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国强,原籍大冶金牛,出生武汉,定居黄石。七十年代初始在报刊发表作品,各类散文杂文诗歌论文散见于全国大小报刊,并有数十篇在不同层次获奖。出版有个人作品集子九本,并主编《黄石杂文选》《黄石散文选》等数十部专著。系中国写作学会杂文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杂文学会副会长,黄石市杂文学会会长。2005年被推选为黄石市首届文化名人。现于黄石市黄石港区政协主席任上退休。
刘伯承的厨师
上图前排中为刘伯承,左二为汪荣华,最后排左二为我的二爷。
最近几天的晚上,我都在看电视连续剧《太行山上》。抗日的电视剧我本看过多部,但唯独看这一部感到格外亲切。我不讳言我偏爱这部剧,因为这部剧反映的是八路军一二九师的抗日事迹,而一二九师的师长是刘伯承。我感到格外亲切的原因,乃是我的二爷范洪宝,与这位国人敬仰的“战神”的晚年有近乎零距离的联系。作为刘伯承的厨师,二爷一直精心照顾刘帅走到人生的最后,这时间跨度长达十三年。
二爷在做菜
二爷是一九七三年去北京的,那年总参到武汉调厨师,原拟调两人,但唯独二爷一人符合条件,且很快被安排给刘帅做厨师。有一天,刘帅夫人汪荣华问二爷家属情况,他如实回答在湖北农村,汪荣华很关心地对他说:“范师傅,把你的家属迁来北京吧,这样照顾你的生活也要方便些。”于是,乡下二妈和两个堂弟妹便如做梦般一下子变成了北京人。而大堂弟国安只因当年已年满十八岁,没有能一同迁去北京。
二爷一家人
今天我提到二爷这段史实,丝毫没有一点炫耀的意思。二爷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他少小离家,十二岁就去武汉学徒,大字也不识几个。终其一生,他也就只是一个厨师。在武汉,在全国,像他这样的厨师何止万计?但唯独二爷到了刘伯承身边。这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二爷的烹饪过硬,二是二爷的人品可信。对组织来说,他是足可信赖的一个厨师;而在我心中,他是我最难以忘怀的一个亲人。
自左至右为:二妈、二爷、祖母、我父亲、姐姐,二爷前面的小屁孩就是我。
二爷已经离开我五个年头了,此刻,我的目光逡巡在电视剧中的太行山上,我的思潮却围绕着二爷的诸多往事翻腾。
后排依次为:二爷、父亲、四爷,前排依次为:大弟国正、姐汉群、我。
在我记忆里,二爷永远是副敦厚、慈祥、稳重、宽和的形象。他似乎天生好脾气,永远是副笑眯眯的样子。我母亲生下来几天就被抱养到我父亲家做童养媳,二爷是她带大的,二爷懂得感恩,他一生对我父母都非常尊重。我父母和他说话时,他总毕恭毕敬认真聆听;他对我父母说话,则是一口一个兄嫂。对我们他视同己出,每次来看我们时,总要给我们带点吃的东西。我总记得的是每年的夏季,他每次来时,自行车后座上总用网兜兜着一个大西瓜,慢悠悠地从六角亭方向骑来,老远就瞅着我们笑。他工作单位在当时的汉口大智门车站附近,离我家所住的顺道街很有一段距离,而每当瞥见他的身影,我们姐弟立时欢呼起来,急不可耐地跑去向父母报告:“二爷来了!二爷来了!”但西瓜切了以后,二爷却一块也不吃,而是坐在旁边,边揩汗边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姐弟狼吞虎咽,或只是略坐一会儿与我父母说上几句话便骑车返回。那年头我家家大口阔,经济拮据,很少有吃西瓜的口福。因此直到今天,吃起西瓜来我就会想起二爷。
我和大堂弟国安。
二爷对我似乎格外宠爱,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是我们这一辈人中的长孙,是延续我们这个家族香火的第一个男丁;还可能因为我从小就喜欢读书,被大人们誉为是个“读书种”。见我学习成绩好,他从不掩饰内心的欢喜,在逢人夸奖我的同时,还要拍拍我的小脑袋嘱咐两句:“好好读书。”记得我十岁时,他特来为我庆贺生日,他腰系一条长围兜,两只手各拿一把菜刀,就在门前的方桌上剁肉馅做肉圆,我似乎还能听得见两把菜刀在案板上啪嗒啪嗒的声响。在我保存的一张童年时和祖母、父亲、二爷、二妈、姐姐的合影照里,我并不是站在父亲身边,而是紧挨着二爷,二爷站在我的身后,那模样就像是我的监护人。我还在读小学四年级时,他便把我看成了我们家族中的知识分子,拿来整本的菜谱叫我帮他抄。我上山下乡的那一年回武汉过年,曾专门去他工作的餐馆看他,记得他是那样的高兴,陪着我不断地问这问那。他的徒弟还专为我炒了两个菜,二爷坐在一边,笑眯眯地看着我吃,那神态至今使我想起来还感到温暖。
在父亲的晚年,我曾陪父亲住过一段时间。我们父子无事闲聊时,话题总会谈到二爷。我不止一次听父亲这样夸赞:你二爷是我们这个大家族里最大公无私的人。当初我家从汉口存仁巷搬到顺道街,是二爷帮助我父亲到处打听才找到的空房卖主,又是他帮我父母搬到顺道街定居。他常年一人单身在外,自身节俭甚苛,既不抽烟,也不嗜酒。有限的工资收入,除了顾及自家小家以外,还要帮祖父母资助两个弟妹读书。我的四爷五爷都能读到高中,这与他的资助分不开。倘若不是中断学业,他们读大学的学费二爷肯定也是愿出的。
听父母说,二爷当学徒时吃过不少苦,这吃苦的内涵,今天的年轻人一般是不会懂得的。一个十二岁的乡村少年,没有文化,人又老实,更缺社会背景。每天起早贪黑,谨慎做事,生怕出一星半点差错。我从没有听父母说过二爷在他们面前抱怨过艰难或倾诉过委屈,二爷内心其实是坚强的。我不知道二爷的学徒生涯乃至人生之路究竟是怎样走过来的,我仅知道,二爷后来凭着勤奋肯钻,终于在厨师这个行当脱颖而出,无论红案白案,都堪称行业 楚。而最令我钦佩的是,他七十年代初就加入了党,还当上了所在单位党支部负责人。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底,我和二爷在武汉曾有过一次重逢,当时我母亲刚刚去世,火化后骨灰暂时存放在武昌殡议馆。父亲叫我发电报告诉二爷。二爷接电报后急匆匆赶回了武汉,见面后我发现二爷明显苍老了,满头青丝已演变成满头飞雪,一路劳顿使他显出疲惫之态。他刚坐下便提出要去武昌看我母亲,其他一句话也不说。我猜想他是因未能和我母亲见上最后一面或许心里抑郁的缘故。我们兄弟陪同他乘车去了武昌殡仪馆,肃穆的骨灰堂内,我母亲的骨灰盒端置在顶层中间。二爷久久地凝望着骨灰盒上我母亲的遗像,口里喃喃地念着:“大嫂!大嫂!”毕恭毕敬地向我母亲鞠了三个躬。他抬头时,我骤然发现,两行泪水正从他布满鱼尾纹的眼角无声涌出。
刘伯承元帅去世以后,他夫人汪荣华仍然舍不得让二爷走,二爷仍然在她家里继续工作了五年,其后留在总参授徒,退休以后一直住在北京。后因一次偶然事故几近瘫痪,长年卧床不起。在二爷患病的那几年,我曾两次去北京看望他,他去世时我也曾赶去向他告别。他的骨灰当时寄放在八宝山,大前年小堂弟国良专程将他的骨灰送回湖北,总算遂了二爷晚年时希望叶落归根的遗愿。
此刻,我一个人端坐在电脑前,从图片库里翻到了二爷生前的几张照片。照片上的二爷仍是那么年轻,笑容仍是那么慈祥。我想到了二爷饱经沧桑的一生,二爷这个人尽管普通,但二爷这一生却没有虚度,他努力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他当属于鲁迅先生说过的“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的人。而他在照顾刘伯承元帅的那十三年,是他作为我们范氏家族中的一分子,为老一辈革命家所能做的最大奉献,无疑是他这一生中最可宝贵的时光。
(2019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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