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特刊]何祥生的散文《一对二胡弦》

由丁延军改编、导演并担任主角“父亲”的短视剧《爸》，我看了N遍，每看一次都是泪流满面，既感动又惭愧。  

这部只有10分35秒的短剧，非常朴实，写的是“强子”的父母种的大白菜丰收了，决定送些在城里的儿子一家吃，挂念着儿子还有“房贷”，压力大，省一个是一个。  

在“强子”接到父亲的电话前，正碰上领导甩了“强子”的电话，他感到担忧。当“强子”听说父亲要来送大白菜，便没好语气地吼父亲：“几个大白菜值多少钱？不要添乱了！”还是“强子”媳妇接过电话安慰了父亲，让“父亲”第二天过来，并且数落老公“你就不能像对待领导一样对待父亲？”  

这一语惊醒了梦中人“强子”：是呀，我每天对待领导像对待皇上一样，鞍前马后，笑脸相迎，为什么就不能对待父亲好一点呢？  

“父亲”背着两蛇皮袋大白菜来后，“强子”又是递鞋，又是倒茶，又是让父亲抽烟并亲自点火，送父亲上的士车时，还像对待领导一样将手放在车沿上防止“父亲”碰头。  

就是这么几个细微的动作，却让“父亲”感动不已，回家非常开心地向老伴（张芳演）复述了一遍。  

我父亲去世26年了，回想父亲在世时，虽然人家公认我是“孝子”，但对比“强子”的这次行动，我做得太差劲了。  

1960年农历三月的一天，我呱呱坠地，时已48岁只差3个月的父亲当然高兴至极，因为之前他还没有一个男丁，是我来续了“香火”。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1959年大旱，1960年春仍在闹饥荒。母亲生我时，父亲还是从富水水库工地请假回来的。父亲路过木港医院，找我当医生的姨表哥去供销社开后门买了二两红糖我母亲落月。母亲也已43岁了，年纪大了，加之坐月子没有吃的，自然没有奶水，全靠我父亲到山上寻挖葛根制成粉当我的口粮。我也是穷命富相，从小就不吃我们家乡的主粮——红苕。一岁多后，父母早晨吃干苕粥，用那小罐在小火眼里为我煮一罐稀饭，中午随大人一起吃，下午要是大人吃整个的红苕，则用碗放些米安在红苕中间为我蒸一碗饭吃，或者是炒中午剩下的米饭给我吃，以致湾里人给我取了个“地主”的绰号。  

到了6岁，我上学了，校长是我湾子的大哥，他知道我挑食，有一次在全校站队放学的短会上，他不点名说：“有的同学在家里娇生惯养，不吃红苕，由父母隔吃隔喝，这是过去少爷的行为。”我知道他是在说我，回家后，我跟母亲说：“以后不要隔得我吃了，我和你们一样吃！”母亲听后非常高兴，第二天早晨真的不隔得我吃了，可我实在吃不下红苕，每天早晨就喝点苕茶汤，到了第三节课时就饿得眼放花。到了初夏时节能吃饱几天，地里的豌豆、蚕豆结果了，每天早晨的红苕粥可以放点蚕豆或是豌豆了，父亲总是把干苕片吃完，把拣出来的蚕豆或豌豆倒进我碗里。其实，父亲也想吃呀，可他为了儿子，一粒也舍不得吞进肚里。  

父母舍得给我吃，舍得给我穿，舍得给我用，但该做的事一定要我做，该守的规矩一定要我守。比如不能骂人，吃饭不能端到外面吃，夹菜时只能夹自己面前的那一块，不能翻菜，不能翘脚吃饭。用父亲的话说是“一块肉也要煮熟到吃！”  

父亲一生没打过我，就是嗓门有点大，喜欢吼人。我小时候爱哭，受一点委屈就哭了。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哭死呀，老子又没死！”  

我6岁读书后，第一个暑假就开始砍柴，中途不让母亲拿去烧，暑假结束后，我看到了码了一面墙的硬柴，为自己的劳动成果感到很自豪。  

父亲扁担放下地不知道是个“一”字，尝够了没读书的苦。为了供我和姐姐读书，父亲真是披星戴月，每天天没亮就起床把牛送上山去放养，顺便砍一担柴或牛草回来，吃了早饭集体出工，中午打草鞋，下午收工后不是砍柴就是种菜，晚上又要打两双草鞋再睡。  

我家的菜园也是种得很好的，有些菜吃不完，辣椒成熟后，父亲下午摘回，晚上将红椒、青椒分拣开，第二天天未亮就出发步行几十里山路挑到阳新县城去卖，中午就吃两分钱的饭、三分钱的海带汤，5分钱就对付了一餐。他卖完后再步行回家，从我家到县城再返回，就是抄小路也有一百多华里，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说，不用说挑担子，就是空手走一趟也不易呀！他的步行速度不亚于神行太保戴宗呢。  

受父亲的影响，我对用钱也是非常节约的，往往一张信纸要两面写，然后再写毛笔字。我读小学二年级时，亲戚、房兄给我压岁钱，少的一角两角，多的5角。我凑满了三元钱，花了两元多买了一支自来水笔，视若珍宝。为防丢失，还买了个链子扣在上衣扣子上。有一次，上山摘橡仁换钱，采摘发热了，就把外衣脱了下来，结果回家时发现自来水笔不见了，吓得我哇哇大哭。母亲和姐姐及时上山找，终于找回来了，我破涕为笑。  

有一次，母亲安排我拿着6个鸡蛋去供销社卖钱，6分钱一个，卖了3角6分钱。回家玩耍后发现钱没了，以为丢了，吓得我没吃晚饭就上床睡了，母亲以为我病了，还特意做了一碗鸡蛋苕粉皮我吃，我说不吃，母亲吓到了，问我到底是么样不舒服，我说我把卖鸡蛋的钱丢了。母亲问我姐，原来我给我姐后就出去玩了，搞忘记了。我的“病”自然好了。  

我初中毕业后，想学二胡，父亲给我弄了一把旧二胡，一个暑假就由“杀鸡”到能成曲调了。读高中时，同学们在学校挖山栽树，我被安排到学校文艺宣传队拉二胡，可第三天琴弦不小心拉断了，接起来声音不好听。周六回家时，我跟父亲说了，他这天中午没有打草鞋，而是利用中午休息时间顶着烈日走了15华里，赶到隔壁江西双港桥供销社买回一对二胡弦，又赶去出工。那是夏天，两个多小时走了30华里路，我看到他衬衣没有一点是干的，全湿透了，揩汗的毛巾拧出了水。可以想像，他不是走路，而是跑步呀！  

就是这一对二胡弦，让我知道了《骏马奔驰保边疆》，听到了《洪湖水，浪打浪》，学会了《手拿碟儿敲起来》，欣赏了《二泉映月》，看到了《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奏出了催人奋进的交响曲……  

1977年7月高中毕业后，我作为回乡知识青年回乡务农，几个月后在收音机里听到了恢复高考制度，我白天出工，晚上复习，煤油灯每晚薰黑了我的鼻孔，我如愿以偿跳出了农门，毕业后进入阳新首脑机关工作，结婚生子后将父母接来县城一起居住，第二年在电影院上坡处为父母单独争取了一间平房。春节期间，特意写了一副春联：六八晚得子如今随子县府乐；七旬喜带孙明将送孙月桂攀。这一对联引起过路行人驻足观看。  

我父亲也像“强子”的父亲一样很容易满足，活到七十多岁没去过武汉，我工作五年后再去大学深造，一次放假返校时顺便陪父亲去了一趟武汉，玩了归元寺、黄鹤楼等景点，中午时分，为了省钱，我与父亲各要了一碗素面吃，父亲辣得不行，我要再给他买一杯豆浆，他不准。为了省钱，当晚，我们又坐火车回到咸宁我学校住宿。此事过去了几十年，我仍然感到内疚，要是自己会赚钱的话，让父亲在武汉大快朵颐，岂不快哉！然而，父亲那次回家后，跟家乡人大讲特讲他去武汉的故事。  

儿子大点后，父母是县城、乡下两头住，母亲去世后，我要接父亲来县城住，他又不肯，往往是回家乡住一段时间又想孙子，便来县住几天，又要回去。有一次，我看到父亲来后，儿子打开门便叫“公”，将父亲的拄手棍接过来，再扶他进屋，父亲脸上乐开了花。  

我给父亲买的礼物并不多，去庐山时给他买了一根带灯的拄手棍，陪他度过了晚年；给父亲买了一件黄色军大衣，买了一双翻毛黄皮鞋，让他度过了冬天。夏天来了，特意为他买了一个鸿运扇。仅此而已，他却感到很满足很幸福！  

父亲物质上要求不高，但对尊严是看得重的。记得有一次，县里召开三级干部会，一直开到下午6点多，这条新闻晚上七点半要在阳新电视转播台播出来。我这个县委宣传部新闻科长兼着县电视台的特约记者呢，县里大活动电视新闻的文字解说一般由我来写。我连忙赶回家，抢着写解说词，结果父亲走过来说我家乡的事，我没好气地说：“过开，我要写稿！”父亲顿时生气了，跟我母亲说：“我们明天回去，他现在当官了，还看得起我们呀！”我写好后急忙骑车将稿子送到电视台，回来后给他解释，赔礼道歉，他脸上才多云转晴天。  

如今，父亲已离开我们26年了，我也拿到了国务院的“津贴”（已拿《退休证》，领了退休工资）了，孙女七岁了，孙子也四岁了，我也非常在乎儿女对我的态度。也许是言传身教吧，儿女对我也算孝顺，每年父亲节、春节，都有礼物送我。每次去武汉儿子家，当看到孙女、孙子叫着“爷爷”扑向我怀里时，心里乐滋滋的。  

弹指一挥间，我从父亲手里接过一对二胡弦已经四十多年了，虽然没有奏出时代最强音，但也奏出了时代幸福音，欣慰！甚幸！  

何祥生，男，1960年3月出生，阳新枫林人，华科大在职研究生学历，主任记者。1980年参加工作，1987年开始专职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来，发表新闻稿件200余万字。偶尔发表散文作品。

《新东西》编辑部

主     编：向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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