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国强,上世纪五十年代生人,七十年代初始在报刊发表作品,各类散文杂文诗歌论文散见于全国大小报刊,并有多篇在不同层次获奖。出版有个人作品集子八本,并主编《黄石杂文选》《黄石散文选》等数十部专著。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杂文学会副会长,黄石市散文学会主席、杂文学会主席。现于黄石市黄石港区政协主席任上退休。
找寻我的三连二排(外1篇)
找寻我的三连二排
三连二排本是个部队番号。那年代全国学解放军,冶建队组按部队连排称谓,使十五冶更像一个半军事化的基建组织。除了不穿军装和不配枪支,其他都几乎和工程兵无异。
三连二排就是个队组符号。作为国有大型企业的十五冶,称之为三连二排的队组还有许多。但唯独十五冶二公司三连二排“这一个”,却和我的人生紧密相连。我当泥瓦匠的那两个年头,正是在“这一个”三连二排度过的。在“这一个”亲如家庭般的三连二排里,珍藏着我的青葱岁月和苦乐芳华。
时光已匆匆掠过近半个世纪,我的三连二排,你如今在哪里?
我在找寻我的三连二排的工友。那些个熟悉的面孔,如今都去了哪里呢?记得原三连二排的老职工只有二十八人,其中泥工师傅十九人,有十七人来自芙蓉国的湖南;副工九人②,其中四个女同胞,还有两人是下放基层锻炼的干部。后来陆续补充进来新学徒十七人③,包括我们从湖北应山招来的六人,湖北黄陂招来的十人,还有一人是西安冶金学院分来的大学生贺冠英。又后来从2358部队分来退伍军人九人,有个叫王先成的还是我师兄潘锁生的同窗④。高峰时的三连二排共达到五十四人,竟有了近半个连队的架势,属于三连二排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了。开起会来济济满屋,激起排长巢世林要站起身来扯着嗓子喊话,但他是笑着扯着嗓子喊话的。巢排长当年顶多三十郞当岁,性格粗犷,为人随和,当排长的资历也不短了。奇怪的是工友们都不称呼他职务“排长”而习惯亲昵地直呼其外号“老何”,至今我也不明白这“老何”何意?梁汉成副排长是当时排里仅有的几个党员之一,他比巢排长年龄稍长,待人和蔼可亲,善做思想工作,人赠外号“梁哈子”。俩位班长罗春华和彭岱香,均已人到中年,都是言语不多憨厚老实的手艺人。全排仅鲍贻祥和刘玉清两位六级师傅,大概年龄也刚过“知天命”。他们脏活累活都干,一点也不摆谱。新鲜血液的新工人中,贺冠英谦和,潘锁生聪敏,鲁祥顺能干,王民焕厚道,祝道明精灵。尤其是黄陂来的这批新工人,据说在农村时就是各生产队的大小干部,一个个干起活来风风火火。本来三连二排在全公司就是个善打硬仗的班组,经这批新工人的注入更是如虎添翼。三连二排的名气叫得山响,生产指标总是独占鳌头,评先进中也总是榜上有名。其后经年,三连二排的人员多有异动,先是贺冠英调任连队党支部干事兼管劳资,继是潘锁生调任公司宣传科干事,再是我调公司办公室任秘书。后来又相继有巢世林、鲁祥顺、王民焕等被提拔重用。我离开时三连二排已收缩至四十人左右。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三连二排计有近三分之一以上工友入党,先后出了一名厅级干部、四名处级干部和多名队长、工长和组长。正如当初梁汉成师傅在我们新工人学习班里所说的:“三连二排就是一座革命的大熔炉嘞。”而我认为,三连二排又何尝不是一个培养人才和技术骨干的摇篮?
我在找寻我的三连二排的工棚。那些个不同称谓饱经风霜的工棚,而今安在哉?冶建队伍南征北战,旷野扎营,“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唯以“开发矿业”⑤为己任,不以舒适安逸为满足。那年代冶建队伍的工棚主要有:帐篷、芦蓆棚、活动板房、简易砖砌平房和较规范宿舍。我初分到三连二排时,住的是简易的砖砌平房,这属于工棚的第四个较高档次了。房间约有十多米内深,两侧各可竖排摆放三张单人床,每间房可安置六人,尚有一些空间可摆放杂物。冶建工人过的是极简生活,行头简单,被褥铺床,工具挂墙,仅一个深桶木箱用来装纳衣裤,像我等新工人也就一个小木箱足矣。据老师傅们说,这是他们多少年来居住条件最好的时期之一。我们在这平房里仅待了一年,后因给三连一排让房而临时搬到山后的一间仓库里过渡,这仓库内空很大,几十张床挤在一起,床与床之间便算过道。我与一位叫龚贻生的黄陂学徒紧挨床铺,中间仅隔两层蚊帐。白天仓库光线昏暗,晚上仅一只25瓦灯泡照明。在这仓库里居住时间不长又搬了,新居亦是一排简易平房。后来又搬过一次。我在三连二排两年时间共搬了四次家。那年代经常搬家已成为冶建队伍的生活常态,但我们谁也没有因为流动频繁而叫苦。正如战争年代的延安山沟里“有马列”一样,和平建设时期的工棚里亦也“有理想”。每天我们除了八小时上班,其他时间基本上都待在工棚。我们在工棚里学毛著,学哲学,学文化,学李全洲、胡业桃⑥;我们也在工棚里开大会,出墙报,办专栏,排节目。工棚里始终充满着今天所说的正能量,也始终洋溢着温馨和欢乐。有时几个师傅用煤油炉炒几个菜聚个餐,也不忘叫上徒弟一起共享。难得每周一个假日,劳累了一周的工友们或舒舒服服睡个懒觉,或相邀一起下个象棋;或大动干戈清洗被褥,或三三俩俩去逛集市。而逛集市又多半是跑邮局将刚领的工资大头汇给农村里的“另一半”,仅留一点工资小头供个人零星开支和吃饭而已。工友生病需住院时,排里施工任务再紧也必定要安排人照看。倘若哪位工友的“另一半”来临时探亲,同住室的其他工友定会高姿态让出房间来成全他们的“鹊桥会”。现在回想起来,这些个场景仿佛竟是发生在昨天,这些个细节竟是那么的甜蜜而悠长。
我在找寻我的三连二排的工地。那些个我们曾经挥洒过汗水的工地,如今可否还能找到当年我们的身影和辙迹?两年春夏秋冬,无数风雨阴晴,每天的黎明,公司广播站的喇叭定是准时地将我们从睡梦中唤醒。我们匆匆漱洗完毕,敲着碗到食堂排队用餐,然后集合整队步行去工地,这已经成了我们每天生活节奏不变的序曲。蒙蒙细雨时,我们身穿着草绿色的雨衣雨裤,竟浑似《智取威虎山》里小分队的装束;我们急行军在蜿蜒山道,又酷像小分队穿行在林海雪原。那正是个样板戏风行的年代,当时我们这样联想完全是触景生情,绝无任何矫情虚夸,其中自然不乏自豪。在我们这群风华正茂年轻人的心里,似乎早已认定我们就是一支野战部队,而工地就是我们“大打矿山之仗”⑦的战场。每个月头,三连按惯例都要在食堂饭厅召开上月生产总结和本月生产誓师大会,连长王崇满或者党支部书记谭凤甫在作了总结动员报告后,各排也都要轮流上台表态。而每当这时,我们的巢排长就自然成了全连注目的主角,他的发言往往能将会议引向高潮。这不仅仅在他善于表达,隽语连珠,更在于他信心百倍,底气十足。那时谁都知道,三连号称二公司的尖刀连,而二排则无疑就是这尖刀的刀锋。在二排面前,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早春二月,细雨霏霏,我们用稚嫩的肩膀与土方较劲,没有谁中途退缩或口吐怨言;基础工程打爆破桩,我们脚踏泥泞,挑灯夜战,鲁祥顺一曲倒拔垂杨柳⑧,直令多少人为之咋舌叹服。脚手架上,三连二排这三十多把泥刀一字排开,那就是一个轰轰烈烈劳动竞赛的阵势;烟囱施工,仍然是这三十多把泥刀,结成了二十四小时烟囱扶摇直上的坚固链条。在我的工人日记里,有段时间都是一些抬大瓦、抬石头、抬檩条、砌砖柱、打混凝土等重活脏活的记载,我今天重新读它,更知道了我们当年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半军事化的生活。三连二排敢打硬仗的精神,就体现在这半军事化的生活里边。后来二公司转战武钢一米七工程,是他们充当了开路先锋;再从武钢转战江西,同样是他们打的前站。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往无前,无坚不摧,已铸就三连二排的优良传统。几十年来,三连二排频繁转战,足迹遍及大冶铜绿山、大广山、铜山口、武钢青山、江西贵溪、江西南昌、福建邵武等地,所住工棚亦如走马灯般变幻,堪称“流转的营盘流水的兵”了。
有一首《建筑工人之歌》,我以为叫《冶建工人之歌》更为贴切:
从那海边走到边疆,
我们一生走遍四方。
辽阔的祖国万里山河,
都是我们的家乡。
昨天是荒凉的原野,
今天是机器在歌唱。
昨夜还是漆黑的山谷,
今夜就是一片灯光。
面前总是无尽的原野,
身后总是崭新的厂房。
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
战斗着奔向前方。
其实我是知道我是再也找寻不到我的三连二排了的,毕竟岁月太过久远;
然而我终于领悟我无须再去找寻三连二排,因为,她始终就在我的心里!
(2018年3月10日)
注:
②二十八人包括泥工十九人:巢世林,梁汉成,罗春华,彭岱香,鲍贻祥,刘玉清,阮江初,万才亿,周光晳,邹春华,任武林,黄建成,唐体凡,何陆平,邹德江,雷圣明,张德祥,张春祥,刘礼平。副工九人:周祖安,蒋万勋,彭素文,彭晚珍,张英珍,林红妹,岳云。两名下放干部是:李绍明、秦植波。
③十七人包括西安冶金学院分配的大学生贺冠英,湖北应山招工的新工人六人:范国强,王民焕,祝道明,沈先知,丁杰,张正德。湖北黄陂招工的新工人十人:潘锁生,徐绪纯,鲁祥顺,鲁兴启,王干成,龚贻生,袁全生,李永堂,黄理文,黄发生。
④2358部队分来复员退伍军人九名,据说他们的退伍是受了林彪事件的株连,他们在排里挑了一段时间的灰桶,后来整体调去了大冶钢厂。
⑤此为毛泽东的题词。
⑥均系当时报纸上宣传的军队中牺牲的英雄。
⑦此亦为毛泽东的题词。
⑧见拙作《难忘铜绿山的日日夜夜》。
师傅巢世林
师傅巢世林,湖南汩罗人。瘦骨嶙峋显出精悍,两只大眼炯炯有神。稀有的姓氏(至今我还未见有巢氏第二者)和触目的籍贯(当年楚国大诗人屈原投江之地),使我从农村刚招工到企业就第一个记住了他。命运就是那么凑巧,工程公司泥工那么多,恰恰是他做了我的师傅。那还是在我刚满十九岁的时候。
师傅其实并不老,算起来当时不过三十几岁,却已当了多年的泥工组长。在手艺人堆中,没有几把“刷子”是冒不了尖也镇不住人的。而师傅在公司所有泥工组长中却是知名的佼佼者。这使我既为摊到这位师傅感到高兴同时也有点后怕。我对他恭恭敬敬,他则对我总是正正经经。说起来我跟他学手艺的机会实在不多。我们班组四十一号人,工程任务一个接一个,他成天操心的是工程施工、劳动力组合和做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些事,很少有大块时间细致教我。记得我和他在一道砌墙就那么几次,最难忘的一次是在大冶曹家湾,那天是星期天,我们几对师徒受请帮一家村民盖房子,我才有机会和他共扯一条线砌一道边墙。每每砌到中间合拢时,他便停下来看着我做,端详着我砌的半边墙的平正光直,很精辟地点拨我几句。也许是他看到我并不比其他师傅带的徒弟差的缘故,那天他似乎特别高兴,晚上在村民家里吃饭时酒也喝得多话也多。其他师傅在另一桌用大碗灌他,他来者不拒。其他徒弟也群起和我碰杯,我胆怯地瞅着师傅。师傅一反平常神态,笑呵呵地命令我:“小范,和他们喝!”这声命令使我恍然感觉到我和师傅同其他师徒之间的不同关系,也隐隐意识到即使在喝酒上面我也不能给师傅丢脸。那晚可以说是我真正作为成年男子汉第一次豪放饮酒的亮相,喝得尽管迷迷糊糊,但所有怯意都一扫而光。自那以后,我陡然觉得我们师徒之间的感情仿佛一下子拉得更近了。
师傅其实是个很随和的人。在我和他生活过的两年多时间里,有许多虽然琐碎却有趣的往事长存在我的记忆中。他在班组会上讲话时一脸严肃神态却不时蹦出的连珠妙语,常使得我们忍俊不禁;他和我们东南西北侃大山正起劲时,却不留神荷包里的烟被调皮的小徒弟们掏去共了产并递给他一支,他竟浑然不觉;他和我们同住在一座大芦席棚里,津津有味地吃着大伙做的“八宝饭”;他和其他工友下棋输了,便催着我上阵,然后幸灾乐祸般地在一旁看着徒弟代报“师仇”。一次假日我外出回来,正撞见师傅与另几位工友晚餐“打平伙”,待我也参与吃了半天,他才诡谲地忍着笑问我:“这老鼠肉的味道还不错吧?”一句话唬得我楞了半晌。这可能是我第一次也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吃老鼠肉,不过公正地说,老鼠肉的滋味比鸡肉兔肉鸽子肉差不到哪里去哩。
我的心中永远珍藏着师傅那独具个性的特写镜头:一年三百六十日,似乎他永远只是那副行头打扮,头戴那顶涂着红漆条格的柳条盔,肩挎那只装满图纸、卷尺、平水、泥刀的鼓囊囊的工具袋,身穿那套蓝里泛白的帆布工作服,一刻也不停息地在工地上转悠。尽管我仅仅跟了他两年多便调到了公司机关,但他却始终未离开我的视野。在大冶铜绿山、大广山,在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在贵溪铜冶炼厂,在南昌农贸中心,在许许多多的施工工地,师傅几十年来南征北战,从担任生产组长、工长到工程队长,他干过的工程,指挥的施工数也数不清。没有谁比我更了解师傅的性格的了,师傅是把每一次施工都当作仗来打,打起仗来就像玩命。记得那年在铜绿山砌筑七十米烟囱时,全班组工人三班倒,他则几乎整天泡在工地,回到工棚也只是和衣打个盹,一醒来就往工地上跑,饱一餐饿一顿是常事。我常常惊异师傅那瘦弱的身躯里何以有如此旺盛的精力。而当时,师傅一月的工资还不到五十元钱哩。
这十几年来,师傅不在我的身边,今天的他仍然默默无闻地在千里以外的福建邵武指挥施工。听人说师傅发福了,可能主要是戒烟的缘故。以前常见他一天抽几盒烟。我调走时,他仍在抽。说戒,就戒了,这一戒就是十几年。酒,却是绝对少不了的。年纪大了更是这样,一碟兰花豆,可以对付掉三两酒,哪天他来黄石,我一定得陪他好好喝上几杯。
(1997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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