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日新，55岁，湖北天新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石市作家协会会员。
1968年，我5岁，妈妈正好教小学一年级，每天把我带到教室，放在第一排课桌前听讲。放寒假了，妈妈要到市教育局集中学习，没地方去的我，不得不由爸爸带了。爸爸在大冶钢厂广播站上班，之前从来没有管过我，每天都是早出晚归，晚上回来还要在灯下写啊写，写到深夜。
那时候的大冶钢厂，虽然有三万多职工，可宣传方面只有一个广播站，其实就三个人，我爸爸是站长、文字记者兼编辑，再就是播音员于阿姨和电工徐老伯。广播站有三间房，进门一间，有两张桌子背靠背放着，两把滕椅子，一排放资料的木柜子，这两张办公桌是我爸爸和播音员于阿姨坐的。推开内门，是一间播音室。徐老伯没有办公室，有一间堆满了大喇叭和各种电线、修理工具的库房由他管理。广播站的房子是平房，全实木地板，在三层楼的厂机关大楼旁边。爸爸把我带到广播站就让我自己玩，他该做什么还做什么，中午是徐老伯去食堂打饭给我吃，都是徐老伯带着我。
徐老伯五十多岁，专门负责全厂的播音喇叭维护与修理，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在自行车的横杠上挂着一个绿色帆布包，里面装满了黑色胶布及电工工具，厂里哪个喇叭不响了他就骑车去处理。
这年冬天，下好大的雪，徐老伯要去钢厂的最东边钢渣车间修喇叭，就是靠近西塞山的地方，他把我也带去了，处理完喇叭的问题后就带我到西塞山上看雪景，下来时在山脚下的江船上买了一条大江鲶，回到站里，广播员于阿姨用电阻丝做的炉子，炖了一大锅奶白的鱼汤。正当我们三人吃得津津有味的时候，爸爸回来了，满脸不高兴，不但不过来一起吃鱼，还将刚吃了一半的鱼汤倒掉了，也不管我是不是吃饱了。接着狠狠地把徐老伯批评了一个小时，说他浪费了钢厂的电，说他不为钢厂着想，说他违反了钢厂的规定。
第二天中午，徐老伯没有像往常一样从食堂打饭到广播站给我吃，他打来电话说去热处理车间修喇叭不回来了，我心里酸酸的。
于阿姨也有挨骂的时候。有一次，爸爸写了一篇农民进钢厂的小故事。大意是第一次见到火车的农民，跟着火车猛追，原来他想要看火车是怎么转弯和调头的。最后，跑得精疲力竭上气不接下气的农民，终于跑到火车停了。可是停下来的火车没有调头，而是直接在铁轨上朝反方向开动。农民看清楚后终于明白，恍然大悟自语道：“原来火车是两头跑哇！”于阿姨播到“两头跑”这句时，忍不住笑出声来。这是一种被作品打动后的共鸣，是读者对作品情不自禁的感染！可我爸爸听人说后，不仅没表扬于阿姨，还批评了于阿姨一个下午。说作为播音员只能客观广播文稿，用抑扬顿挫来表达感情，不能在广播时因为故事情节或者哭或者笑，这样的播音太不专业。这是对全厂几万职工的广播，不能当儿戏。第二天于阿姨请假没上班。后来才知道，由于于阿姨播音时的笑声，厂宣传部长找父亲谈了话，父亲代表广播站给厂宣传部写了一份检查，广播站年底的先进集体评选资格也因此被取消。
读小学时，冬天放寒假我仍然常去广播站，徐老伯不仅带我去平炉炼钢车间的大澡堂洗澡，还教会了我用漆发线做耳机。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宣传主要靠报纸和广播，那时无线广播还没有普及，大都是有线广播。那时在每栋房子的窗户上面都架有两根有线广播线。
我用家里缝纫机上装线的小铁芯子，在中间缠上绝缘的胶纸，然后一圈一圈地绕上徐老伯送给我的漆发线，一层层全部绕满后，再找来一个拉线开关的黑色塑料外壳盖子，用在煤火碳炉上烧红的铁丝，在盖子上穿一个孔，然后将绕满漆发线的小铁芯子放入盖子中，找来两根电线，小心翼翼将漆发线的两头分别接在电线上，用胶布包好，再将很薄很薄的铁皮用剪刀剪出盖子的大小，将铁皮放到装了铁芯漆发线的盖子上面，用布把薄铁皮在盖子上胶好。去商场买来一根二极管，把塑料盖子从孔里面伸出来的两根电线，跟二极管的两头各自连接起来，耳机就做成了。然后将耳机外的电线连接加长，用小刀把窗户外上方的两根有线广播线上的外层塑料各切开一个小口子，把加长后的电线接上去，电线和耳机连接后，耳机就响起来了。广播里播什么耳机就能听到什么。
在那个连电视都没有的年代，小耳机带给我无穷的快乐。每天中午12点半钟，我都准时听耳机到1点钟，如《东方》《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等，我都是一句不漏地在自己制作的小耳机里听的。
后来，我读了大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大冶钢厂，每天清晨，骑自行车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大冶钢厂去上班，一进冶钢大门，有线广播喇叭声就在耳边响起，不管我听还是不听，那大喇叭的声音都会强行进入我的耳朵。此时的广播站作为冶钢报社的下属单位，已经搬到厂外的报社大楼里。广播站的徐老伯退休了，于阿姨当上了广播站站长，而我爸爸则成为了冶钢报社总编辑。
后来，大冶钢厂改为冶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播站升级为集团公司广播电视台，与报社成为平级单位，于阿姨当上了台长。
原载《东楚晚报》2018年12月5日
[黄石作家风采]罗日新：爱好文学，靠卖挂历挣下第一桶金 只要能动我就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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