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霞，生于70年代，供职于大冶市某事业单位，喜读书，爱运动。
我有一坛酒。夏天的时候来的，但已经记不清它是从哪里来。
酒是好酒。虽然不是大厂名酒，但是开坛闻一闻，没有勾兑的酒精味儿，清香四溢，确定是上好的稻谷发酵。如果要刻意挑一点儿毛病，估摸着酒是新酿，缺点儿时间陈放，稍微差了那么点儿劲道。不过这不影响我对它的评价。就像李白，一杯好酒留下千古佳句，你不会计较“呼儿将出换美酒”的酒是陈香还是新酿。而我，也不会因为差的一点儿小节而否定整体。
可是，吸引我的不是酒，而是装酒的坛子。这有点儿象一些高手的操作，颇费周章立一个项目，想的未必是项目，很可能是谋的项目背后的文章。把这两件事扯在一起，貌似牵强，实则不然。曲径通幽，走的其实是一条道儿，只不过形式不同罢了。
大凡搅得凡人动了凡心的，总归有其缘由。于我也是。我家有花草，四季不重复。百来平米的空间，不缺芬芳，唯缺与芬芳辉映的好器物。这酒坛子，某个清晨醒来，细细品味，有点儿意思。粗陶暗色，古朴厚重。做花瓶倒是极好。配上去年采的腊梅枯枝和今年入秋的芦苇枝，颇有韵味儿。
坛子也是好坛子。可是酒也是好酒。就好比椟是好椟，珠子也是好珠子。两两相比，难分仲伯，难以取舍。我估摸了下，好酒不比好水，十杯八杯，一干可尽。这坛中好酒，以我这酒量，怕是喝个一年五载都未必尽然。而我的腊梅枯枝，等不得。
思来想去，还是两利取其重。世间有语，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花落空折枝。这个理儿我借用过来，一表态度：有坛堪用直须用，莫待花去空剩坛。于是，在一个风清气爽的秋天的早晨，我将一坛好酒统统倒进厕所。水箱一冲，一分钟，落花流水春去也。
晚上，先生回家，一看酒坛插上了花枝，且不赞花美，劈头就一问：“酒呢？”
我说：“倒了。”
先生的下巴都要惊掉了，眼神惊恐，语言也差了秩序：“倒倒倒……倒了？”
我知道，先生好修养，沉默的背后大抵忍下的其实是这一句：“你是不是有病啊？”
对哦，我是有病。
且这病由来已久。真要算来，不止今生，还有前世。
我的今生是母亲给的。而前世，流淌着母亲身上的血。以至于今生的很多个夜晚，都听得见前世的血在体内奔涌流淌的声音。
我只知道，在生我之前，母亲生长在一个满城腊梅香，满村山歌唱的地方。十八岁认识我的父亲，果断退掉了乡下已经定好的后生亲，跟着我的父亲从故乡跑到了他乡。
这些都是故事了，我只在父亲断断续续的描述中听说了一些前尘往事。而我的记忆，似乎停留在母亲做了母亲很久之后。
自从有记忆开始，我发现，母亲“有病”。这病，仅从一件小事可见一斑。
大约发生在80年代末期。那时的母亲在一个小酒厂上班，月工资120元。有一天，母亲下班后拎着一个大包裹要我陪她一起去巷子老裁缝家一趟。这老裁缝的手艺，方圆十里都是有名气的。小媳妇的褂子大姑娘的裙子经他的手一捯饬，齐活得不得了。可是，老裁缝的价码高呀。一件春装手工费5块钱，冬装10块钱。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当年的早餐热干面一角四分钱一碗，十块钱能吃小半年了嘞。
我的母亲在老裁缝家昏暗的灯光下打开包裹，一堆细软闪着迷人的光芒。母亲用温软的声调儿说，驼绒三斤，段子面料四米，盘扣十粒，罩衫布五尺……做两件夹绒棉袄。老裁缝将包裹里的细软拿到灯光下仔细看了看，说：这倒耗费功夫。25块吧！
母亲：“哪里要得这么贵？”
老裁缝：“不贵哦。缎子、盘扣是细功夫，驼绒要捻，都是费时的。”
母亲和裁缝就在一言一语一分一厘之间讨价还价。最后，以22元的工钱成交。
十天之后，还是那样的一个夜晚，母亲兴奋地取回了老裁缝的活计。
22块钱真不是白给的呀。那两件收了窄窄腰身的夹袄立着精致的小立领，两件罩衫一件湖蓝一件粉紫，驼绒里子的内胆用大红的缎子面儿包得光滑平整，完全不是粗布包棉花的调调。
母亲用极快的速度换上新夹袄，在我家十平方小平房灰暗的屋子里转身、再转身，步伐轻盈，腰肢婉转，转得我和父亲、弟弟一阵阵头晕目眩。
多年以后，当我再次回想起那天晚上母亲试穿那两件夹袄的情形时，总会联想起王家卫的《花样年华》和片子中张曼玉穿过的那些个旗袍。那也是母亲的花样年华。
后来我才知道，为了这两件夹袄，母亲吃了一个月的馒头夹咸菜。
父亲听说母亲花了整整一个月的工资来做这两件夹袄时，当时的表情也跟如今我的先生一样，眼神惊恐，语无伦次。我斗胆揣测，父亲心里怕也是在想，是不是有病呢？
糟糕的是，母亲“有病”却不自知，并且一病就是一生。当母亲年岁渐老时，我常常把母亲有病的故事讲给自己听也讲给别人听。无论怎样，时间早已让我们忘记了当年她“犯病”时的种种，唯有那年母亲在狭小简陋的小平房里穿着新夹袄一转身，再转身的样子如同刀子一样刻在了记忆的存盘里，鲜活动人。
而以至于我的酒坛子，在看着清亮醇厚的酒液缓缓流入马桶的那一瞬间，我想起了母亲，也想起了我们共同的“病”。因了隐隐的血肉相连，我们的“病”，怕是同出一脉，无药可医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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