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国强，原籍大冶金牛，出生武汉，定居黄石。七十年代初始在报刊发表作品，各类散文杂文诗歌论文散见于全国大小报刊，并有数十篇在不同层次获奖。出版有个人作品集子九本，并主编《黄石杂文选》《黄石散文选》等数十部专著。系中国写作学会杂文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杂文学会副会长，黄石市杂文学会会长。2005年被推选为黄石市首届文化名人。现于黄石市黄石港区政协主席任上退休。
刘伯承的厨师
上图前排中为刘伯承，左二为汪荣华，最后排左二为我的二爷。
最近几天的晚上，我都在看电视连续剧《太行山上》。抗日的电视剧我本看过多部，但唯独看这一部感到格外亲切。我不讳言我偏爱这部剧，因为这部剧反映的是八路军一二九师的抗日事迹，而一二九师的师长是刘伯承。我感到格外亲切的原因，乃是我的二爷范洪宝，与这位国人敬仰的“战神”的晚年有近乎零距离的联系。作为刘伯承的厨师，二爷一直精心照顾刘帅走到人生的最后，这时间跨度长达十三年。
二爷在做菜
二爷是一九七三年去北京的，那年总参到武汉调厨师，原拟调两人，但唯独二爷一人符合条件，且很快被安排给刘帅做厨师。有一天，刘帅夫人汪荣华问二爷家属情况，他如实回答在湖北农村，汪荣华很关心地对他说：“范师傅，把你的家属迁来北京吧，这样照顾你的生活也要方便些。”于是，乡下二妈和两个堂弟妹便如做梦般一下子变成了北京人。而大堂弟国安只因当年已年满十八岁，没有能一同迁去北京。
二爷一家人
今天我提到二爷这段史实，丝毫没有一点炫耀的意思。二爷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他少小离家，十二岁就去武汉学徒，大字也不识几个。终其一生，他也就只是一个厨师。在武汉，在全国，像他这样的厨师何止万计？但唯独二爷到了刘伯承身边。这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二爷的烹饪过硬，二是二爷的人品可信。对组织来说，他是足可信赖的一个厨师；而在我心中，他是我最难以忘怀的一个亲人。
自左至右为：二妈、二爷、祖母、我父亲、姐姐，二爷前面的小屁孩就是我。
二爷已经离开我五个年头了，此刻，我的目光逡巡在电视剧中的太行山上，我的思潮却围绕着二爷的诸多往事翻腾。
后排依次为：二爷、父亲、四爷，前排依次为：大弟国正、姐汉群、我。
在我记忆里，二爷永远是副敦厚、慈祥、稳重、宽和的形象。他似乎天生好脾气，永远是副笑眯眯的样子。我母亲生下来几天就被抱养到我父亲家做童养媳，二爷是她带大的，二爷懂得感恩，他一生对我父母都非常尊重。我父母和他说话时，他总毕恭毕敬认真聆听；他对我父母说话，则是一口一个兄嫂。对我们他视同己出，每次来看我们时，总要给我们带点吃的东西。我总记得的是每年的夏季，他每次来时，自行车后座上总用网兜兜着一个大西瓜，慢悠悠地从六角亭方向骑来，老远就瞅着我们笑。他工作单位在当时的汉口大智门车站附近，离我家所住的顺道街很有一段距离，而每当瞥见他的身影，我们姐弟立时欢呼起来，急不可耐地跑去向父母报告：“二爷来了！二爷来了！”但西瓜切了以后，二爷却一块也不吃，而是坐在旁边，边揩汗边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姐弟狼吞虎咽，或只是略坐一会儿与我父母说上几句话便骑车返回。那年头我家家大口阔，经济拮据，很少有吃西瓜的口福。因此直到今天，吃起西瓜来我就会想起二爷。
我和大堂弟国安。
二爷对我似乎格外宠爱，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是我们这一辈人中的长孙，是延续我们这个家族香火的第一个男丁；还可能因为我从小就喜欢读书，被大人们誉为是个“读书种”。见我学习成绩好，他从不掩饰内心的欢喜，在逢人夸奖我的同时，还要拍拍我的小脑袋嘱咐两句：“好好读书。”记得我十岁时，他特来为我庆贺生日，他腰系一条长围兜，两只手各拿一把菜刀，就在门前的方桌上剁肉馅做肉圆，我似乎还能听得见两把菜刀在案板上啪嗒啪嗒的声响。在我保存的一张童年时和祖母、父亲、二爷、二妈、姐姐的合影照里，我并不是站在父亲身边，而是紧挨着二爷，二爷站在我的身后，那模样就像是我的监护人。我还在读小学四年级时，他便把我看成了我们家族中的知识分子，拿来整本的菜谱叫我帮他抄。我上山下乡的那一年回武汉过年，曾专门去他工作的餐馆看他，记得他是那样的高兴，陪着我不断地问这问那。他的徒弟还专为我炒了两个菜，二爷坐在一边，笑眯眯地看着我吃，那神态至今使我想起来还感到温暖。
在父亲的晚年，我曾陪父亲住过一段时间。我们父子无事闲聊时，话题总会谈到二爷。我不止一次听父亲这样夸赞：你二爷是我们这个大家族里最大公无私的人。当初我家从汉口存仁巷搬到顺道街，是二爷帮助我父亲到处打听才找到的空房卖主，又是他帮我父母搬到顺道街定居。他常年一人单身在外，自身节俭甚苛，既不抽烟，也不嗜酒。有限的工资收入，除了顾及自家小家以外，还要帮祖父母资助两个弟妹读书。我的四爷五爷都能读到高中，这与他的资助分不开。倘若不是中断学业，他们读大学的学费二爷肯定也是愿出的。
听父母说，二爷当学徒时吃过不少苦，这吃苦的内涵，今天的年轻人一般是不会懂得的。一个十二岁的乡村少年，没有文化，人又老实，更缺社会背景。每天起早贪黑，谨慎做事，生怕出一星半点差错。我从没有听父母说过二爷在他们面前抱怨过艰难或倾诉过委屈，二爷内心其实是坚强的。我不知道二爷的学徒生涯乃至人生之路究竟是怎样走过来的，我仅知道，二爷后来凭着勤奋肯钻，终于在厨师这个行当脱颖而出，无论红案白案，都堪称行业 楚。而最令我钦佩的是，他七十年代初就加入了党，还当上了所在单位党支部负责人。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底，我和二爷在武汉曾有过一次重逢，当时我母亲刚刚去世，火化后骨灰暂时存放在武昌殡议馆。父亲叫我发电报告诉二爷。二爷接电报后急匆匆赶回了武汉，见面后我发现二爷明显苍老了，满头青丝已演变成满头飞雪，一路劳顿使他显出疲惫之态。他刚坐下便提出要去武昌看我母亲，其他一句话也不说。我猜想他是因未能和我母亲见上最后一面或许心里抑郁的缘故。我们兄弟陪同他乘车去了武昌殡仪馆，肃穆的骨灰堂内，我母亲的骨灰盒端置在顶层中间。二爷久久地凝望着骨灰盒上我母亲的遗像，口里喃喃地念着：“大嫂！大嫂！”毕恭毕敬地向我母亲鞠了三个躬。他抬头时，我骤然发现，两行泪水正从他布满鱼尾纹的眼角无声涌出。
刘伯承元帅去世以后，他夫人汪荣华仍然舍不得让二爷走，二爷仍然在她家里继续工作了五年，其后留在总参授徒，退休以后一直住在北京。后因一次偶然事故几近瘫痪，长年卧床不起。在二爷患病的那几年，我曾两次去北京看望他，他去世时我也曾赶去向他告别。他的骨灰当时寄放在八宝山，大前年小堂弟国良专程将他的骨灰送回湖北，总算遂了二爷晚年时希望叶落归根的遗愿。
此刻，我一个人端坐在电脑前，从图片库里翻到了二爷生前的几张照片。照片上的二爷仍是那么年轻，笑容仍是那么慈祥。我想到了二爷饱经沧桑的一生，二爷这个人尽管普通，但二爷这一生却没有虚度，他努力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他当属于鲁迅先生说过的“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的人。而他在照顾刘伯承元帅的那十三年，是他作为我们范氏家族中的一分子，为老一辈革命家所能做的最大奉献，无疑是他这一生中最可宝贵的时光。
（2019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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