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是个四代单传的族星。据说我出生时，四邻八方的相命先生送来《八字》书有十多份，父亲一一‘打偿。相命先生说我有两道关煞，一道是“脱火关”要注意防火，一道是“水泼精”要防范水患，那时的山村家中柴禾多，门前不远就有个大柴垛，门口十几米远就有个大水塘，洗衣、洗菜、养魚、干旱时放水灌溉农田，田畈中还有几口大水塘，奶奶对我的两道“关煞”，常记在心，常念在口，还求神拜佛，抽签问卦，总想找出个破解我命中两道煞的妙方，对我严加看守，把我养得很金贵。父亲是个漁猎两栖者，会游泳水性好，他从不相信我那“水泼精”的关煞，在我五六岁时，夏天，他入水塘游泳总要带上我，把我牵入水塘中间，他一手托着我的小肚皮教我手脚并用，学“狗爬式”游泳，以后父亲又教我仰泳、踩水、刹迷子，我的游泳技术有长进，也能独自一人蛙泳、踩水，“水泼精”学会了游泳，奶奶站在水塘边看着我游泳高兴地笑了。
我村是个四户人家的小湾子，离学校有四五里路，
奶奶又怕我年纪小入学被大孩子欺负，八岁了还不让我上学，学校老师到我家来做奶奶的工作，老师说：“上学叫邻村的同学来邀我一起走，放学时有老师护送路队，路队里还有大学生当路队长，一直护送回家。”奶奶这才放心。
入学那天，几个小伙伴来邀我，奶奶打了盆水，给我洗手脸洗脚，给我穿上一双新鞋，拿把木梳给我梳了几下头上的岘达毛，给我背上一个束口的红色棉布书包，临走前奶奶反复交待我：“老师问你叫什么名字时，你就说叫柯尊应，有求必应的应。”
那时，农村小孩没有上学前都喊乳名，只有上学了才叫学名。就这样按奶奶说的名字报了名。
1948年4月，家族续谱。族长来我家收红丁费，看到我母亲大肚子有孕了，族长说：“续个望丁吧。”父亲盼望有个儿子就同意了。族长说：“我祖灵验，有求必应，那就叫柯尊应吧。”就这样族长落笔写下了名字。
望丁虽然没有出生，也要交同样的红丁费。
我发洪蒙的学校叫“官厅小学”，学校就设在柯瑾家三幢青砖瓦的堂屋和房间里，教室很简陋，几块台板横铺着就是课桌。课本也简单一本《语文》书，一本《算术》书，翻开语文，首页是毛主席像，毛主席像下面是“毛主席万岁”五个字。校长叫陈辉明，教导主任叫王忠灿，我的班主任老师，是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叫纪光祥。
那时国家“一穷二白”，国家要造拖拉机没有钢铁，学校号召学生“向国家捐献拖拉机”，学生们就从家里拿来破锅、烂锄等废铁送到学校，再由学校捐献给国家。学校又号召学生上山挖草药捐献给国家。我生在山村，认识的草药很多，鱼腥草、玉竹、单草、柴胡、丹参等中药材都认识，我就把老师和同学们带到我家的山上挖草药，一天挖了几担草药，挑回学校，洗净晒干，捐献给国家。在捐献拖拉机和挖草药过程中，老师给我们讲了爱国的道理，在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爱国的烙印。由于我挖草药积极能干，在学生中起了模范带头作用，这年的“六·一”儿童节，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
入队这天，穿上妈妈做的白色棉布褂子，戴上鲜艳的红领巾很神气，在入队大会上，举起右手在队旗下宣誓，高唱着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入队后，老师讲了红领巾是五星红旗的一角，五星红旗是国旗，少先队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接班人就要爱国。有一天，我找到班主任说：“老师，我的名字不好听，我要改名字。”老师说：“你家谱中就是这个名字怎么改？”我说：“谱是谱，我是我。”老师看我这倔强的样子只好将我的名字改了。
那年，学校还开展了反“右派”运动。当时，我们也不懂什么人叫“右派分子”，赶右派那天，全校师生在操场上集合，有两位老师戴着纸扎的园锥形的高帽子，低着头站在台下，高帽子上写着右派分子某某，开完批判会后，几位老师和几位大同学推着“右派分子”，从田间的人行道一直赶到港边的大道上，老师同学们边赶边喊：“打倒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在前面跑，同学们在后面用石头砸，直到右派分子远去不见踪影了，同学们才回到学校。这就是我看到的赶“右派”的场景。
以后，听说这两位被赶出校门的老师，都平反恢复工作了。
柯尊国，湖北大冶市人，退伍军人，共产党员。湖北省作协会员，黄石市作协会员，黄石市散文学会会员，大冶市作协理事，大冶作协矿业分会副主席兼秘书长。2015年出版散文集《大广山的故事》，2017年出版散文集《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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