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全修，出生于1940年，武汉市汉南区人。1960年于黄石师专毕业后分配至刚创办的黄石市教师进修学院（黄石教育学院前身）担任中文教师。1962年进修学院下马，进入大冶师范学校，先后任教员、教研组长、副校长，直至退休。被评为湖北省语文特级教师，全国语言文字先进工作者，获曾宪梓奖；曾参与若干项省级中师教育研究课题，发表若干论文并获奖，主编《语文教学艺术》一书获中国教育学会语文教学法研究会1991-1993年度著作二等奖；曾被《师范教育研究》作为首位封面人物。
胡佳禧：“在场”和“责任”
散文界有一个“在场主义”的理论，主张作家要介入现实，关照当下，勇于担当，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国家的、民族的、人民的当下疾苦中，注重揭示存在的真相和终极价值。
我认为这一理论也适用于诗人与诗歌创作。胡佳禧就是一位“在场”的诗人，他的组诗《我的村民》就是充分体现了“在场主义”主张的作品，尽管他也许并不知道什么是“在场主义”。
胡佳禧是大冶市还地桥镇还桥村村支书，他创作诗歌岂止是“介入现实”？他本身就是“现实”，他不是外来“介入”，他是从头到尾彻底地“在场”。他对本村的“当下”、“真相”了若指掌、洞若观火，与本村村民血肉相连、休戚与共，村民就是他的父老兄弟姐妹，他与村民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他充分懂得读者授予的“村官诗人”这一称号应该承担的责任：作为村长，他有责任关注村民的冷暖忧乐，有责任带领村民共同致富；作为诗人，他有责任真实地反映村民当下的生存状态，充当村民的代言人。“在场”加上“责任”就构成了这位村官诗人所写组诗《我的村民》最基本、最鲜明、最亮眼的特色。
组诗由《我的村民》《村民：李天赋》《村民：黄合心》《村民：徐春生》《小玉》《红秀》《与己书》七首组成。现在我们就看看身兼村长和诗人双重社会角色的胡佳禧，是怎样通过这个组诗显示他的“在场”与“责任”的。
第一首《我的村民》是反映还桥村在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的变化。还桥村处于还地桥镇的中心地带，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的进展，被“工业区大面积征地”的命运不可避免。农村的景观、面貌因之而改变：工厂的浓烟覆盖了农舍的炊烟，悠扬的牧歌被机械的铿锵声所取代，水也不再清凉。农民的生活方式和命运也随之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农民无地可种，感到无所事事，望着同样无所事事的牛群同病相怜，暗自流泪，面对祖祖辈辈侍弄的庄稼地不能种出庄家而深感羞愧。城镇化工业化当然是一种发展与进步，失去土地是农民为了发展和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从历史发展趋势来讲这是大好事。但是对于与土地血肉相连的农民来讲，把他们与土地剥离开来，就如同昆虫蜕变要脱一层皮，凤凰涅槃要被火烧一样，是一种极大的痛苦。失去土地后，农民将要踏上新的人生旅途，感到前途未卜，感到彷徨不安也是完全正常的，可以理解的。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村长胡佳禧与他的村民一起始终“在场”，对村民的心情也是感同身受；作为诗人，也作为村民的代言人，胡佳禧觉得有责任把这种转变带来的成绩和“阵痛”都真实地呈现出来。所以他没有为了表现所谓“正能量”而“遮蔽”这一真实，把村民写成如何兴高采烈敲锣打鼓地迎接这一变化，而是如实反映这一真实。这正符合“在场主义”要求“去蔽”、反映“真相”的主张。
第一首是写还桥村所处的历史大环境，接着的五首是写在这一大环境中村民的生存状态。五首诗每首写一个人，反映了不同类型的村民在社会大变革中不同的处境和他们的喜怒哀乐，反映了五种不同的真实。
村民李天赋是变革大潮的弄潮儿。他在砖厂工作了三十年，他会看天的本领“让砖厂的经营红红火火经久不息”，因而成为带领大家致富的不可缺少的人物。本领就是本钱，他因此可以方方正正地做人，“他知命不算命∕知阴阳不看阴阳∕知脸色不看脸色”。无论在厂里、村里、家里，他都是顶梁柱，都受到尊重。这是一种真实
村民黄合心是一个可怜的寡妇。老伴和儿子都在意外事故中相继去世，只留下了一件土坯房和两个已经出嫁的女儿。为了争夺这可怜的土坯房的继承权，两个女儿不仅互相大打出手，成了仇人，还把土坯房看得比娘还亲，不再把娘看成娘。读这首诗时感到有一种刺骨的寒意和锥心的疼，对道德滑坡，对老无所依，对为了微末利益而亲人反目，不禁发出长叹。据称，在孔孟的故乡，老人被遗弃也成为了一种“现象”，真令人无言。这也是一种真实。
村民徐春生是通过辛勤劳动摆脱贫困的例子。在变革大潮中，他从农民变成了工人。因为职业，他得了矽肺。为了生存，他干起了用摩托载客的营生。为了生意的便利，他使用了二维码支付的方式。摩托载客与二维码非常具有象征意义，代表着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代表着科技和现代化，象征着生产力的解放。生产力的解放促成了徐春生的富裕，富裕又促成了他的职业病得以治愈。这是又一种真实。
《小玉》反映了又一种真实：在这“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成为理想的时代，女子（或男子）都怀着对于爱情被背叛的隐忧。
《红秀》反映了另一种真实：在花团锦簇的繁荣中，有些乡村正在走向荒芜和凋敝，使故乡变得越来越陌生。
以上五首很具有典型性，反映了乡村变革中五种不同类型人群的不同遭遇与情绪，同时也反映了乡村存在的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提出了问题才有解决问题的希望，所以，同粉饰太平比较起来，这才是真正的“正能量”。
最后一首《与己书》是诗人对自己作为村支书的画像。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定位很准确，他与村民都在同一条船上，安危一体，忧乐与共，和村民比较，他“只是手里多撑了一根竹竿”，控制着这条船正确、安全航行的方向。这一定位既摆正了他与村民的关系，也让他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在村中，他还扮演着村民之间各种纠纷矛盾调解者的角色，由于他的调解，才出现和谐的局面：“我经常看着村民委员会屋顶飘扬的旗帜∕让争执的村民破涕为笑”。为了开创和谐的社会局面，现在提出了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自治的观念，这首诗在这一方面很具有现实意义。
胡佳禧的诗歌创作道路是一条正确的值得提倡的道路。胡佳禧曾自述：“我是一名村干部，面对的是村民。我写的诗歌大多是村里的人和事。”我相信，只要他在创作中继续坚持“在场”与“责任”统一在一起，做好村民的代言人，他一定能写出更多更好的及时、真实、深刻反映现实的作品，使其作品具有更大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
（2019-1-19）
【附录】胡佳禧《我的村民》（组诗）
我的村民
怀抱粮食
走在高耸入云的烟囱下
一股浓烟将要覆盖炊烟
一种声音将要改变另一种声音
我的村民如风中芦苇
喝完最后一口酒
摘掉头顶多年的草帽
望着孤独的牛群暗自流泪
我的村民
不再练习早起的语音
胸肌与宽厚的肩膀
将变成空虚的骨架
我不知以一种什么样的名义
告诫劳作的村民
不知如何安抚那些乱叫的大灰鹊
更不知如何去提取曾经清凉的水份
自从工业区大面积征地之后
我的村民
深感对脚下的庄稼地产生羞耻之心
村民：李天赋
与生俱来会看天
老天赋予他水光之身
李天赋在砖厂三十年
砖厂的土砖坯从没淋雨受损失
他看天的本领
让砖厂的经营红红火火经久不息
同事说，李天赋像一块砖方方正正
有了李天赋，大家都会富
有人一生只看懂一次雨水
李天赋琢破红尘，看懂了三十年
他知命不算命
知阴阳不看阴阳
知脸色不看脸色
李天赋一辈子有五个女儿
他的绰号就叫老天
也是五个女儿的老天
2018.4.5.
村民：黄合心
哭声没停
哭声一直挂在门口的老槐树上
二个女儿已经出嫁
二个女儿为了娘家的一间土坯房继承权
大打出手，成了仇人
二个女儿没有将娘家的娘当娘
二个女儿将娘家的土坯房看得比娘还亲
老伴与儿子在意外事故中相继去逝
黄合心在婴儿的啼哭声中做了母亲
又要在自己的哭声中终结母亲
母亲的称呼不再成为二个女儿的负担
2018.5.15.
村民：徐春生
徐春生从水泥厂退下来
是因为得了矽肺
为了营生
他选择了用摩托车送客
五十八岁的徐春生
用摩托车送客已满十年
从年收入三万跑到六万
从一张矽肺病情证明
跑到拥有一张自己的二维码名片
一辆摩托车是徐春生的全部
他双手握住摩托车的把柄
来来回回穿梭在忙忙碌碌的人间
胸前的二维码吊牌
一次次被顾客扫一扫
扫得他的矽肺没了
扫得他的钱袋更加鼓起来了
2018.4.13.
小玉
陌生的地方
总是，最先听到鸟叫
小玉说，这里的鸟叫
与家里的不一样
我与小玉相识在望梅止渴的砖瓦缝隙里
我将缝隙的微风阻止在回归线以北
这样，似乎不会挫败我的锐气
小玉喜欢爬山喜欢唱歌
她的话语细声细气
她的话语已走进秋天的芦花荡
小玉听鸟叫时偷偷看我
看我与异乡的鸟是否相似
看我在立春过后，如何对待
情为何物的花朵
小玉说她，背叛的夜晚
曾有过颤抖的叫声
她担心我将她的名字
错叫成：林黛玉
2018.7.13.
红秀
红秀回到老家的时候
真的感觉老家的老房子很老了
老房子的周围
已被无忌的杂草包围
在杂草丛中的红秀
感到穿的衣服与老房子的肤色一样臃肿
红秀望着老房子没有哭也没有笑
她知道，粗糙的景色需要孤立
在半醒半睡的老房子面前
红秀还熟悉母亲漂亮的豌豆花
还眷恋母亲清瘦的炊烟
最让红秀伤心的事情
就是站在老家门前
连一只小狗也没有围拢过来
2018.7.10.
与已书
我的村庄有五千村民
我是被第三次推选入坐的村官
我面对的不是万物
而是十分熟悉且亲近的村民
我与村民同一条船
只是手里多撑了一根竹竿
我做裁缝的手艺不是很高
但村民为了建房为了土地纠纷等各式各样的补丁
我还得小心翼翼去缝去补
我不胖也不瘦
酒量不大也不小
我经常看着村民委员会屋顶飘扬的旗帜
让争执的村民破涕为笑
2018.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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