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还来不及毕业，来不及和同窗将近三年的同学们说声再见就偷偷辍了学，曾经的教师梦，在伴随着班主任一次又一次的催交学费，和回到家中爸爸筹不到钱时那张苦恼的面容中如薄雾般渐渐散去。
在贫困中无奈地提前和少年告别，揣着三姐的身份证跟随二姐的朋友——娥姐一起挤上了南下的列车。列车缓缓启动，窗外的景物越来越快地倒退在我模糊的视线中，车轮冲击铁轨的“哐当”声碾碎我一路惆怅。 娥姐把我带到深圳宝安区松岗镇一个名叫三裕的鞋厂，那是她上班的地方。偌大的厂房四周被高高的围墙绕了一圈，谁也别想在外面窥视到里面的一草一木，只有几米宽的厂房大门才是唯一的出口，那扇沉重的深蓝色的大铁门也只在有货车进出时才会由穿着一身严肃的制服的保安吃力地推开、关上，然后“咣当”一声套上了沉甸甸的大锁。 刚到这里已是傍晚时分，夕阳无力地挂在西边，晚霞被这座工业城市的废气污染得失去了她原有的红色。人事部门已经下班，入职手续只能等到第二天，热心肠的娥姐只好找关系把我安排在门卫室坐了一宿。那时所有的工厂都不允许带外人跨进厂房大门一步，哪怕是门卫室。在我饥肠咕噜的时候，娥姐给我送来了一包方便面，告诉我怎么吃，然后帮我泡好。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也是第一次听说方便面，心想等我挣了钱，第一件事就是要买一箱方便面寄回去，让家里的人尝一尝，世上还有这么好吃又方便的美味。 第二天当天边泛起第一道亮光的时候，娥姐就带着我静候在人事部的门口，经过几个小时的等待，人事部主管拿着身份证用一种复杂的眼神将我从头到脚打量个遍，看到他的表情我一阵颤栗。又是娥姐堆着笑脸跟他解释，并说了些好话，他才收回那将信将疑的目光。然后吩咐女助理把我带到车间EVA组。 每一个新进厂的员工都会受到老员工的欺凌和排挤，当然我也没有例外。这种受鄙视的日子在三个月后就宣告结束，他们不再为难我，慢慢地对我这个全组最小的湖北女孩友好了。当时厂里有七百多人，而湖北人却只有十三个，包括我这个小不点。不久，组里的统计员四川大姐辞职，组长见我能写一手好字，就让我顶上了这个空缺，我不用再和工友们一起去线上做那份辛苦的工作了。但只要有多余的时间，我都会去帮他们干点活，于是他们都亲热地叫我冬冬而不是全名。（因为我姐的名字里有个冬字） 上班的时间过得忙碌又充实，虽然每天加班时间都不低于四个小时，最难熬的是下班后的时光。厂里每个月只有发工资后才放一天假，平时都关在这酷似牢笼的工厂里不得出去，万一有急事需要外出还得去人事部开放行条。每天下班后只能待在狭小的宿舍里，任思绪翻过千山万水飘到故乡，多么想重回校园和同学们一起欢快的歌唱《恋曲1990》，一起抄阅汪国真的诗篇，然后再一起拍张毕业大合照。可机器的轰鸣声总是无情地把我拉回现实，我把这些都写进日记，写成诗歌，然后装进信封寄给我最好的同学，而每次收到他们的信都会平添我对家乡的思念，常常躲在被窝里，任由泪水肆意侵略我的双眼。 在外受了多少委屈都吞在了肚子里面，仍一直告诉家人和朋友：我在外面一切都好。这是每一个打工者不言而喻的做派，最能见证打工朋友的辛酸画面就是在人山人海的火车站，一个个肩上背着个大的行李包，手里再提着个小的，站在长长的许久不见挪动一下的队伍里买票，进站，上车，有时甚至等几天也买不到一张票，只好倒头就睡在丢在地上的行李包上，却又不敢睡得太沉，怕错过每一个买到票的机会。 回家的日子总是很短暂，和家人同学在快乐的相聚之后正月初四便又返程。和富水镇一伙老乡一同来到了咸宁火车站，看到漫长的买票队伍，有同伴急着赶回去上班就提议找个铁道口进入站台，大家都默许并行使了这个办法，我们一行十几人顺利到达站台，当列车进站后徐徐停下，大家朝着各个车门狂奔而去，丝毫没有感觉到背上行李的重量。时值春节高峰期，从外面看到车内黑麻麻的一片人头，乘务员竟然连车门也不打开了，我们又疯狂地敲打着每一个车窗，里面的人缓缓推开窗门，在得到了我们每人给十元钱的报酬后就奋力地伸出手来。我清楚的记得当时有个同行的胖胖的女孩由于体重超标，第一次没有爬进去，重重地摔在坚硬的水泥地上，发出“啪”的一声肉响，她顾不得疼痛迅速爬起来，再次把手伸向窗口，后面的两个同伴赶紧一起用力把她托举起来，总算是顺利进去了。 车厢内到处挤满了人，过道里站着的，蹲着的，坐着的什么姿势都有，就连卫生间也已经被乘客霸占了，这幅画面就像是战乱时期逃难的人群。一张张为生计奔波而疲惫的脸，为不能上厕所而憋得通红扭曲的脸，在列车经过二十二小时的长途颠簸到达广州之后，又打鸡血般奔向各自的工作岗位，挥洒着热血和汗水，只为赚取那份在家乡无法获得的所谓高薪。 当我在三裕鞋厂工作到第三年的夏季，厂里效益呈现下降趋势，许多工人因为拿不到先前的收入而纷纷跳槽，而我却不敢轻易离开，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脱离开的噩运。一个四川籍科长的老婆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候进了厂里，他放眼望去，似乎只有我这个没有后台的丫头片子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被赶下岗位去生产线当作业员，然后让他老婆来接替这份比较轻松的工作。年少气盛的我如一头倔驴，以一张“厌恶三裕官身权威”为由的辞职书扬长而去，告别了这个曾经温暖过我的工厂。 没有提前做好跳槽的准备，我提着行李孤独地游荡在这个熟悉的城市中，一边找工作一边躲避治安人员的检查，那时没有暂住证会被抓起来，然后怎么处置就不得而知了。 中间断断续续的找了几份工作都不是很满意，最后只身一人从深圳投靠了在中山市三乡镇的姐姐，姐姐在我出来的次年也加入了打工的大军，来到了三乡镇。这里到处都是阳新老乡，久违的乡音总是频频响起在耳边，很快我在这个不是故乡却似故乡的小镇上找到了心仪的工作。 不知不觉的在外漂了十几年，当初那个稚气未脱的少年早已褪去了青涩，我没有苏轼“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超脱心态，始终如海上的浮萍随风飘荡，找不到靠岸的码头。每次春节返乡奋不顾身地去追赶列车的时候，总希望有一天这些合资企业能把工厂开到我的家乡去，让我们的心不再流浪，青春也不必再流落在遥远的他乡。
陈文娟，阳新县宏卿人，经历了生活太多的磨练，租住在简陋的蜗居中却仍然能笑对人生，与阅读为伴，同跑步为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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