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卫红，女，网名红丽清歌，1977年生于湖北阳新。曾在广东某台资企业做过一线工人，从事过人力资源和内刊编辑等工作。暗恋文学多年，偶有文字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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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出生于1955年，三岁那年，随祖母前往武汉来到祖父身边接受教育。时逢三年自然灾害，初到省城的父亲没有享受到大城市的繁华，武汉留给他刻骨铭心的记忆是饥饿。那时候，父亲似乎永远也吃不饱，每天从幼儿园回家就直喊饿。回到家，祖母也拿不出一粒米，面对哭闹的父亲束手无策。几年后，祖父因患肺结核申请回原籍，带着祖母和他的两个孩子从此离开省城。
祖母带着父亲和二叔回到农村，祖父调到县委工作。没多久，文革开始了，祖父被打成右派，下放到五七干校劳改。十多岁的父亲正是接受教育的年龄，因为曾祖的富农成分和祖父的右派身份，还因为外曾祖的地主成分和祖母有个在国民常当军官去了台湾的表叔，这些错综复杂的原因，足以让整个家族在那个年代受尽折折磨，父亲更是不得不停止学业，仅仅读了三年小学，就和大人一起下地挣工分。
那时，家里的房子被分出去一半，住进一户贫农。听叔叔说，这户贫农的儿子比父亲年长几岁，文革期间常仗着自己根正苗红的贫农成分欺压父亲，动辙打骂父亲。有时，挨了批斗回家的祖母也会因为心烦责骂父亲。年幼的父亲不仅要和大人一样下地干活，还要承担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父亲虽然也会觉得委屈，面对奶奶的责骂却从来不会有半句顶撞，就算别人骂他“狗崽子、地主崽”之类，他也只能默默忍受着。
父亲读书不多，闲时却喜欢看书，尤其是历史类和人物传记类的书籍。父亲说他从小就向往军营，当时想着长大一定要考军校；如果考不上，就去参军。父亲常说，如果不是那场运动，他说不定就是个军官，或者转业到地方公安系统成为一名警察。父亲说这话时，常常是坐在炉火旁捧着本书，幽幽地望着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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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后，祖父平反，恢复了工作和职务。1985年，我们举家搬到县城，迁户口时，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超生，我们一家五口的户口一直没有着落，父亲只得在城里找了份临时工，为了生存，最终只把我留在了爷爷身边，他带着母亲和弟弟、妹妹回到了农村。
因为我们全家的户口已经迁走，回到农村的父亲成了“三无”人员：无田、无地、无业。为了养活一家人，父亲只能在农忙时帮别人插秧、割稻，农闲时和堂姑父一起帮别人盖房子。后来，父亲在加工厂找了份搬运的工作，每月150元的工资，母亲在砖瓦厂打零工，每月只能挣得几十元。除去一家人的正常开支，每月所剩无几。可就是这样，命运似乎觉得对父亲的磨练还不够，1988年夏天，父亲从装满粮食的拖拉机上摔下来，腰部受伤，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才康复。
1990年，在祖父的努力下，我们一家终于在农场的园林大队“落户”，父亲在离家四五里远的山上承包了一片幼桔。护理桔苗没有任何经济收入，却可以种些间作，即在每行桔苗的空地上种些农作物，如绿豆、黄豆、油菜等。这些农作物成熟后可以卖钱，我们姐弟三个每年的学费全靠父亲卖绿豆的收入。到了年底，父亲和母亲每人有一千多的工资，生活慢慢有了起色。
记忆中，每年暑假都是父母亲最忙碌的日子。每天早上，天还没亮，他们就起床，用开水把头天晚上剩下的饭泡热，就着咸菜当早饭，然后急匆匆赶到桔园里去摘绿豆。一直忙到11点多，他们才挑着满满两担绿豆荚回来吃中饭。吃过午饭，父亲仍然闲不住，还要到菜园里忙活一阵子，直到烈日当空，才回到家里休息。下午四点多，又和母亲一起挑着箩筐去地里摘绿豆，一直到晚上七八点才回到家中。
1994年，父亲在另一块山头承包了几百棵大桔树。第一年的收成特别好，除去投资的成本和上缴的特产税，还赚了近一万块，还有地里的棉花、油菜、绿豆等作物，那一年家里的收入有一万多。
在父母亲的勤俭努力下，我们的生活开始渐渐好转，父亲也干劲十足，闲不住的他用我的名义承包了几亩稻田，虽然面积不多，收下的粮食也足够一家人吃了。1998年冬天，家里盖了间大厨房，为了节省人工，除了请些小工，其他活儿都是父亲自己做。因为劳累过度，父亲因胃出血在粉刷墙壁时突然晕倒。为了配合治疗，嗜酒如命的父亲戒酒两年。
我们姐弟相继走入社会后，父亲肩头的担子不再那么沉重了，我们总是劝他少做点，不要累倒了。可是父亲总是笑着说：“我还年轻呢，六十岁都不到，哪里就能歇下来了？”
这么多年来，父亲从来闲不住。忙时，每天在桔园里剪枝、下肥、打药；桔子成熟的时候，更是吃住都在果园里。闲时在周边找零活，父亲干活从不偷奸耍滑，不论是什么重活累活，他都能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让他在农闲时总能接到很活儿，也让家里的收入渐渐充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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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父亲去买菜时不小心摔倒。8月24日，他摔倒后第三天，才打电话告诉我，让我们接他到医院检查。而在此之前，他强忍着骨折的疼痛，竟然自己开着三轮车去离家二十多里的军垦农场医院检查。
回老家接父亲，只见他斜靠在床头，脸色腊黄，右大腿肿得像水桶，可能是伤口在流血，大腿内侧一大片淤块。吃午饭时，父亲坚持不要我们扶，自己拄着拐杖从房间走到堂屋厢房，五六米的距离，父亲竟然走了几分钟。
吃过午饭，驱车来到医院，医生推来手术床，让父亲躺在上面。拿着医生开的单据，和四叔一起推着父亲楼上楼下的做各种检查。二楼做CT时，父亲躺在担架床上，强忍着痛从担架床挪到做CT的床上，又挪下来。一楼拍X光，又是如此这般折腾一番。接着又去三楼做B超，还好不用挪动，后来做的心电图也没有折腾。楼上楼下，两个多小时才把所有的检查做完。推父亲去病房，从担架床到病床，又折腾一番。看着父亲咬着牙强忍着痛，我却无法替他承担，很难受。
晚上，熬了粥送到医院，已是晚上8点。父亲平躺在床上，母亲一口一口地喂他。类似的画面在电视剧中见得多，却从没想到会在我的生活中出现，更没想到父亲会伤得如此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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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清明节，父亲坐在天井边摘湖蒿，突然说到：“等我走了，你们一定要把我送去火化。这件事，我就交待给你了，等你弟弟、妹妹回来，我也要跟他们说的。”我责怪道：“爸，你胡说什么呢！”父亲平静地说：“活着的时候没有享受到政府什么福利，走了总要沾点政策的光。我有保险，火化可以报销丧葬费，不需要你们承担。”我愈发有些生气：“你才多少年纪啊，不要乱说。”父亲没有再说什么，我的心情却久久无法平静。
8月30日，是父亲动手术的日子。此前，我和弟弟要求院方请协和医院专家来动手术，父亲始终不同意，说是不必花这冤枉钱，在我和弟弟的一再坚持下，他才松口。
8月29日晚，想到第二天的手术，想到父亲坎坷的人生，想到父亲清明节那天说的话，几近失眠。
8月30日早上八点去医院，父亲已吃过早餐，护士给他洗了肠。医生让我去办公室签字，一大摞单据，各种所谓的手术告知书。手术可能出现的意外，医生说得自然而然，平淡如常，我却听得有点腿发软。听到他说手术过程中需要用到的器械和材料，使用方法和部位，我更是听得好像自己的骨头都开始疼起来。说到手术后恢复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和意外，我似乎感觉自己快要站不住了。医生又说，这些都只是可能出现的状况，一般都不会出现。唯有祈祷父亲吉人天相，手术顺利！
下午四点，麻醉师过来，让我签字，父亲被推进手术室。16：40左右，协和医院教授走进手术室，骨外科主任让我不用担心，他们都是骨外科的专家，有十多年的经验。听到这话，悬着心放下一半。
在手术室门口等了两个多小时，手术室的大门不时被推开，期间有新生命的啼哭，也有外科重伤病患推出手术室时痛苦的嚎叫。医生每叫一个名字，便有家属跑上前去迎接。
18：52，协和医院的两位教授和医院的外科主任走出手术室。他们说，父亲的手术很顺利，做得非常成功。谢过教授和主任，继续在手术室外等候。
19：38，手术室的门再次被推开，医生叫着父亲的名字，赶紧迎上前去。父亲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嘴唇发抖，双目微闭。我问他是不是冷，他无力地点点头。医生说，冷是很正常的，手术时间比较长，一直在输液，里面温度也低。回到病房，加了两床被子盖上，还是感觉到父亲在发抖。看着浑身插着管子的父亲，心隐隐地痛。
父亲今年62周岁，身体向来很好，从来没有因为生病住过医院，也很少打针吃药。这一次，只是因为意外摔倒，竟然让他受这么大的罪。
20点，回家洗澡过来，麻药的药效已过，父亲疼得不停地哼哼。那个说话声如洪钟的父亲，可以一口气把几十斤橘子从山脚下挑到山顶的父亲，固执而倔强的父亲，此刻，却像个无助的孩子，躺在病床上，任由疼痛折磨。
我从没想过父亲已经老了，他也是不服老的，别人喊他“老汉”，他还有些不高兴。这一刻，我才意识到，父亲已经老了，不论我承认与否，不论他服气与否。
想到这里，心里空空荡荡，如同流逝的岁月不再回来。
2017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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