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雪：（1970—）原名江山，当代诗人、批评家、艺术家。出生于湖北蕲春，毕业于华中科技大。1979年开始学习书法和绘画，1987年开始发表诗歌。2005年10月创立“后天双年度文化艺术奖”，迄今已举办七届，多次受邀参加国际诗歌节、艺术节、音乐节。现为黄石作协副主席，专业作家、大学客座教授、《后天》主编。
吕永超：从饥饿记忆到乡愁叙事
江雪
在我的案头上放着吕永超兄去年赠我的9本文集，除开长篇小说《天机》、中篇小说集《什么都别说》，其余的全部是新世纪以来他个人创作出版的散文随笔集，分别是：《灵魂呓语》《岁月凭证》《游食笔谭》《舌尖上的美味》（繁体字版）《舌尖上的美味》（江苏文艺出版社版）《谷子里的村庄》和《西塞山往事》，可谓成果丰硕。结识吕永超兄已十年有余，却从未为他几十年的散文随笔创作历程写上只言片语，心有歉意久矣。利用休息时间，闭门静读他的随笔集，便生发了这些文字。
在吕永超的年轻读者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他曾经历的艰辛人生与创作履历。吕永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毅然舍弃集团公司副总兼饭店老总的位置，应聘到报社当副社长、副总编，这一切均是因为此生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吕永超说，选择文学即意味着清贫与苦痛将会伴随一生。而“清贫与苦痛”，事实上正是吕永超写作的动力之源与记忆之源，也是精神之源。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吕永超家穷得揭不开锅，他和村里另外一个十岁的童年伙伴一起到外乡要饭度命，死里逃生回到家乡。吕永超幼年天资聪颖，小学曾先后跳了两级，高中毕业后南京求学三年，1985年7月分配到黄石港务局。1988年调至黄石市饮食服务公司当秘书，一路成长为三家国有饭店的副经理、经理。但是，吕永超骨子里依然热爱文学创作，繁重工作之余，读书写作成为他唯一的爱好，频频在各级报刊发表散文随笔。2003年，吕永超被引进调入黄石市文联，从事创作、研究、编辑、通联等方面的工作。他创作的散文随笔曾获中国冰心散文奖、黄石文艺奖等；并被评为享受市级政府津贴的中青年专家。如今，他已成为湖北乃至国内知名的散文随笔作家。
吕永超曾经在饮食服务公司干了13年，收集了大量的与饮食文化有关的书籍、菜谱等资料，祈望帮助工作；成为一名清淡文人后，他把这些资料找寻出来消化写作，一发不可收拾。这些文章归拢后，2006年以《游食笔谭》为名结集出版。五年后，《游食笔谭》被台湾釀出版社出版商在厦门一藏书者手中发现，经协商谈判，2012年该书在台湾再版发行，书名更改为《舌尖上的美味》，随后江苏文艺出版社经釀出版社授权之后，于2013年再度出版，当年在国内较为畅销，此书可谓是“出口转内销”。《舌尖上的美味》里所书写的“日常”美食与“地方性”美食，为何会出自吕永超之手，在我想来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为什么这么说呢？莫言至今常在中外的演讲中谈及幼年时的饥饿经历，深深影响他的一生。莫言的作品中大量出现饥饿叙事的创作手法，甚至是魔幻式饥饿叙事；汪曾祺客居他乡时，时常惦念故乡高邮的美食，于是写就了《端午的鸭蛋》《黄油烙饼》等脍炙人口的文章；而吕永超之所以会写出这样一本与饮食有关的随笔集，其中隐含的精神本源正是他早年历经的种种苦难与“饥饿意识”在人生的历程中找到了一个个美好的“精神对应物”；这些精神对应物，就是他在《舌尖上的美味》中所叙述的各种“美味”。我相信，吕永超在写作的过程中，会时常想起早年的苦难记忆，早年亲人的羞辱与悲苦。因而我更相信，与其是作家在书写“美味”的同时，也是在告诫他的读者，曾经的“苦涩”与“美味”之间因为记忆而建立起来的非同寻常的亲缘关系，促使吕永超在潜意识中仍然会把人类最为宝贵的自我审视的经验与自我备忘的“饥饿意识”，成长为自己文学史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吕永超在《舌尖上的美味》中所描述的“美味”，我几乎都吃过，所以当我阅读起这些饮食随笔时，心中自然会涌起共鸣之声，甚至有时情不自禁地流出口水。我虽然比吕永超小几岁，但是因为幼年家贫，一家人同样也遭受了饥饿，这段记忆同样让我刻骨铭心。书中提及的“饺子”“春卷”“粽子”“咸蛋”“腊八粥”“豆腐”“油条”“米酒”“汤包”“烧卖”“豆皮”“米线”等，记人记忆犹新，在黄石这座小城中，经常可以吃到；甚至可以说，这些“美味”也早已进入大江南北寻常百姓饮食之中，不再得稀罕之物，大多已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平民小吃。这些小吃，往往最能勾起几代人或幸福、或辛酸的人生记忆，这些传统小吃中蕴藏着人间大爱，蕴藏着先辈们的生死与悲喜。它们还会像节日一样，一天天、一代代地传承下去，这些小吃自身也像我们生命记忆中一个个喜庆而鲜活的“纪念物”，先被我们纪念和祈福，然后亲人朋友们会亲密地围坐在一起，在弥漫着宗教般的节日氛围中，把它们吃掉，那即是人类神圣而朴素的关于吃的礼仪与行为，因而在我们的人生记忆上升到理性的经验时，我们会发现：饥饿，是一种信仰，人类最朴素、最本真的的信仰。这正是吕永超美味随笔的警世意义，他通过生动而细致的生命体察与个人经验，重新激活我们记忆中的人生百味，在节日里、在日常中，重新给我们带来饥饿的快感与教育，从而让我们明白：在苦难年月里，忍受饥饿，救赎他人，是人类伟大的美德。
我一直感慨于吕永超的人生履历，其间充满苦难、辛酸与困顿，这种人生经历自然会影响到他的写作方向与文学观念，因而我能窥见他处于人生职场中的睿智与隐忍。他的老家是广济县（现称武穴市）梅川镇，与我的老家蕲春县清水河乡毗邻。虽然不同县，但是我们的出生地仅一山之隔，也就是说，从吕永超的梅川镇翻过一座山就是我家。记得八十年代初，我在乡下读书，我家和叔伯三家共分的一头水牛在山上放养，不幸走失了。哥哥去外地读初中了，姐姐出嫁了，母亲去了南方矿山，家里只剩下我和七十多岁的奶奶。我和奶奶急得要哭了，满山遍野到处找，结果翻山经过梅川才找到。遇上好心人，他把水牛系在一棵树上。幸好，水牛没有吃坏人家谷田，总算十分顺利地把牛从梅川镇牵回来了。正是因为少年时期的乡村成长记忆，使我对吕永超在随笔集《谷子里的村庄》大量叙述的“乡愁影像”与“乡村书写”熟稔于胸，他的乡愁叙事读来亲切感人，勾起我的少年记忆，历历在目，比如他在文中提及的“炊烟”“竹林湾”“蚂蟥”“皂角树”“八角刺”“稗子”“油菜花”“桂花树”“向日葵”“老樟树”“红苕地”“田螺”“藜蒿根”“土坯屋”“田坂”“稻垛”“丝瓜架”“棉花桃”“五指膘”“鱼腥草”等家乡景物，“篾匠”“老表”“婆娘”“堂客”“二苕”“苕货”“剃头佬”“细猴”等乡村人物称呼，以及“反刍”“抓阄”“打坐”“双抢”“杀猪”“犁铧”“盘嫁妆”“叩灵”“吊线”“上梁谣”“起沟”等乡村风俗，是现代都市人难以理解和接触到的物理人情，甚至现在农村成长起来的孩子，也不一定能全部识别这些乡下风俗与农事细节；而只有上了年纪的游子，才会记忆深刻而在他乡时常怀念青春或幼年的悲苦。这何尝不是我们文学人生的另一种刻骨铭心的乡土中国与“纸上还乡”。
吕永超的文学样式是多元化的，他被报纸连载过三部长篇小说近百万字、发表过10余篇中篇小说并结集出版，还兼写电影剧本、舞台剧剧本、报告文学，也创作大量的散文、文艺评论、随笔和小品，偶尔也写一写诗歌，可说是一个多面手。正是因为他这种综合的书写能力，致使他的散文随笔写作给人一种多元化风格。他的散文随笔既有叙事元素，又有抒情特质，同时还有个人与时代记忆之间达成的认同与反思，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伦理叙事与乡愁叙事的双重语境。这里我所要谈及的“伦理叙事”，主要是指吕永超在随笔集《谷子里的村庄》中大量书写亲情与乡情、世情与乡愁。伦理叙事、乡愁叙事在他的重要随笔《白发如芦花》《蓝月亮 红月亮》和《出殡》《体验田野》《生死之别》以及他的“梅川植物志”系列散文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呈现。他书写父亲与母亲、生离与死别、四季与物志、俚俗与人情，可以说是十分深刻且生动具体，个中原因其实很简单，正如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所言，“历史”与“幼年”之间的关系会影响一个人一生。这种来自幼年的经验与回忆对于吕永超而言，同样十分宝贵。正是这种经验与回忆，亦如来自灵魂深处的源泉，滋润和启迪他幼年的心智与情操，让他去发现俗世与记忆中人性的光亮与情感。它们就是我们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现实中最为匮乏的美德与操守。尽管国家改革与历史进程的不断演绎和变化，但是时代与个人的命运总是紧密相连的，这种家国情怀与人文乡愁，总是挥之不去，致使一代代文人培养和传承着一种积极关注和铭记俗世伦常的悲悯与疼痛，愈加怀念与操守我们共有的乡愁与幼年，仿佛那依然是我们头顶上曾经逝去的白云与理想。
因而我们不难发现，吕永超的两本重要散文随笔集《舌尖上的美味》与《谷子里的村庄》，均是与他的“幼年”有关，“舌尖上的美味”这个意象其实就是对“饥饿记忆”的延续；“谷子里的村庄”这个意象则深度呈现了吕永超离开故乡身处异乡工作和生活多年后包孕于胸的浓浓乡愁。他渴望深情地表达，他对故乡一草一木的爱，对亲人的爱。这两本散文集，也意味着吕永超从食客到乡愁的语言风格与精神内核的嬗变，这是一种更加朴素而本真的人性流露，也是作家自身对世界本质与个体生命的认知与升华。惟有这种升华，方能显现作家的真本事、真性情与真自在。作为读者，我们容易阅见吕永超这一代人的写作理想，他试图不断地完善与修持自已的文学趣味与风骨，不断倔升文学殿堂中时代性的自我观照意识，不断地让现实中的写作行为递进为精神行为，走入祈望已久的人生梦境。这也是我作为乡党对永超兄文学创作历程、精神历程予以审美观察，而内心充溢最真实的期待与祝福。
(载2019年1月30日《东楚晚报》第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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