手掌磨起了茧子，浑身酸胀难耐，但是，晚上开群众大会的时候，生产队长给我们一一戴上“炭篓子”，表扬一通，第二天，我们就又一个个精神抖擞，生龙活虎起来了。
社员们也是真的心疼我们，所以，每家都给我们弄好吃的，有煎鱼，肉焖莴苣，炖鸡蛋，再差的也有青菜拌豆腐，韭菜拌千张，或者青椒炒藕片。可是我们有纪律：荤菜一律不准吃。很多时候，主人掇起荤菜碗碟往我们饭碗里夹，我们都一一起身避让。
有一位杨医生的家属，她特别心疼我们，因为她女儿跟我们一般大小，大热天就让她待在家里看书。这天，轮到在她家吃饭。晚餐吃手擀面，她就给每个人盛一大海碗，还在面条里藏了两个煎鸡蛋。我一下筷子就翻上来了，那个馋劲被这鸡蛋香味鼓捣得口水直流。
此时，几股力量激烈地交锋：太馋了，吃吧；不行，有纪律挺在哪儿！那就吃一个吧，不行，吃多吃少其性质是一样的；那就夹出去吧。我准备起身的时候，一扫视，同学们都闷葫芦似的吃着面条。一个声音告诉我：别，大家太辛苦了，让同学们解解馋吧。我也就吃光了面条。可是，当我们一齐起身送碗时，所看到情形是：鸡蛋都乖乖地躺在碗里。
这件事情发生在罗文标同学身上一点也不奇怪。当时，我们宣传队里年龄大的十九岁，小的十五岁，小胖子罗文标就是最小的一个。就因为他小，所以很难管住自己。他是家里的独生子，是父母的宝贝疙瘩，父母对他是有求必应，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也没饿过肚子。一个养尊处优的公子哥，在秩序化的日子里，见了荤怎么能不馋呢？
罗文标同学特别爱笑，说话时还没开口就笑。可能是小时候糖吃多了，烂掉的牙齿一直没长全，一说话头就扭向旁边，用右手遮住嘴巴，可谓一笑三握嘴。可是，眼下他笑不起来了，像是偷了东西的贼一样，脸色发白，扭扭捏捏地站起身，耷拉个脑袋，半天嘴角边冒出个“我”，声音又轻又低，小的让我们几乎听不见。
丁定清一本正经地说：“那你说说，有纪律为什么不执行？”
罗文标说：“对不起，我嘴馋，没能管住自己。”
鲁功权同学敲边鼓，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不遵守纪律，你来干什么？”
罗文标说：“我保证，以后不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丁定清追问道：“还有呢？”
“没有了。”
丁定清站起来，声音也提高了八度，本来不苟言笑的他，一脸冷峻，说：“好简单，‘没有了’，就这么轻飘飘的结束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吗？你就没有认识到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吗？“一连串的发问，罗文标同学再也受不了了，他抽搐着，眼中噙满了泪花。
周兴文同学赶忙制止说：“事情已经发生了，能主动承认了错误就很好，以后注意就是了。”周兴文是在自己家里吃住，当然比我们要自由得多。我知道，他父亲在公社养鱼场工作，比普通家庭的经济条件也好得多。我和他同年，他姐姐比较照顾我，曾经多次把自己的那一份煮鸡蛋、火烧粑偷着拿给我吃。当我表示支持周兴文同学的意见时，丁定清打断我话，说：“不行，罗文标必须做出深刻的检讨。”这时候，罗文标同学哇哇大哭起来，一下子冲出了门。罗文标的举动大出我们的意料，我们手足无措，于是一起上前，拼死阻拦。
“你们别拉我，我回家拿鸡蛋来还给主人家。”他哭着说，冲出门去，又被一群候在门外青少年拦住了。
自从我们来到景家山，我们居住的队屋就成了“青少年活动中心”。我们有口琴、笛子、二胡，还有一些图书。每天晚饭后，本队的，外队的，以及邻村的青年人都来看书、唱歌、聊天，自然，也少不了小孩子添乱。他们在门外听了很久，基本上了解了所发生的事情，于是他们就拦住了罗文标。
周兴文的姐姐还有一位贫协组长周兴济出面调解。周兴文的姐姐说：“多大个事，别哭啦。”然后把我们叫进屋里坐下。贫协组长说：“你们的规定要改了，从明天起，主人家煮什么，你们就吃什么。”接着，周兴文的姐姐说：“不吃人家的饭，煮死人家的米。主人家已经把饭菜做熟了，你们不吃，这不是浪费吗？“大家异口同声地应和，七嘴八舌地劝说。
丁定清同学不再坚持了，出现这种情况，他也始料不及的，也着实吓了一跳；同学们也都面面相觑，不说话，不点头，也不摇头，就这样默认了。其实，我猜想，大家肯定都馋，只不过惧怕纪律而已。
一场火药味特浓的唇枪舌剑，就这样硝烟尽散了。马上又恢复了往日场景：吹、拉、唱、聊……
最最实惠的是，我们的伙食开放了！
复制独幕剧《掩护》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前后，白果区就有十万多人，梁家畈公社与建国公社齐名，是全区人均收入最高的两个公社。
那时候，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基本上都是以小队为单位计算分值，以大队为单位核算的就已经很少了，可是，这两个公社竟然是以公社为单位核算，并且分值非常高。
我家所在的生产小队，每个劳动日的分值，连年徘徊在两毛钱以内的时候，这两个公社，每个劳动日的分值却总在一元上下，最高的时候，分值在一块二角——一块三角之间。那时候，一个中专毕业的教师，在试用期内，月薪也只拿二十九块半。所以，这两个公社，非常受人羡慕。
他们各个方面都走在全区的前面。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比较高，公社有农机站；还有公社所有制的工厂、林场、果园场、养渔场等等。当时，这两个公社的富裕水平，不仅在全麻城县名列前茅，就是在全湖北省也享有盛名。
梁家畈公社还有脱产的宣传队。他们不仅到麻城县剧团请导演教唱东路花鼓戏，还到省京剧院请老师教唱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每逢重大节日，或者农闲时节，他们就送戏下乡，轮流到各大队演出，给农民朋友送去精神粮食。各大队也有自己的业余宣传队，也层层选拔，分别参加区、县组织的文艺汇演，优秀的节目也有参加省里组织的巡回演出。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七周年，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前的一天晚上，大队支部书记找就到我们，说公社宣传队要到大队来演出，希望我们出个节目，为大队争光。我们是学生宣传队，当然义不容辞，也当仁不让。而这个又光荣又艰巨的任务，理所当然地、主要地落在了我的身上。谁让你既能吹笛子，又能拉二胡呢？并且吹拉《东方红》基本上没跑调呢？
但是，这可把我们几个同学给愁坏了，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登台演出过，更谈不上有什么经验了。出个歌舞节目吧，《想起往日苦》《红头绳》都老掉牙了；说个快板、三句半吧，又没有好素材。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提议说，晚上，麻城东路花鼓戏剧团要在白果俱乐部演出，海报都贴出来了，我们先去看看，然后再做决定。
我们一行人匆匆吃过晚饭就往镇上赶，三里路眨眼工夫就到，可是，票已售罄。无论我们怎样哀求，守门人就是不让进，哪怕一个也不不让进。
于是，我们打定主意：透过门缝观摩学习。当守门人关上俱乐部大门的时候，我们就堵拥在门前，鲁功权蹬着，我站着，其他人在我们后面护卫着。演出约过去了五分钟，俱乐部里的观众还是往来穿梭，人声嘈杂，看不清，听不明。我们那个急呀，如坐针毡。等全场安静下来以后，我们才看出了一些眉目，听到了一些说白。
其中有一出独幕剧——《掩护》，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最深刻。这出短剧人物少，一个八路军伤员，一个青年妇女，几个日伪军；道具简单，一张桌子，两张椅子，几条枪；结构单一，一个场景一场戏。可是内容深刻，思想性强：说的是一名受伤的八路军战士，在几个日伪军追捕的危险时刻，一位青年妇女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把他藏在自家的草垛里，终于脱离危险的故事，表现出了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我想复制编演《掩护》的意见一经提出，马上就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当晚，我们挑灯夜战，鲁功权做笔录，凭着记忆，你一言我一语，基本恢复了原剧的说白。
第二天，我们便开始排练。首先是定角色，大家一致推举，要我演小八路，因为我瘦小一些，青年妇女背得动；队里的妇女队长演青年妇女；其他同学都上，演日伪军，多几个也没关系。唯一不同的是把唱的部分全部改成说白，后来才知道这种形式叫话剧。
初生牛犊不怕虎，无知才能无畏。我们还真敢演，没料到，反响非常强烈，竟然赢得了很多掌声、喝彩声。因为我们加进了一些佐料，比如，在危急紧张的情况下，妇女不慎脱手让战士掉在了地上，立刻响起一片惊呼声；草垛边，伪军被绊倒，枪打到鬼子身上，几个鬼子围住一个伪军打，此时响起一片叫好声。以致演出结束时，群众还要求我们加演节目。
这次演出，可谓十分成功，生产队的社员们也都为我们高兴，大家共同分享了成功的快乐！
惊悸
“你们贴出的宣传标语掉字了，在哪儿，你们知道吗？“刚吃过早饭，生产队长就在门外喊我的名字。
“标语掉字了”，惊闻此语，犹如晴天霹雳，炸响在头顶，我们一个个都傻眼了，目瞪口呆，如泥塑一般。因为，在那个年代里，所有敏感性的问题，都有可能被无限上纲，与政治挂上钩，给你扣上一顶“反革命“的帽子，把你隔离起来，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而作为当事人的丁定清，更是吓得面如土色，一下子蹬在地上，双手揪着头发，使劲地撕扯，泪如泉涌。因为，标语是他力主要写的，并且一切都由他亲自操刀。
正在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生产队长又在门外喊：“史宏友，你们快出来看。”我们回过神来，冲出门一看，门右墙壁上贴着的横幅标语——“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居然漏掉了一个“席”字。我们七手八脚，当即揭下后两个字，找出剩下的红纸，补出一个“席”字，重新贴出去。
丁定清同学，是个挺要强的人，嘴巴子一向搁在别人头上，此时却变得哑巴了，一句话也不说，像个傀儡，任凭我们指挥。他已然找不着墨汁，握笔的手不停地颤抖，排笔也不听使唤。生产队长在一边安慰丁定清说：“别着急，不会有问题的。现在知道的人很少，纠正过来就好。”反复三次了，丁定清才写出一个“席”字，而且还是歪歪斜斜的。
这件事如风一样，很快传遍了整个大队。
为了庆祝建党四十七周年，丁定清提议，我们自费买大红纸，写宣传标语，张贴在临公路边的墙壁上，以表明我们坚定政治立场和正确的政治方向。
出现这样的错误，我们都非常意外：一是，一个人写字，几个人都在旁边帮忙，裁纸、叠字格，好几只手当“镇纸”；二是，都参加了贴标语，大家七手八脚，刷浆糊、看高低、牵拉粘贴；三是，出错误的标语竟然就贴在我们住处的门口，出出进进的，如此这般，却没有一个人发现。简直是鬼使神差。但是，静下来一想，还真有出这种错误的可能。因为“席”字是另一张纸的开头，另写之前，大伙念道“毛主席”“万岁”，于是落笔于下一个音节，只写了“万岁”。唉，说什么也是多余的了，唯一担心的就是怕有人找上门来出难题。
事情虽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也没有人恶意打上门来，但是，我们心有不安：这么多人，竟然把缺了字的标语贴出去了，还贴在自家门口！素来不善言辞的周兴文同学搓着手，结巴着说：“这件事可小可大，可轻可重，幸亏没有造成恶劣影响，也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我们必须吸取教训，否则，以后会吃大亏的。”
丁定清接过话茬，说：“这全都是我的错。由于我革命的警惕性不高，粗枝大叶，毛手毛脚，写完后又没有认真检查，革命思想这根弦没绷紧，所以，犯下了如此严重的错误。我要触及自己的灵魂，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要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彻底清除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从而保证今后不再犯类似的错误。请大家批评。“嘿，这家伙还真有一套，这样的检讨，在那时虽然听得多了，但是，他还没有被吓懵，思路也清晰，说得也流畅，尽管声音很低，心情很沉重。大家都附和说，我们都有责任。
大队书记也来了，我们都谨小慎微地恭迎他。书记很平静地说：“你们都是学生，思想积极，上进心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炎天暑热，帮助我们搞双抢，我们要感谢你们。“他接着又说：”我不是责怪你们，也不会给你们扣帽子害你们。但是，你们都很年轻，前途远大，如果因为不细心、不认真而犯下无法弥补的错误，那就后悔莫及，搞不好会断送美好的政治前途。“我们感激不尽，丁定清朝书记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说：”谨记您的教诲！“队长说：”好了，没事了，以后一定要注意。事情过去了，你们放心吧。“
我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原来这幅错误的标语，是本大队邻村的一位老高三发现的。因为我们人多，唱歌，演节目，在青年人中的影响大，处处抢了他的风头。其实，他拉二胡、唱歌、各种知识都比我们强，只不过势单力薄，未成气候，所以，看着我们不顺眼。终于抓住我们的“小辫子”了，心里暗喜：一定要还以颜色。于是，他就到大队书记那里告我们的刁状，想让我们吃点苦头。没想到，大队书记就是书记，人家站得高，看得远，能够宽容待人，只是和生产队长一起，警告我们一下，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是的，这件事情就这样有惊无险地过去了。
此后，这件事情的深刻教训，伴随着我和我的同学们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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