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名叫文修，小名狮子伢，生于1919年8月6日，长我二十一岁。因为是长房长孙，所以很得家人疼爱。他出生时，祖母还健在，把他看得心肝宝贝一般。 他小时候做事常常心不在焉，留下了不少谈资。大约三四岁的时候，家里要他到东湾子铺子里去买黄表纸和酱油，他怕忘记了，一路走，一路口里不停地念叨：“黄表纸、酱油水，黄表纸、酱油水……”过了西湾子和东湾子之间的桥，碰见一个大人，那人听他口里念念叨叨，就逗他玩，突然喊住他，大声喝问：“狮子伢，你念么事？”大哥正在聚精会神地念他的口诀，被这突然的一声喝问，一惊，竟把自己编的口诀给忘掉了，只好又返回家中询问母亲要他去买什么东西。又有一回，家里打发他去买一块白布回来打补丁。他高高兴兴、蹦蹦跳跳地走了。等到跑到布店，向柜台里高声喊道：“买布！”店家问他：“狮子伢，买么布呀？”他却发现已经忘了要买什么样的布了，只好打道回府，重新请示。 他小时候很活泼，想象力很丰富，第一次看见山，就说那是一只大鼻子，惹得人发笑。他还想入非非，爱提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大概是两三岁的时候，母亲带他到滩头去走娘家，滩头距水洪口有三十多里，母亲一双小脚行走不便，就以一头水牛代步。母亲告诉他，这次到滩头，是去看家公爹爹（外公）。他第一次听到“家公爹爹”这个词，不知其为何物，就一路上不停地问母亲：“家公爹爹是么东西？长的什么样子？有没有眼睛？有没有鼻子？有没有屁股？是不是跟牛一样长着尾巴和两只角？”令人忍俊不禁。
辛未年（1931年）发大水，大哥十二岁，跟着父母一起逃荒到了摊头。在这里，他眼看着不满两岁的弟弟因为饥饿和疾病而咽气，亲手帮父亲将弟弟埋在了滩头村外的山头。也是在这里，他被土匪绑票，亏得他机灵乖巧，与土匪巧妙周旋，居然使土匪大发仁慈之心，使他免于“撕票”之灾。这两件事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深刻的记忆，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绑票脱险后，他被送到汉口裕昌炭丸铺当学徒。因为是托知名前辈仲卿大爹介绍的，老板没有让他从事体力劳动，而是让他在帐房里跟着管账先生学习记账和经营。这是他走上社会自食其力而迈出的第一步，这时他不满十三岁。 1935年，我家新居落成，“兴发”杂货店的生意慢慢兴旺起来，“兴发”砖瓦厂也已开张，父亲很忙，非常需要一个帮手。刚好这时大哥三年学徒期满，并在出师后为老板无偿服务了一年，父亲就把他叫了回来帮忙打理。大哥在当学徒时，尊敬师傅，刻苦好学，很得大家喜爱。账房先生不仅传授给他做生意的各种诀窍，还指导他学习文化知识。四年学徒生涯，他不仅学会了如何做帐，如何经营，还学会了如何待人接物，如何处理商务和人事纠纷。他正在走向成熟。大哥回到家里后，父亲把主要精力放在刚起步的砖瓦窑上，杂货店就基本上交由大哥打理。大哥亲自到汉口去进货，并把当学徒时学到的知识和方法运用到柜上。他独当一面，初试锋芒，使杂货店面目一新。这一年，他不满十七岁。 做生意的时候，有时会有一些流氓地痞来胡闹，大哥在汉口是见过世面的，他不怕。小姐曾经回忆了她亲见的一个场面： 有天中午，大岭上的启文在坐够了茶馆之后准备回家吃中饭，路过我家柜台，大声喊道：“给我一包小号烟！”大哥把烟递给了他，同时伸手要钱。启文不耐烦地吼道：“没钱！记帐！”大哥知道他又要耍无赖了，把递出去的烟又收了回来。启文自命是光棍，没有人敢惹，就恼羞成怒，隔着柜台一拳打过来，大哥一闪，也针锋相对，顺势一拳打过去，打得启文踉踉跄跄倒退了好几步。启文见大哥不是一个好欺负的人，骂骂咧咧地溜走了。 1937年，大哥年满十八岁，到了抽壮丁的年龄。当时要抽常备兵，我家所在的这个保有六名青年抽中了，大哥是其中之一。但六人要分六批先后走，谁先谁后用拈阄的办法决定。大哥很幸运，抽到第六个走。这给了他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跑到武昌，找到教书的三姨父辅导自己补习功课，准备报考中学。复习了一段时间，果然如他所愿，进了一所中学。 1938年秋，武汉沦陷前夕，鄂西和鄂北的中学组成联合中学，准备迁往鄂西。大哥和二舅爷的儿子周明忠、二姨妈的儿子张凤洲三人，一起凭各自的成绩单到联合中学报了名，几天后，被安排搭乘轮船前往宜昌，等待分发。这一年的中秋节，表兄弟三人就是在这逃难的轮船上度过的。 到了宜昌，大哥和明忠哥被分到鹤峰，凤洲哥被分到来凤。兄弟三人离开武汉时，家里人曾叮嘱他们要相互照顾，不能分开，现在怎么能让凤洲哥独自一人到比鹤峰更加偏远的来凤去呢？这时凤洲哥正打摆子，间日发作一次，身体十分虚弱。大哥就找到一位沔阳籍的老师，请他出面活动，允许凤洲哥留在鹤峰，同自己在一起。经这位老师帮助，凤洲哥终于留在了鹤峰。接着，经过简单测试，凤洲哥被编入初三，大哥和明忠哥被编入初二。当时国难当头，生活极其艰苦，虽然读书不用交学费，吃饭不要钱，冬天还发一套粗布棉衣，但是常常吃不饱，尤其在青黄不接的季节，连包谷心也被磨碎了充饥。在这“寄书长不达”“无家问死生”的苦难日子里，三个老表无法与各自家里通音讯，只有彼此关心，互相照顾，比亲兄弟还亲。苦难折磨人，也锻炼人，三兄弟约定，日后一定要成为“一世祖”，开山创业。初中毕业，三人各自考入了不同的高中，这才分手。 大哥的高中是在四川长寿上的，毕业后到重庆考上了东方语文专科学校。这时凤洲哥已考入中央大学，明忠哥也已考入一所财经类大学，于是，三兄弟又在战时首都重庆聚首了。 1945年，抗战胜利。这一年岁末，离家整整八年的大哥回来了，在一番惊喜之后，问起别后行踪，才知道他流亡到了四川，并且考进了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在大哥到家之后不久，腊月二十八这天黄昏，被抽壮丁久无音讯的小姐夫王振威也冒着风雪回到了家中。母亲高兴地说这是“双喜临门”，认为是一个好兆头，预示着今后的好运。。 1946年，西迁的学校纷纷“复员”，大哥就读的东方语文专科学校也迁回南京。大哥在家小住了几日，就回到学校继续他的学业。东方语文专科学校是一所外语学校，主要学习南洋国家的语言，毕业后由国家“分发”工作。不久，大哥拿到了毕业文凭，经过考试，又拿到了出国证，并领得了出国经费，令许多人艳羡不已。 拿到这三样东西（文凭、出国证、出国经费）之后，大哥回到水洪口，与大嫂姚春华女士结婚。家里出了个大学生，而且接回了一个城里的有文化的儿媳，父母自然要倾其所有，大操大办。先在汉口会宾酒楼举行了西式婚礼，接着又回到家乡办了十几桌酒席，十分热闹，十分风光。 婚后不久，大哥就接到通知，已被“分发”到台湾工作。台湾自甲午之战后沦陷于日本，时间长达五十年，直到抗战胜利才光复。由于日本统治时期在台湾推行“皇民化”教育，台湾光复后，亟需发展国民教育，推行国语，急需一大批国文教师。大哥所学专业为东方语文，正是所需人才，所以被“分发”到台湾。他辞别了家人，只身前往，在彰化中学担任了高中国文教师。大哥走后，大嫂先在水洪口三入小学教了一阵书，1947年全家避难簰洲时，又经舅爹杨秀峰的外孙簰洲镇镇长张贤的介绍，在簰洲镇中心小学担任教员。1947年秋，大哥在台湾立足已稳，来信要大嫂到当地一所小学任教。为了减轻家庭负担，父母要大嫂带着刚刚初中毕业的小哥和小学毕业的三哥，也一同去了台湾。
1949年以前，每隔一段时间，大哥就要给父母写一封问安和报平安的信。信中经常介绍一些台湾的气候、风物和人情，令我们十分向往。他的每封信都按“八行书”的旧格式用毛笔直行书写，开头都是顶格单行大字“双亲大人膝下敬禀者”，提到父母时都要空一格，提到自己时在字行偏右下写一个小小的“男”字，落款时都是“叩安”，恭敬如仪，不敢有丝毫的马虎。 家里接到他最后一封信时全国已经解放。他在信中安慰父母对新政权不要过于担心，说我家本是平民，新政府保护普通民众，料想我家不会受到伤害，等等。这封信后来在四清时上交给了黄石港派出所，用以证明去了台湾的大哥并非国民党反动派的爪牙。可惜这封信后来不知所终。大哥的确不是国民党政权的积极支持者，终其一生都是一个“党外人士”。听母亲说，在流亡途中，大哥曾几次产生跑到解放区去的念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与台湾的关系开始松动，去台人员纷纷转道美国、日本、香港回到大陆探亲。慢慢地，有亲属在台湾的人，不仅不再受到歧视，反而被称为“台属”，受到礼遇和优待。记不清是八十年代中期的哪一年，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三哥一封试探性的来信，从此，我们大陆的姐弟才与失去音讯长达四十年的亲人接通了关系。不久，大哥从美国寄回录音一盘，录音中，大哥乡音未改，声音哽咽，令人听了心酸。他说，他打算在明年春季天气较暖的时候回家探亲。听了后，真是悲喜交集。当时，我曾写了一组五绝来表达听这一盘录音带时的心情： 在焦灼地等待了好几个月之后，我们终于等来了大哥、大嫂、三哥一行。大哥去台时年纪不到三十，如今归来已是七十岁的皤然老翁了，正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这次回来，他们没有到任何地方去游览，而是会合大陆的所有弟妹，一同到水洪口去，在父母的墓前烧香跪拜，然后分别到大姐、四哥、小姐、三姐和我几人家中探看。在任何一处，他们都没有出去逛街，而是和家人在一起反复诉说离别之情。可惜他们回来的时间太短，仅仅一月，就又挥泪告别，相约再见的日子。谁知这竟是我们与大哥的最后一面。大哥返台不久，就因骑自行车而遭遇车祸，身体大受损伤，第二年就不幸去世了，享年七十二岁。由于台湾禁止大陆人员赴台，我们连前去奔丧见他最后一面都不可能。 我与大哥虽然是同胞兄弟，在一起生活的日子却不足一年。我出生时，他正在四川流亡，等他回到家里，我已六岁。他在家中住了不到一年，又去了台湾，这一去就是四十年。等到1988年再见，竟然成了永诀。
我同大哥一起生活的时间虽短，印象却十分深刻。我所见到的大哥，正当青春年华，已不是母亲所描述的天真活泼、好说好动的少年，也不是小姐描写的办事干练、性格戆直、敢做敢为的小青年，我所见到的大哥是个性格内向、举止沉稳的读书人。他不爱讲话，讲起话来轻言细语，慢条斯理。他喜怒不形于色，我从未见过他大喜大悲，更没见过他揎拳捋袖，张牙舞爪。他总是一脸的严肃，一副沉思的样子。他很注意衣着，裤子总是笔挺的，头发抹着凡士林，梳得很光，外出时右手弯里挽着西装。他好洁成癖，一丝不苟，与玩世不恭、不修边幅的“名士风度”截然不同。他沉稳冷峻的性格和矜持严谨的生活作风，大概是几年流亡生活磨练的结果。 在大哥冷峻的外表下，蕴藏着深沉的感情。作为长子，他非常孝敬父母，努力为父母分忧，自己在台湾刚立住脚，就毅然挑起培养两个弟弟的担子；作为长兄，他对弟妹十分爱护，教他们如何预防沙眼和虫牙，如何讲究卫生，关心他们的健康，教他们识字写算，坚持要让弟弟妹妹上学读书。 其实大哥也并不古板，在他结婚后，他的新房里常常高朋满座，谈笑风生，拉京胡，唱京戏，好不热闹。我们之所以觉得他寡言少语，严肃冷峻，大概是因为彼此年龄悬殊，缺乏共同的语言吧。 关于大哥，我还记得两件趣事。一件是写春联。这年春节将临，西湾子的德春叔因为愤世嫉俗，自己想了一副对联，要大哥帮他书写。大哥一听，竟是“不吹不拍，天下英雄也；又吹又拍，捅（方言咒骂的意思）他先人也。”这样的对联写出来岂不要招人笑骂？大哥婉言推辞，但终于拗不过这位长辈。对联贴出后，惹得一村人捧腹，传为笑谈。 另一件事与我有关。一天傍晚，我和四哥在一个麦垛上玩耍，麦垛滑溜溜的，我失手一推，四哥滑下了麦垛，竟然一下子把左手腕跌断了。当时大哥正在家，事发后，他端坐在堂屋里的椅子上，把我叫到跟前，一脸严肃地进行“审问”。他的声音很低，但很威严。他问：“四哥的手跌断了，你难过不难过？”我低着头立正站在他面前，心里很紧张，听了他的问话，更加紧张。大哥用了“难过”这个词，此前我从未听到过，不知该怎么回答，又不能不答。我赶紧想：既然是做了错事，一定要否定自己，而否定的方式是要用一个“不”字，如“不好”“不对”“不喜欢”“不听话”之类，就带着沉痛悔过的表情，憋出三个字来：“不难过。”这后来也成了一个笑谈。 大哥与大嫂养育了一女二子。女儿名叫李玲玲，移民去了巴拉圭，育有一子一女。长子启昌留学美国，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与长媳林秀惠育有二子，名旭东、旭伟。次子启明，硕士学位，留在台湾工作，与次媳梁惠淳育有二女，名叫柔璇、星蓉。 [黄石文坛]《散花洲》春季号头条推荐李全修散文《桑梓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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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全修，出生于1940年，武汉市汉南区人。1960年于黄石师专毕业后分配至刚创办的黄石市教师进修学院（黄石教育学院前身）担任中文教师。1962年进修学院下马，进入大冶师范学校，先后任教员、教研组长、副校长，直至退休。被评为湖北省语文特级教师，全国语言文字先进工作者，获曾宪梓奖；曾参与若干项省级中师教育研究课题，发表若干论文并获奖，主编《语文教学艺术》一书获中国教育学会语文教学法研究会1991-1993年度著作二等奖；曾被《师范教育研究》作为首位封面人物。
《新东西》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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