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名：亦回，1965年出生，黄石市开发区汪仁镇人。少时喜爱文学，青年学着写文字，偶有小篇见诸于报刊。小说《手》曾获1994年河南巜百花园》月刊全国征文三等奖，被《小小说选刊》转载。现经商。 冯强生 父亲决定写本“书”，那是公元一九八一年的事情。那一年，父亲已经五十九岁。 一天，父亲在镇街口碰到文化站的李从克站长，闲聊起来。问起父亲的近况，父亲说：老啦！眼神不好了，手艺摊子丢给徒弟们守。唉！政策好，人却老得快不行了......一副落寞的神情。 父亲当时在镇街上摆了个修理钟表的摊子，带了两个徒弟，平常没事到处转悠。 李站长说：您老哥不是说了几十年的鼓书吗？现在文艺界重新落实“双百方针”，鼓励挖掘民间艺术。鼓书您是说不动了，可一肚子的好“货”不能烂了呀，何不写点东西出来，为活跃咱们镇的农村文化争个光荣，自己也留个名！ 父亲听了一怔，沉默良久，忽然眼睛就亮了……
父亲曾经是一位远近闻名的鼓书艺人，家乡人称其为“说书的”。在上个世纪、跨越新旧社会相当长的一段岁月里，父亲靠说书谋生。
父亲是个残疾人，腿脚不便。大凡说书算命的，多半不是健全的人，于“三教九流”阶级，排序是靠在最末端的，算是被世上同情的“作孽”的人。
据奶奶讲，父亲自小顽劣、不好管教。七八岁时，偷吃了崇佛庵里菩萨的供果，并在神龛前屙了泡尿，亵渎惹恼了神灵，回到家便开始发高烧、说胡话、浑身抽搐病倒在床上。全家求神拜佛、多方医治，虽然保住了一条性命，但一条腿自此肌肉萎缩变了形，瘸了。现在想来，应该是染上了病毒，得了小儿麻痹症。
父亲是独子。祖父早年闹革命加入了共产党，一九二七年不幸被国民党捕获，二十六岁就慷慨赴死，牺牲于大冶北门垴。那时，父亲刚满四周岁。
奶奶一生命运多舛。祖父没了之后的第二年，奶奶的瞎眼婆婆、我的祖奶奶也去世了。日子实在捱不下去了，奶奶只好卖了祖屋，携幼子改嫁到磊山墩的一石姓鳏夫，生一女。然而，仅两年，夫又病亡。万般无奈之下，奶奶又走一脚，这次是踮着一双小脚、牵着一双年幼的儿女，嫁给了汪仁上铺街的汪姓祖父，遂定居下来。
好在汪姓祖父是个开明活络的人，并不要求两个孩子改姓顶继，视如己出一般的疼爱，对奶奶也好。
父亲顽皮捣蛋、爱惹事端、及至后来患腿疾，花了家中不少钱，汪姓祖父也少有怨言；随后不久，在奶奶的一再哀求下，汪姓祖父又作出了一个影响父亲大半生的决定——他打捐作揖、以每年两担谷子、三斤菜籽油作为谢师礼，送父亲去大树林柯家祠堂，读了一年半私塾。
父亲长成少年的那一年，奶奶和汪姓祖父又开始操心，商量着想为残疾的父亲寻位师傅学门手艺，不致将来饿死。商量来商量去，终究是奶奶高明，见儿子头脑灵光、口齿清楚、善于模仿表达，于是，几经周折，托人介绍在鄂城的汀祖镇找到了一位说书的老先生；几包糕点、两斤老菜（肉）、两瓶谷酒，跪下磕几个响头，拜在门下。
从此，父亲开始了学说鼓书的学艺生涯。
父亲宣布说要写“书”，一家人都觉得非常意外，简直是“天方夜谭”。按现在的学历标准衡量，父亲的文化水平顶多算个小学毕业。大家的理解是，写书的人都是“作家”。父亲想当作家？真是有点太不自量力了。都认为父亲“疯”了，得了魔怔！
父亲说：一群傻巴，无知！我怎么就不能写书？事在人为，写“半夜鸡叫”的高玉宝，连书都没读过，靠自学成了作家。我虽然文化不高，但说了几十年的书，有底子在。现在眼睛花了，修表、刻章子的手艺也不能做，闲着也是闲着，趁现在身体好，写着试试，发表不了，我留着自己看！
父亲竟然知道“高玉宝”，我估摸着大概是从我的课本中了解到的。
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脸色凝重，语气透着执拗与坚定，目光越过我们，望向远方……
父亲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成说书，如何娶了还算漂亮的母亲、成为一家的顶梁柱，我不知道。自我记事时起，父亲已然在阳新、大冶、石灰窑以及江北的浠水、蕲春等周边地区说书，亦有了不小的名气。
我印象中青壮年时期的父亲，是个极讲究形象的人，长年留中发平头，高鼻梁，明亮的眸子，下巴总刮得铁青不留髭毛，透着一股子精明；一袭衣着虽然老旧、少不了缀有补丁，但清清爽爽，少有污垢。若不是腿瘸，腰板挺直、行走不用拐杖的父亲，真可以说得上有那么些许的气宇轩昂。
奶奶说父亲的长相极像祖父，说话的腔调、抽烟喝酒的姿态、包括嬉笑怒骂的样子都非常相似；祖父没有留下任何照片，家中留存的唯一的一张手工炭青画像，据说是照着父亲年轻时的模样绘制而成的。因此，我不再刻意努力的去想象祖父真实的模样。
父亲的性格特质是为人随和，好搭伙，少发戾气，无论在怎样困苦的日子里，总乐哈哈的；尤其幽默风趣、甚至带点狡黠的一面，堪称一绝，总是令人记忆深刻，让不少熟悉的人津津乐道。
一次，父亲随人去外村看戏，路上泥泞。父亲脚下打滑，不小心跌了个“仰八叉”，滋溜摔出去老远。父亲龇牙咧嘴好不容易爬起来，却郑重其事的说：哎嘿！冒吃亏，少走了好多路！惹得众人笑出了眼泪。
某一夜，生产队开群众会，会至酣处，正在讲话的生产队长许是过于投入，扯着嗓子过于用力，忽闹出另一种动静，释放出一响屁，悠长而洪亮。父亲嗅嗅，遂大声宣告：队长您这次放的好像不是苕屁，苕屁酸臭不响，应该是黄豆屁，这屁响还有点香！话毕，众人轰地大笑，笑得东倒西歪。威严的生产队长自是威严不起来，尴尬半天也忍俊不禁。稍后，生产队长的笑容又凝住了，暗想：这跛子莫非在含沙射影的骂我？却又无可奈何。一个好端端的讲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会开成个“屁会”。
“文化大革命”闹武斗那年，老湖山区（今汪仁镇）有一支号称“新二大”的造反派，其中一位“司令”级别的领导干部想拉父亲加入。父亲一脸庄重、神情肃慕，恭恭敬敬的说道：“我是革命烈士的后代，理应造反有理！可我是个跛子呀，如果真要战斗起来，说不定要革命战友来救，到时候岂不是要拖累革命造反派的伟大事业？不行！这点觉悟我不能没有！”弄得“司令部”的人哭笑不得、面面相觑。
父亲腿残，走路一步三摇，姿态肯定不怎么雅观。父亲从不“护丑”，对于某些人的戏谑调侃，无论是不经意或是有意，无论是善意或恶意，他都不是很计较。父亲常说：人家开个玩笑是看得起，找个乐子而已，这年头快活的事太少了！有时候还出口成章的自嘲：明知世间路不平，人正心善任我行！对于特别不知趣者，父亲顶多也只是笑着回敬：莫笑我是个跛子，肚子里有东西咧！我拐脚穿好鞋，行走四方，吃江湖饭，你看你，穿双看见脚指头的破烂鞋，真对不住你这双好脚啊！说得人家面红耳赤。
偶有小儿不懂事，学父亲走路作歪扭状，小儿母亲见了一把揪住孩子抽打，忙赔笑脸：先生莫怪！父亲不恼，笑眯眯摸出一粒糖果，或一小把炒豆，走过去递给小儿，逗弄其破涕为笑，父亲笑着说：这小东西学得还蛮像咧！。临走时，父亲扮个怪相、故作恶狠狠的样子吓唬小儿：好伢儿莫乱学，不听话我抢走拿远地方去卖了！
对于随便拿父亲开玩笑的人，我是深恶痛绝的。为之，我曾经不少与人发生争执，甚至还一度打破过儿时玩伴的脑壳，多年不相往来。我坚定的认为，父亲并不比别人的父亲丑陋、低矮，容不得人家随意“侵犯”。
父亲真的开始写“书”了。先是买来一些廉价的信纸，以及四处搜刮来的能写字的各色纸张，然后是圆珠笔。因为圆珠笔便宜，父亲一买就是一打。我的新华字典自然也就成了父亲的“战利品”。
父亲写书极认真，戴副高度数的老花镜，伏于桌前，一笔一划的写。偶尔停笔抬头思考。时而翻找字典，查找不会写的文字以及文字表达的含义。那副样子，看不出来是位初学写文章的老者。如果不是坐在我家破旧土屋内的那张破旧的桌子前，父亲倒真的有几分像是某个大学的教授，或是某个单位资深的知识分子呢！
然而，我觉得父亲写书的那种“吃力”的样子有点可笑。我在等着看父亲的笑话。
父亲说的“鼓书”，流传于鄂东南大片地区。这种鼓书说唱形式有别于长江上游江汉平原一带流行的“湖北大鼓”。湖北大鼓以“唱”为主，少有念白，配以鼓、板，还有胡琴，需要两个人搭档演出，后来创新改良又加上笛子、扬琴等乐器，算是接近于地方小戏了。父亲的鼓书则是以“说”为主，“唱”为辅，只需一人、一鼓、一板、一折扇、一惊堂木，随便摆一张结实点儿的八仙桌即可。至于场地，无非是村湾的祠堂、生产队的晒谷场、或是哪家门前较为宽敞的空地，牵上一只电灯泡，或是提上两盏烧煤油的马灯，一个说书的和听书的“场子”就算搭起来了。
父亲说书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简单。当夜幕低垂，父亲草草用过晚餐，他是最先来到书场的人。父亲来到准备好的桌子前，一件一件仔细的摆出说书的家当，似乎带着一种骄傲的神情，象摆出什么宝贝似的。家当自然不多，但也许是用的年代久了，那些鼓、板以及惊堂木什么的，都泛现出一股油亮，透着年代感。
环顾一下四周，父亲支好鼓架，左手套上响板，右手捏稳鼓槌，立定，手一扬，鼓板声便开始响起来，传出去几里地远。
首先开场敲打鼓板须要敲打个十几分钟，行话叫“亮场子”，也叫“开场鼓”，其实就是催促听书的人早早出门，多少也有些炫耀鼓板功底和手段的意味。“咚啪一咚啪啪！咚咚一啪啪！咚咚啪！咚啪啪！咚咚啪......”。鼓和板双手要配合得恰到好处，打的有章法，且多花样，节奏也多变，或急如流水，或缓若徐风，或铿锵金鸣，或如泣低述，惹人胡思乱想......
唱，谓之“开篇”。开篇的唱，除了规矩的唱腔和唱词外，是有些讲究的。父亲总能根据现场村湾的景致或何种喜庆人事，临时急智编些吉祥喜庆的内容。如：日出东山一点红，大王贵府添英才；待到二十春秋到，不骑白马銮骄抬......必是哪家媳妇生了个大胖小子；又如：月老牵线下凡尘，汪府大喜迎玉人；新郎登科初试笔，开花结果我再临门哪......这样唱定是婚娶喜事；至于哪个村湾的生产队年成好，庄稼丰收了，父亲一定会这样编几句唱词：一轮红日出东方，革命社员斗志旺；男女老少喜洋洋，不忘党来和国家......；也有新屋落成的，父亲就唱：高宇华府平地起，紫气东来又添财，六畜兴旺人富贵，你不请我我自来。均能引起满场的喝彩声、讨个好彩头。
关于唱腔，实在有些不好归类，既有汉剧楚戏的行腔，又似有鄂东南民间小调的韵味。不过，到了父亲的口中，唱腔优美、回味悠长。
开场的鼓和开幕的唱，作为铺垫之后，那么接下来的“说”就是说书的主轴了。父亲说书操着省城汉腔，不是很标准，但口若悬河、抑扬顿挫、通俗易懂。
其实，这些都不算什么，关键是父亲有着超强的记忆力，肚子里有“货”。父亲肚子里到底“藏”有多少部书，我无从考查。但大凡民间流传的“老”书，父亲都能说，像《封神榜》、《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薛仁贵征东》等经典书目，到了父亲口中如数家珍，信口拈来，从不冷场。在保留原著精髓的基础上，父亲还能故意掺杂进去一些令人惊愕曲折的新意，以吸引听众。
特别是书说到高潮，正值关键的某个情节时，父亲忽停了鼓板，唱道：说到此处我口干燥，喝杯香茶我再追根哪！接着一拍“惊堂木”，故弄玄虚的说：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将一场子听众的“胃口”高高地吊起来。
我曾问过父亲，既是说书的，那些老书都去哪儿了？家中怎么看不到几本呢？父亲说：是有不少书，放一块你挑都挑不起呢！“破四旧”那年都抄走拿去烧了......父亲说的时候眼神暗淡，摇头连连叹息.....
父亲写书，我感觉简直是有点在“拼命”，不分日夜地写。偶尔停下来，大概是某个章节“卡”住了。于是父亲就出门到街上去转转。遇到熟人问：冯师傅，您忙么事去了，好久没看到您了。父亲说，在搞创作呢！写本书！头昂得高高的，俨然已是一位“作家”，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
父亲写书虽然吃力，但速度很快，一天就能写满一大摞纸。我偶尔也抽看了一些稿子，发现错别字特别多，总用同音的字来代替，且语法不通，几次我忍不住差点喷饭。后来父亲听从我的建议，改用铅笔写，错误的地方好擦掉重写，也好修改。
母亲对于父亲写“书”，颇不以为然，持反对态度。说写书又不能当饭，人都写瘦了！父亲正色道：妇道人家懂个屁，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恐怕写出来发表了，也是咱老冯家的一点荣耀！
父亲写的稿子放得到处都是，母亲有几次准备拿稿子去茅厕“废物利用”，幸而被父亲发现得快，连忙喝止：快住手！那是我写的书稿！见母亲停手，又一连拍着胸脯扮怪相：好险！好险！
镇文化站的李从克站长一直在关注着父亲写书。时常跑来家中翻阅父亲的“成果”。我分明看到李站长在看的时候，眉头也一皱一皱的。但临走还是鼓励的话多：您先写着，我想法子找老师来帮忙整理，帮忙润色修改。哎，情节非常不错！
父亲听后，高兴得连连搓手，仿佛一下子年轻了许多。
父亲说书其实收入极微，那时候挣来的钱须上交生产队，否则不计工分，没有粮吃。当然父亲也不全交，偷留一些上交母亲，说家中有点：“活钱”，总归是好的。
多数村湾请父亲说书，也只能说个一两部书，说完大约需要六七夜的样子。说上十天半个月的情形很少。说完书离开的时候，请说书的生产队或某个人家会拿出一元、两元、或几角的票子递给父亲。说一声：冯师傅莫嫌少！也有没钱给的，那就估算着给个几十斤稻谷或红苕玉米什么的。这样有点麻烦，父亲背不动，须安排个劳力走很长的一段夜路，驮到我家。
那时候，乡村的夜晚很“瘦”、很枯燥无味。唱大戏几乎绝迹，放电影是很奢侈的事情，一年也轮不到两次。正因为家乡的许多个夜晚需要父亲。需要父亲的鼓板声，需要父亲动听诙谐的唱，需要父亲充满感染力的声音。
不知哪一年，说书也被禁止了。说父亲说的老书都是“封建糟粕”“旧社会余毒”。父亲嘴“痒”，时不时瞄个“空子”偷偷地跑去较偏远的村湾说书。其实，说书是个动静大的行当，鼓板一响，周边一片都知晓了，岂能瞒得过“政府”。印象中没有什么人特别为难父亲，想是父亲的人缘好，又或者父亲是革命烈士的遗孤，又或者是个残疾人，活个命不容易。
所以，父亲对过去的那一段艰难的岁月，以及对那段岁月中的许多人，心中是怀有感激之情的。
镇文化站的李从克站长说话果然算数，也或许是父亲“写书”的那一股子精神让人感动，李站长真的请动了县、市文化界的老师们来帮助父亲，特别是市作家协会的著名作家柯尊解老师。柯老师那时候在全国文学界已经有了很高的知名度，其作品颇具影响力。我也看过一些他的作品，让人仰望。
父亲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连说感谢，连说要请老师们喝酒。必须得请！
父亲一生爱酒。大多数时候一天两顿酒。有时甚至一天要喝三四顿。当然，那是碰到高兴的事或者烦心的事才多喝。那个年代，酒是奢侈品，需要酒票才能买得到。父亲总有办法，为了酒总能厚起脸皮去供销社“开后门”。或是跑去村湾里弄些本地自酿的杂粮酒，都是些劣质的高度酒。因为酒，父亲的酒友也特别多。
若要以为父亲是个“酒鬼”，那就错了。父亲喜酒但不酗酒，每顿喝个二两，至多三四两。增加量那也是后来日子过好了的事。我从没见过父亲喝酒喝醉过。但哪天若是少了酒，父亲必心浮气躁。拿他的话说是喉咙里有“酒虫子”，不喝过不得。母亲骂：鬼话！你就是个爱喝“猫尿”的大虫！
父亲每晚说完书，散场的时候，无论哪个村湾子都要想法子招待父亲一顿夜宵。沽一斤或半斤白酒，就一小碟炒豆类、几样小菜、一碗清水面，上面卧着一两只溜水蛋，就能吃喝得风生水起、红光满面。当然，也少不了本村湾的生产队长或小队会计，或者是有声望的旧相识一起吃喝。离开时，若还剩余有些酒，父亲必说一声不好意思，随手顺走。
我打小就不黏母亲，总爱腻着父亲。母亲每天出工劳作，身上总有股浓浓的混杂着土腥的汗味。父亲的身上有着淡淡的纸烟香和酒香的气息，煞是好闻。其实，我腻父亲真正的原因是跟着父亲一起有好吃的，且多能吃饱。所以，那时候只要能跟着父亲去村湾子说书，是我最幸福的事情。
父亲说书，也许谈不上“德艺双磬”，但父亲绝对算得上是个良善的人。有一年，从外地来了一位说书的同行。同行是位盲人，年长父亲好几岁，形容枯槁、脸呈菜色。据说那位瞎眼的同行在周边的村湾转了一大圈，硬是没有人接请说书。大概是想起来了“说书”有拜同行的老规矩，便一路寻问找到了父亲。父亲尽其所能招待那位同行，听同行诉说家中的困苦，哀叹残疾人出外说书谋生的艰难。父亲默默地倾听，良久，柔声说：老师哥您莫急，待我明天送您去村湾拉场子，这点面子我还是有的！次日，父亲便引领着“老师哥”去了好几处村湾，找了多位朋友熟人帮忙说情，让“老师哥”整整说了近半个月的书。
“老师哥”走时涕泪交流，对父亲感激不尽，依依不舍。山湾的人责怪父亲将挣钱的机会让给了别人。父亲说：我虽然摇手跛脚也是个残疾人，可好歹眼睛是亮的。一个瞎子，这大年纪摸黑到处跑，活个命不容易啊！咱们都做点好事，来日定有好报的……
父亲有没有请柯尊解老师和李从克站长喝酒，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父亲的书稿大约是在一九八三年年底完稿的。父亲跑了多少趟县、市的文化馆和文联，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父亲为了写这本“书”，似乎苍老了许多，头上又增加了不少灰白色的头发。记忆中我最难忘的是父亲写书的那些日日夜夜；特别是深夜里，当人们都在睡梦之中，我家窗前仍亮着的那豆灯火，以及窗棂上映照出的父亲的剪影，仿佛是一幅粗线条的木刻画，已深深镌刻在我的心中。
一九八四年的上半年，父亲的“书”终于发表了。是以父亲与柯尊解老师的名字、以连载的形式、联袂发表在黄石市文联主办的《散花》文学月刊上。
那一天，镇文化站挂上了鲜艳的横幅，上面写着：“热烈祝贺汪仁镇农民作者冯加顺同志的长篇小说《卢洲冤案》隆重发表”。那一天锣鼓声、鞭炮声响成一片，来看热闹的人络绎不绝。县、市文艺界也来了领导表示祝贺，还有电视台也派人来摄像，作为新闻头条，用作晚上播出。场面热闹非凡，像过节一样。
父亲无疑是这次庆祝会上的“焦点”。父亲这天新理了头发，修了面，特地穿上平常舍不得穿的一件浅灰色的中山装，容光焕发、满脸笑容、一步三摇地穿梭在人群之中，频频与前来祝贺的领导干部和熟人朋友们握手、寒暄。
那一天，镇文化站掏钱摆了好几桌酒席。那天，父亲平生第一次喝醉了。醉得摇摇晃晃走不动路......
父亲是第二天早晨才醒来的。我看见父亲拿着一本崭新的《散花》月刊，打开书，戴上老花镜，就着从窗外射进来的阳光，仔仔细细的一行行看着自己写的“书”。不时将脸凑近刊物，贴上去深深的嗅着，嗅着……
我想，父亲到底是在嗅什么呢？
后记：谨以此篇感谢帮助父亲完成文学创作梦想的作家柯尊解老师；纪念原大冶市汪仁镇文化站站长李从克老师；同时用作父亲的“十年祭”。
《新东西》编辑部
主 编：向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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